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实录-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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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奕山委任广州知府为全权代表。

　　　　这实际上是无条件投降，而奕山却全部同意了。赔款由伍绍荣筹措二百万两，其余由布政使、盐运使和海关三处的公库中支付。
　　　　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样向北京奏报的。他们说：广东天气炎热，病倒之兵甚多，因而移驻广州城外十余里之白云山，以便居高临下。……
　　　　竟然如此谎报，真叫人目瞪口呆。
　　　　官兵不战，但百姓们愤恨英军的暴虐，以锄、锹、木棒作为武器，起来战斗，二万男女老幼打起了“平英团”的旗帜。
　　　　平英团的檄文中说：他们“扰害村庄，抢我耕牛，伤我田禾，淫欲妇女，锄我祖坟。鬼神共愤，天地难容。我等所以奋不顾身，将义律围困于北门，伯麦斩首于南岸……”
　　　　他们在三元里郊外包围了马德拉斯第三十七步兵团等一千名英军。当时天下暴雨，英军的火器失效。英国军队十年前已经采用了击发装置的枪，但在鸦片战争中英国进军长江流域时，才从印度大量补充了这样的枪支。所以在三元里的大部分英军仍使用不能淋雨的火石枪。
　　　　平英团包围了英军。而广州知府却跑来威胁说：“平英团如果不解除包围，六百万元的赎城费将由三元里的居民出！”平英团的旗帜倒下了，民众四散。
　　　　正在这时候，伦敦决定解除查理·义律的职务。解职的主要原因是义律答应把舟山归还中国。舟山已经过专家调查，不论从地理上或气象上都已肯定不适宜作为贸易基地。义律早就知道了这一情况，所以他自以为用这个无用的地方做了一笔很好的交易。
　　　　可是，巴麦尊外交大臣把国家的荣誉放在实际利益之上。而义律六年半的时间是在远离本国、并在商人们的包围中度过的，他大概错觉地把商人的利益看作就是国家的利益了。　　　　　
　　　　亨利·璞鼎查作为义律的后任，被任命为特命全权大使。他于八月十日到达广州。他带来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重新占领舟山。
　　　　英国舰队又开始进攻，占领了厦门十天，大概是避开台风，于九月二十六日出现在舟山洋面。
　　　　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伊里布被革职，由以勇猛著称的蒙古人裕谦代替。浙江提督叫余步云，他是一个由普通的兵卒而爬上军界首脑的幸运儿。
　　　　不管是多么勇猛或幸运，在英国远征军的“坚舰巨炮”的面前都不起任何作用。英军占领定海后，又陷对岸的镇海，逼近宁波城，提督余步云弃城逃走。
　　　　裕谦在镇海城外的学宫池投水自杀，一度被部下救起，但在躺在门板上的败逃时死去。
　　　　清军准备重整旗鼓，进行全面反攻，但反攻又彻底失败了。
　　　　英军方面也放弃了宁波，退出镇海，改组了远征军，然后进行乍浦城。乍浦守军的司令官是副都统长喜，他也和裕谦一样投水自杀，被部下救起，败逃到嘉兴时死去。
　　　　乍浦妇女的殉难令人鼻酸。《壬寅乍浦殉难录》一书中开列着一长串战火牺牲者的名单。其中有为夷兵所逼，从楼上跳入水中淹死的寡妇；有为逃脱敌兵的毒手而跳进水井的姑娘。英军在占领乍浦的五天期间，没有一刻停止过掠夺、淫虐。
　　　　英军终于攻陷了江南提督陈化成所防守的吴淞要塞。陈化成壮烈战死。
　　　　上海无险可守，两江总督牛鉴收拾败兵，向后撤退。
　　　　英军溯长江而上，进攻南京的大门——镇江。
　　　　进攻的英军有七千，而防守的清军仅有驻防旗兵二百和青州兵二百。在本国的领土内作战，防守的军兵反而比进攻的军兵少，这岂非咄咄怪事。
　　　　英军冲进镇江，镇江变为淫掠的地狱。
　　　　《出围城记》中记载说：“夷鬼沓来，不移时，妇女尸满道上，无不散发赤体，未死者多被拥抱而去，生死离散，目不忍睹。……”该书还开列了民间妇女自杀者的姓名，其数达七十五人。而被杀者更是无数，不知将为自杀者的几倍。
　　　　镇江陷落后，道光皇帝也不得不同意屈辱的和议。
　　　　江宁条约（南京条约）于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在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签字。
　　　　通过这个条约，明文规定了割让香港岛，并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作为通商港口，中国保证偿付没收的鸦片价款六百万元、公行负债三百万元和英国远征费用一千二百万元。其中有的赔款虽已在广州付清，但英国索要了双重的赔款。
　　　　另外还规定了释放英国俘虏；释放因同英国有往来而被捕的中国人；关税问题及建立对等外交关系等条款。
　　　　第二年又在虎门补充签订了有关治外法权及其他细目。

　　　　不义之战

　　　　比如说，在日本高级中学的世界史教科书中，关于鸦片战争就有这样的论述：“为了打破中国不正常的贸易形式，借口英国商人的鸦片被烧毁，英国（对中国）宣战。”
　　　　只能通过公行的贸易形式，也许是不正常的。但是，打破这一形式是否就是战争的真正目的呢？鸦片被没收是否只是借口呢？
　　　　事实真相恰好相反。迫使中国承认鸦片贸易才是战争的主要目的，打破不正常的贸易形式不过是一个借口。
　　　　贸易形式是根据该国的情况来决定的，外国不应以武力来进行干涉。英国“爱国的”历史学家可能是这么想的：武力干涉外国的贸易形式已经是不义之战，但和为鸦片而战相比，其不义的程度还要轻一点，因此而歪曲了战争的主要目的。日本的教科书的编写者不知不觉地也采用了这个说法。这个重要的问题是必须要弄清楚的。
　　　　公行的垄断制度，缩小了清朝的对外贸易窗口，这对英国来说，也许带来了种种的不便。但是，在鸦片战争开始的六年前，英国本身不是也采取了由东印度公司垄断对清贸易这一不正常的形式吗！　　　　
　　　　清朝方面并没有反对通商，就是在英国人退出广州之后，林则徐等人仍然以谕帖的方式苦口婆心地劝说：只拒绝鸦片，其他的商品都可以自由地交易。　　　　
　　　　如果说公行的制度不便，那也有商谈的余地，而且打破贸易形式所带来的利益也决不值得派遣远征军。即使取消了公行，窄小的贸易渠道也许会增多，但也不可能想象贸易量会大量增加，中国对外国商品的需要是有限的。
　　　　义律不准本国国民保证“不带进鸦片”，这正是因为他始终打算要带进鸦片。
　　　　对于孟加拉政府疲弊的财政来说，鸦片可以说是一笔救命的收入。中国如果不买鸦片，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就会动摇，英国必然要为鸦片而战。
　　　　为这场不义的战争——为了鸦片的战争——辩护的观点在当时就已经存在，在那个有名的《中国丛报》撰稿人的论文中就可以发现这种观点，如约翰·马礼逊的观点就是这样。他认为英中两国间冲突的根本原因是清朝政府傲慢的中华独尊思想与英国人进步的自由精神的矛盾，极力辩解鸦片贸易不是“根本原因”。这是明日张胆的偷梁换柱手法。
　　　　英国国会同意支出战费，决不是只为了打破“中华思想”这一目的，英国的国会议员是因为对英国臣民的财产——鸦片遭到没收而感到愤慨，才投赞成票的。
　　　　总之，鸦片战争始终是为了鸦片的战争，所以打击“中华思想”或打破“公行垄断”的不正常贸易，只是战争的结果，决不是战争的主要目的。　　　
　　　　受到产业革命的洗礼、国运隆兴的维多利亚王朝的英国，同兢兢业业为乾隆盛世收拾后事，处于衰世的道光朝的中国不得不交战，这确实具有讽刺的意义。
　　　　道光皇帝的精神世界，简直可以说是仅由一个“俭约”的细胞构成的。道光皇帝除了为盛世收拾后事外，没有其他任何才能。
　　　　英军第一次进攻舟山群岛时，定海三营守军仅有二千人。这里是海防的要地，原来常驻一万多大军，为了俭约而把兵员大量削减了。而且军队的薪饷极低，定海的二千守兵平时都从事木工、瓦工或酿酒的副业，这是一支“半工半军”的军队。
　　　　两个义律把军舰开到天津洋面时，北京大惊失色，道光皇帝动摇了，其实这也是有原因的。天津的守军只有八百人，而且很多士兵是在看守仓库、监狱和城池，或从事传令杂役。实际的战斗兵力只不过六百人。在北京的附近天津发生战争，那就一切都完了，决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大概是这样想的，因此削减了兵员。
　　　　林则徐没收了英国商人二万箱鸦片，每箱赏给茶叶五斤。关于这件事，林则徐在奏文中特意提到这笔款子由自己来筹措，好使皇帝放心。国库里支出一两银子，道光皇帝都会不高兴的。　　　　
　　　　在广州缔结停战协定时，道光皇帝首先发出的命令是：裁撤（削减）防兵，节约靡费（军费）。
　　　　本来应当增强军备，以防敌人再犯。两江总督裕谦风闻英军窥视浙江，恳求暂缓裁减军备，而道光皇帝却用歪理驳回了这个请求说：如果英国真有这样不逞的意图，为什么事先泄漏（进攻浙江的）秘密，使其变为风闻呢？
　　　　所以，当时的中国只能说是“厌厌无生气”，根本无法敌过“七海之王”大英帝国。　　　　
　　　　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不了解外国情况，乃是不得已的。拿林则徐来说，他也是到广州赴任之后才大量吸收外国知识，当他了解了情况，才理解到问题的严重。所以他把收集到的各种资料交给有文才的魏源，劝他从事关于外国的著述。
　　　　林则徐从浙江军营流放新疆的途中，于道光二十一年六月（一八四一年七月）见过魏源一面。当时英军已撤出舟山，舞台再次转到广州，英国正在上演更换特命全权大使的丑剧。
　　　　第二年，英军进攻华中，溯长江而上，魏源居住的扬州也是一片混乱。扬州在镇江的对岸，镇江正经历了一场惨不忍睹的战斗，战火幸而没有延烧到扬州。有人说这是因为扬州的商人向英军付了赎城金（ransom），因此才免遭了进攻。其实英军的进攻目标，在镇江之后是南京，计划中根本没有扬州。从军翻译马礼逊对所谓的“赎城金”要价六十万元，扬州的商人还价为一半。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进攻扬州，赎城金等于是白赚，所以马礼逊半价也同意了。这就是事实真相。
　　　　在南京条约签订那一年的十二月三日（阴历），魏源的五十卷《海国图志》脱稿。
　　　　对于渴望了解外国情况的知识分子来说，在一段时间内，除了这部书外，没有其他可供参考的资料。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据说此书传到日本后，数年之间刊刻达二十余种。这是一部把东亚有识之士的眼光引向海外的宝贵的著作。
　　　　另外，在一些报告中谈到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中种种不爱国的行为。确实有不少中国人充当英军的走狗，为英军侦察，焚烧中国兵船，或充当军夫，为英军拉大炮，袭击清军。这在英国人的眼坚看来，好象是中国人道德上的堕落。
　　　　但是，有必要记住当时的中国是满族政权。在一个受异民族统治的国家，向当时的政权宣誓忠诚，应该说是违反民族大义的。满洲人也好，英国人也好，对于汉民族来说都是异族。同样的道理，充当英军的走狗也好，当上清朝的将军也好，同样都是卖身于异族。
　　　　“与其把国家交给满人，还不如交给洋人。”——这两句话是日本是非闲人作的《清季佚闻》中作为龚自珍所说的话而介绍的。当然出典不明。　　　　
　　　　清代的“文字狱”十分可怕，凡是触及到种族问题的人，都要受到血腥镇压。所以不论怀有多么强烈民族意识的人，都不能在其著述中公开地表白出来。龚自珍大概也是害怕血腥镇压，所以没有把上面的话变为文字。他那晦涩难懂的文章恐怕也是由于他极力想掩饰他的思想。
　　　　不过，这更加令人不得不重视林则徐从北京去广州赴任时，给龚自珍所说的那句“事势有难言者”的含义。



第九章　　三棱镜的时代


星斗南
　　　　给鸦片战争点火的是主张严禁论的黄爵滋，实际站在第一线上的是林则徐。林则徐遭左迁后，在扬州拜访魏源，把在广州收集的资料交给了他。这些逸话很具有象征性。林则徐把黄爵滋提出的问题同现实联系起来，魏源又把它传之于后世。宣南诗社集团在进行接力赛。
　　　　在英军进攻华中的前一年，龚自珍在丹阳突然去世，有人说是被毒害死的。他以诗人的直感预感到了时代危机，而他的死就好似表明他已完成了预言家的任务，以后将委让于鸦片战争及战争后的现实。　　　　
　　　　鸦片战争时的台湾道员名叫姚莹，此人在道光十年宣南诗社成立时因不在北京，所以没有参加。但从思想和人事关系上来说，理应视为宣南诗社系统的人物。他和林则徐的诗友张维屏及被人们称为狂士的张际亮等人关系亲密，尤其同黄爵滋更是亲密的盟友。他是嘉庆十三年的进士，比林则徐中进士还要早三年，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利。林则徐已经历任巡抚、总督，而他不过是台湾道员。他虽是台湾的民政长官，但当时的台湾是在福建省的管辖之下，所以道员当然在巡抚之下，与按察使同格。
　　　　英军预定进攻的路线中并未包括台湾，但台风把台湾与这场战争联系了起来。
　　　　一八四一年九月二十六日，英国的运输船纳勃达号在台湾的基隆洋面遇难。当时正是英国舰队一度占领厦门，又从厦门退走之后不久。
　　　　这只船上除了船长外，乘有航海士二人、事务长一人、第五十五团的白人士兵十七人、印度军伕一百七十人和印度水手七十人。船上小艇被海浪冲走或冲坏，能使用的只剩下一只。船长等高级船员加上白人士兵共二十一人，卑怯地丢下印度人，乘上这只小艇逃走（一说加上菲律宾人共二十九人）。对于英国这种无耻的“海国魂”，连西欧的史学家也称之为“shamefully”（可耻）。
　　　　在被遗弃的二百四十名印度人当中，很多人淹死，游到岸上的有些被炮台里的中国兵杀死，一百三十三人当了俘虏。其中又有十九人疲劳而死，活着的只有一百一十四人。　　　　
　　　　正当台湾当局等待北京的指示时，北京下了谕旨：所有的俘虏在进行审讯和录取口供后，仅将头目暂时关押，其余一律正法，以抒积忿、快人心！
　　　　当时英军的残暴行为已传遍全国，中国人都极其悲愤。　　　　除九名头目外，可怜的俘虏们全部被斩首。
　　　　第二年三月，英国三桅兵船“安”号又在台湾洋面遇难，爬上岸的五十七人中，四十四人被斩首。
　　　　后来在南京媾和时，这些事件被提了出来。
　　　　英国方面要求处分负责人，北京政府派总督怡良去台湾调查。结果了解到英国船不是被击沉，而是触礁沉没，台湾道员姚莹以伪奏罪被捕。　　　　、
　　　　这样，台湾的战胜英夷，实际上是被当作“捡来的功劳”。但是，尽管纳勃达号即将沉没，基隆炮台肯定是对准它开过炮。事件的调查是在媾和之后，肯定有着英国的压力，怡良的调查当然也要考虑到“不影响媾和的大局”。
　　　　另外，各地的大官儿们都败在英军的手中，他们觉得大家都无例外地打了败仗才好。这样，英军就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如果一个地方有了战胜的功绩，借口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就说不通了，所以台湾当局一直受到其他地方打败仗的官员们的忌妒。怡良当然不能不考虑这些同僚大官儿们的利害关系。　　　　
　　　　姚莹被押往北京时，据《台湾通史》说，台湾“兵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