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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战争史略-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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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负原因是多种条件造成的，不能说明朝存在这些问题就一定吃败仗。萨尔浒之战明军失败的原因还有可以提出的是，当时明朝的封建统治已极其黑暗腐朽，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很尖锐，社会进入全面危机阶段。反映在这次作战上，调兵选将意见分歧，屡调不动，决定方略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杨镐议论四路出兵，巡按江西御史张铨提出不必征兵四方，而应就近调募，屯集要害，固守边圉，厚抚北关，多派间谍，等等。他向明神宗建议：“李如柏、杜松、刘以宿将并起，宜责镐约束，以一事权。”但他认为杨镐实非将才，而力荐熊廷弼可当此重任。在筹饷方面，他要求皇帝发帑藏，反对加派辽饷。他说，每亩从三厘加到七厘，再加到九厘，是“竭天下以救辽，辽未必安，而天下已危”。《明史张铨传》，卷291。这些关于明朝军国大事的议论和建议，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但是都没有被采纳，而他激烈反对的也应该改变的无一不原封未动。这种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反映出明朝最高统治者的昏庸无能。浙江道御史杨鹤曾一针见血指出：“若诸臣误国，罪在诸臣；若我皇上优游不断，是自误矣。”《明神宗实录》，卷580。明朝统治者的这种腐朽没落从根本上决定了这场战争注定要输掉的。
广大的将士也很蔑视明朝统治者的命令。被征调的将领们迟迟不赴任，或原地不动，或逗留关山，急得皇帝一再下诏紧催。士兵大多数不愿为他们打仗送死。刘出发前，等待征发的川兵，久等不来。有些将领就靠少数家丁打仗。刘与朝鲜都元帅姜弘立曾在一处宿营，姜弘立问他各路兵数，他回答说：“西南路大兵齐进，东路兵只有俺自己亲丁数千人，且有各将所领，要不出满万耳。”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6。可知刘也带了几千家丁。明兵作战时，总是处于被围歼或被追击的被动局面，说明他们缺乏主动进攻精神。明朝还把很大希望寄托在北关叶赫和朝鲜援军身上。结果一直靠明朝支持的叶赫根本就没有走到战场上去，一仗未打就撤了兵。朝鲜的援军的确和后金兵有所交锋，但他们早就对明朝三心二意，到了关键时刻终于投降了后金。
第一部分明朝失败的原因（3）
再则，打仗总是作战双方的冲突。胜负不能只从一方面找原因。萨尔浒之战明军打了败仗，明朝自身方面可从社会、国家军队和将士等方面寻找原因。另一方面，后金的种种有利因素也是促成明军战败的原因。而这一方面也早已有人谈论过。清朝（后金）人谈他们之所以在这次决战中获胜，就是靠了“天命”。有人说后金把他们的年号称作“天命”就由此得名孟森曾提出天命、天聪均是尊号，而非年号，其清朝有年号自崇德始。见《明清史讲义》下册，373页。。当时讲天命最多的和最系统的是为后金编纂法典的大学者，也是亲身经历萨尔浒之战的额尔德尼。
按照额尔德尼的解释，明朝发动这场战争是违背天意的，所以他们四路的二十七万（后金当时的说法）大军三天之内被全歼。他说：“大明的万历帝，自戊午年（1618年）二月开始聚集军兵，整备器械。己未年（1619年）二月以二十七万兵，号称四十七万，四路出师，要想攻破诸申国（后金）英明汗所居住的大城（赫图阿拉），灭亡我国。不顾天意，自恃国大兵众，逆天而行。陷害诚正，恃强作恶，正是违背天意。如不是大明万历帝做的坏事太多，此二十七万大军，何以三日之内被全歼！这就是天谴之故。因诸申国的英明汗多是公正善良，故能三天之间连续驰逐，马不疲惫，诸贝勒大臣无一损伤。此即谓之天助。与明兵及朝鲜兵二十七万相攻战，杀彼二十余万，而诸申英明汗之兵死亡不足二百。”
额尔德尼把萨尔浒之战每个战役中后金的胜利都说由一种超现实的天命所决定。他说：“迎击抚顺一路的来兵，至一百六十里之外，败之于界藩、萨尔浒，并追杀三十余里。当夜驻守，又杀了逃兵。第二天，又将立营于瓦呼木、尚间崖、斐芬山的敌兵一一逐杀，然后返回大城。继而又南出瓦尔喀什，于嘉哈窝集歇息，与先行相距一百二十里的兵相会合，合兵驰骋逐杀，疲惫的马也恢复了元气，尽杀明兵，所余朝鲜兵投降。此皆天之所助！”
能言善辩的这位后金学者讲了许多战场上发生的有利于后金的事件，通通归之天命的主宰。他说：“初二从尚间崖发的一千兵，初三从尚间崖发的二千兵，和两天后落伍了又去的大贝勒的兵，就像约好一样相会，有此巧合的事例吗？即使从一个地方约定，而后分散行动的兵，恐怕也不会如此巧合！此皆天使之会合。何以知道得天之助呢？首战界藩、萨尔浒之夜，如非乘夜前去截击，便不会发现瓦哈木、尚间崖、斐芬山三营的敌兵。如第一天报告南方栋鄂路、呼兰路有敌兵来，岂不是不去攻界藩敌兵了吗？如调回来去迎战那两路的敌兵，而后听说扎喀路再有敌兵来，又将往何处攻呢？那是很困难的。把由一路进来的两道五营敌兵，两日间皆斩杀，再去迎击南方栋鄂路来的敌兵，将其全歼，如非天助，岂有此事？每次作战，使时间互相配合，将诸事处理完毕，身体得到休息，收了兵再发生别的事，如非天助，岂有可能？谁知道他们有那么多的人，谁看见他们有那么多的兵，又谁有那么众多的人呢？大明皇帝虽然依仗他的兵杀不尽，死不完，发兵来攻。他们那么多的兵，在一瞬间，绝非人力所能杀完。在一瞬间将其全部杀完，如非天助，岂能办到？正因为大明万历帝罪恶太多，明兵施放的千千万万枪炮，都是弹弹虚发。明兵射箭、砍刀、刺枪，都是个个落空。然而英明汗的兵，射箭、刺枪都得天神之助，刺则中，砍则断，岂非天助？”参见《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译注，第2册，110～114页。
后金的这位精通满汉语言文字的额尔德尼洋洋洒洒叙述了萨尔浒之战的全过程。对后金取得的胜利有些夸张，如说杀死明兵二十万显然失真，但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而他一再强调的获胜原因，一个个归之于天命都是不对的。后金在这次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其原因除了一些偶然的巧合以外，完全是人为造成的。没有一个超乎明清（后金）之上的天神做这些安排。不过额尔德尼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反映了后金的统治者对他们自己能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感到非常意外。如努尔哈赤有和额尔德尼类似的言论。他曾说过：“大明皇帝以二十万兵，声言四十七万，分四路来战，各国闻之，若为我分兵破敌，必谓吾兵众；若为我往来剿杀，必为我兵强。究言之，闻于四方，无有不称善者也。”《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这一番表白，想说他的兵威无不慑服。但是给人的印象恰恰说明了当时的后金兵既不众，力也不强。他们那么强调得天之助，实际反映了人世间的隐忧。他们是在没有多大把握的情况下起而应战的。获得萨尔浒之战的巨大胜利是他们主观的努力结果。过了一个半世纪，清朝乾隆皇帝对此有较为实际的说明。他说：“呜呼，由是一战，而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游行克辽东，王基开，帝业定，岂易乎？允因我太祖求是于天复仇乎？祖同兄弟子侄之众，率股肱心膂之臣，亲冒石矢，授方略，一时圣嗣贤臣抒劳效悃，用成鸿猷。我大清亿万年丕丕基实肇乎此。”乾隆：《萨尔浒山之战书事》碑文。
后金的获胜不是天助，是他们采取了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即“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明军四路进兵，没有按约定时间行动，连两路都没有同时行动的，于是明军的“分进合击”正好遇上了后金兵的“合进分击”，结果明军以数量之多所占的优势立刻消失了，连杜松的一支主力进攻部队，也以二万之众遭后金三万兵马狙击，从而一军皆溃。不仅如此，明军各路进兵所差的时间，又为后金兵战胜一路，还手再战另一路赢得了机会，这有些偶然巧合，特别是刘一路，相差三四天才决战，如后金大部队不能及时赶到，他的一路明军很可能攻进赫图阿拉，而那将形成另一种结局了。但是没有造成那种结果，还是后金兵打得神速，调动得灵活。这里包含着指挥的正确。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新兴的后金，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广大群众支持他们的这次作战。在每一次交锋时，明军总是结营放枪炮，而后金兵就是敢冒着枪炮往上冲，一直顽强地把他们的阵营冲破。明军又总是一破营就逃跑，后金兵再乘锐追击。到头来就是明军一次次败亡，后金兵节节胜利。因此我们可以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失败的一个原因是，明军的失误、愚蠢、怯懦等等所造成的可乘之机，毫无遗漏的都被后金兵利用了。
第一部分战后双方力量的对比（1）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萨尔浒之战明朝被后金击败，就是它的力量没有赛过后金。
在战争的力量竞赛中最主要的是人。明朝在萨尔浒之战中究竟投入多少兵员，迄今仍是一个谜。清朝文献一会儿说“杨镐以二十万兵，号四十七万”《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一会儿又说“以二十七万兵，号称四十七万”《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译注，第2册，110页。。他们总是往多说，以讥笑杨都堂失败之惨和他们自己胜利之巨大。但是清朝人对明兵各路人数记载有参考价值。他们说杜松一路六万，李如柏一路六万，马林一路四万，刘一路四万。这可以证明杜松、李如柏两路为主力，兵数相等。
明朝人自己记载更是不一致的。杨镐在杜松、马林战败后说明朝主客兵出口者仅七万余《明神宗实录》，卷580。。这显然为失败作掩护，说兵员太少，要求增援。后来曾任辽东经略的王在晋说四路之师，除朝鲜援兵外，主客出塞官军共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余员名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这个数目基本可信。在巡按监察御史陈王庭的奏疏中提到杜松战败，“致二万余官军一时并遭陷溃”《明神宗实录》，卷580。，这进一步提供了各路的兵员数目。杜松为主力，他的兵员如为二万，实际总会是超过这个数目，则李如柏一路也应是二万余名。
朝鲜人的记载提供了刘一路的兵员数目。据他们说，刘本人有亲丁数千人，合各将所领，可近万人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6。。另外有朝鲜援军一万三千人。则刘一路总兵员数超过二万，比杜松、李如柏两路似应略低。
我们推算明军全部出动的兵员约在七八万以上，十万以下。但是也有人说“四路之兵计十万”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1，《辽左兵端》。。
后金击败明军四路进攻，确系以少胜多。后金兵数到底有多少，也很难确知。从明朝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来看，明朝的兵数肯定超过后金兵数。战后努尔哈赤那番高兴的谈话，也流露出他们打了胜仗并非靠兵员数目之多。说出他们兵员数目的记载，有明朝辽东经略杨镐的一份奏疏。他说：“盖奴酋之兵，据阵上所见约有十万。”《明神宗实录》，卷580。但是这个说法不准确。因为那时李如柏、刘两路尚未与后金兵大战，不可能有人见到他们的全部兵员。杨镐有意往多说。他的消息来源是辽海东宁道副使张铨的塘报。张铨参加了萨尔浒之战，在杜松一路监军。他的报告曾说杜松进兵至二道关，遇到后金伏兵突起，约三万余骑。这是亲眼所见，数目较为可信。杜松奋战数十余阵，欲图占领山头，居高临下，树林复起伏兵，经过鏖战失败。后一起伏兵没有说多少，但应属三万余骑之外。从鏖战之激烈并至此分出胜负，数目也不能少，就算再有个三万余吧，合起来不超过六万。后金采取的是集中兵力的战略，其他几路只分去很少的兵，这一路的数目，差不多就是它的兵员总数。本来战前杨镐也说过“奴酋精兵约六万余”《明神宗实录》，卷572。，打了败仗又说对方有了十万，实在是夸大了。
有人用计算八旗人数的办法推测后金的兵员数目。按照这种办法计算，努尔哈赤于1615年建成八旗这个军政合一的组织，“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清朝通典》，卷68，兵1。，八旗的人数就是后金的兵数。按规定，每一旗包括五个甲喇，每一甲喇包括五个牛录。牛录是八旗的基层单位。每个牛录由三百人组成。从牛录到旗合计，每个旗的人数为七千五百名。八个旗总计就是六万人。
萨尔浒之战发生在1619年，时八旗已建立四年。1618年后金攻取抚顺，获得人畜数十万。其中投降的明兵有些是会补充到八旗中去的，但是文献资料没有这方面的具体反映。乾隆时的礼亲王昭梿曾说萨尔浒之战中后金兵员的数目。他说：“高庙（指努尔哈赤）初，满洲军尚寡，时栋鄂温顺公讳何和礼者为珲春部长，兵马精壮，雄长一方。上欲借其军力，延置兴京（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村），颖以宾礼，以公主妻之。乃率兵马五万余归降。萨尔浒之役，卒败明师者，皆公力也。”昭梿：《啸亭杂录》，卷5，《何温顺公》。这里说后金在萨尔浒之战打胜，是靠了何和礼归附努尔哈赤时带去的五万军队。明山海关主事邹之易在萨尔浒之战以前也曾说“建虏初号五万”。见谈迁：《国榷》，卷83，5116页。何和礼当初不可能有那么多兵。但认为后金以五万之众胜了明军不失为一说。如此种种，或不足十万，或六万，或五万，总可以断定后金兵员不如明朝的军队多。明朝的力量比不过后金，不在于他们的军队数目多，而是决定于这些军队怯战、反战、厌战，他们的战斗力没有后金兵发挥得大。
经过萨尔浒之战，明朝三路丧师，损兵折将，军事力量大大削弱了。首先是将士的数目明显地减少了。有人说明朝在这次战争中遭到的损失是“三路凡丧师九万，马四万，辎重器械无算”。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1，《辽左兵端》。明朝投入作战的兵员总共或许只有九万，可能还要少点，说损失达九万是夸大了的数字。王在晋说的数目更接近真实。他说：“阵亡道镇副协参游都司通判守备中军千把总军官共三百一十余员名，并印信一颗；阵亡军丁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员名；马骡驼共二万八千六百余匹头只。今阵回见在并召集官军共四万二千三百六十余员名。”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根据王氏的记载，我们不但知道了明军在战争中的损失，还知道战争刚结束时的明军现存力量。他在同一文献中说明朝兵主客出塞官军共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余员，阵亡者超过一半，现存的又不足作战时的一半。
第一部分战后双方力量的对比（2）
后金在萨尔浒之战中损失人员极少。他们自己说仅仅死了不足二百人，诸贝勒大臣无一损伤《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译注，第2册，111页。。这或许有意少说其伤亡，以显示得天之助，胜利巨大。但是明朝人也没有说他们打死打伤很多后金官兵。杨镐奏报杜松、马林败亡的消息时，也只说杜松出口至二道关，“生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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