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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满清是中华全面复兴之必要条件-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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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在征服辽东辽西的战争中就以武力推行剃发收降的政策，取得了一定军事、政治和社会效果，被他征服并被强行剃发留辫的汉人也不再以“蛮夷”、“胡虏”来蔑视满人，因为他们从身体上已经分辨不出满汉；接替他衣钵的皇太极自然秉承了这一政策，继续以武力勒令汉族人民剃头，作为臣服的标志。同时，为了防止满族人受汉文化的影响而改变衣冠服饰，皇太极多次下令要保持满族的风俗，把剃头、禁民着汉服作为一项国策确定下来，传令“有效仿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重治其罪”。皇太极认真总结以前契丹、女真入主中原“数世之后，皆成汉俗”的历史教训，认为，满洲入关之后，也会不可避免的汉化，自己的民族有被汉化而消亡的危险。为避免这一点，皇太极认为，关键是要保证满洲人的“骑射”传统；为保证骑射，满洲人的辫子、胡服是绝对不能放弃的！这是皇太极留给后世的“祖训”。既然“祖训”不可更改，而且要保证其政权的长久，那么惟一的牺牲品就是被压迫的汉民族。改换发式、衣冠可以营造一种“同类”的假象，避免汉人因为发式、衣冠的差异而引发“华夷之别”与“亡国之痛”，从而使汉人从身体到心理的臣服，于是不惜砍杀千百万汉人的头颅，充分地体现了其野蛮性和固有的民族歧视以及游牧民族对武力迷信的文化心理。
6。关于张献忠屠蜀
当然，起义军张献忠的军队屠蜀，也给四川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也是应该受到谴责和批判的。然而，后代史籍却错误地、夸张地甚至不切实际地记载了这段历史。
清代毛奇龄在《后鉴录》中记张献忠部队共杀近七亿人，《明史》记张献忠“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宫，尽杀之，笔墨成丘冢”，杀六亿“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民逃深山中，草衣不食久，遍体皆生毛” ，《清史稿》说“四川经张献忠之乱，孑遗者百无一二” ，“张献忠之乱，四川民几尽” 。
关于张献忠屠成都一事，影响最大的是一本事过近百年后才出现的乾隆年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的彭遵泗所著《蜀碧》一书。其中所引证的书目收录了包括《明史》、《明史纲目》、《明史纪事本末》等25种记载了张献忠屠蜀的史料。因该书详细地描述了张献忠如何的嗜杀如命，所以连鲁迅都对书中的“记述”深信不疑而对“流贼”痛恨不已。
然而，《明史》中又记四川人口“万历六年，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 ，即使夸张地估计，1578年四川有不过近千万人（考虑当时人口考察不准确和大量未计入的人口），到六十多年后四川如何生出六亿或七亿人让张献忠的部队来屠杀？
再如，清军于顺治三年（1647年1月） 斩张献忠，然而直到张献忠死后十数年后的1659年，清军才攻陷重庆。亦即在这十几年中，张献忠余部和四川人民同清军展开了殊死反抗和搏斗。四川人民被张献忠屠杀得“几尽”、因逃命而“遍体皆生毛”，又怎么会、又如何能够同清军斗争十数年？
更不用说张献忠以超变态的心理如何组织起强大的起义军队、在面临困难境地却要自毁长城、在反抗清军时被杀死、仍有人冒死凭吊张献忠等不合理的问题了……由这些拙劣的错误，可见满清所修“从顺治二年（1645）开史馆起历时95年，是中国历史上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官修史书” 之《明史》的混乱不堪，及其将极其残酷的屠杀栽赃给张献忠的险恶用心。
实际上，导致四川“千里无人烟”最大的罪魁祸首是满清军队，在将四川屠杀得差不多干净后，这才有了“湖广填四川”。具体论述见附录《张献忠屠蜀考辩——兼论屠蜀的真凶》。
二、满清政权的殖民本质
雍正说：朕以外国之君主中国之事。他在《大义觉迷录》中说：“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并颠倒黑白，反客为主：“是夷狄之有君，即为圣贤之流，诸夏之亡君，即为禽兽之类。”《大义觉迷录》后被乾隆帝宣布为特号禁书，凡有私藏者，即有杀头灭身之罪，惟恐有一人“觉迷”。并将其父雍正罚而未杀的曾静等人戮尸、抄家、发配边疆。
“当满清这个老强盗被更强大的新强盗凭借武力打败之后，就惟有加倍地牺牲更弱的被征服者——汉民族的利益以求保存自己的掠食地位。” 马戛尔尼在其纪事中强调：“我们的许多书里都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了，好像他们是一个民族。可是清君却在时刻关注着这权力的诞生地。”“……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变成一个中国人。”
前文论述过晚明时中荷之间的料罗湾海战，其规模甚大，却打的荷兰人向郑氏集团“纳贡”。对比清代鸦片战争之结局，满清的腐朽无能和无海权的落后意识可见一斑。明政府处于崩溃前夜时，崇祯帝尚能下令反击荷兰人，为何所谓号称“康乾盛世”之后不久的“大清”对付外来侵略却这般无能？如果认识到满清政权的殖民本质，便很容易理解此类疑问。
满洲八旗在清代中后期没有战斗力，否则也不会允许汉人建立湘军，淮军了，但八旗和绿营每年耗银达2000万两，约占清廷财政收入的1/4，而湘军每年经费只有15万两。曾国藩的湘军在帮助满清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后被迫解散，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满清统治者的防汉心理。
满清贵族对于任何可能不利于其民族专制的事物防之甚严，宁可不要能令中国富国强兵的政治改革（戊戌变法），也要维护满清贵族的统治特权。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满清统治者还说着“宁与友邦，不予家奴”“量中华之力，结与国欢心”的无耻字句。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进入北京时，慈嬉在逃跑时竟然命令军队袭击抵抗西方侵略者的义和团。
“……情报则把洋人在各地的暴行解释为想逼慈禧归政于光绪，刺中了慈禧的痛处，她最怕的就是大权旁落，于是就立刻下诏“宣抚”团民，同时对外国列强“宣战”，为表决心，她将主剿义和团的徐用仪、立山、联元等人砍头。但是，当后来联军打向了北京城，慈禧又拿出了另一手，暗中向洋人打招呼，在炮火连天中派人到东交民巷去联络。北京失陷，她在逃往西安的路上，命令清军对义和团进行剿杀。同时为了表示对洋人的友好，她又下令杀掉主抚义和团的刚毅、徐桐等一批大臣。
当慈禧信任义和团之时，就是外国公使夫人们受难之日，当慈禧跟公使夫人握手言欢的时，义和团已被镇压。据经常出入宫廷的美国女医生赫德兰夫人说，慈禧往往给予这些公使夫人过高的礼遇，往往是公使夫人落座之后，光绪皇帝才能坐下，而且还欠着半个屁股。慈禧不仅让皇帝对这些过去看不上的外国女人迁尊降贵，也放下自己的架子，时常拉住这些洋女人的手嘘寒问暖，让人感至到眼前就是一个慈祥的中国老太婆。”
满清贵族对后来戊戌变法的评价是“汉人一兴，满人必亡”。六君子被杀的罪名其实就很明白地昭示了满清殖民压迫统治汉人的政策，那就是“保中国，不保大清”。
这些事实，使满清统治者的殖民本质暴露无遗。近代西方国家的经济腾飞几乎都以牺牲和掠夺中国为前提 ，但在政治上八旗子弟以“保大清不保中国”心态，把自己的利益始终放在中国的国家利益之上，先后八次反侵略战争无一次坚决斗争到底，总是以投降妥协（签订不平等大量条约，赔偿巨额财款）为终结，这是造成一次次丧权辱国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闭关锁国、近代落后，几次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被称为最腐败的明王朝，终期一朝，无论在何种不利的局面下都不曾签订过不平等条约。明朝的皇帝，崇祯上吊，小明王情愿被勒死也不降；而满清的末代皇帝溥仪先是投降袁世凯，然后跑到满洲当傀儡皇帝。在满清皇帝的眼里，日本人远比中国人可靠。只是不知道提倡游牧民族的“狼性精神”的姜戎先生在此作何感想。
在西方殖民者用发源自中国的火炮、火枪来掠夺利益时，中国人民只能用大刀、长矛和部分从地下挖出的明朝火器对抗侵略者。最终虚弱的满清统治者竟和西方强盗一起诈取中国人民，一起分赃。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的镇江之战，满清统领海龄却以防谍为名，大肆屠杀城中居民达万人之多。在满清统治者看来汉人天然靠不住肯定会和洋人勾结，乘机颠覆他们的政权。这就是以“老殖民者”自居的满清政权的困境，这是其“部族统治者”深刻的本质特点决定的。
西方列强一致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满清当他们在中国利益的代理人，所以他们支持满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而且西方列强也明白以汉人势力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夺取中国领导地位的后果，西方商贸、军事、政治、文化侵略势必在那时难以向在异族满清统治之下如此容易渗透进来，一是因为这块土地是汉人为主体的中国人所有，他们各种形式的侵略和渗透必然招致最大程度的反抗。二是西方畏惧汉人的成熟文化体系、民族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以及智力程度，总之所有的一切就会恢复到明朝的态势。西方也深谙满清的统治思想，所有的一切都是侵占得来，不是我的江山领土可以随意糟践，不是我的人民生活安康不用考虑，不是我的人民素质可以随意践踏愚化，只要不触及满清贵族和八旗子民的世代剥削者地位和幸福生活，外国提出之任何要求可以答应。大家都是怀着同样针对中国的目的，既然是战友那就要互相扶持，共同镇压反抗的奴隶，从而更有效地压榨这些奴隶的土地资源、黄金白银、矿藏、劳动生产品、文明成果、智力资源和所有一切可以剥削的东西。
1840年后，西方的狮子、老虎、狗熊纷纷踏上神州，欲同满清这只先得手的野狗分享猎物，这就达到中华民族悲惨命运的极点，爆发革命的客观条件就此具备。中国先是被满清这只野狗给咬伤了，然后才被其他猛兽所欺压凌辱。这是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真正原因……“双重殖民”导致人民的痛苦达到临界状态，为了活命必须拼命，唯有拼命奋争才有可能活得像个人，于是就有了革命的发生。经过长达100多年的艰苦奋战，中国人民才重新站了起来，将新老殖民者统统地赶下历史舞台或驱逐出国门，实现了政治上的完全独立，使自己的劳动果实不再受任何强盗民族的武力抢劫。
满清末代皇帝傅仪承认，九一八事变后，他曾经主动给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写信，宣称：“我朝以不忍目睹万民之疾苦，将政权让与汉族，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固，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主动要求投靠日寇，建立满洲国。溥仪在《我的前半生》说其在“登基”时宣称：“满洲是满洲人的满洲，不是中国人的满洲。”
三、“康乾盛世”的实质
所谓的“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达115年。有些历史学家们将“康乾盛世”称为辉煌，觉得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奇迹。他们认为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学术文化的集大成趋势是“康乾盛世”最显著的历史特征。
然而事实如何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佩琦认为，长期战乱和明清易代清改变了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局面。清初，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全国各地一片荒凉。战乱和满洲人带来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社会经济严重倒退，经过近一百年才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当经济又达到或超过明代后期的水平时，中国已经与西方拉开了距离。
如果把“康乾盛世”和三代以降号称盛世的其他各个时期特别是明朝相比较，就会发现，无论是在质上还是量上，都具有历史上罕见的全面颓废崩溃之势。第一个对康乾盛世提出质疑的人大概是鲁迅，他看了外国人的一些记载，怀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狱吹出来的。北京语言大学周思源教授在一次演讲中说：
汉朝当时在世界上的领先程度只有横跨欧洲、北非的罗马帝国相比。而唐朝在当时的强大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且不说其疆域之辽阔，就唐朝的富庶也是康雍乾时期无法比拟的。当时两个世界强国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都不如唐朝，因此最重要的是看这个朝代在当时世界上的先进程度。康雍乾三代显然远远不如汉唐。
汉唐之所以被认为是盛世，并不仅是由于其当时高居世界首位的物质生产水平，更重要的是汉朝和唐朝的文化与精神面貌。汉唐时代政治环境比康雍乾时期宽松得多。汉代的皇帝总的说来比较开明，社会洋溢着一种进取、开放、昂扬的大汉精神。唐朝的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都是比较注意“纳谏”的，对臣工相对比较尊重……
总之，汉唐之所以能够成为公认的盛世，最重要的是其具有世界上的先进文化和高昂的民族精神，而这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品格和财富。
连称赞“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的戴逸也指出“盛世的阴影”四个方面：闭关锁国、重农轻商、禁锢思想、轻视科学。
无知文人鼓吹的所谓“康乾盛世”时代，满清政府凭借汉族人民传统的瓷器、茶叶和丝绸维系着巨大的经济来源，并没有发展新的生产技术。后来，由于红薯的大面积引种避免了饥荒才维持着社会的安定。清朝国民生产总值的上升，财富被贵族和上流社会对玻璃、钟表等西洋货的奢侈消费占用了。丧失了政治尊严的弱者绝没有资格享有经济上的平等。汉族老百姓并没有获得生活水平的改善，反而因为贫富分化和人口膨胀有所下降。
1。“康乾盛世”的人民生活
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炎武指出关中情况：
以今所睹国维人表，视昔（崇祯末）十不得二三，而民穷财尽，又信徙而无算矣。……有六旬老妇，七岁孤儿，挈米四升，赴营千里，于是强者鹿挺，弱者雉经，阖门而聚哭投河。
唐甄则说得更详细：
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再如雍正编写的却被乾隆禁传的《大义觉迷录》中记载了吕留良在康熙时期说的一句话：“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
乾隆时期的诗人魏来朋的《鬻子行》写道：
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
在这首令人不忍卒读的诗中，我们仿佛听到了200多年前的穷苦人民被迫买儿买女时，骨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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