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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实录-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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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买卖兴隆的地区，要求贷款的人是很多的。但是，被人家赖帐不还是不行的。而且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要想了解每一个借款人的信用是很不容易的。
因此就想出了一个办法，由绝对稳妥的超第一流的店铺或人物当中间人，通过他们的保证来贷款。给这样的店铺或人付中佣钱，但发生借主不能偿还债务时，中间人应负责全部偿还。
白头夷在广州认定绝对稳妥的店铺，当然是拥有贸易垄断权的行商。
国际金融资本的资金，通过行商而流入中国。行商只是作为中间人，右手接过资金，左手递给别人，从中捞取佣钱。这一来就产生了利欲：只要自己担保，白头夷就会无限制地贷款；流动的金额增多，就可以大赚佣钱。终于看错了借款人的信用，或者判断轻率，把钱借给了不该借的人。
其结果就会发生无法收回借款的情况，但中间人行商必须向白头夷还清本利。让行商提取佣钱，目的就是为了在这样的时候负责。
从行商的角度来说，他们也不能不代替借债人还清债务，这里面有面子问题。如果不还债，就会引起诉讼，行商的特许权就会被取消，行商的资格被剥夺，也就失去了贸易垄断权。所以勉强也要还清债务。
金融业者实际上也是看准了行商的这个弱点。
如果一再发生这样的事，资金多么充裕的店铺也会衰
落下去。为了填补亏空，反而更加容易重蹈这样的失败。
伍绍荣身为公行的总商，他早就了解不少行商已陷入这样的困境。
他觉得应当想办法救一救这些人，但怎么开动脑筋也想不出办法。
病情已经相当严重，只是动点小手术看来是医治不好的。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一举挽回，那就是使鸦片合法化。这样，他们就可以垄断鸦片的进口。
第16节：走私贩运
走私贩运
非法商品鸦片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怎样走私贩运的呢？
在十三行街设有办事处的夷商们，除了象“圣地”欧立福特商行这种少数的例外，一般都兼营鸦片买卖，其中还有的专做鸦片买卖。
不过，不论怎样，不能把禁品鸦片存放在十三行街。夷人是由于天朝（中国）的特别恩典而获准进行贸易的，所以当时的夷馆内并没有治外法权。鸦片万一被发现，不仅正规的贸易要停止，连夷人本身也会遭到驱逐。鸦片一度曾存放在澳门，但这也不稳妥。因此想出了一个主意——建造洋上仓库。
这种洋上仓库，英文叫StoreShip，中国叫“趸船”。这种船的船身高得出奇，它不是为了航海，而是为了代替仓库，专门为存放鸦片而建造的。
夷商们常年把这种可以称之为鸦片母船的怪船停泊在珠江河口伶仃岛的洋面上，这里恰好位于香港与虎门的中间。
货物存放在海上，但实际的交易还是在十三行街洽谈的。洽谈好之后，夷人就在写明鸦片的等级、数量的领货单上签字，一手接过现银，一手把领货单交给私买的中国人。这种领货单叫“券”，在券上签字称作“立券”。
券在市场上和实物一样直接买卖。
禁止夷人在广州过冬变为有名无实，就是因为在夷馆里还有这种立券的业务。正式贸易到十月左右就停止，但鸦片交易是常年进行的。
拿到券的人就备船来到伶仃洋上的鸦片趸船上，用券换取鸦片，装在船上返回。为了碰上巡逻船不致被抓住，必须尽量使用快速船。
这种快速船叫“快鞋船”，从它的名称就可了解它的速度是很快的。它挂着三张帆，左右有五十支桨，船员一百人，船侧张着铁丝网，以防御炮火，可载货数百石，据说“来往如飞”。
据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湖广监察御史冯赞勋的奏文，说当时这种快速船有二百只。清朝水师的兵船根本追赶不上这种快鞋船。而且“各关有重贿”，对各个关卡都行了贿，所以很少被抓获。
广东水师中有一个负责海上警备的军官叫韩肇庆，他因禁止鸦片有功而晋升为副将。副将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大校或少将。
让我们揭开画皮来看一看他的“功绩”。
为了防止鸦片从伶仃洋上的趸船运到岸上的期间被官船抓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夷商和私买者向警备当局提交百分之二的鸦片实物作为贿赂。就是说，运送一万箱鸦片要行贿二百箱。韩肇庆把这二百箱的一半揣进自己的腰包，把剩下的一百箱作为“没收品”上缴政府。
鸦片是禁品，所以比一般的商品成本高。由于运送困难，离卸货地点愈远，价格当然愈高。
在伶仃洋趸船上交货的鸦片价格，一箱“公班土”为八百西班牙元，而稍为北上一点，到广东与福建交界处的南澳则为一千元。再往北去，售价更高。
所以鸦片商人都不满足于伶仃洋上的交易，经常北上。不过，从珠江到南澳之间，在大亚湾、红海湾、甲子湾等处有许多海盗的巢窟，有被抢劫的危险。外国鸦片商人所害怕的并不是官宪的抓捕没收，而是这种海盗的袭击。他们跟各地的警备当局之间已经悄悄地达成协议，约定每箱鸦片的默许费大约为十元左右。
进入南澳的鸦片船，满不在乎地在官船的面前辩解说：“我们是从新加坡开往广州的途中，被风浪冲流到这里来的。”外国船只能开往广州，所以必须要就出现在南澳解释两句。
水师的警备军官登上这只外国船，在甲板上象演戏似的高声宣读禁令，庄严地宣布：“天朝只准在广州通商，不得在本地进行。”
鸦片船的外国船长“是、是”地答应两声。
这种场面一结束，清朝的军官就被领进船舱招待，在那里进行的商谈，英国方面的文献称之为“私人会见”。实际上是商定和索取默许费。以后清朝海军就对鸦片船给予保护。
可见到广州以外的地方去，有可能进行更有利的交易。
地点只限于广州，而且只能同“公行”这种同业公会的组织正式交易，夷商们总想设法打破这种制约。他们当然希望废除公行一一自由贸易，在广州以外的各个城市进行交易一一门户开放。
后来发生鸦片战争时，英国企图篡改这次战争的原因，说是为了使中国承认上述的两项要求而不得已采取的行动。
作为结果来说，这两项要求通过鸦片战争而达到了。但是，战争本身是由于英国想强制进行鸦片贸易而引起的。这决不能改变它是世界史上罕见的非正义战争的性质。
第17节：更换选手
更换选手
英国的对清贸易，一向是把垄断权交给东印度公司，这种特许证每二十年更换一次。一八三四年是该到更换特许证的一年，但一八三二年英国的国会作出决议，不同意延长特许证的使用时间。
东印度公司长期垄断了对清贸易，这一下就要退出舞台了。
这是有种种原因的。
首先是由于产业革命后产生的工业城市的市民获得了选举权。以前只有能缴纳十英镑以上税款的“户主”拥有世袭的选举权，这一修改意味着贵族时代的结束和工商市民时代的到来。
世袭、保守和领地的时代过去了， 自由、进取和工厂的时代取而代之。新兴的工商市民在对外贸易上也主张自由竞争。对他们来说，垄断权简直太岂有此理了。
其次，东印度公司的对清贸易效率极低，这也是取消特许证的重要原因。
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一般为一千二百吨到一千三吨，航行一次在广州获得的纯利润，换算成美元平均不过三万元到四万元。而美国商人一般都用三百五十吨的小型商船，平均每只船可获得四万美元到六万美元的纯利润。其原因是东印度公司已经官僚化，头脑僵化，不能随机应变，把国家的特许当作铁饭碗。而美国商人则毫不犹豫地往有利可图的地方钻。他们把美国的农产品运往欧洲，换成西班牙银元，从印度把鸦片运到澳门，在广州装载中国的茶叶、丝绸回美国。
不能认为英国商人比美国商人笨，而是贸易机构有问题。既然如此，那就应该废除特许公司的垄断，让商人们去自由竞争。英国国会一八三二年的决议正是依据这样的判断。
过去虽说是东印度公司垄断，但所谓“个体贸易商”早已以承包的方式，在对清贸易中十分活跃。象查顿·马地臣商行和颠地商行就是这种具有代表性的商行。
东印度公司向广州派出特派委员，清朝方面称之为“大班”。东印度公司要退出对清贸易的舞台，这种公司的代表当然也就不存在了。但这并不等于是指导和监督贸易的工作不需要了，相反而是需要进一步加强。因为东印度公司拥有和大资本紧密结合的机构，现在代替它的是资本和组织都比较薄弱的个体贸易商。
因此，英国政府决定新设立驻中国商务监督一一即领事。就是说，派遣政府的代表去广州，以代替东印度公司的代表。
这不是简单的人员更换。
大班不过是公司派遣的职员。商务监督的官职虽不高，但他是正式代表国家的官吏。女皇陛下的官吏必须受到相应的待遇。
第一任商务监督是威廉·约翰·律劳卑，四十七岁，海军大校，拥有贵族的称号。
但是，从清朝方面来说，不管是东印度公司还是大英帝国，根本不理睬这种选手的更换。
贸易本来就是一种怜悯。是蛮夷之国请求进贡，怜悯远方来客仰慕天朝的可嘉的心情，因此才予以同意的，而且还要赐给对方很多物品。这就是清朝当局对通商的传统看法。
这就是所谓的中华思想。中华思想同外交的概念是根本不相容的。外交是在对等的国家之间存在的概念。根据中华唯我独尊的观点，所有的外国都是蛮夷，不是朝贡国就是附属国，跟这样的国家之间不可能有对等的外交。
英国当然想以和中国对等的地位进行交涉，缔结通商条约，一八一六年派遣阿美士德勋爵去北京就是这个目的。但是清朝当局不同意对等的交涉，并要求英国皇帝的代表
阿美士德向嘉庆皇帝行三跪九叩礼，阿美士德拒绝了这个要求，因而遭到驱逐。
这位阿美士德后来当上了印度总督，光荣隐退，律劳卑被任命为驻清商务监督时他还活着。
就连对清交涉失败的阿美士德也飞黄腾达，青云直上。律劳卑如果能使清朝同意对等交涉，一定会在青史上留下不朽的名声。
律劳卑意识到这一点，感到十分振奋。
一八三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巴麦尊[；亦译帕麦斯顿。＇外交大臣对赴清国的律劳卑作了以下的指示：
1 一到广州，即以书面通知两广总督。
2 尽可能把通商扩大到广州以外各地。
3 采取办法同北京政府直接交涉。
4 除特殊情况外，暂不同中国发生新的关系。但是，如有这种机会，要先向政府报告，等待训令。
5 除非有特殊的需要，不得把军舰开进虎门（中国认为珠江的虎门水道以北是内河）。
第18节：律劳卑的失败（1）
律劳卑的失败
律劳卑于一八三四年七月十五日到达澳门。数日后，乘军舰安德洛玛克号来到川鼻。川鼻是虎门水道的入口。他在这里改乘舰上的小艇，奔赴广州。他确实遵照巴麦尊外交大臣的指示，没有让军舰越过虎门。
律劳卑进入十三行街的英国馆，把自己到任的通知信交给书记官阿斯特尔，命令他交给两广总督。这也是根据外交大臣的训令做的。
但是，尽管阿斯特尔四方奔走，却没有人为他转达这封信。因为从清朝方面来看，夷人给总督写信乃是一种无礼冒渎的行为。
过去东印度公司的特派委员（大班）同清朝当局办交涉时，一向都是遵循这样的手续：以“禀”（恳求书）的形式向公行提出书面请求，然后由公行把它转达给海关监督。
“商务监督和大班不一样。”不管阿斯特尔怎么解释，清朝方面就是充耳不闻。
当时公行总商伍绍荣夹在两者之间，他的地位确实十分难处。
按规定，有关夷人的事情，公行都要负责任。夷人胆大包天，竟然要把对等的信件递交总督，公行必须对此负严重的责任。而且夷人要进入广州时，必须事先提出申请，而律劳卑并未履行这种手续就跑来了。英国方面认为自己是大英皇帝陛下的官员，不能卑屈地向清朝恳求入境。而从清朝方面来看，这是不折不扣的非法入境、非法居留。
公行无计可施，只好宣布同这些不逞的英国人停止贸易，这就是他们表示负责任的方式。
律劳卑仍然不妥协。
但是总督拔出了传家宝刀——宣布封舱。
总督以官方的命令停止一切贸易，接着命令夷馆里的通事、买办、厨师、仆役等所有的中国人退出夷馆，并发出布告，凡向英国商馆提供食物者要处以死刑。紧接着清朝的军队就包围了英国商馆。
商馆被断绝了食粮后，律劳卑派出了密使，命令停在外洋的安德洛玛克号和伊姆杰号两艘军舰开来广州。
这样做虽违反了巴麦尊不准军舰进入虎门以北的调令，但律劳卑判断这是出于训令所说的“特别的需要”。
英国的两艘军舰一边和虎门的各个炮台炮战，一边沿珠江而上；开往广州。安德洛玛克号战死一人，轻伤三人；伊姆杰号两次搁浅。但两舰终于强行突破成功，进入了黄埔。用舢板船围绕在军舰的四周，把两只军舰上约四百名军队部署在各个岗位，准备战斗。
另一方面，围困在夷馆中的英国人疲劳困惫，主帅律劳卑发高烧，军医柯涅奇诊断是疟疾。
律劳卑企图用炮舰来对清朝进行恫吓。可是，对方不接受任何函件，因此采取了给广州的英国商会会长波伊特写信的方式。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我以英国皇帝的名义，对总督和巡抚所宣布的空前暴虐的非正义的行为表示抗议， ……对他们滥用权力表示抗议。我要求阁下（波伊特会长）向他们（公行）宣布：英国皇帝是伟大的君主，统治着比中国更广阔、更有力量的世界领土，指挥着所向无敌的勇敢的军队，拥有中国人从未见过的、可以在海上平稳航行的、配备一百二十门大炮的大船。……如果在十五日（星期一）之前得不到他们关于这封信里所说之事的答复；我将把这封信公布到街上，向人们散发信的抄件。这样，一定会有一张抄件能到达北京的皇帝的面钱。
清朝方面为了对付闯来的两艘军舰，调来了提督麾下的大师船二只、驻广州的满洲将军麾下的大小师船六只和内河巡船二十余只。另外还把十二只大船各装进石块十万斤，沉入江底，这一带的水深就变浅了。岸上排列着一千三百名士兵和三百名壮丁。
两广总督卢坤也对夷人进行了反驳。不过，天朝的大官直接同夷人谈话是违法的，所以采取了“给公行的命令”的形式。律劳卑用给本国国民——商会会长写信的形式同清朝方面说话，而清朝的答复也采取了类似的方式。总督“给公行的命令”是很严厉的，大体的内容是这样：
……英国愿意派出国家的官吏来代替东印度公司的大班， 那是他们的自由。而我国继承旧制，仅通过公行与夷人接触，同样也是我们的自由。除了礼节性的访问和朝贡使节外，我国与外周之间从未有过直接的关系。英国政府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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