读论语心得全集-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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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习中，变通的原则也是相当重要的，学习时要多动脑，学问更要活学活用，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享受知识和学问所带来的好处。死读书的人多数无法将学问灵活运用，一旦发生状况，他们也只会生硬地搬出脑子里有限的知识，陷在矛盾与错误的生活中。不管是模仿还是学习，都要懂得灵活应用，绝不是生搬硬套就能获得同样的效果。不懂得变通与应用，只会让自己错误地踏上以为可以通往成功的道路。学习，最重要的不是理论的死记，而是知识的融会贯通，就像数学公式一样，我们背得再多，很快便又要忘记，但是，只要我们了解了公式里的解题技巧与原理，不管考题怎么变化，我们也都能迎刃而解！
　　变通就是以变化自己为途径通向成功，你改变不了过去，但你可以改变现在；你想要改变环境，就必须先改变自己。人生在世，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都应该学会变通。因为，客观情况在不断变化，我们必须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正如诸葛亮所说：“因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利而所何无敌。”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克服困难走向成功。对于善于变通的人而言，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困难，只存在着暂时还没想到的方法，然而方法终究是会出来的，所以，善于变通的人只有一个归宿，那就是成功。人生在世，每个人的自身条件不一样，每个人遇到过的困难也迥然不同，那么，每个人采取的方法更是不一样的。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任何人遇到任何困难，都必须变通，不变通，就无法克服困难，很难走向成功。
　　萧伯纳说：“明智的人使自己适应世界，而不明智的人只会坚持要世界适应自己。”让我们都学会变通吧，让我们都走向成功大道吧，假如你陷入了困境，不要消沉、不要焦虑，有一条路可以绕开生活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让你到达目的地，那么这条路就是所谓解决问题的绝妙方法——变通。
　　世事变幻无常，没有人能够一帆风顺地过一辈子，所以那些已经取得了成功的人发现，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必须要能适时地灵活变通，否则道路就会崎岖难行。当你树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之后，你必定要制订一个相应的计划，可是，这还远远不够，因为任何事情都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往往一件事的发展、变化在你的意料之外，你原有的计划将不再适合于已经变化了的局面，你必须对此做出改变。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灵活变通是必须的，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灵活应变的素质将成为你棋高一筹的标志，同时它也能把你引向成功的坦途。
　　第三章政务之道
　　求才以治天下
　　孔子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历史上的舜帝为什么能够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并为中国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只是因为他有人才辅佐。舜平定天下，留万古美名，靠的是他有禹、稷、契、皋陶和伯益五个好辅才，天下就大治了。孔子还引用周武王的话。周武王说，他起来革命，打垮了纣王，平定了天下，当时真是得力于十名好辅才。就舜和周武王平定天下的事例，孔子对学生说：“才难”——真是人才难得，从历史上舜与武王的事例看，可不就是这样吗？尧舜禹三代以下千把年的历史，到周朝开国的时候，是人才鼎盛的时期，也只有十个人。而这十个人当中，还有一个女人，男的只有九个而已。在周武王的前期，整个的天下，三分有其二，占了一半以上。他还不轻易谈“革命”，仍然执诸侯之礼，这是真正的政治道德。这一段话是孔子就历史哲学，对人事的评论。在评论中表明了一种观点：得人才者得天下。

第43节：论语心得（43）
　　东汉末年，农民起义蜂起，政权更替频繁，群雄拥兵自立，纷纷逐鹿天下。当年曹操一道矫诏，立即汇集关东17路人马。这17路人马即是17路诸侯，17座山头，17条争锋斗勇的好汉。但到了最后，为何只剩下曹操、刘备和孙权三大政治集团鼎足而立呢？可以说：“三分鼎立决于人才。”这三个集团的首脑都重视人才，礼遇人才，注意招募、选拔使用人才，因此各自有一大批优秀人才。刘备劳碌奔波，势力日趋壮大，最后不但有了“五虎将”，而且得到了三国时期的顶尖人物——诸葛亮，自然成就了一番事业。东吴孙权承父兄之业，据长江之险固然不可否认，但他的江山之所以能延续几十年，不能不说得力于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这一干栋梁雄才。曹操集团中，曹操本人就是一个人才，更难得的是他奉行“惟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的政策，大量搜集、网罗人才，因此三国时期，曹操集团的人才最为整齐，阵容最为庞大。他在起事之初，本身已有一批人才，后来招募了一批，每打败一个对手，又大胆接纳一批，从而为他称雄图霸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为什么曹操能够罗致到如此多的人才？为什么许多人才又投奔曹操的麾下？应该说，他本人深谙“得人才者得天下”的道理，从而坚决奉行“惟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的策略，这是他能战胜对手决定性的原因。
　　历史上的曹操，曾经多次下令公开向天下求贤。他针对东汉选官的积弊，以大无畏的胆略把“德行”、“名节”、“门第”等迂腐无用的选才标准一扫而光，提出一条挑战性的选人标准——“唯才是举”，不拘一格。他要求各级官吏要不拘微贱、不拘品行、勿废偏短，把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统统推荐上来。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天发布的“求贤令”中，他鲜明地指出：“现在天下未定，急需要贤才。如果只有廉洁的人才能当官，齐桓公怎能称霸？难道现在就没有胸怀谋略但身穿粗布衣的平民，像姜太公当年在渭水之滨垂钓的吗？只要有才能的人，就应该得到推举和使用。”
　　这以后，曹操又下了第二道“求贤令”，一道比一道说得明白。在公元214年12月发布的“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中，他进一步强调：“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公元217年，曹操已63岁，行将就木，但求贤之心愈切，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更明确指出：“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取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他要求他的用人部门对那些“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这充分显示了曹操对人才的重视和爱惜，简直可以说他把人无完人、慎无苛求的思想，把才重一技、用其所长的思想，把只用人才、不用庸才的思想，推到了空前的高度，充分表现出他超凡的气魄和见识。
　　曹操不但如是说，而且努力付诸行动，在他南征北战、东拼西杀的历程中，始终注意罗致人才。首先是荀彧、荀攸叔侄前来相投，接着荀彧推荐程昱，程昱又推荐郭嘉，郭嘉又推荐刘晔，刘晔再推荐满宠、吕虔，满宠又共荐毛玠。武将是于禁来投，夏侯惇引典韦进见……曹操对这些文武之才，个个以礼相待，并给予适当的职位。
　　除了这样大批地收罗之外，曹操一旦发现了什么奇才、勇士之流，也是绝不放过，总是想方设法弄到自己的手中。例如，他曾用最优厚的待遇，企图挽留关羽；在当阳长坂坡，不准放冷箭，极想生擒赵云而留用；以取母骗子的方法，挖走了刘备的谋士徐庶……比较魏、蜀、吴三家领袖人物，在收罗人才方面，曹操所花的代价是最大的。
　　由于曹操招聘选拔人才不计门第、不凭资历、不以名望为依据，只是惟才是举，所以在他选用的人才中，文有屡进良策的郭嘉、程昱、荀彧、荀攸等谋士，武有典韦等一批神勇之士。同时，在曹操的人才班底中，有隐士，有狂士，有降士，有壮士，有屠夫，有商贩，有逃犯，有盗贼，有降将，真是不一而足，充分显示了人才来源的多空间、多阶层、多渠道，从而构成“猛将如云，谋士如雨”的强大阵容，使曹操实现“摧灭群盗，克定天下”的政治抱负有了足够的“本钱”。有了人才，创立强魏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第44节：论语心得（44）
　　名正言则顺
　　倡正名的智谋，在孔子以后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成了历代帝王实施统治的法宝，正因为此智谋如此有效，所以历史中的权谋实践家们极尽所能，将这一智谋思想加以充分运用。
　　三国时期的曹操和刘备，其所以能在群雄纷争、诸侯割据的局面下，迅速崛起，吞并其他政治、军事集团，形成三国鼎立之势，与他们灵活运用“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的策略有着很大关系。
　　曹操当年矫诏联络的十几路大军讨伐董卓不成，纷纷离去之后，各军阀趁朝廷动乱、无暇多顾的机会，彼此争城夺地混战开来。别的地方不说，单就关东一带的军阀，几天前还是盟军，转眼却反目成仇，相互绞杀。今天袁绍打公孙瓒，明天是孙坚击刘表，后天是曹操攻陶谦，然后袁术袭刘备，过后是吕布战完曹操又攻刘备。你争我夺，互不相让。就在此时，长安又发生了更大的动乱。董卓发难之后，15岁的汉献帝带着一帮皇亲国戚和一些老臣，离开长安前往弘农避难。经过半年折腾，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后面追兵又到，只好丢下所有的细软及宫女，仓皇逃向洛阳。一路上辗转流离，坐牛车，住窝棚，吃青菜，啃窝窝头，又经半年才到洛阳。可是洛阳经董卓焚烧之后，又几经战乱摧残，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现在只剩下几百家。宫殿全毁，献帝只好居住在中常侍赵忠的家里“办公”，唯一赶来“勤王”的外官只有一个河内太守张扬。这时的曹操，正在许昌一带发展势力。他的谋士看到汉朝天子几经辗转，如今初定洛阳，正需要人扶持，尽管汉朝天子已无能行令天下，但这块牌子有它特殊的作用，尤其是对曹操这样想成大事而眼下势力还不够雄厚的人。处在群雄割据的局面下，拥有“天子”这张王牌，别人必当另眼相看，打着牌子也好做事。于是便极力建议曹操西进洛阳“护驾”。谋士对曹操说：“春秋时，晋文公迎周襄王，终于当上了霸主；秦朝末年，汉高祖为义帝发丧佩孝，争得天下人心。近年来董卓作乱，皇上蒙难，是将军你首先起义兵，只是因为关东诸军彼此兼并战乱，您才没有能远上关中去辅佐朝廷，但天下人还是知道您有效忠皇上的心。现在皇上已经到达洛阳，忠义之士思念汉朝，黎民百姓也怀念过去的日子，将军若此时能去保驾，下可顺从民众的愿望，上可以宾服四方的豪杰。至于皇上周围那几个武将不过是盗贼之流，不值得顾虑。如果万一失去了这个机会，让别人抢先把皇上接走，那就悔之晚矣！”曹操一听十分有道理，就带领本部人马来洛阳“护驾”，并把汉献帝“请”到许昌。
　　挟天子幸许昌，简直令曹操喜出望外。他在许昌大兴土木盖起宫殿，请献帝入宫，又修建宗庙，便于天子祭祀先皇，大有匡扶汉室之势。献帝感谢不尽，遂封曹操为大将军，地位在三公之上。天子既已在自己手中，又是大权在握，曹操便想试试这张王牌的威力了。当时各地军阀中，以袁绍为最强，曹操原来还是袁绍的属下。他想试探一下，袁绍对他的所作所为服还是不服，也想试探一下汉献帝这块王牌的效用，便让汉献帝下一道诏书，责备袁绍地大兵多，却不思朝廷，只一心树立私党，扩充势力，意欲何为？袁绍一见此诏书，果然不敢怠慢，连忙上书申辩并表示愿意效忠朝廷。曹操牛刀小试即获成功，深感挟天子以令诸侯，比自己东拼西杀省力得多，管用得多。从此，曹操奉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越来越多，给他带来的好处也越来越大。
　　为什么奉天子就能慑服诸侯，发号施令？可以说正是“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的结果。有了天子之名，则说话做事就有权威，自然能产生效果。可见“正名”是非常重要的。尽管自己无名或名不正，但可以借，借用别人而为自己“正名”，标示自己的“正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
　　身正令则行
　　孔子十分重视为政者个人的修养，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任何一种制度，说到底总是人为的。他认为，“政”者，“正也”。倘若为政者自己不能端正行为，做出榜样，那是无从端正别人的；自身不正，仅以下达命令来要求别人，结果是收效不大的。相反，假如为政者本身端正（这个正字包括的意义很多，如思想的纯正、行为的中正，等等），那就用不着严厉的法令，民众也会很自然地按照法规做人办事，社会风气也很自然地随之转化而归于端正。
红桥
第45节：论语心得（45）
　　4000多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位“舍己忘家治洪水，劳心焦思画九州”的英雄人物。这位英雄人物就是大禹。大禹之所以能取得治水的巨大成功，除了他的聪明才智、充沛精力、勤谨办事等因素外，最为重要的，是他富有身先士卒、吃大苦、耐大劳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尤其是有为天下公益而不惜牺牲私利的奉献精神。一句话，大禹自身“正”，故而能率领和组织民众整治水患，造福社会。相传，在尧、舜为部落联盟首领的时代，滔天的洪水淹没了平原，包围了崇岭，民众被迫躲在高处，困苦不堪，十分忧愁。为了解除水患，尧帝采纳四方部落首领的意见，任用鲧（禹的父亲）去负责治水。鲧采用修堤筑防的办法，以期挡住洪水。但这种办法非但未能奏效，反而愈堵水位涨得愈高，结果水势迅猛，冲毁堤防，为害更甚。舜继承尧的职位后，便免去了鲧治水的职务，并把他放逐到羽山（今山东郯城），派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
　　大禹对于舜贬斥他父亲不但毫不记恨，而且愉快地接受了委派，开始了艰辛的治水工程。始建于南朝梁初的禹庙大殿中，有这样一副对联：“三过其门，虚度辛壬癸甲；八年于外，平成河汉江淮。”写的就是大禹治水的事。大禹和涂山氏女结婚后的第四天就毅然离家去治水。他的儿子启出生后，也顾不上回去看一看。他一心扑在治水事业上，在外面整整苦干了八年。他亲自参加劳动，手不离耒锸（掘土工具），总是打赤脚，栉风沐雨，脸孔变黑了，小腿上的汗毛被耒锸磨光了。因为治水土，涉山川，走路太多，脚都变形了，以至于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形成独特的“禹步”。尤其可贵的是，禹在外治水八年，曾经三次路过自己的家门，竟连一次也没有顺便进去看一看。后来，禹曾对舜说：“我娶涂山氏女，辛日结婚，壬癸两日在家，甲日（娶妻第四天）就离家治水去了。生了儿子启，我也未能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全身心地去治水，所以平治水土才获得了成功。”
　　大禹对于自己治水成功的原因的分析是非常准确的。在治水期间，他总结了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放弃了单纯堵挡的办法，或疏通，或填埋，完全根据实际情况坚持以疏导为主，让洪水顺着河道宣泄，有控制地流向大海。这种正确的治水方法是成功的重要原因。但是，在这如此声势浩大而且旷日持久的工程中，大禹若没有身先士卒，以自身吃大苦耐大劳的行动来鼓励、带动民众，民众与之同心同德，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