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百年经典散文·风景游记卷-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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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缝中明明灭灭的水光树影竟是那“湖中湖”，“管中窥豹”，当如是了。
　　出了湖心亭，下个景点“花港”，再也不敢问津。像斗败了的鸡，只往偏僻处落荒而行。有点累了，随遇而安，顺便在草丛中乱石上坐下，边聊天，边抽烟，湖心亭惹得的心躁却也渐渐平复下来。起始并未留意，只觉微风徐徐，舒然畅然，及至随着脚边的湖水涟漪放眼望去，烟霭迷蒙，浩茫缥缈，波光山色，深浅一碧。没想到在这无人光顾之处，求之不得的竟不求而得之，西子情态，尽收眼底。
　　第二天，主随客便，游九溪十八涧。这地方实是难找，只好边走边问，也多亏了我们有辆吉普车。人说，过了六和塔见岔道往右拐。我们依言拐了。又有人说，拐早了，须返回去再往前走。我们踅回又往前走。又有人说，走过头了，还得往回走。于是又往回走。走着走着，一抬头，又到了六和塔下，彼此相对苦笑，却更逗得兴起，再踅回去。为何有这大雅兴，“锲而不舍”？实因了几句话，是俞曲园老人说的：九溪十八涧乃西湖最胜处。
　　行行重行行，终于找到了，阿弥陀佛！果然不虚此行。不说别的，只一下车，就像喝了一瓶冰镇汽水，立感浑身畅爽，暑意全消。更兼地处偏僻，游人寥寥，连同我们仅七八人。今日好景，专为我辈设。
　　借用曲园老人的状述：
　　清流一线，曲折下注，作琴筑声，四山环抱，苍翠万状，愈转愈深，亦愈幽秀。余诗所谓“重重叠叠山，曲曲环环路，丁丁东东泉，高高下下树”数语尽之矣。
　　景物依然，曲园老人看到的，我们看到了。可能是老先生只顾仰头看山看树了，未暇看脚下看自身，这我们也看到了，是青苔遍地，未雨而湿，彼此相视，面色皆绿。
　　回城途中，耳中似乎仍响着那直泻而下的山涧溪注。
　　画家徐启雄，现居杭市，为浙江画院的头头，早在50年代就彼此相熟。第三天，不去湖山览胜，专去启雄家作竟日之谈。
　　每想到启雄，总想起他那《新嫁娘》的眼睛，那深邃得像井一样的眼睛。
　　启雄原在《人民日报》美术组工作，在一般人看来是“要津”。记得有一天我俩去帅府园美协展览厅看一外国画家的画展，在展厅里碰到叶浅予先生。他们俩说开了浙江话（我听不懂），叶先生笑着伸出拇指晃了晃（我看懂了），是对他的称赏，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因为叶先生是不轻易奖许人的，何况老师之于学生。似此，正值好风青云，启雄忽起“莼鲈之思”，要求调回浙江老家了。我既为他惋惜，又佩服他旷达超脱。
　　睽别数十年，启雄仍是嘻嘻哈哈老样子，正如方兄戏呼“小朋友”。
　　启雄以数十幅新作相飨。玉雕楮叶，虱视车轮，艺道更为精进。笔下的女性，绰约妩媚，婀娜多姿，各呈其妍，各尽其妙。
　　山川形胜，钟灵毓秀。于人、于艺，以启雄证之，的非虚言。
　　选自《随笔》，1995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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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柳泉杂记
邓友梅
　　邓友梅（1931～），生于天津，祖籍山东省平原县。代表作有《在悬崖上》、《我们的军长》、《话说陶然亭》、《烟壶》、《追赶队伍的女兵》等。


　　对蒲松龄老先生，我一向在崇敬之外有几分亲切感，倒并非因为我有一半山东血统，并在蒲家庄左近住过一阵，相识过一些他的后辈同乡。实在的是因为这人不摆架子，不装一副大作家的唬人面孔。写小说就写小说。虽在小说中洒满了他的孤愤、怨恨、同情、钟爱，让读者在文学享受中受他的思想影响，但在动笔时绝不先装出个教训人的面孔来；他算不上思想家，但他也不勉强装作思想家；他一生穷愁潦倒，却也不冒充阔老大亨。七十多岁熬上个贡生，混了一套袍褂，始终不穿，七十四岁那天，他儿子找个画像师为他写真，极力撺掇他穿上这套礼服。他穿了，画完一看，越琢磨越别扭，特意在画像上写明：“为余绘此像作世俗装，实非本意，恐为去逝后所怪笑也！”这就是他为人的真实处。人真文方能真，有真才能谈到善与美。
　　如今蒲老先生的宅居却是体面起来了，山石花草，粉墙漆门，清堂洁舍，在全村里出类拔萃。我想他若在此，能过一天这种有派头的日子也好了。可惜这宅子是他分来的祖产，到他手破旧得连门也没有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感激政府和当地文物工作者为修整这故居所花的财力，所尽的心意，这终究是老作家遗物中仅存者之一。比如他的坟墓，就在大破“四旧”之际毁得不成样子。雍正三年张元撰写了个“柳泉先生墓表”，刻成石碑。为的是留给后人一点研究资料。旗手大旗一摇，石碑化为灰尘。打倒“四人帮”后，茅盾先生重写蒲松龄墓碑，特在左侧记上一笔：“此处原有张元撰柳泉先生墓表碑一座，于文化大革命中毁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之祸”。我看了心里酸酸的。这两行字很能表达茅盾先生的心情和品格。茅公也作了古人，这碑本身也是珍贵文物了，倒不如做个亭子，把这碑也保存得好些。
　　村东的柳泉，确是夏日乘凉的好所在，几十棵柳树，一汪清泉，依傍在南北大路之侧，夏天沏一壶茶，放两把烟，自己乘凉，也招待汗流浃背、口干舌燥的匆匆行人。行人既饮茶，又歇腿，没有不扯几句闲话的道理。听的人既不放录音机，又未必当面作笔记。说的人也不怕抓辫子追谣言，于是上下古今，花精狐鬼，信口开河，真假相间，想怎么说怎么说，说完拔腿就走。在闲扯淡中作家就汲取了创作素材和语言营养。有人认为关于蒲松龄的这一传说未必可靠。你到柳泉看看，就会认为也未必不可靠。古泉旁边，绿柳荫下，恰是闲扯的好环境。当然，那时柳泉号称“满井”，是躬身即可捧而饮之一汪清水，不是现在这样多少丈深不见水的枯井筒，那亭子也不会像如今这样红柱翘檐，只不过是个茅草窝棚罢了。话说回来，蒲老先生也先要在生活中尝遍酸甜苦辣，揣摩透世态人情，琢磨出人生哲理，才能把这些道听途说打磨成艺术珍品。若无本人的亲身体验，生活积累，只凭道听途说，是写不成《聊斋志异》这样的传世之作的。如今如果有人指望东打听一件新闻、西寻问一件轶事，就想写出好文章，我劝他去蒲松龄故居看看那两块砚台——我知道这样的人是有的。
　　这真是两块快磨穿了的陋砚啊，石头既不出名，雕工也不出众，可是满是笔痕，满是墨迹，这砚台已伴随他六十多年。顺治十五年考秀才用的是它，此后他多少次考场失败伴随着的也是它。带着它上高邮、宝应当幕友，又带着它教私塾、坐冷板凳。一面过着“终岁不知肉味”，“贫病出无驴”的苦日子，一边用这砚台写他的《聊斋志异》。这两方砚台，缺棱少角，记录下作家辛苦耕耘的一生，帮他为我们的文化宝库增添了如此瑰丽巨大的财富。砚台旁边还有一只铜做的，熏得漆黑的手炉。这手炉使人仿佛看到在苦寒的冬夜，在缺门少窗、透风漏雪的屋内，写几页手冻僵了就烤烤手，烤一刻手缓过劲来又奋笔疾书的穷作家的劳苦相。我于是想到，蒲松龄是这么贫困、而又是这么富有。他享受的是贫困、献给人民的是富有。屡考不中，使他到死没尝到鸣锣开道，前呼后拥的滋味，却使他磨练出多少篇锦绣文章。福兮祸兮？中国并不少他一个封建时代的巨宦或乡坤，但少不得这样一位描情述事的圣手，也许考不中的不幸正是他的大幸！
　　蒲松龄的文章瑰宝，和他的清贫生活，耿直性格互为依存。人们去蒲松龄故居，首先不是看风景，其次也不只是看古物，要紧的是从遗物中了解那个故人和他所生存的社会面貌，能不能既把故居故物整修保管好，又不一切翻新，弄得像个高干住宅，而失去原有基调和气氛呢？
　　我从蒲家庄出来时，心中既感到在社会主义中国从事文学工作十分幸福，又面对蒲松龄先生艰苦一生羞愧得不能自己。我走的这段路，蒲松龄生前恰也走过，有一天他半夜从瓮口回来，突然碰上大雨，人困马饥，好容易遇到一户人家，主人却叹息说自己正揭不开锅，拿不出人食马料招待他。他只好硬着头皮再往前走。可前边是什么路啊！“下关暝黑闻风雷，倒峡翻盆山雨来”，“来时当道僵尸卧，我行至此马腾惊。云是虎噬远行客，髑髅啮绝断股肱。”连滚带爬，直到鸡叫才到“篾席破败黄茅卷”的家。如今看着这望不见边的工矿厂房，万家灯火的宿舍农庄，车上满载的棉花、粮食、陶瓷、煤炭，感到和蒲老先生相反，自己从人民身上取得的过分富有了，而献出的竟是如此贫困。
　　巴金老师说：“作家不过是一种职业，一个工作岗位。”“我重视、热爱这个职业，这个岗位，因为我可以用我的笔战斗，通过种种考验为读者、为人民服务。”蒲松龄的时代，作家还谈不上是一种职业。他要靠教书挣饭吃，才得以坚守这个“工作岗位”，为读者、为人民服务。而他竟服务得这么好、这么有成绩。这实在对我们是极大的鞭策和激励。我们应当鞠躬尽瘁，为人民服务得更好些。
　　选自《散文》，198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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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四记
邵燕祥
　　邵燕祥（1933～），浙江萧山人。著有诗集、杂文集多种，散文集先后有《乱花浅草》、《旧时燕子》、《梦边说梦》出版。


　　小引
　　近有温州之行，得识永嘉山水。一条楠溪江，名列于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以水秀、岩奇、瀑多、村古、滩林疏朗寥廓胜。无多装点，野趣天然，荆钗布裙，不掩国色。爰作四记，并足迹心迹均志之，以飨后之问津者。
　　池塘春草梦
　　我告诉朋友们，要去浙江永嘉，一圆我的池塘春草之梦。
　　永嘉籍老诗人赵瑞蕻立即寄我一篇他的论文，论谢灵运及其山水诗的，就以这位南朝刘宋诗人梦中得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为题，告诉我“池上楼”古迹犹存；当然还告诉我到了温州，一定要尝一尝江畔海边滩涂中出产的蝤蠓！
　　谢灵运（385～433）从422至423年秋，在永嘉做了一年太守，留下近二十首诗，这就是今天从温州市区一过瓯江大桥，入永嘉县境，便见竖着风神潇洒的谢公石像的缘故吧。
　　我的旅行袋里揣着顾绍柏氏校注的《谢灵运集》（中州古籍出版社），一路也老念叨他；今天山上有石蹬台阶，自然好走，当年诗人穿木屐登山，上山去其前齿，下山去其后齿，这世称“谢公屐”的小发明，确是源于亲履亲知。贵为一方之长，并不要人用轿子抬，已属难得，况且他还写出真山真水真性灵的山水诗。他不像后来的徐霞客那样行脚半天下，自觉地考察自然地理，这也不必深责：评价古代作家我们不是应该只看他比前人做出了哪些新的贡献么？
　　史传上说谢灵运游踪遍永嘉，这永嘉是大永嘉，相当于今天温州市所属各县。从他的诗看，不但包括了今天的温州市区、郊区，还涉足平阳、瑞安、乐清和雁荡山，还有今天的永嘉县。
　　谢灵运初来，就“裹粮策杖”登永嘉绿嶂山，山在今永嘉县楠溪江畔。其时大约已到秋末冬初，溪水凝寒，翠竹披霜，山涧曲折，似断还续，在深山远林中不辨方向，竟闹不清初月落日谁东谁西。这就是他诗里说的“澹潋结寒姿，团栾润霜质，涧委水屡迷，林迥岩逾密。眷西谓初月，顾东疑落日。……”可以想见当时古树蔽日，浓翳遮天。这种景观，在今日永嘉北部的四海一带原始林区也许依稀可见；楠溪江中下游植被自然不如千载以前，不过那“草木蒙茸，云兴霞蔚”还是使人流连忘返的。如果从现在起加意养山育林，环境不因开发而破坏，那么若干年后，或能不仅在书本中，而且在地面上整体的重现“谢灵运的山水”。
　　谢灵运来这里时，虽说从衣冠南渡，吴越渐次繁华起来，但永嘉地处海滨，还是边鄙穷荒之地。远离了皇都的政治漩涡，却又无异于贬谪流放。诗人说，“地无佳井，赖有山泉”；又在与弟书中，抱怨永嘉郡“蛎不如鄞县”，及至后来尝到乐成县（今乐清县）新溪的牡蛎，又赞叹道：“新溪蛎味偏甘，有过紫溪者”。俱可见他的无可奈何之情。谢灵运藉永嘉山水疏散了愁怀，永嘉山水则藉谢灵运表现了自己。这本是差堪告慰的。但四十八岁的诗人终于难逃劫数，弃市广州，罪名竟是与暴民有牵连，意图谋反。谋反一事，有人说有，有人辩无，今天谁还弄得清楚。总之谢灵运卷进了皇帝刘家兄弟间的政争，做了牺牲；谢灵运的作品几乎与诗人同命。他原有集，早已失传，诗文只散见于《文选》和其他总集、类书、史籍。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谢康乐集》，已经是明人辑录的了。不过诗人也有诗人自己的命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一千多年流传不衰，仿佛谢灵运竟也附之以生：“梦中得句”云云，我怀疑是诗人自己或别人编出来的传说，所谓谢灵运自己说：“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或许是诗人带有自得的谦词呢。
　　我是少年时代先读了“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寻故问典，才知道“池塘生春草”的名句。一梦几十年，温馨鲜活如昔，直到这梧桐叶落的季节，终于借着来楠溪江采风之便，重温谢灵运的生平，含咀诗人的篇章，寻访诗人的屐痕，揣摩诗人的心曲，不觉思绪棼乱，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永嘉人——温州人总不是无端地把一千五百年前只曾在此为官一年的谢太守引为知己，至少因为他曾寄情这里的山水，由衷地咏歌过这里的山水吧。
　　舴艋舟
　　连日在楠溪江右岸的公路上来来去去，俯瞰秋水，一碧深青。昨晚赶到狮子岩看鸬鹚捕鱼，晚了，无星无月，看不真切，只得了四句俚词：“遥灯如柿柿如灯，渔火秋江几点明。为问楠溪平且浅，鱼游何处躲鱼鹰？”
　　今天风和日丽，全不像“十月一，送寒衣”的节令，心情舒展开来。听说主人要安排下午游江，心想也许能一乘舴艋舟了。来到渡头，一色排开的都是竹筏。
　　这里的竹筏，头部高高翘起。弯处是火煨烟薰留下的黑黄痕迹，使人想起焦尾琴。十二根毛竹并排，任你坐卧，足够听点水漱石之声了。
　　都爱说水清见底，成了一句套话。这水底仿佛探手可及，铺满大大的卵石，在日光水影下摇晃。我知道光和影造成了错觉，才把水看得浅了。浅处也总有一米左右，不然竹筏撑不动。但也深不到哪儿去，否则舴艋舟就不致兀自横在水边了。听说三百里楠溪江，二百里可走舴艋舟，我想那是春夏水涨的时候。叫舴艋舟，此蚱蜢可大，只是梭头尖尾有如蚱蜢。船篷有一节可以推开，长长一段就成了敞篷的。与李清照当年所说，“载不动许多愁”的“双溪舴艋舟”，大约相差无几。那首有名的《武陵春》词，已经考出是1135年春李清照五十二岁在金华所作。早在1130年清照四十七岁，那年正月宋高宗赵构车驾曾泊温州。清照赶来从黄岩雇船入海，“从御舟海道之温”；三月间又随御舟离开温州。皇帝的御舟我想要大，清照走海路，内河的舴艋舟虽可张帆，怕禁不起海上风波，然则所雇的海船该不是舴艋舟了。当时温州或包含今永嘉县境，但清照伶仃一女身，追随行在，逃难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