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传--创造者与毁灭者-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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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里奇大街，阿波利奈尔和毕加索慌作一团。他们时刻担心被人告发、起诉、坐牢，甚至驱逐出境——毕竟现在大环境中蔓延着排外风气。他们决定有所行动。出于内心恐慌，他俩已开始想要逃离出境。不过好在费尔南黛还保持冷静，阻止了他俩。然后他们就决定把雕像扔进塞纳河（the　Seine）销赃灭迹。费尔南黛多年后回忆道：“他们还没搞清楚自己在这出戏里扮的是什么角色，就像两个流浪汉一样装模作样地打牌，内心却在煎熬着等待出门去塞纳河边——其实他俩谁也不懂玩纸牌。”
午夜时分，他俩把雕像装进手提箱里，拎着就去了塞纳河。可是他俩心里鬼鬼祟祟的，一路上看什么也都觉得鬼鬼祟祟。他们来来回回沿着塞纳河畔找寻销赃灭迹的合适地点，每一刻都战战兢兢。最后弄得疲惫不堪还是决定放弃，便回到毕加索的家，继续商议下一步该怎么做。翌日一大早，阿波利奈尔就携赃来到《巴黎日报》报社，在保证不透露赃物来源的条件下，把雕像转交给了报社。报社很快答应条件，继而又很快食言了。9月8日晚，警察来到阿波利奈尔家搜查文件，结果发现了盖里·皮耶雷写的信，于是就把阿波利奈尔逮捕起来，指控他包庇、盗窃并涉嫌卷入一个国际艺术品盗窃团伙。与此同时，皮耶雷已经逃离巴黎，南下途经每个城镇时都给检察官写信，写信的盗案内容也越来越离奇不经，并且自我传扬《蒙娜丽莎》就是他自己偷的。
阿波利奈尔后来写道：“随着桑代监狱（the　Santé）大门砰地一关，我就感受到死的气息。然而月色清辉，我可以看见庭院墙上长满了爬藤植物。当我进了第二道门，关上门后我知道那片植物已经关在门外了，我觉得像是到了无人之境，突然涌上失落的伤感。我接受了几次审讯，看手法给我一套’牢服‘：一件粗布上衣，一条毛巾，两张床单，一条羊毛毯。然后穿越长长的走廊，我被带到我的牢房，2区15号。我脱得光溜溜的接受搜查。我睡得很浅，因为牢房里的电灯整晚都开着。”
两天之后，早晨7点，毕加索家响起了敲门声。费尔南黛回忆说：“女仆还没来，所以是我去开的门。门口是个便衣警察，给我看了看证件，自我介绍了之后就要毕加索跟他走，还得赶在9点钟之前审讯。毕加索吓坏了，哆哆嗦嗦衣服都穿不上，我得帮着他穿……　……他乘坐的公交车往返于皮加勒（Pigalle）和葡萄园（Halle…aux…Vins）之间，很长一段时间成了他的梦魇回忆。便衣警察是不允许传讯人自己出钱坐出租车的。”
这几天来的惴惴不安，警察局里漫长的等待，终于在审讯官的办公室里看见了阿波利奈尔。阿波利奈尔“脸色苍白，蓬头垢面，耷拉着衣领，没扣子没领带，憔悴不堪又弱不禁风，瘦得皮包骨头，让人看上一眼就感到难过。”毕加索完全失控了，他已经考虑不下丝毫的友情、忠诚和诚实了。只剩下求生的本能，哪怕是对不起朋友，他也干。毕加索当着无助的阿波利奈尔，只顾给自己洗脱，毫不留情地声称不怎么认识面前这个人。阿波利奈尔哭了起来，毕加索仿佛一心要超过他似的，也开始发着抖放声大哭。审讯官当庭释放毕加索，但是警告他不许走远，得随时配合案件调查。而阿波利奈尔则被送回了桑代监狱。
阿波利奈尔蹲了5天牢房，一遍又一遍的审讯，他不光被怀疑盗窃那几尊雕像，连《蒙娜丽莎》也被怀疑是他干的。指控人说他是“前来法国洗劫我们博物馆的国际盗窃集团。”9月12日，阿波利奈尔终于被带出桑代监狱，送上了审判席。翌日，《巴黎日报》上登着：“下午3点钟，阿波利奈尔穿过记者、摄像以及前来慰问的报界、文艺界朋友的层层包围，来到审讯室。身边陪着一个警察。阿波利奈尔戴着手铐——监狱的残酷真是没有人情味。
这是诗人阿波利奈尔一生中最难堪是时候。他戴着手铐，衣冠不整地被人拍下犯罪档案照片，经历了自己最贴心最挚爱的好友的背叛，然后于9月12日上午7点被释放。一场噩梦攻陷了他内心深处的恐惧和不安。他苦心经营的社会威望和知识分子的自尊一蹶不振。就在他从牢里放出来之后，仍然有很多人在报纸上、在沙龙和咖啡馆里叫骂”国际精神“，声称”扞卫本土人才，反对外来人的入侵“，还一直揪着”雕像事件“做文章，来搞臭阿波利奈尔、前卫艺术圈，以及那些不受欢迎的外国人。
阿波利奈尔被释放3个月后，给少年时代的好友写信：”我现在还没缓过气来。我心里难受，还在等待着解决的方法……　……我想知道怎么样才能重新回到正轨。要是被驱逐出境，我会怎么样呢？这些疑问塞满我的脑子，我无法工作。我只求变得平静、低调，而现在我却成了一系列攻击的靶子……　……“就是到了1月份案子结案了以后，元气大伤的阿波利奈尔还不能置身事外，仍然遭受着辱骂。安德烈·萨勒蒙在回忆录中写道：”他被噎住了，就像是被鱼刺卡住了喉咙。“
更加如鲠在喉的是毕加索的背叛。然而毕加索、毕加索的生活和作品对他而言如此重要，他不得不独自咽了下去。画家埃尔伯特·格莱茨　（Albert　Gleizes）写道：”阿波利奈尔被审讯案一事搞得元气大伤。尤其是他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他的一个挚友在法庭上心神大乱，竟然当面装作一副不认识的样子，矢口否认认识他，难道不是吗？阿波利奈尔跟我说起此事的时候，一副很痛苦的样子，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沮丧。“然而在大家面前，阿波利奈尔还得装成若无其事，把自己的沮丧和痛苦掩饰起来。即使他把这件事情在一封信里原原本本地讲述出来，他也没有提到毕加索的名字，而是用”某人“一笔带过。
然而，阿波利奈尔的痛苦在作品中都体现出来了。他投身于一个名叫”奥菲主义“　（Orphism）的新艺术派别，其领军人物是罗伯特·德诺雷　（Robert　Delaunay），并且发表了一通”立体主义的解体“的演讲。现在他有了新的画家、新的艺术流派和新朋友来扞卫。雅克·维隆　（Jacques　Villon）觉得这是阿波利奈尔在治疗心中的伤痛，他说：”这次演讲跟绘画无关。“而毕加索却选择视而不见。两人之间有很多惺惺相惜和友情的因素，一切看起来都和从前一样。然而，一切都已经不是从前了，即使他俩都在竭力掩饰。
毕加索更加热烈地投入到与布拉克的合作里，他俩更进一步，找到了新的表达符号，把拼贴画引进到越来越严谨单调的解析立体主义　（analytic　Cubism）中来。文艺评论界哗然。《日报》（Le　Journal）大喊着：”回归蛮荒和原始野蛮，对一切生活美和自然美的摒弃和践踏。“1911年4月毕加索在纽约的照片连环画廊举办的首次画展之后，《艺术家》杂志（Craftsman）也发表其观点：”若说毕加索想要忠实表达自己对自然的感觉研究，那他为什么不去狂热表达自己的情感，转而弄这些毫无关联、毫无美感的东西呢？真是匪夷所思。“画展中的一幅裸体画被画成火警安全出口，而立体主义静物画的得意之处被描述成很像”欧几里得着作的富有象征意味的彩色扉页。“
然而到了1911年11月底，在伦敦的《新时代》（The　New　Age）上出现了一篇评论家约翰·米德通·默里　（John　Middleton　Murry）写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影响深远，直到多年以后，仍然是一篇评论毕加索的权威力作。文章写道：”坦白说我对毕加索算不上了解，也说不上欣赏。我对他是畏惧……　……于是我敬而远之。太熟就无法谴责，不熟也无法赞美——赞美需要了解，否则就是溢美之辞。“这是第一次有人很明确地把毕加索作品的敬畏和朦胧费解联系起来。后来的赞美（不止于敬畏）也总是和朦胧费解联系在一起。这两个不同的特征得以在作品中结合，正如默里把毕加索和柏拉图相提并论：”我深信是因为自己能力有限，所以不能一路跟随、达到他们的那个高度。“
柏拉图（Plato）在《共和国》（The　Republic）一书中要将所有的艺术家驱逐出理想国，只因为艺术家们都只是在摹仿自然，换而言之，最终也就是在摹仿现实。毕加索说：”事实上，人们从来都不摹仿自然，也不是在照搬自然……　……这么多年来，立体主义只有一个目标：为绘画而绘画　。我们摒弃一切与现实无关的元素。“正如默里所言：”柏拉图在寻找毕加索……　……他在寻找一种不一样的艺术形式，而这种艺术形式就是毕加索的艺术本质。“1912年毕加索创作了20世纪第一幅拼贴画《静物和椅子》（Still…Life　with　Chair…Caning），画布底部是印了字的油布，周围装饰着报纸、玻璃杯、烟斗、柠檬切片和一扇贝壳，他没有照搬现实，而是完全取代了它。毕加索说：”当大家相信永恒的美和那些废话的时候，那就很简单了。可是现在呢，……　……画家随地取材，随手破坏。与此同时，又给了这些材料第二次生命。这也是他自己的第二次生命。不久也是观众的第二次生命。但是他必须能洞察别人眼中的现实。他得破坏，他得打破其本身的构建框架。“＇图019＇
这就是拼贴立体主义　（synthetic　Cubism）的开端。毕加索朝着本质艺术而非摹仿艺术的道路前进。与此同时，毕加索开始了另一条旅途。他陷入了爱情。毕加索近来最爱去的酒吧是克里奇大街附近的埃米塔奇酒吧（Ermitage），他和费尔南黛、马库斯、玛赛儿常常上那里共度夜晚。他对费尔南黛越来越冷淡，取而代之的是对玛赛儿日渐炽热的情感。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格特鲁德说起费尔南黛总说她”很高大“，其实费尔南黛也就是跟身量娇小的玛赛儿相比才显得高大。费尔南黛比毕加索大——只大了4个月，可是相形之下显得大了很多。玛赛儿只比毕加索小了4岁，却和费尔南黛比起来要年轻很多。费尔南黛脾气很大，有时水性杨花，有时火气十足——有一次她怒气冲冲地揪住毕加索推揉，把毕加索的扣子都揪掉了。玛赛儿却温婉典雅，仿佛不食人间烟火。有一次费尔南黛花了80法郎买了瓶闻起来一点都不香的香水，如同格特鲁德说的，”真像是一瓶液体烟“——80法郎当时对他们来说可是大数目。费尔南黛就算是穷得揭不开锅也要讲究虚荣排场。而玛赛儿却能用很少的开支安排舒适的家居和可口的三餐。费尔南黛是个轻浮的女人，她总是乐于被人追逐和勾引，有一次她对毕加索说：”你惟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你是个早熟的孩子。“玛赛儿却洁身自好，总是心甘情愿地付出温顺和爱情。费尔南黛的生活，就像是全世界都欠了她的。他们穷得买不起面包的时候，费尔南黛会叫上一套大餐，等送餐的男孩头顶着一篮饭菜来敲门时，她就会对着门外喊道：”我开不了门，我没穿衣服……　……放在门口吧……　……我回头再付钱。“声音既不容抗拒又包含挑逗，小男孩只得照办。玛赛儿却没有这样的本领，她需要有人来保护，同时她把自己奉献出来作为交换。费尔南黛奉献自己是因为她喜欢，而她自己也能独立生活——教教法语、典当耳环，或者做一些出轨的事。
当费尔南黛和毕加索之间的裂痕扩大到不堪忍受的时候，费尔南黛便投入了乌巴尔多·奥皮（Ubaldo　Oppi）　的怀抱。奥皮是个意大利画家，他们是在埃米塔奇酒吧通过未来主义派画家基诺·瑟维里尼　（Gino　Severini）介绍认识的。毕加索后来说：”靠个女人过日子，靠不住。“然而对他来说，抛弃一个女人在感情上也很难说得过去。于是他等着费尔南黛迈出第一步。毕加索给布拉克写信道：”昨天费尔南黛跟一个未来主义画家跑了。我能拿这贱货怎么办？“费尔南黛跟奥皮私奔了24小时之后，他把玛赛儿从马库斯那里劝诱了过来。＇图925＇5月18日，他携玛赛儿去了塞雷，马诺罗和皮乔特在那里。毕加索给卡恩威勒写信：”我很爱她，接下来我用绘画来写我的感受。“
这只是毕加索从抵达塞雷直至1912年8月初期间，给卡恩威勒写的40封信之中的一封。在这段时间里，他的感情和身体上都面临着巨变，卡恩威勒成为他和外界之间沟通的桥梁。这40封信就是他当时的想法和困扰的全部记录。他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爱狗弗利卡、猴子和猫都接来，最后说道：”暂时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我的地址。“而对于自己和玛赛儿的关系，也就是引起这些巨变的原因，他却三缄其口，不愿意透露。毕加索向来行事隐蔽，每当得到特别珍贵的东西时，他就会遮遮掩掩来保护它。
毕加索给玛赛儿改名为”埃娃“（Eva），以此来表示玛赛儿在他心中的珍贵。这是玛赛儿在巴黎郊外的文森纳（Vincennes）出生时取的名字，以纪念母亲玛丽…路易丝（Maria…Louise）和父亲阿德连·古尔（Adrien　Gouel）。然而顺应当时时髦的做法，她给自己取了个新名字，于是就没有人知道她的本名是”埃娃·古尔“了。毕加索叫她”埃娃“，不仅让她恢复了自己原来的名字，而且显示出她是自己一生中第一个真心相爱的女人。即使是对信任有加的密友卡恩威勒，毕加索也不过是简单透露：”是的，我们在一起了，我们很幸福。“并且，他还再三告诫：”不要跟任何人说。“＇图022＇
毕加索和新恋人私奔一周后，他给卡恩威勒的信中显示出他对绘画的困扰胜过了生活中的感情：”你还得把拉维南大街家里的画笔给我寄过来，那些用过的和新的画笔，以及油画框都还在拉维南大街……　……你还得把我在拉维南大街的调色板给寄过来，上面有颜料，你得用纸包一下，连同油画框、石膏像、信件和画假木头要用的梳子。颜料有一些在拉维南大街，有一些在克里奇大街。我会告诉你这些东西都放在哪里，我会给你开张清单（真的很抱歉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
数天以后，这封信差不多刚刚寄到巴黎，毕加索就再次给他”亲爱的朋友“（法文）写信，抱怨手头上没有绘画要用的材料。毕加索等不及一来一往的信件答复，恨不能马上就能拿到这些材料：”我真的很需要我的绘画工具。马诺罗给了我一点颜料，我只能用钴蓝、葡萄园黑、干瘪的棕色和粉白调出的绿颜料作画，我没有调色板。……　……尽管如此，我还在作画。“
与此同时，卡恩威勒一点也不嫌烦地给他运去了画布、油画和脏画笔，并表示愿意买下已完工的油画。他给毕加索写了一封很客气的信，谈到那些丢弃在画室里的油画：”要是你能在下一封信里告诉我，哪些画是已经完成了的作品，那可真帮我的大忙。要是你8天之内不回复，我可就随意处理了。这不过是做个定夺而已。预先谢谢你啦。“这封信还没到达，毕加索就已经来信列了个清单，里面列出了所有可以出售的油画以及售价。他接着说：”其余的，都还拿不出手。“
费尔南黛和那个年轻的意大利人私奔不久就感到腻烦了，她回到了克里奇大街，却发现毕加索已经不在了。她一面自责，一面不甘心失败，于是很快就赶到了塞雷。她住在皮乔特家里，想要赢取毕加索回来。费尔南黛要来塞雷的消息，对毕加索来说不啻一声惊雷，他怒火中烧。毕加索6月12日给卡恩威勒写信道：”我对这一切非常生气。首先我不想让我对玛赛儿的爱情受到任何的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