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之钢蚁雄心-第2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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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挪用救灾款之事，可是要命的大事。

　　　　刘少将也很纳闷，谁还敢贪这个钱，刘主席即使再蠢再贪，也不敢伸这个手，眼下正值全面抗战初期，一旦被定义为“贪腐”，南京为了安抚人心，不至于影响到前线的士气，十有八玖，要借贪官的人头一用。

　　　　南京的实业部与财政部？

　　　　刘亦诚突的一惊，那不是他老丈人孔财神的天下么，如此说来，岂不是老蒋与孔部长等人，在联手打压这二位刘主席，以便接受他们的地盘，难怪刘湘会说，“这是要逼死他”。

　　　　为什么会逼死他？

　　　　这个就不用说得太明白了。

　　　　川军内战几十年，不但小军阀林立，而且派系众多，不但有刘湘、杨森的四川速成系，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的四川保定系，刘存厚的武备系，以及李家钰的军官系等等，彼此盘根错节。

　　　　属下即或有点小偷小摸，刘主席还得帮着遮盖下来，因为他是被推举出来的川军盟主。

　　　　对于刘亦诚的担心，刘湘倒是没怎么在意。

　　　　他反而主动为孔财神开脱，说孔部长在前段时间，去欧美访问了一趟，一是与英国皇室建立外交关系，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推销国债劵，二是用这笔国债，在美国进口了一批战略物资，其中包括医疗设施、武器装备、飞机发动机，以及海外志愿援华的技术人员。

　　　　刘少将也是一愣，孔财神去欧美的时间，倒是有些意味深长。

　　　　时间不早不晚，恰好是“七七事变”前的一个月左右动身，搞不好，孔部长才向英国皇室借完钱，刚刚去北美访问没几天，全面抗战就爆发了，再在美国折腾几天，就正好去购买各类战略物资。

　　　　也不知如此的行程安排，是个偶然呢，还是个必然。

　　　　随后刘湘又讲了一下南京的情况，现在的实业部是吴鼎昌当家，而孔财神又要远赴欧美，因此财政部只有个代理部长，正是现上海市市长俞鸿钧，不过也有人暗传，说是税务部部长宋子文国舅在当家。

　　　　但是不管怎么说，川军的部分不法官兵，也确实上下其手，对这笔救灾款动了些手脚，而南京方面也确实，有借此机会搞臭、打倒俩位刘主席的意思，否则南京方面很难彻底掌控城都与重庆。

　　　　当然就目前来看，主要是针对刘湘主席的。

　　　　老蒋让刘亦诚送来乌龙茶，除了叙旧之外，其实也有指责刘湘，在四川乱搞乌龙之事。

　　　　“摆乌龙”，在四川可是喻意深远，就是糊里糊涂，乱搞一气，最后导致事情不可收拾的意思。

　　　　往好的说，老蒋也确实是有爱护刘湘之意，想在暗地里帮他一把，往坏里说，老蒋这是相信了手下的报告，认为刘湘确实贪墨了救灾款项，让人送来乌龙茶，是让他自己闹个乌龙，将此事做平的意思。

　　　　表面看来此事不难。

　　　　只要刘湘自己闹个“莫须有”的乌龙事，老蒋就正好顺水推舟，来个“确有其事，却查无实据”，堂堂的蒋委座，总不能当民国版的秦桧，以莫须有定人罪吧，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成了皆大欢喜。

　　　　话好说事却难做。

　　　　刘湘可是川省主席，还兼任着川康行辕主任，也算有头有脸之人，如何闹这个乌龙事情呢？

　　　　唯一办法就是刘主席突然身亡，无论是真死还是假死，别人都无法追究了，因为刘湘即使还活着，但是名声却死了，哪怕再苛刻的酷吏，都不会再多说什么了，毕竟杀人不过头点地。

　　　　若发生在另一时空，最后还真的只有这么干了。

　　　　那时不但南京有人在暗中捣蛋，还有北上山西抗日的川军部队，也闹了一个大乌龙，他们在出川之前，就将武器和装备都埋藏起来，到山西后还又偷又抢的，实在是不像话，宛如一支土匪军队。

　　　　因此，各地的长官很不待见川军，连老百姓也把他们当土匪。

　　　　一说到赈灾贪腐之事，大多认定川军自己真贪污了灾款。

　　　　为了平息此事，刘主席只好“摆乌龙”了。

　　　　赈灾贪腐之事，牵连甚广，一旦追查到底的话，必然导致川军上下猜疑，甚至连过去几十年，在内战时所积下的恩恩怨怨，也会在一夜之间爆发出来，最终民心、军心一夜丧尽，导致六十万川军，还没真正出川抗日，就遭到了灭顶之灾，实在是华夏抗战之悲哀。

　　　　刘湘与老蒋都是爱国之士，深知倘若不尽快平息此事的话，最后只会好了日本鬼子。

　　　　个人的荣辱得失，反而不算什么。

　　　　不过对于刘亦诚来说，却不是多大的事，因为这厮是文科生出身，没事最喜欢翻阅历史书，现在所出现的许多事情，其实在古代都已经出现过了，甚至有了比较成熟的应对办法。

　　　　他即刻向刘湘说了三条对策。

　　　　其一，马上出动川军体系的军警，将最嚣张、最恶劣的几个贪腐份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问罪，对于这些犯罪份子，尽量以实事求是为准则，争取“从严、从权、从快”的处理掉。

　　　　但是一定要勿枉勿纵，因为这是一场争取民心的政治战，万万马虎不得。

　　　　最后将一应罪犯送交南京的司法部门，将该事件的负面影响，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同时尽力宣传川军出川抗日的英勇事迹。

　　　　其二，将救灾所花的实际款项，列出一个清单，送交南京国民政府的同时，在各大报社刊登出来，欢迎实业部与财政部进行监督，并将所有说不清去向的款项，一律归结于军火买卖，或抗日征兵所用。

　　　　其三，雇佣专业的笔杆子撰写文章，营造有利川军的社会舆论与氛围，向外界承认川军上下，确实挪用了救灾之款项，不过是遵循宋代的赈灾办法，即“灾年募兵法”与“以工代赈法”。

　　　　以上两法还是宋代之初，宋太祖所倡导的救灾办法，虽然后来造成了北宋的“冗兵”之危，但是效果确实是立竿见影。

　　　　“以工代赈法”，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由政府出面，向灾民提供一些临时的就业机会，比如修筑道路桥梁，或比如垒建城池沟渠，让灾民得以挣钱糊口，不至于为了活命而为非作歹。

　　　　而此法的最大好处在于，既能保持灾民的人格尊严，还能让救灾之事能够长久下去，此法的倡导者正是宋代名人范仲淹，也就是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那位。

　　　　至于“灾年募兵法”，就比较高深了。

　　　　每当某地有了灾荒时，政府官员怕有人当李自成或张献忠，于是干脆将该地的青壮年，即时的征召入伍，这样一来，既避免了这些青壮年参与造反，还为当地的军队增加了兵员，而且这些人一旦当了兵，军饷足以养家糊口，而且宋代初期的名相富弼，就是此法的倡导者。

　　　　这么好的办法，为什么会失传呢？

　　　　当然与宋代的衰落有关。

　　　　后来有人将两宋的灭亡，归结于“冗兵、冗官和冗费”，其中冗兵一项，正是源于“灾年募兵法”。

　　　　到了元代就不必多说了，这事对他们来说太高深了，还没等他们真正想明白，就出现了“一个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到了明清两代，也别想这美事了，连堂堂七品县令，都拿不到几两饷银，当兵的与当叫花子差不多，在康乾盛世时，英国特使马嘎尼，在笔记中提到，“满目的贫穷与野蛮，当兵的在捡垃圾吃”。

　　　　到了民国就不一样，民智已经开化了。

　　　　何况1937年5月25日后才拨的款，真要下放到灾区，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不是，而且一个多月后，就爆发了“七七事变”，因此将一部分的救灾款项，挪用于抗日救亡的事业之中，也是说得通的。

　　　　何况川西军火的实际价位，一直是个秘密。

　　　　只要刘湘与刘亦诚自己不说，外人还真不知道个中的内情，将去向不明的款项，一律算入武器装备的费用之中，也就天衣无缝了。

　　　　另外，这俩人还知道一个不算秘密的秘密。

　　　　为川省赈灾所发行的债券之中，百分之八十的份额，是通过孔财神牵线，卖给了山西的土财主们，换而言之，只要在山西的抗日战场打好了，此事也就平息了。

　　　　当刘湘的大难题一解开，川军上下哗变的事情，也就风消云散了。

　　　　六十万即将奔赴战场的川军，也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出川了。

　　　　刘湘为了感激刘亦诚的支持，决定亲自给四十七军，师级以上的军官们，一一的单独写信，要他们与刘少将精诚团结，在即将爆发的石家庄一战中，打出川军的威风来，不要让全国人民为此失望。

　　　　军长李家钰、副军长罗泽洲、参谋长魏粤奎，以及104师长李青廷与178师长李宗舫，尽皆有份，连全体官兵也有一封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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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四十章　已抵获鹿

　　　　刘主席能如此帮他理顺关系，刘亦诚真是感激不已。

　　　　想当初他与刘湘之间，曾经为了川西兵工厂一事，闹得差点兵戎相见，后来的“茂县风波”更是人尽皆知，甚至震惊了整个南京政府，从此“川西小霸王”，倒成了人们教育小孩子的反面典型。

　　　　现在终于都过去了。

　　　　刘湘也垂垂老矣，数十万川军虎贲，也即将出川抗日，过去的种种恩怨尽付于笑谈中，因为全面抗日之事，才是大家的共同目标，大家究竟有什么本事，都在抗日的厮杀之中见分晓。

　　　　1937年10月4日，侵华日军再次发起了全面攻势。

　　　　三十多万华北日军兵分三路，在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的指挥下，疯狂的进攻我绥远、山西、河北和山东等地，各地求援的电报早已堆积如山。

　　　　而淞沪一带的日军，也在海军军舰的全力补给下，兵力再次恢复到20万左右，让淞沪战场上的压力倍增，好在日本海军仍旧遵守前约，仅仅帮着搞搞运输而已，也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南京所得情报也确实很准确，华北日军进攻的重点，还真是平汉线与津浦线的北段。

　　　　至于山西的忻口战场，依旧是以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为基础，加派了山冈重厚的第109师团，以及关东军的察哈尔兵团与蒙疆兵团，总兵力达到了十二万，对忻口防线的守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让山西的阎锡山也是一夕数惊。

　　　　10月5日，华北日军的第一与第二军，在寺内寿一的指挥下，对河北的首府保定，发起了全面进攻。

　　　　日军在此战所动员的兵员，高达二十三万余人，而华夏所应战有商震集团、宋哲元集团、刘峙集团等华北精锐，总兵力接近三十万，在表面的人数上，我军似乎还略略有些优势，但人心浮动、节节败退。

　　　　10月10日，日军的第六师团，在重炮第二旅团的掩护下，以战车部队为先导部队，率先攻入保定城内，下午日军中将香月清司乘火车到达保定，并将第一军司令部设于其中（现直隶总督署博物馆）。

　　　　10月11日，华夏军队退出了保定战场，河北省会保定沦陷。

　　　　此战我军伤亡5万余人，商震集团和刘峙集团遭到重创，而宋哲元集团正闹着分家，一部随商震等人退往正定，一部随冯玉祥退往沧州与山东，全国军民却激愤哗然，示威游行时有发生。

　　　　此次保定保卫战中，前后历时不到一周。

　　　　华北日军一共动用了4个师团，200余辆坦克或装甲车，300多门火炮，100余架战机，而日军方面，所公布的参战兵力为九万余人，伤亡总数为一万余人。

　　　　二三十万华夏精锐，竟被九万鬼子打成了狗，直让南京上下，乃至整个华夏为之震惊不已，让世人不得不重新打量中日之战，甚至有人严重怀疑华夏军队的战斗力，以及在淞沪战场上的“辉煌战果”。

　　　　唯有《大公报》说了一些公道话，“（保定之战）乃抗战之激烈，牺牲之悲壮，在平汉线为最甚者”。

　　　　随着保定的沦陷，老蒋等人也急了。

　　　　由于商震集团与刘峙集团均被重创，导致定州、正定与石家庄等，平汉线上的战略要地，根本无重兵可用，已直接暴露在鬼子的兵锋之下，如果日军之第一、第二军顺势南下，石家庄沦陷几成定局。

　　　　然而，更为糟糕的是，石家庄一旦失守，整个华北将无险可守，日军将通过井陉天险（太行八陉之一），直插忻口防线的侧后方，到那时，不要说山西与太原了，就是邯郸与长治都难以保全。

　　　　10月12日，保定的日军集群一分为二。

　　　　日军之第一军，以第六、第十四师团为核心，沿着平汉线北段继续南下，攻击目的直指正定与石家庄，而日军之第二军，以第十、第十五师团为主力，沿着津浦线北段东进，兵锋直指沧州与德州。

　　　　10月13日，平汉线上的重镇之一，望都县沦陷。

　　　　定州县与新乐县危若累卵，同时此地距离正定县，不过九十多公里，而正定县与石家庄不过是一河之隔，如果日军前锋全力推进的话，三日之内，必然抵达正定与石家庄，即使南京想调整军队也来不及了。

　　　　接到如此噩耗的老蒋，简直心急如焚，在南京小营中坐卧不安。

　　　　此时一机要侍从，突然推开房门，送进一张紧急电文，上面只有了了的几个字，“已抵获鹿，川西101厂”。

　　　　委座顿时松了一口大气。

　　　　说到河北省会石家庄，很多人都略知一二，但是说到获鹿县就没几个知道了，在20世纪初期，石家庄还是该县的一个小村落，那时的获鹿县，是“通燕赵、连三晋”的货物集散地，是河北知名的旱码头。

　　　　随着正太铁路的兴建通车，日进斗金的旱码头开始东移，石家庄逐渐取代了获鹿的地位，成为河北中部的交通枢纽。

　　　　1906年，正太铁路为了避免在滹沱河上重复建桥，干脆在石家庄与京汉（平汉）铁路相连，将正太铁路起点由正定改为石家庄，从此石家庄成为两条铁路的交汇点，正式成为铁路枢纽和商品集散地。

　　　　1907年初，平汉铁路与正太铁路相继通车，但给当地的行人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伤亡事故时有发生，因当时管理铁路的法国人不肯修桥，正太铁路的员工遂自筹资金，每人捐一天的工资自行修立交桥。

　　　　1907年底，石家庄标志性建筑，大石桥宣告竣工。该桥是一座铁路——公路的立交桥，横跨平汉铁路和正太铁路，该桥长150米，高7米，宽10米，辟23孔，石砌拱券，毗邻于火车站与正太饭店。

　　　　20年代之初，石家庄的发展更为迅速。

　　　　此时欧美列强刚好打完了一战，有大量的废旧武器沽价待售，华夏政府又被“远东军备配额”所限制，导致“联省自治”的呼声，尘嚣日上，而且还应时催生了“地方自治市”，由于石家庄也刚刚吻合这些条件，于是积极的筹备了“石门自治市”。

　　　　不过很遗憾的是，石家庄自治市是昙花一现。

　　　　第一，孙中山的亲密战友，早期的革命志士陈炯明，蜕变成了凶恶的反动军阀，为了独揽广东的军政大权，不但努力鼓吹“联省自治”，四处推销“地方自治市”，还炮击了孙先生的官邸，真是猖獗一时。

　　　　后面的事情，很多人都略知一二了，黄埔军校应运而生。

　　　　陈炯明及其所属部队，成了老蒋与黄埔军校的死敌，蒋委座为了消灭他，先后发动了二次东征，后来这厮的主张，也属于被封杀的对象。

　　　　其次，石家庄于1925年与1926年，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