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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实三部曲之一江城-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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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冒牌耐尔吉水壶的需求比较容易理解,尤其是在一个如成都般喝茶成瘾的城市,水壶通过社会各阶层迅速传播。他们首先为的士司机所拥有,他们比较容易在这种潮流中先导——的士司机有一点独来独往的品质,钱也不少'2'。在那之后,生意人跟上了,然后是小姐们,最后,到了夏天,甚至茶室里的老人也从假冒的耐尔吉水壶中啜茶。很快,你就能花二十块钱从四川任何一个城镇里买到了它了。
那些瓶子有一个标牌,把它们形容作美国人做的太空瓶。但它们显然是中国工厂的产品,因为它们没什么标准,而商标经常拼错。在那个意义上,事情跟十七世纪并无太大变化,当时一个叫多明戈的西班牙神甫形容了中国的商业模式。“中国人非常善于模仿,”他写道。“他们能把见到的所有欧洲货模仿到完美。在广东省,他们把几种商品仿造得十分完美,以至于把那些货品当欧洲货卖到内地。”
即便在这些水壶普及到了涪陵后,黄凯还是对亚当与我用的水壶十分着迷。这跟那闪亮的塑料有关,也因为它们和外国人的联系有关,黄凯始终不太信任外国人。
十二月的一天,我晃着我的水壶,把它放到凳子上。那小孩蹒跚上前,小心又好奇。
“股票,”他说。“股票。”
我转向他的妈妈。“他觉得它跟电视上的股票信息很像,”她笑着说。她手指向水壶的一侧,那儿显示着容量的标记水平,从100毫升到900毫升。我的水在五百毫升,还在减少。
黄凯忘了那水壶,转去了台阶上。他爬在地面,裤子裂开,在地上滚着一只玩具车。过了一会儿,我听他对自己嘟嘟着。“毛主席,毛主席,”他说。我不知道什么促使他说这个:在他家的客厅里,有一张毛泽东的画像,也许他想到了那个。他还没到两岁,脑子却已经混杂了许多的东西。
毛主席憎恨金钱。他的父亲——一个狡猾,贪婪的地主——挣了不少钱,也许部分是出于对他的叛逆,毛泽东憎恨任何与钱相关的东西。身为一个贫穷的革命者时,他鄙视它,身为共产党的主席时,他拒绝碰它。
毛是新中国的父亲,是以,也许部分是出于对他的叛逆,现在的中国人许多时间想的,谈的,都是钱。也许只是因为现在他们的钱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多了,有了更多的手段,去赚,去花,然而即便有了那么多新钱,却总还是不够。在涪陵所有地方,都有人在谈钱。
这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当说到财务问题上时,没理由羞羞答答。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的收入,而一旦某个朋友有了样新玩意——一件衬衫,一个收音机,一只笔——你会问他花了多少钱,他就会告诉你。提到钱,就好像过去人们碰面时的习惯:吃饭了吗?直到最近,这国家多数地区都还是穷的,而吃饭乃是人们找到真实乐趣之处,就像他们从挣钱中找到真正乐趣一样,不管是怎么挣的。
我喜欢这种坦诚;它帮助我去了解人们的生活,因为我可以问他们的收入或开销,不用担心冒犯他们。我总是告诉人们我自己的薪水(当然,考虑到何伟对他收入的态度,这并不难)——一般说来,这是人们所问的第二个或三个问题。在第二年里,这种自我揭露几乎不需要了;看起来城里的每个人都已知晓。一天夜里,我坐在南门山一张椅子上,跟聚拢来的人聊天,有人问到我每月的收入。在我回应前,另一个声音叫道,“他一个月挣一千块!所有师专的老师工资都一样!”
人们总是在谈钱,而我不会把他们形容为贪婪:我在涪陵所认识的中国人非常真诚的慷慨大方。如果我跟某个人一起吃饭,他或她会付钱;事情通常就是这样,我就是没办法。我们的学生也是如此——如果他们刚巧在学生之家吃饭,而亚当与我也在,他们总是想要付账,尽管他们的财政很紧张。同学们一般的预算乃是每个月两百块钱,或者说是二十四美元,那对他们的家庭来说,已经是不小的开支了。因为师专的多数学生都来自贫困的农村地区,学校给他们每人每月五十元的补贴。
在米粉店里,我们学会了提前付账,当学生在身边的时候,尽管老板并不赞同这个。“你们是他们的老师,”冯小芹有一次对我说。“他们尊敬你,而他们应该为你付账。那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她也很大方;我经常在餐馆里免费吃饭。
部分的原因仅是因为“外国朋友”综合症,但在一个较小的程度上,他们对彼此也是这样。他们特别对他们的家庭慷慨——如果关系较近的亲戚需要钱,他们毫不犹豫,也不期待归还,钱就给出了。我的一个一年级学生,阿默,现在已毕业了,在西藏教书,那儿的收入是一个月一千元——比他在四川乡下教书的收入高一倍。但阿默把他一半的工资寄给了乡下的父母,他们都是农民,而在这种慷慨行为中,没有一丝负担或后悔的成分。“那是我的责任,”他只是那么说,当我问起的时候,而他解释说,只有这样,他的弟弟才能付得起他的学费。阿默在西藏的工作任期为八年,如果他提前离开的话,罚款高达两万块,但我从没听到他抱怨这份支撑他父母与弟弟的工作。
在涪陵,所有事情都有个价格,而罚款乃是生活中常见的一部分。如果考试没通过,学生会被罚十元,教室清洁不合格,两元,早操错过了,一块半。我从另一所四川学校的和平队员那儿听说,一个学生被罚了五百元——足够两个月的开支了——因为在校园里公开和女朋友牵手,当一个政府代表来城里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成年所做的准备,而成年后也有其罚金。有时你得为一个新工作而交钱——一个反向的奖金吧。廖老师起初在她家乡自贡一所学校里教书,但她的丈夫在涪陵,结婚后,她想搬来。她申请了,在涪陵找到了工作,但这时纠纷开始。自贡的单位要求她付五千块钱才能准许她离开,而涪陵师专也可以要她那么多钱,才让她开始工作。但涪陵这边把那钱给免了——显示出他们很希望廖老师来中文系工作。她很为此骄傲,涪陵师专给了她工作,不收一个子儿。你得是一个好老师,才能免费得到一份工作。
生第二个孩子的价码,超过了一万元,至少在接近师专的乡下是如此。在城里很少有人敢那么做,如果一个女人生了第二个孩子,她有失去工作的危险。如果她不是为一间国有单位做事,会有别的压力手段,有了第二个孩子,可能导致这个女人被迫做绝育手术。
多数城市居民看来已习惯了计划生育政策,接受其后果,而无抱怨。毕竟,他们每天都在涪陵拥挤的街道,人行道上摩擦妥协,这使得人口控制显得容易理解。但在乡下的态度便不同。在那里你可以躲避权力部门,而中国人给这些躲避行为一个词儿——超生游击队。一个女人会去跟亲戚一起住,直到她生下了孩子。在接近城市的地方它并不普遍,那里权力部门控制很紧,但随着你往山里走深了,家庭的规模就逐渐增长。
一次我在公交车上碰上一个农村妇女,她刚从集市回来,我们的谈话很简单,跟我许多次与说方言的本地人交流的情形一样。她问我挣多少,从哪儿来,为什么来涪陵这么糟糕的地方。这些都是很普遍的主题——人们总是奇怪,一个有自尊的外国人何以住到涪陵来,工资才一千块。对此,我没有回答;我不会告诉他们真相,说涪陵的不完美才是我喜欢这城市的部分原因,而正因为工资少,我才觉得富裕,我不需要担心存钱的事儿。
我告诉那女人我是被美国政府派到涪陵来的,那是最简便的解释方法——在中国,每个人都理解政府决定你的工作是什么意思。我向那个妇女问到她的家庭,她说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小儿子。
“但两个孩子不会给你带来麻烦吗?”我问。
“是的,但也并不厉害。我们得付罚款。”
“你的儿子多少钱?”
“四千块。”
“那不像现在那么多,是不是?”
“是。现在人们要付一万块。我们没付那么多。”
“那很好,”我说。
“那时比较便宜,”她带着怀旧的气息道。“在那些时候,罚款不是很重。”
“你一年能够存四千块么?”
“除非是年头不好。”
“所以那不算很多。”
“不算很多,”她说。
女人坐在那儿微笑着,想着她那四千块的儿子在家里等她。她收拾一下竹篮里的东西,又转向我。
“你们国家有计划生育政策么?”
“没有。”
“那你能有几个孩子?”
“要多少都可以。”
“真的?”
“真的,”我说。“如果你想要十个孩子,你可以有十个。没有限制。但多数人只有两个孩子,因为他们只想要那么多。”
那妇女带着憧憬的微笑,摇摇头。我想到底是哪个让她更讶异呢——有一个国家,生育不受控制,或者美国人太傻了只要两个小孩。我碰到的许多农民好像都倾向于后者,有时他们对美国农场的反应也是这样,对一个四川农民来说,美国人真是不可思议的既幸运又不努力。他们发现密苏里平均一个农场有292英亩的土地,实在惊人,同时农场还有机械化设备,偶尔会接到政府的补贴,然而,还有会有一些年份它们不能收支平衡。就农民们所想,你真得是一个很糟糕的农民,才能把这么好的条件给浪费掉,就好象你真得很笨,才会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才生两个孩子。
我的部分学生乃是罚款尙少的最后一代农民了。二年级的口语班上,有三十五个学生,其中只有两个是独子。那两个乃是不用钱的,而其他人花的钱也很少,如果有罚款的话。戴安娜花了一百元。大卫的弟弟花了三百元。莱克斯有一个650元的妹妹,而朱莉娅的弟弟只要190元。杰里米是一百元。他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而之前五个都是女孩。如果你是一个中国农民的话,这一百元花的真够值。
他们的家庭许多都如此——一连串的女孩,跟着来了一个男孩,标志着孩子的数量到此为止。在那些日子里,罚款很少,而农民们还是跟随传统模式,要孩子要到一个儿子为止。罚款,和其他与钱相关的事务一样,不算敏感话题。有时我戏弄杰里米,因为他只花了一百块钱。我向朱莉娅提议,用五百去买她的弟弟,这样她的父母就可以在投资上赚一倍,她只是笑笑,摇头。
我的学生毕业后,多数被分配到了乡下工作,在那儿他们每个月挣大约四百元——不到五十美元。这钱很少,但工作稳定,而且他们不用自己去找工作。共产主义中国并没有独立找工作的传统,而依靠自己的想法叫我的多数学生都感到害怕,他们一般都接受了分配。他们接受的原因,还在于他们拒绝政府工作的话,会遭到惩罚。如果他们选择自己去找工作,就得交出他们收到的奖学金,那加起来大约是五千元。在我第二年里,权威部门开始改革这些规则,准备取消自动分配制度,但我的第一批学生还是受传统体系支配。
更为进取些的学生往往会付这罚金,或者找到其他手段来回避分配的工作。五个男孩找到了去西藏的职位——他们全部都是党员,而他们去的理由除了金钱外,也有爱国精神。诺斯是一个班的班长,他在乌江涪陵榨菜厂找到了个销售的职位。两个最出色的女孩学生在浙江的私营学校教书。安妮,那个跟我住在同一栋楼的女孩,则跑向了南方——她先是在昆明做了名秘书,然后她去了深圳,那个靠近香港的经济特区。
对四川移民来说,深圳乃是那种让人憧憬的地方。人们在那里赚钱很快,很容易,有时不需要关系,或者不需要受过教育;你所需要的,就是精明,再加点运气。在我们和平队员所去的所有四川师范学校里都流传着深圳传奇故事。学生们低声议论着某些同学,他们因为种种原因被开除后,去了南方,去了深圳,不到一年就发了财,感谢学校抛弃了他们。在我来的头一年里,一个英文系叫栋的学生因为作弊被开除,之后他跟随着标准的放逐路线去了深圳。但在那个兴旺的城市里,他却困住了——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关系。而第二年对栋来说,乃是彻底没面子了,在付了一笔巨额的罚金后,他回到了学校,继续学业。那就是深圳的另一面——但关于失败的人,没有那么多的传奇故事。有时你会听说四川的好姑娘成了性工作者,当钱用完了,但大多数时候听说的只是成功故事。
安妮从深圳给亚当与我写来相当生动的信,描绘那里的人才市场,她得付十块钱去和潜在的雇主面谈。那是个紧张而又昂贵的求职场所,很快的,她和她的姐姐就把储蓄花光。最后,她们把资源组合起来,让安妮的姐姐去人才市场,那儿她得到一个面试的机会,那个工作要求流利的英语。面试让安妮去了,得到了那份工作。她要求一千二的工资;老板砍到了九百;而安妮已被拒绝多次了,接受了这个。
她在毕业前,从未离开过涪陵,现在,突然间,她在这个或许是中国最叫人兴奋的城市里,全靠着自己工作了。在她工作后不久,她写了一封信,描写她在办公室的最初日子。
在头两天里,我们办公室只有一个女孩向我显示出善意;其他人的表现好像我并不存在。我感到很孤单。我想到了你——你刚来涪陵时,肯定感到孤单吧。我鼓励自己,努力去和她们交朋友。我的努力最后成功了;很快就被接受成了她们的一员。
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只有八个人。除了老板(一个老男人)外,其他都是年轻的女孩。她们从三个不同的省来。露露,鲁云,徐丽,莉莉从江西省来;易晓英从湖南来,李娜从四川来。露露是最漂亮的一个,个子最小,很有能力,所有人都喜欢她。鲁云对我很好,叫我想到了艾仁(一个涪陵同学)。徐丽是个古典美人,大多数男孩子打来的电话是找她的。但我不太喜欢她,因为她的话有时很伤人。莉莉是另一个秘书,比我早来了两天。她给我们的印象是又笨又不负责。是以她在办公室里不受欢迎。晓英大概是最关心减肥的女孩。她的电脑很好,而英语很差。我们有一个口头协定,她教我如何用电脑,而我教她英语。李娜是唯一一个可以跟我说四川话的。但四川话很容易懂,所以在我们说的时候,没有一种优越感。
哦,讲到这儿,你还不知道我们公司做什么的。我们公司在几个月前刚从台湾搬来。它的业务有出口服装,珠宝。我的工作是和顾客保持联系,通过写信,传真,接收订单,把单发给工厂,寻找最好的物流公司。因为我对工作不熟悉,露露在这些日子里给我很大帮助。
如果不去深圳,你可以从股市里赚到快钱。涪陵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就在南门山旁,一个巨大的房间,有成排的椅子,人们坐在那儿,望向大电子屏幕上的股票列表。有一阵我经常去那儿,想要跟人们练习中文,但没一人想要聊。他们只是直直盯着滚过显示牌上的钱。
我的许多朋友都有投资,虽然有那昂贵的三千元注册费。过一定时间后,这钱是可以退还的,但这是个很大的数目,人们经常凑起钱来,作为一组来注册。廖老师通过她的一个亲戚投资,而学生之家的那一家人,通过黄小强的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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