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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战争史略-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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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失守后，所有“南卫兵马尽数调援辽阳”，四卫顿时变成不设防的城市。当地士民惊慌，纷纷出逃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5。。当军事重镇辽阳一失守，“数日间，金、复、海、盖州卫悉传檄而陷”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努尔哈赤仅派出第十子德格类和侄儿债桑弧率八将、兵一千，南下“安抚人民”，刚到海州，明留守南卫各地的部分官兵向后金投降，大部分“武弁青衿各携家航海，流寓山东，不能渡者，栖各岛间”《明熹宗实录》，卷3，此处记“酋之第三子循海州”，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14页却载“皇子得格垒、侄债桑弧”率兵进海州。德格类排行十，非第三子。。如原任辽东赞画刘国缙、监军道牛维曜、海盖道康应乾等各航海至登州《明熹宗实录》，卷3。。据山东登州海防道按察使陶朗先开报，辽阳失陷一个多月后，他负责接待渡海来投的辽东难民，其中原任监司府佐将领胡嘉栋等官员共五百九十四人，援辽的登州、旅顺营三千八百余名，仅金、复、海、盖卫所官员和百姓共三万四千二百余人《明熹宗实录》，卷5。。辽南各地，连海边小岛居民“俱已逃空”，房屋焚毁殆尽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5。参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4。。明朝在辽东半岛的防御荡然无存。后金兵随之南进没遇到明兵的抵抗，就占领各城镇，包括旅顺口外的一些岛屿，如广鹿岛、给店岛、石城岛等，都派兵驻守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4。。广布在渤海与黄海中上百个岛屿也都纳入后金的实际控制之下。仅仅数月，“河东十四卫生灵尽为奴属”。《明熹宗实录》，卷9，6页。十四卫是：定辽中卫、左卫、右卫、前卫、后卫、东宁卫、海州卫、盖州卫、复州卫、金州卫、沈阳中卫、铁岭卫、三万卫、辽海卫。据《全辽志》，卷1，《图考》。
后金占领辽东半岛及其沿海岛屿，对明朝构成了新的严重威胁。辽东半岛如一个楔子插入渤海与黄海之间。它的最南端，与山东登莱隔海相望，其西北可直通天津。天津近京师，实为一咽喉，而“旅顺实登津之咽喉，南卫之门户”。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4。旅顺口外，岛峙蜿蜒，星罗棋布，成为沟通登莱、天津与旅顺、盖州的天然交通站。明朝历来向辽东运兵转饷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出山海关，经辽西进入辽东；一是经登、莱或天津从海上达于盖州、金州或旅顺口上岸。比较而言，海运比陆运要省便得多，既免去百姓转输之苦，亦节省大量经费。凡山东乃至江浙诸省，其与辽东往来，多借助海运之便。后金占领辽东半岛，迫使明朝罢海运，于沿海设兵防后金。明朝感到恐慌的是，后金如果从海上进军，给它造成的危险局势可能比进攻山海关要大得多。从盖州至登州，三日可到；从旅顺到登州，仅半日之程。王在晋指出：“南卫未失之先，海我之海也。金、复、海、盖陷，而大海之险我与贼共之。贼常觇我之往，我不能禁贼之来。”又说：“彼如乘风破浪，直捣津门……是为引寇入而天津危；天津危而登莱，而江、淮、浙、直俱危。河西乏食，可以立蔽，山海无粮，何能久守？而京师亦危。”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5。山东巡抚赵彦批评重山海关而轻登莱的错误观点。他说：
登莱两千里海口与酋共之，谁为防守？今庙堂之上，止知辽左，不守蓟门。天津逼近奴酋，有剥肤之患，不知登莱盈盈一水，我可以运粮，酋即可以窥犯，既无重关之险，又无大兵之防，其关系国家安危不在山海（关）下也。登莱危急不啻然（同燃）眉。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
后金占领辽东半岛及其沿海岛屿给明朝造成的危险使有识之士深感忧虑，多方谋划防海之事，纷纷提出各项紧急建议和措施。兵部尚书崔景荣指出：“贼得海、盖，则天津、登莱俱当提防，山东抚道诸臣所当时时预备。”《明熹宗实录》，卷4。湖广道御史方震孺“陈备御急著”，有谓：“登莱宜急设重臣，多募水兵，时时入海窥奴，时时放炮惊奴。”《明熹宗实录》，卷4。御史贾毓祥认为“登莱惟北岸旅顺口实咽喉总区，诚宜得一大将，量提水陆兵驻扎，以消窥视，内固藩篱，其余水兵散冲要各岛，陆兵散沿海各卫所州县操练足矣。”《明熹宗实录》，卷12。也有的主张将避难海岛的辽民“编为一营”，给他们月粮，加以训练，当明兵发动进攻时，“密令刻期航海，直薄海盖”，《明熹宗实录》，卷4。如此等等。处于惊恐之中的明熹宗对诸臣所请，无不立时准议实行。首先考虑到天津的重要，提升太仆寺少卿毕自严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驻扎天津，备兵防海”。《明熹宗实录》，卷4。
第五部分明在辽东沿海的防御（2）
正当朝野为失陷辽阳而议论纷纷的时候，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他从全局出发，提出了“三方布置策”。他从陆海三个方面加以部署，陆上以山海关为大本营，“以广宁迎击为正兵”，海上“以登莱渡海为奇兵”。《明季辽事丛刊》，《陶中丞遗集》，卷下，附录，《陶中丞传》，5页。三方实以广宁为重点，正面迎击后金军，登莱为侧翼，从后面牵制后金向辽西的全面进攻。并伺机由登莱、天津出发，经“海上督舟师乘虚入南卫，以风声下之而动其人心，奴必反顾而亟返巢穴，则辽阳可复”。《明熹宗实录》，卷6。熊廷弼的战略意图是，如果后金向辽西发动大规模进攻，他就挥军从海上到辽东半岛登陆，乘其后方空虚，进入金、复、海、盖四卫，必然吸引当地辽民的密切配合，共同抗击后金。
为贯彻海上的战略部署，熊廷弼采取如下实际步骤：
第一，他建议在山东登莱地区与天津各设巡抚，派驻重兵，多置舟师，以备渡海。经他推荐，朝廷任命陶朗先为登莱巡抚，驻登州（是时天津已设巡抚）。陶朗先，万历三十五年进士，颇有才干。他受命后，“锐意规划”，仅三个月，组成水陆师三万，集马万匹、甲杖火器二百余万、战船二千余艘，“冀与熊公戮力策应”《明史》不为陶朗先立传，此据《陶中丞遗集》。。朝廷陆续增派人马，已达五万《明熹宗实录》，卷11。。接着，熊廷弼推荐原任兵部主事刘国缙升任山东按察司副使，驻登莱，“招集归附之众，拣团练，以图进取”；提升夔州府同知佟卜年为山东按察司佥事。登莱监临洮推官洪敷教升为兵部职方司，“军前赞画”《明熹宗实录》，卷7。。
第二，召集逃亡辽人为兵。辽东半岛不战而失，辽人蜂拥逃亡，有的逃到近处海上列岛，远者渡海至山东登莱，达四万余众；还有逃到朝鲜避难的约达二万余人《明熹宗实录》，卷5。。这么多逃难辽民，散处各地，“举目无依”，挣扎在死亡线上。熊廷弼认为，“欲为辽东恢复计，必先收拾辽东之人心，而欲为人心收拾计，必从其心之所系望而伤情者，有以诱劝感发之。”眼下，逃难辽民身处绝境，“则辽人之最可伤也”。他要求朝廷速颁诏书，携带银两，分别到沿海各岛、山东登莱及朝鲜，救济生存，然后，“拣其精壮者，为复仇之义兵，自相团练，以俟进取”。以上见《明熹宗实录》，卷6。熹宗立即予以批准。从登州不断派出船只，到各海岛接渡辽民。截至天启元年，仅数月间，登州收辽人不下十余万以上见《明熹宗实录》，卷11。。陶朗先在很短时间组成三万余人的水陆师，其中大部分人员为招募的辽民。
第三，联络和扶持抗金的辽民义军。尽管大批辽民逃亡，仍有很多民众自动组织起来，展开武装斗争。如镇江（辽宁丹东附近）的古河屯陈大等聚集三千人，“歃血共盟”抗金；马虎山的任九锡、头山的金国用、马头山的崔天泰、卓山的王公绍等都聚众起义，尤其是东山矿徒“不肯降奴”，聚集数千之众，斗争规模最大，“据山自固，足为奴酋后患”。他们都等待明军反攻，与之配合，收复家乡。朝廷得报，急令各地方官“晓谕四卫义士任九锡等，不问军民余舍，倘能乘机内应灭贼守土，酌量功次，即五等封爵亦所不靳”。同时令各地官军振甲厉兵，随时给以应援以上见《明熹宗实录》，卷5，18～19页，23页。。熊廷弼建议，东山矿徒能结聚千人的，即授为都司；五百人者，授守备之职。将一呼而应，一二万兵可以立时而至。熹宗“立从之”《明史熊廷弼传》，卷259，6697～6698页。参见《明熹宗实录》，卷8，1页。。
第四，联络朝鲜。熊廷弼把联络朝鲜作为他的“三方建置”的战略组成部分。他要求朝鲜发兵，助明兵声势；另外把逃到朝鲜的辽民组织起来，加以训练，别为一军，与朝鲜军合势，跟登州、莱州声息相通，遥相呼应《明史熊廷弼传》，卷259。。因而形成了从山东半岛与朝鲜两个方面对辽南的夹击之势。他推荐熟悉朝鲜事务的监军副使梁之垣执行联络的使命。熹宗“亦报可”。但迟至天启二年三月，梁之垣才率军四千余人，乘船六十余只，到达朝鲜，宣谕朝廷旨意《光海君日记》5，壬戌十四年三月庚戌。，得到朝鲜国王的积极响应，表示“愿效忠顺”，为明声援《明熹宗实录》，卷17。。
熊廷弼的海上战略部署，总的来说还是防御性的，但它却摆出了战略进攻的态势。质言之，这个战略为反攻做了精密的准备，这是一；其次，它的战略反攻目标对准了辽东半岛即金复海盖四卫，进而重新夺回辽阳。不言而喻，这个计划是“恢复全辽”的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崇祯朝时，廷臣也不得不承认：“东江一旅，原以三方牵制为复辽之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档》：“为东省隐忧独深，增兵设防宜早备述情形事”，42号卷，第10号。在辽南“无局可布”的情况下，熊廷弼创立以山东登莱为中心，西北联天津置水陆师，东北与朝鲜联为一体的海上防线，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战略部署。这实际是辽东半岛外围的一条新防御线，它既从海上阻止后金的进攻，又为进军辽东准备了条件。可惜，熊廷弼的全盘计划从一开始就受到辽东巡抚王化贞的阻挠而不能贯彻下去，“以致辽西之陷，则意见参差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档》45号卷第3号，《兵部梁等题为钦奉圣谕事》。坚决贯彻其海战方略的陶朗先也被视为“熊党”锒铛入狱，绝食而死《明季辽事丛刊》之《陶中丞遗集陶朗先传》。。有一件事值得提及者，王化贞时曾驻广宁派出标下练兵游击毛文龙，率军丁二百二十余人，前往河东地区，“招致遗民，恢复疆土”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毛文龙入皮岛》。，这个冒险行动却产生重大结果，是为明朝开辟了第二战场，确立了以皮岛、旅顺为中心包括辽东沿海地区在内的新的防御体系。此举对于明的总体防御的战略具有不容忽视的军事意义。
第五部分明在辽东沿海的防御（3）
毛文龙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奉命去辽东。为避开后金防守严密的城镇和军事要地，他只能选择水路，率二百二十余人的队伍由三岔河口登船，沿辽东半岛西海岸南行，先到娘娘宫（复州湾长兴岛东与海岸之间一小岛），十余日后，至猪岛（金县西四十里海中，今仍名）上岸，再到广鹿岛（今属长海县）、给店岛。此两处有数量很少的后金兵和明降将据守，尽被驱逐。毛文龙这一小股部队继续沿辽东半岛东海岸东北行，至石城岛，擒获后金岛官何国用。然后又收复了鹿岛（鸭绿江口西，今仍名）、长山岛、小长山岛、色利岛、章子留岛、海洋岛、王家岛，最后到达朝鲜的弥串堡上岸，“泊龙川以据之”《光海君日记》5，壬戌十四年正月庚子。。毛文龙一行于海上行军近三千里，所至各岛，安抚百姓，“召集难民，归者甚众”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毛文龙入皮岛》。，得到了当地百姓和逃难的成千上万辽民的欢迎与支持，凡有金兵驻守之处，或被消灭，或被擒获，或被驱逐。一度失去的各岛又回到了明军的掌握之中。
毛文龙率部进驻朝鲜弥串堡，即谋取镇江。他侦知后金城守游击佟养真派兵出城，到黄咀山地方镇压民众，城内空虚，决计袭取该城。七月二十日，他先派出守备苏其民等率家丁和屯民二百余人堵截已出城的后金兵，另派千总陈忠等率兵丁、屯民共二百余人乘夜渡过鸭绿江，直至城外二十里地方上岸。事先，他已说服驻守此城的中军陈良策约为内应，部署已定，当夜鸡叫时分，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所部悄悄进抵城脚下。于是，千总张元祉等持枪率先登城，众兵与屯民随后齐声呐喊，一拥而入。陈良策等自城内杀出，内外夹攻。守城的后金兵从睡梦中惊醒，丧魂落魄，四下奔命。佟养真率兵士与家丁七十余人迎战，被冲入城的明兵民击败，他被击倒在地，当即活捉。他的儿子佟丰年和家丁数十人在混战中全部被歼。明兵收复镇江，秋毫无犯，城内外百姓欢欣鼓舞，都拿出羊酒慰劳，达几万人，数百里之内“望风来降”，每天络绎不绝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5。。镇江既下，南卫震动，诸如宽甸、汤站、险山等堡皆降，活捉后金汤站堡守将陈九阶、险山堡守将李世科等人《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15页。见《满文老档》，卷24，太祖，天命六年七月。。
毛文龙向王化贞报捷，王得报，飞传北京，“报闻之日，缙绅庆于朝，庶民庆于野。”自清抚失守以来，明已费去千百万金钱，集结十数万兵力，却不能擒其一人！毛文龙复镇江，举朝视为一大“奇捷”，“真为空谷之音”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5。。狂喜之下，朝廷立授毛文龙为广宁都司，兼副总兵，赏银二百两。应毛文龙要求，王化贞请求朝廷速发援兵和饷银，乘势大举反攻。熹宗发布命令：登莱巡抚陶朗先发水兵先行，天津巡抚毕自严调浙江水兵八千为后劲，或直抵镇江，或直抵三岔河。王化贞选精兵四万据三岔河，相机进兵。令熊廷弼勒兵控扼山海，“三方协力，务收全胜”。但熊廷弼对毛文龙取镇江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对此番大举并不积极。因此，命令下达后，“经、抚各镇观望不进”《明熹宗实录》，卷8。，遂使这一部署化为泡影。
毛文龙以小股部队成功地突袭镇江，努尔哈赤十分震惊，他不得不推迟向辽西的进军，特派他的八子皇太极、侄儿阿敏率三千人马赶往镇江弹压。明援兵不至，朝鲜不敢出师支援，毛文龙坐守孤城，不堪后金围攻，得而复失。毛文龙于城陷前二天只身逃往朝鲜。皇太极率军进城，屠戮男妇百姓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6。参见《满文老档》，卷24，太祖天命六年七月。。他还遵从其父努尔哈赤的命令，把镇江等地沿海居民都迁到内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尽管如此，仍有三万余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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