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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评传-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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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 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霜 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这首词自问世不久，就曾激起热血人士的赞许和共鸣，其中张端义和刘 辰翁对此词的评价更发人深思。前者云：“（易安居士李氏）南渡以来，常怀京洛旧事。晚年赋《元宵·永遇乐》词云‘落日熔金，暮云合壁’，已自 工致。至于‘染柳烟轻（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气象更好。后叠愁如海”；贺铸《曹玉案》：“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① 张元干《谒金门》：“艇子相呼相语，载取暮愁归去。”
② 董西厢《仙吕·点绛唇緾令·尾》的“休问离愁轻重，向个马儿上驼也驼下动。”王西厢《正官·端正好·收尾》的“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二，万有文库本。
云：‘于（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皆以寻常语度入音律。 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调者难”①。后者云：“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 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②。“（刘辰翁）于宗邦沦覆之后，眷怀麦秀，寄托遥深，忠爱之忧，往往形诸笔墨，其志亦多有可取者”③。张端义对 此词从艺术性方面作了较充分肯定，而刘辰翁则从思想性方面对其作了高度评价。可见这是一首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佳作，值得仔细品味：词的上片写眼下元日之夕。首二句似取用江淹《拟休上人怨别》诗的“日 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和廖世美《好事近》的“落日水熔金，天淡暮烟凝碧”之句意，谓落日象熔化了的金子一般绚丽璀璨，暮色中飘浮的云彩聚拢 了来，宛如珠联璧合。对于“人在何处？”常见的有两种理解，一是承上文，云景色依旧，人事已非，含有身世感伤之意；二是“人”指作者的故夫赵明 诚。每逢佳节倍思亲，作者在嗟叹身世飘零的同时，想到亲人，完全合乎情理，故上述二解可合而为一。
但是，感叹身世也好，思念亲人也好，都是内心活动，别人看不见，也 摸不着，必须将其外化出来。那么“染柳烟浓，吹梅苗怨，春意知几许”，这种令人黯然神伤的景语，正是上述作者悲苦心情的外化。“春意知几许”， 是春意盎然的反面，言时值早春。而早春天气也有风和日丽的时候。“次第岂无风雨？”“次第”是进展之词，此句接续上二句，意谓别看今年元宵节 天气这么好，转眼恐有风雨来临！这几句字面是讲天气，但仍然是人世感喟，含有一定的哲理和人生体验。不是吗？大至宋朝社会，已由盛而衰；中如赵、 李两族，已家破人亡；小到自身，曾几何时，才名轰动，令多少人倾慕不已，如今竟变成了一个只身漂泊的嫠纬之妇。一句话，天气也罢，人事也罢，都 那么变化无常！想到这些，哪有闲心游乐？
所以“来相召”以下三句收束得顺理成章。当初词人构思诸如“香车宝 马，谢他酒朋诗侣”这类词句时，不一定含有嘲讽的意图，但今天读到此处时，思路自然会撞到这样的问题上：国家已经快要到了山河破碎雨打萍的境 地，“酒朋诗侣”们却把杭州作汴州，香车宝马，仪从阔绰，依然寻欢作乐。
作者谢绝了召邀，可见她不同于那些醉生梦死的人，其精神品位、思想境界 之高，亦可见一斑。
过变转忆“京洛旧事”。起拍“中州盛日”，寄托了作者深挚的家国之 思。那时家国兴盛，元宵节特别热闹。“闺门多暇”，当指词人未婚之时。
看来她回忆的是自己初到汴京不久的事，大致是哲宗元符年间或稍后的事。 那时她处境优越，“暇”不仅指有空余的时间，主要当指作者生活优裕、有那份闲心。她于公元 1101 年出嫁的第二、三年，党争加剧，受到株连，曾一 度离开汴京。即使再回京，心情也很不一样了。从十五、六岁到二十岁前后，可以说是传主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可以想见，这时的她，不管穿戴也好、气 度也好，自然会压倒群芳，如再锦上添花、着意打扮一番，一旦出现在灯火斑斓的市街上，不知会引起多少人交口称赏！然而“如今”她早已年逾花甲， 鬓发散乱，憔悴不堪，即使时值佳节，夜间也懒得外出了。这就是为什么害① 张端义《贵耳集》卷上。
② 刘辰翁《须溪词》卷二。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须溪集》提要，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怕夜间出去的心理背景。 此词最深刻、最令人心酸的是结拍的“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二句。试想那些在灯红酒绿之中时时发出“笑语”的人，怎么会念及国家安危 呢？当躲在帘儿底下的作者听到这种“笑语”时，内心该是多么酸楚。读到这里，使人深感作者谢绝了“来相召”者也好，或害怕夜间出去也好，并不 是忧愁自然界的“风雨”，更不是自惭形秽，而是在江河日下的当儿，所产生的一种难以名状的孤独感。
这首词的写作特点，既是人们常说的今昔对比，又不是那种简单对比， 它不仅是一幅浓缩了的社会、人生图画，更是一部内涵丰富的人物心灵史的艺术外化。读这类作品，不仅要有相应的社会历史知识，更要有一定的社会 人生感受，以及读者自身的想象力、创造力。后者尤为重要，没有它，对于《漱玉词》的阅读，将受到很大的限制。
第五章被词名掩盖的诗文实绩在词史上，有一个不易简单解释清楚的现象，这就是以李清照的《词论》 为代表的词学观念，被认为是“正统”、“保守”的，而她的词作中却含有极为深刻的超前意识，她的词名更远远高于她的诗、文之名。这是李清照研 究中不言而喻的事实。那么它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呢？正确的答案应该包含在有分析的、辩证的文字之中，即对李清照词的褒美和高度评价是正常 的，对其诗、文实绩的忽视又是不够正常的，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现象是，对清照其人其词颇多物议、攻讦的人，对其诗的评价却极为 可取：易安居士……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 推文采第一。①在本书第三章中曾提到，王灼对清照其人其词的批评是意气用事，恁长 的一段话，只有“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两句是较为中肯的。王灼的意气用事主要是受历史的局限，今天我们不能对他以牙还牙，或因人废言，从 而以为他对清照的评价又走了另一个极端。其实，他没有走另一极端。总的看王灼是一位娴于音律，博学多闻的人。他反对在创作中拘泥旧规，赞扬象《东坡词》那样的创新精神，是很可取的，他对清照“诗名”、“才力”的 肯定，更是别具慧眼，完全符合实际。
①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一、不让“须眉”的咏史诗“咏史”既是我国诗歌源远流长的传统，也是整个古代文学的重要主题。 诚然，“‘咏史’之名，起自孟坚（班固）”②、“自班固作《咏史诗》，始兆论宗”③，其滥觞则在《诗经·大雅》的《生民》、《公刘》诸篇。发展到 李清照的时代，“咏史”诗的层次已相当深化，视角也是各式各样的，数量更是浩如烟海。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清照的咏史诗仍有其超群拔俗之处，很 发人深思。
（一）
“史识”出众的少年成名之作“史识”就是对历史的见识。这是写好咏史诗的关键所在，李清照的《浯 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成功的秘诀主要在于此。
五十年功如电扫，华清宫柳咸阳草。五坊供奉斗鸡儿，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来，逆胡亦是奸雄才。勤政楼前走胡马，珠翠踏尽香尘埃。何为出战辄披靡，传置荔枝多马死。尧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区区纪文字。著碑铭德真陋哉，乃令神鬼磨山崖。子仪光而不自猜，天心悔祸人心开。夏商有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具在。君不见当时张说最多机，虽生已被姚崇卖。
君不见惊人废兴传天宝，中兴碑上今生革。不知负国有奸雄，但说成功尊国老。谁令妃子天上来，虢秦韩国皆仙才。花桑羯鼓玉方响，春风不敢生尘埃。姓名谁复知安史，健儿猛将安眠死。去天尺五抱瓮峰，峰头凿出开元字。时移势去真可哀，奸人心魄深如崖。西蜀万里尚能反，南内一闭何时开。可怜孝德如天大，反使将军称好在。呜呼，奴辈乃不能道辅国用事张后尊，乃能念春荠长安作斤 卖。
至今仍有学者不大敢相信此诗是出自一位十七岁少女之手。看来这种顾 虑现在可以清除了，因为在现存《张右史文集》卷八中，不仅收有张耒（字文潜）《题中兴颂碑后》一诗，在同一卷还收有张耒《自庐山过富池隔江遥 祷甘公祠求便风》一诗，在此诗后附记云：“元符庚辰……过樊口，李文叔棹小舸相送……”，元符庚辰，即公元 1100 年，恰好是清照十七岁那年。她 的父亲格非（字文叔）亲往樊口送张耒，说明张、李有通家之谊。张耒当年写的诗，李清照当年与之唱和更合情理，何况还有上引王的“自少年便有诗 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的话作旁证。“十七岁”
与“少年”是一致的，而“前辈”、“士大夫”岂不指张耒？十七岁的少女 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本身，即令人惊奇。
更令人惊奇的是诗中所表现出的“压倒须眉”的史识。话要从元结说起。 元结是介于盛唐和中唐间的亦官亦文的人物。安史之乱中曾参与抗击史思明。在唐军收复长安后，元结于肃宗上元二年（761 年）写了一篇《大唐中 兴颂》。此文与时风不同，采用的是三句一韵的手法，类似于秦刻石的体制。
这显然是为了刻石而作。后来大书法家颜真卿将此文书写，并刻于元结曾居 住过的今湖南祁阳水清石峻的浯溪河畔。元结此文虽只有二百六十多字，但却是有感而发，名义上是歌颂大唐的中兴，实际也连带记录了其“我卒前驱”
② 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中华书局 1958 年版。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邵雍《击壤集》提要。
的平叛之功。此文最佳处系指斥奸佞误国的段落：“噫噫前朝，孽臣奸骄， 为昏为妖。边将骋兵，毒乱国经，群主失宁……”，其中渗透着作者的这样一番感慨：天宝六载（747 年），元结到长安应举时，李林甫玩弄权术，使 应举者全遭落第，他遂归隐商余山，从而对李林甫之流深恶痛绝。元文的局限也正在这里，他痛恨奸佞，却歌颂听信奸佞的所谓好皇帝。眼光只停留在 与自身休戚有关之处，所以他的这篇《大唐中兴颂》，实质上是为自己树碑 立传。
张耒的《题中兴颂碑后》是针对上述元结之文所写的一首古体诗：玉环妖血无人扫，渔阳马厌长安草。潼关战骨高于山，万里君王蜀中老。金戈铁马从西来，郭公凛凛英雄才。举旗为风僵为雨，洒扫九庙无尘埃。元功高名谁与纪？风雅不继骚人死。水部胸中星 斗文，太师笔下蛟龙字。天遣二子传将来，高山十丈摩苍崖。谁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见昏眸开。百 年废兴增叹慨，当时数子今安在？君不见荒凉浯水弃不收，时有游人打碑卖。
安史之乱之于张耒，已不存在个人利害，所以张诗之旨比元文高出一筹， 不再为“二圣”（唐玄宗父子）和自己歌功颂德，而是由衷地歌颂在安史之乱中收复二京，建有殊勋的郭子仪。诗之结穴关于百年废兴的叹慨，亦说明 此诗当作于元符三年初，苏轼谪居儋耳，尚未遇赦之时。张耒和黄庭坚类似，借浯溪之景由胜美到荒凉，寄寓身世之叹。因为此时苏门四学士无一幸免， 均被系于元祐党籍，一一遭贬谪。
上引李清照的诗虽是对张耒此诗的赓和，但其旨却比张诗高出了一大 截。张诗开头仍然是女色亡国论的老调，把杨玉环作为“君王”的替罪羊。
她妖蛊祸国，血溅马嵬，活该倒霉，而“万里君王蜀中老”是值得“叹慨” 的。李诗对于大唐兴废之由，则公正地归结为朝政腐败，奸雄得志所致，但她也没有忽视“六军不发”的导火线是杨家兄妹。这种“史识”，不仅比女 色亡国论者高明，也比其他一些走向另一极端的，处处为“贵妃”开脱的“须眉”们更为理智公允。
李诗中第二种值得一提的“史识”是，她认为象尧舜那样功德大如天的 帝王，不必用区区文字加以记载，其德泽自在人心。而安史之乱本是唐王朝咎由自取，所谓“中兴”之事本不值得歌颂，（元结）不但撰文歌颂，还把 它刻在山崖上，那样做真是太浅陋了。
清照诗中第三种不同凡响的“史识”是，她认为平叛的成功，不只是哪 一位将帅的雄才大略，而主要是因为主帅郭子仪和李光弼之间，不是互相猜忌，而是劲往一处使。如果象姚崇和张说那样相互猜疑、算计，工于心计， 自己也难免不落入别人的圈套。她第一首诗的最后两句“君不见当时张说最多机，虽生已被姚崇卖”，系清照根据郑处诲《明皇杂录》概括的这样一段 故事——姚崇临终前对儿子说：张说与己不和，又为人奢侈。作为同僚，我死后他必来相吊，你们就将我平生的珍宝陈列出来，如果他不加顾视，便凶 多吉少；如果他盯住这些宝物，就赶紧把这些东西送给他，并请他给我作神道碑文。他作的碑文一送来，你们一面速奏朝廷，一面立即刻石。待他张说 几天之后省悟过来，事已迟了。姚崇死后，张说前往吊唁时，果然对姚家所陈之物再三顾视。姚子遂按其父所嘱办理。张在为姚所写的神道碑文中，对 其功德备加称颂。不几日，张果然差人诣姚家，以措词欠周为由，要将碑文取回修改。姚子便陪来人观看已经刻石的碑文，并说此文已上奏朝廷。听了使者的回话，张说才知道自己又被姚崇算计了。清照诗中所隐括的这段故事， 既不见于正史，也与史实不符。想必她是有感于朝臣间的相互倾轧，当时她本人虽尚未受到党争株连，但其“前辈”文友如晁补之，张耒等，早已被作 为追随苏轼反对变法的旧党吃尽了昔头；她的外祖父家也是常常被人算计 的。
清照的这两首诗实际是浑然一体，讲的是一回事，不仅其“史识”可嘉， 诗艺亦很高，几无一句不体现出诗人卓越的见解和凝炼的笔力。如第二首的最后一句“乃能念春荠长安作斤卖”，乍一看只是一句出自野史的闲话，实 际却包含着很微妙的历史内容。它说的是宦官高力士，玄宗时他权力极大，四方奏事都要经过他的手。肃宗作太子时，曾以兄礼事之。外将内相如安禄 山、李林甫、杨国忠等也都曾与他串通一气。安史之乱时，他扈从玄宗入川，又扈从回到长安，功劳不可谓不大。但随着玄宗的失势，他竟被放遂到遥远 的巫州。在那里他看到园落中生长的荠菜，当地人不知能吃，遂生身世之叹，口吟道：“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不同，气味终不改”①。等到宝 应元年（762 年），遇赦回到长安时，玄宗父子相继去世，这个七十九岁的老家奴也痛哭而卒。清照诗的极为可取之处是，她把皇室内部的最高权力之 争，通过高力士的身世变迁，表现得既含蓄又尽致。一个只有十七岁的少女，她不仅比“前辈”、“士大夫”更具“史才”、“史识”，也更具“史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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