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实录-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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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望等待。
　
众目注视的钦差大臣林则徐，沿珠江而下，于元月二十五日到达广州天字码头。阳历是一八三九年三月十日广州已经很暖和了。
　
钦差大臣是所谓的敕使，受到鸣九响礼炮的欢迎。
　
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广东海关监督豫堃（厚庵）、广东将军德克金布、副都统左翼奕湘公爵以及右翼英隆等广东的高级官员全部出迎。
　
林则徐事先已经通知，希望住处尽量安排在靠近夷馆的地方。按照他的要求，决定将越华书院作为钦差大臣的临时官邸。
　
前面已经说过，这座书院是与弛禁论大本营的学海堂并列的名门学校。
　
林则徐在这里会见了许多人，尽量听取意见，提出疑问，一直到彻底理解为止。
　
林则徐在北京时，皇帝曾经跟他说过这样的意图：“鸦片绝对要禁止，但不要同外国引起过多的纠纷。”这完全是一厢情愿。要禁绝鸦片，不同外国发生摩擦是不可能的，这正是林则徐忧虑的原因。他决定把重点放在禁绝鸦片上。他已经作好了思想的准备，自己也许会由于同外国，尤其同英国的矛盾而下台。
　
到达广州的第九天，林则徐发出了两道谕帖。
　
一道是颁给公行的。命令限三日之内，让夷人出具汉文、夷文的甘结（保证书）各一份，“声明嗣后永不敢带鸦片，如再夹带，查出人即正法，货尽没官。”
　
所谓“正法”。就意味着处以死刑。
　
谕帖的结尾严厉地警告公行说：“如此事先不能办，则其平日串通奸夷，私心向外，不问可知。本人臣立即恭请王命，将该商择尤一二正法，抄产入官！”
　
另一道的题名是《谕各国夷人》。不过，尽管他是钦差大臣，也不能同夷人直接接触。这道渝帖也交给了公行。
　
谕帖中谴责夷人的鸦片贸易说：“我大皇帝一视同仁，准尔贸易，尔才沾得此利。……尔等感恩，即须畏法，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将尔国不食之鸦片烟，带来内地，骗人财而害人命乎？查尔等以此物蛊惑华民，已历数十年，所得不义之财，不可胜计。此人心所共愤，亦天理所难容。”
　
接着正告夷商：大皇帝已决心根除鸦片，宣布贩卖鸦片者、开设烟馆者，乃至吸食鸦片者都要处以死刑，在这样严厉的禁令下，再也不能出售鸦片了，“谕到，……速即遵照，将趸船鸦片尽数缴官，……不得丝毫藏匿。”
　
要没收全部的鸦片！　这一命令确实把外国人吓倒了。而且还要求他们提出保证书，并强调这一命令非同寻常，说“此次本大臣自京面承圣谕，法在必行。且既带此关防，得以便宜行事，非寻常查办他务可比。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今令洋商伍绍荣等，到馆开导，限三日内回禀，一面取具切实甘结，听候会同督部堂、巡部院示期收缴，毋得观望诿延！”
　
鸦片战争可以说是在这里点燃导火线的。

　第六章　虎门之烟

　　　　行使实力
　　　　公行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大问题。
　　　　夷人到中国来的目的是为了出售鸦片，购买茶叶。
　　　　如带来鸦片，可以杀头！这样的保证书，夷人们当然不会轻易地在上面签字。　　　　
　　　　而且还要夷人把存放在伶仃洋上的全部鸦片缴出没收。
　　　　糟糕的是有一条大原则——没有一个国家能和天朝中国对等，因而也不可能有外交关系，当然也就没有负责外交的政府机构。有关夷人的事，一切均通过公行这条渠道进行。比如所有的外国船只开进广州，必须要有一名公行的成员充当保证人。国家的外交和通商事务都由民间的一个同业公会的组织来一手承担，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公行在贸易上进行垄断，当然皆大欢喜。可是一旦发生了这次这样的难题，立即就大伤脑筋了。　　　　　
　　　　在规定限期的三天之间，公行总商伍绍荣消瘦憔悴，因为没有一点解决问题的希望。　　
　　　　公行毕竟是正式的特许商人，当然不能从事鸦片买卖。可是，在因鸦片问题而引起的纠纷中，却夹在这样痛苦的夹板之中，说起来也真不合算。过去公行的一家成员叫同泰行，就因为从它所保证的一只外国船上发现了鸦片，而被罚款五十倍于货物的金额。
　　　　有的成员带着抱怨的口吻发牢骚说：“如果实行弛禁，就不会受这份罪了！”　　　　
　　　　夷人们根本拒绝公行转交来的谕帖，表示没有商谈的余地。　　　　
　　　　限期到二月七日为止，这一天是阳历三月二十一日，恰好是春分。也许是这个缘故，林则徐在这一天没有发起任何行动，仅在第二天派了代表去十三行街。　　
　　　　伍绍荣拚命地在夷人之间四处劝说，而大部分夷人却抱着这样的想法：“这个国家的官吏没什么了不起。他们不过是装腔做势吓唬人。目的是索取大批的贿赂，不要上当！”因为过去只要向清朝的官吏行点贿赂，一切都万事大吉。
　　　　伍绍荣拚命地给夷人解释，说明“钦差大臣”这种官职只在非常时期才任命的，近年来只有一个先例，那是七年前台湾叛乱时，任命福州将军瑚松额为钦差大臣，所以问题是十分严重的。这样，夷人们才明白了这次也许靠钱不能解决。对方毕竟是钦差大臣，话一旦说出口，恐怕不会随便收回。那么，要不要咬一咬牙，给他一点面子呢？于是夷人们才稍微让了一点步。　　　
　　　　夷人的答复根本不谈保证书的事，只说愿缴出储存的鸦片一千零三十七箱。而林则徐研究了各方面的情报，估计存放在趸船上的鸦片约有二万箱。
　　　　“一千箱，不成！”
　　　　英方的申报一下子就被顶回去了。
　　　　为了进行追击，钦差人臣对夷馆内的一名英国人发出了逮捕令。
　　　　这名英国人是颠地商行的颠地。
　　　　林则徐本来是想把查顿·马地臣商行的查顿作为鸦片商人的代表，加以逮捕，以示警戒。但这个查顿在林则徐到任五天前已经回英国了，颠地当了他的替身。
　　　　这个逮捕令当然也没有直接给夷人看，而是向县政府下令，由县再下达给公行。
　　　　但是，当公行向夷人方面传达这个命令时，词句都不一样了。原来的命令是：“速将颠地一犯交出。”而公行向夷馆传达的却成了“招颠地氏进城。”
　　　　可是，夷馆方面认为颠地有生命危险，拒绝了这个命令。
　　　　当时英国驻中国商务监督是海军大校义律。钦差大臣到任时，义律在澳门，他听到广州十三行街的气氛险恶，急忙奔赴广州。
　　　　他是个鹰派，曾在给巴麦尊外交大臣的报告中建议说：“强硬的言词和行动，无疑地可以刹住当地政府轻率的气势。”
　　　　义律还在小看着中国，他依仗着大英帝国的权威。
　　　　阳历三月二十四日，义律挺胸凸肚地进入了广州的夷馆，首先高高地悬挂起英国国旗。
　　　　他入馆之后，立即给公行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同意让颠地先生到城内去。不过，必须附带条件，我作为英国商务监督，要与颠地先生同去，并以盖有钦差大臣大印的明确的文书，保证我们两人片刻也不受隔离。”
　　　　不过，对林则徐来说，早已不把颠地当作一回事了。
　　　　他准备包围夷馆，一举使对方屈服。限期已过了数日，他之所以没有包围，那是因为敌城——夷馆里没有主将。义律既然进入了夷馆，那就不必犹豫了。
　　　　他再次向伍绍荣下谕帖说：
　　　　……前已命令将鸦片全部缴官，并在三天内立下保证书，但至今仍无答复。因而对停泊在黄埔的外国船只实行“封舱”，停止买卖，禁止装卸货物，各种工匠、船只、房屋等，不准给夷人雇用租借。违反者将以私通外国罪惩处。……夷馆的买办及雇用人等全部撤出！
　　　　要查禁鸦片，最好的办法是搜捕停泊在伶仃洋上的鸦片趸船，但这靠清朝海军的实力是办不到的。因为实际的鸦片交易是在陆地上的夷馆中以“立券”的方式进行的，所以才包围夷馆，迫使夷人缴出鸦片。
　　　　　　天之所厌
　　　
　　　　英国商务监督的办事处，并不在称作英国馆的原东印度公司，而是设在法国馆与美国馆之间的“中和行”。房主也是公行的成员之一潘文寿。夷人在中国不能取得不动产，虽然称之为夷馆，其实都是中国人的私产，把它租给夷人。
　　　　据说包围夷馆的官兵达千人，通宵吹着喇叭，敲着铜锣。　　
　　　　夷馆内有二百七十五名外国人。清政府关于不得携带妇女的禁令和不得过冬的禁令有所不同，这个禁令得到很好的遵守，所以夷馆里的夷人全部是男人。不过，说是得到很好的遵守，其实恐怕是认为广州对妇女儿童是危险的地方。
　　　　林则徐大书了以下四条谕帖，张贴在中和行的墙上：
　　　　一、论天理……，尔等离家数万里，一船来去，大海茫茫，如雷震风暴之灾，蛟鳄鲸鲵之厄，刻刻危机，天谴可畏。我大皇帝威德同天，今圣意要绝鸦片，是即天意要绝鸦片也。天之所厌，谁能违之？……前者大班剌佛图占澳门，随即在澳身死。道光十四年，律劳卑闯进虎门，旋即忧惧而死。马地臣暗中播弄，是年亦死。而惯卖鸦片之曼益，死于自刎。……天朝之不可违如是！
　　　　二、论国法，……今则大皇帝深恶而痛绝之，嗣后内地人民，不特卖鸦片者要死，吸鸦片者也要死。……恭查大清律例内载：化外人有犯，并依律拟断等语。……若贩卖鸦片，直是谋财害命。况所谋所害，何止一人一家！　　此罪该死乎？不该死乎？尔等细思之。
　　　　三、论人情，……尔等来广东通市，利市三倍。即断了鸦片一物，而别项买卖正多。若必要做鸦片生意，必至断尔贸易。且大黄、茶叶、丝斤、白糖、冰糖、桂皮、银朱、白矾、樟脑等类，岂尔各国所能无者？而中原百产充盈，尽可不需外洋货物。
　　　　四、论事势，……尔等远涉大洋，来此经营贸易，全赖与人和睦，安分保身，乃可避害得利。尔等售卖鸦片，即里闾小民，亦多抱不平之气。众怒难犯，甚可虑也。出外之人，所恃者信义耳。现在各官皆示尔等以信义，而尔等转毫无信义。……况以本不应卖之物，当此断不许卖之时，尔等有何为难？且（鸦片）尔国不食，势难带回，若不缴官，留之何用？至既缴之后，贸易愈旺。……故不惮如此苦口劝谕，祸福荣辱，皆由自取，毋谓言之不早也。
　　　　对外国人的这些说理，大概林则徐在从北京赴任的途中就已经反复考虑好了的。不过，起作用的还不是这道谕帖里的道理，而是包围夷馆这一现实的压力。夷馆里饮水和食品的储存很少。想一想律劳卑事件当时的情况，就可了解这里一受包围就会一筹莫展。
　　　　义律进入夷馆仅四十八小时，就屈服了。
　　　　三月二十七日，他发出了一封信，保证缴出英国人所有的全部鸦片。第二天，他通知缴出鸦片的数量为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这样，林则徐才下令给夷馆供给食物。但是，仍不准雇用人员回夷馆，也不准夷人离开夷馆回澳门。缴出鸦片只是口头说说，还是真的实行，还必须要得到证实。
　　　　林则徐在根除鸦片的谋策上，曾经有建议分阶段进行的办法。他到底是个注重实践的行政官员，这一次也采取了分阶段进行的办法。这个办法是：缴出各个商人在清单上呈报的数量四分之一，则允许买办和仆役返回夷馆；缴出一半，则允许乘坐舢板船往来；缴出四分之三，则准许恢复贸易；全部缴清，则一切恢复正常。
　　　　夷人每缴出鸦片一箱，给茶叶五斤，以示嘉奖。
　　　　当时广州鸦片的批发价为每箱七、八百元，二万箱的总金额则达一千五百万元。不过，在印度的原价为每箱二百元，包括运费在内，估计实际损失约为五百万元。
　　　　在二万箱中，查顿·马地臣商行的鸦片占七千箱，占第二位的是颠地商行，约为一千七百箱，两者差距很大。
　　　　据美国领事彼得·斯诺的报告书说，美国人根本没有鸦片，只有为英国人代卖的鸦片一千五百四十箱，已经全部退还给义律。

　　　　烟深海国

　　　　阴历二月二十六日（阳历四月九日），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虎门送来报告说，鸦片趸船已送来了缴出的鸦片。
　　　　钦差大臣林则徐和两广总督邓廷桢、海关监督豫厚庵等一起，从广州乘船去虎门监察鸦片的缴出。　
　　　　钦差大臣乘坐的船上悬挂着一块匾额，上面写着“烟深海国”四个字。
　　　　没收的鸦片共有一万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和二千一百一十九袋，比义律申报的还要多一千多袋。除去包装，净重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合一千一百八十八吨。
　　　　装鸦片的容器主要是芒果树木材做的，一百二十斤重的箱子长约一米，宽和高各为五十公分。象虎门这样偏僻的地方，当然不会有能装进二万个这样木箱的仓库。因此在广场上围起坚固的木栅栏，搭起带漆盖草的临时仓库。周围戒备森严，有监督的文官十二人，军官十人和士兵一百人昼夜巡逻。
　　　　据林则徐的日记记载，开始接收鸦片是阳历四月十一日，全部接收完毕是五月十八日，实际花费了一个多月时间。此事必须认真进行。在皇帝的身边有反革新派的权臣，稍有差错，他们便会借机拖后腿。
　　　　在虎门接收鸦片的原因，除了它靠近伶仃洋外，还准备从这里由水路运往北京。如果从陆路运送，要雇用大批的伕佚子，在各地歇宿也需要大批的人员警卫。如果装到船上，把船舱严封，那就省掉许多麻烦。　　　　．
　　　　但御使邓瀛认为把这么多鸦片运进皇都会引起轰动，而且路上也有被盗换的危险，反对运送。
　　　　把鸦片运往北京的目的，为的是以实物向皇帝证明已经完成任务。
　　　　北京与广州之间的距离，乘快马也需要跑二十天。广州发生的事件，稍有谎传，北京也很难调查。所以凡是重要的事情，最好是看实物证据。
　　　　道光皇帝采纳了邓瀛的建议，认为林则徐说的话不用证据也可以相信。他在上谕中写道：“朕断不疑其稍有欺饰。”命令就地处理，要林则徐“即在该处督率文武员弁，公同查核，目击销毁。俾沿海居民及在粤夷人共见共闻！”
　　　　林则徐接到这个上谕后，立即研究了处理鸦片的办法。
　　　　上谕中说要“销毁”。销同消，即消灭的意思。毁是毁坏的意思，并不意味着要火烧。但一般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烧掉。所谓“化为灰烬”，就有着“一点不剩”的意思。
　　　　不过，鸦片用火烧也不能把它消灭。经试验证明，在鸦片上浇油，用火烧，其“残膏余沥”渗入地中，然后把土挖起来熬煮，还可以再制二成到三成的鸦片。
　　　　调查鸦片的性质，了解它最忌的是盐和石灰。
　　　　因此，林则徐在虎门镇口海边稍高的地方，令人挖了两个池子。据说池子纵横十五丈有余，即约五十米见方的池子。
　　　　为了防止鸦片渗透，池子的四周钉上木板，池底铺着石块。临海的一面建有闸门，相反的一面挖有沟道。
　　　　首先把水从后面的沟道引入池中，投入大量的盐，把从木箱中取出的球形鸦片块切成四半，投入盐水池中。
　　　　这样让鸦片在盐水中浸上半天的时间，然后投入一块一块的生石灰，于是池面上逐渐冒烟，好象沸腾似的。池子上搭着跳板，许多伕子站在上面用长木棒搅和，加快鸦片残块的溶解。
　　　　于是瞅准退潮的时刻，打开靠海岸边的闸门，把溶解的鸦片放入海中。　　　　
　　　　最后用水清洗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