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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实录-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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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溶解。
于是瞅准退潮的时刻，打开靠海岸边的闸门，把溶解的鸦片放入海中。
最后用水清洗池子四周的木板和底部，彻底清除鸦片的残渣。两个池子轮流地用这种方法处理了鸦片。
大量的鸦片当然不可能很快处理完。这一工作从阴历四月二十二日（阳历六月三日）开始，仅在五月五日端午节休息了一天，到五月十五日（阳历六月二十五日）才处理完毕。
按照上谕的指示，高级官员都亲临现场，并让一般的民众观看。
这种向民众公开，也许是为了作为一种“证明”，以代替把鸦片运往北京。一九三五年中国准备在伦敦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上展出许多故宫的珍品时，有人指责“政府要把国宝卖给外国”。当时政府决定展出前在上海举行公开的展览会，在伦敦展出返回后，再次在南京公开展出。其目的就是要让民众的眼睛来代替“证人”。
上谕中还说也要让夷人们“共见”。英国人当然不愿来看自己的鸦片被销毁。美国人C·W·金谷曾把他去虎门观看的情景记载了下来。这位金谷为了送还日本的漂流民，曾乘坐被日本幕府所击退的那只著名的莫利逊号美国船①。由于预告这只莫利逊号的到来，而产生了渡边华山②的《梦的故事》和《慎机论》，从而把渡边华山置之于死地。历史往往在奇妙的地方紧联在一起。
从清朝方面来说，认为没收这种明文规定的禁品乃是一种合法的措施；而且上缴每箱鸦片赏赐茶叶五斤，表现了天朝的宽宏大量。
而英国方面却认为这是对英国国民及其财产所施加的非法的压迫，感到十分愤慨。
为了表明这种愤慨，义律命令英国人全部退出广州的夷馆。如果所有的外国人都退出广州，那就会更有效地表现愤慨之大。但义律是英国的官吏，只能以命令的形式强制本国的国民。
义律曾要求美国商人的代表欧立福特“协助”，一起退出广州，但遭到了拒绝。
从美国人来说，以前广州的大部分贸易都由英国人所掌握，现在英国人要退走，商业权就会轻易地落入自己的手中。
但从英国的商人来说，尽管因有义律的命令，他们不得不退出广州，但只要美国人还留在广州，他们还可以通过美国人的渠道，继续进行贸易。
①1837年美国船莫利逊号为要求和日本通商，开到日本浦贺，被日本击退。
②渡边华山（1793—1841），幕府后期的画家、思想家，因反对幕府的“攘夷”、受迫害，自杀。
所有的英国人退出了广州，并没有象义律所想象的那样起到戏剧性的效果。英国奉行重商主义，他们十分重视国际贸易。而中国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把国际贸易看作是对外夷的恩惠，没有这种贸易就不会发生纠纷，反而觉得对自己有利。可见两国之间的观点、看法不一致的地方太多了。
权臣在内
林则徐到广州赴任之后，把自己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向公行和夷人发出的谕帖的内容等，详细地奏报了北京。道光皇帝对此嘉奖说：“朕心深为感动。卿之忠君爱国，域中化外皎然。……
但皇帝身旁的权臣不高兴。
有的人向皇帝上奏一些找碴儿的事情。如御史步际桐就上奏说：处理了鸦片，让夷人具结，仅凭这些并不能保证根除鸦片，应考虑更为恰当的办法。这应该说是一种抽象的无理的要求。
北京已开始制定禁绝鸦片的法律。严禁鸦片已成为不可动摇的国策，但保守派仍然千方百计地寻找借口，企图使其缓和。
“不应视民命为草菅！”——直隶总督琦善在其奏文中竟使用了这样的词句。不能把人民的生命看作是遍地生长的杂草！这话完全对，但其目的无疑是想缓和吸食鸦片死罪论。
在林则徐下台后，琦善是鸦片战争的“善后者”，他处心积虑的处处与林则徐作对。他的思想当然是主张弛禁论的——也许说是反严禁论更为恰当。
琦善曾在他的奏文中说：把吸食鸦片者定为死罪，乃是“率上普天之大狱”，断不可兴。
让我们看一看他这么说的理由：
剿灭一般的叛乱，杀死叛徒也不过八千人或一万人。如把吸食鸦片者定为死罪，那就要杀戮几十万人。如苗族、壮族那样狞猛的种族，了解到要处以死刑，不可想象会甘心垂首受缚，势必聚众抗拒。福建沿海好斗者甚多，对他们以死罪相迫，有可能逃往海岛，与外国人勾结。一旦天下大乱，百万满族将为亿万之汉族所消灭。
因为皇帝正在热中于消灭鸦片，正面泼冷水的话当然不能说，但是，可以采取的措施，保守派的大官儿们还是尽一切力量采取了。
阴历五月五日端午节，林则徐在虎门销毁鸦片仅在这一天休息了一天。就在这一天，北京的朝廷公布了“禁烟章程”。提出这个章程的代表人是肃亲王。
这个禁止鸦片的法令足以黄爵滋奏文的精神为基础，根据林则徐的严禁办法而制定的。
这个章程的主要内容如下：
沿海奸徒，开设窑口（鸦片店），囤积鸦片者，首犯
斩首后枭首示众。同谋者、接引者、护送者及知情而
受雇船户，处绞刑。吸食犯给予一年六个月期限，限
满不知悛改者，不论官民，均处以绞刑。
在一年六个月期限内，吸食者也要处罚，只是不判
处死刑，平民“拟杖流”，在职官吏流放新疆充当苦差，
兵丁发放近边地方充军，宗室送往盛京（奉天），有职者
革职，有爵位者剥夺爵位，永不叙用。戒掉鸦片仍持
有鸦片者，杖一百。官兵搜捕鸦片犯时，如遭到抵抗，
准开枪，格杀勿论。……
这个章程确实刑罚严明。章程公布时，道光皇帝下的圣旨中也强调要“永远遵行”，并说：“朕惟姑息非所以爱民，明刑即所以弼教。”最后还叮嘱说：“朕言出法随，决不宽贷。”
但是，这三十九条章程中，第十条的条文令人担心。这一条说：“吸食之案，只准官弁访拏，不许旁人讦告。”
可能有人认为，由于刑罚太严，这一条是为了慎重。其实这可能是保守派的巧妙的抵抗。
当时革新的官僚刚刚产生，如宣南诗社的集团，为数很少。绝大多数官吏都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且官官相护。所以当官的接受贿赂，在当时已成为谁也不觉得奇怪的家常便饭。
如果当官的暗中搞鬼，这个禁烟章程就有可能变为一纸空文。
看起来貌似坚固的大堤，早已被蚁穴所穿通，保守派的高级官员面临自身的危机，是决不会束手待毙的。
林则徐也察觉到了这一情况，他只是依靠皇帝的热情才投身于禁烟工作的。
在销毁完鸦片之后，林则徐又开始研究夷人是什么样人、夷国是什么样国家这类的问题。
他在赴任之前，已经收集了一定的情报，形成了他自己的概念。但到广州后实际所接触的夷人，跟他形成的概念并不吻合。
他住在广州越华书院的官邸里，热心地研究了外国情况，并尽量收集了大批的资料。他经常同公行的成员、买办、通事谈话，特别是公行总商伍绍荣经常被他叫去问话。他刚到任时，让公行的人住在越华书院附近，有什么问题，深夜也把他们叫来问话。
林则徐还让袁德辉等懂英文的人加入自己的幕僚，让他们翻译了外国侨民的机关杂志——如传教士郭士立和裨治文等执笔的《中国丛报》和《地理大全》等。前者就是所谓的《澳门月报》，后者译为《四洲志》。林则徐被左迁赴新疆时，把这些资料交给了住在扬州的宣南诗社同人魏源，魏源根据《四洲志》而著了《海国图志》。
据说，日本嘉永三年（一八五○），《海国图志》由中国的贸易船传到长崎。平户藩家老叶山高行藏有其中的一本，吉田松阴来平户时偶然阅读了这本书，深受感动，这已成为有名的逸话。日本幕府末年有识之士所了解的外国情况的知识，大多来源于这本书。林则徐作为《海国图治》的资料收集者，同日本的历史也有着微妙的联系。
林则徐就是这样逐渐改变了当时的士大夫必然的思想方法——“中华思想”。
在交给魏源的各种资料中，也包括船炮模型图。林则徐一到广州，大概就意识到了西洋武器的精强。他曾购买了英国船甘米力治号，企图与水师提督关天培合作，以这条船为模型来推行水师的近代化，后来的洋务运动在这里已看到了萌芽。承认“武器是西洋的好”，这表明了中华思想已后退了一步。
第七章 战火
驱逐
从九龙往香港的星渡码头到半岛饭店一带，称之为“尖沙嘴”。这个地名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鸦片是没收和销毁了，但是“保证书”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义律禁止英国人在保证书上签字，率领全体英国人去了澳门。
英国商人离去，就意味着当时航来的六十三只英国船也从广州的停泊处黄埔开到虎门之外。
木造的帆船，尽管载重千吨，也摇晃颠簸得厉害。船员们经常厌烦海上生活，往往在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登陆上岸。当然，当时的香港岛只不过有一些贫穷的渔村。
民族不同、语言不通的夷人上岸登陆，同当地人之间很容易发生纠纷。
阴历五月二十七日（阳历七月七日），尖沙嘴的村民林维喜遭到喝醉酒的夷人用棍棒的殴打，第二天死去。
关于这次事件，清国方面要求在澳门的义律引渡犯人。
这显然是一次暴行事件，而且目击者很多，但义律却借口犯人不明，顶回了清朝方面的要求。
“当天在九龙上岸的不仅是英国商船的船员，据说还有美国的伙夫。为什么钦差大臣仅对英国人采取强硬态度？”义律的答复这么说。对此，林则徐反驳说：“据美国领事斯诺报告，当天美国船员没有人在九龙上岸。”
林则徐对美国似乎颇有好感，他在让人翻译和阅读《中国丛报》的过程中，了解到夷人当中也有反对鸦片贸易的人，而这些人大多是美国系统的传教士。另外，就那个保证书来说，英国人遵照义律的命令，没有一个人提交，而美国人却老老实实地在保证书上签了字，仍和以前一样在广州做买卖。
美国和英国的说法不一致时，林则徐往往无条件地相信美国一方。
有人说鸦片战争时的中国领导者根本不了解外国情况，夜郎自大，顽固坚持自以为是的中华思想。其实并不尽然如此，而且英国方面也有许多欺侮中国方面的狂妄言行。
比如就拿这个林维喜问题来说，即使义律知道犯人是谁，他也无意把犯人引渡给清朝方面。他通知澳门同知蒋立昂说：
……查五月二十七日尖沙嘴村居民一名，被殴伤
毙命，远职（指义律）遵国主（指英国女皇）之明谕，不
准交罪犯者，按照本国之律例，加意彻底细查情由，秉
公审办。倘若查出实在死罪之凶犯，亦拟诛死。现今
远职谨报诚言，该犯罪不发觉。
林则徐对此所作的批示说：
……查该国（指英国）向有定例，如赴何国贸易，即
照何国法度，……该国主远在数万里外，岂能谕令不
准交犯？今以伊庇匿凶夷之咎，诿卸于其国主，则是
诬罔不忠，……伊禀内虽云，查出凶犯，亦拟诛死，此
乃毫无凭据之语，谁能信之？又云，该犯罪不发觉，更
属欺人之语。查义律既系职官，自有此案之后，两次
亲赴尖沙嘴，查讯多日，若尚不知谁为凶手，是木偶
之不如，又何以为职官？况明明查有凶夷，私押在船，
若再抗违不交，是义律始终庇匿罪人，即与罪人同罪，
本大臣、部堂不能不执法与之从事矣。
这里有一段很有趣的插话。
在英国人撤离广州之后，广州的医疗传道会由美国医生彼得·伯驾经营。该会一八三九年七月的报告书附有一份病历，诊号是六五六，病人的姓名是林则徐，职业是钦差大臣，可见不是同名同姓的其他的人。病症是疝气。
不过，这个患者只是口头上问了问有无良药，实际并未接受诊治。巴卡回答说，疝气不能用药治，可带疝气带。林则徐去医院的目的并不是，诊治疝气，而是带去一本外文书，请会中文的伯驾翻译。这本书的题名叫《Law of Nations》（国际法），作者是瑞士的法律学家埃梅利克·得·瓦台尔。
林则徐在给义律的批示上说，英国到别的国家去，应遵照该国的法律，这话是经过周密调查之后而说的。伯驾把瓦尔台的国际法主要部分译了出来，译文题名为《各国禁律》，交给了林则徐。
相比之下，义律的做法是狂妄傲慢的。而且就当时的具体情况来说，简直有点歇斯底里。
保证书问题和杀害林维喜事件均未解决。林则徐对此所采取的措施与对广州夷馆所采取的措施相似，他禁止向居留在澳门的英国人提供食物，命令中国的买办、杂役退出商馆。
这里有一个澳门的地位问题。现在澳门被人们看作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其实在鸦片战争时还不是这么明确。
葡萄牙是在明代开始占据澳门，但其占据的具体经过有种种的说法。有人说葡萄牙船只为了晒干船上装载的受湿的贡物，临时借用了这块地方，后来就稀里糊涂地变成了占据的形式；也有人说葡萄牙人曾援助官军剿灭海盗，因而作为褒奖，给予了葡萄牙人特别居住的恩典。
后来葡萄牙人曾多次要求中国当局割让澳门，但均未得到同意。
但是，葡萄牙派出总督，把澳门看作是自己的殖民地，而中国因澳门是本国的领土，所以也一直派官吏去进行统治，官员就是澳门同知。
从葡萄牙方面来说，因未得到正式割让的同意，这里如果发生问题，就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所以对中国方面派遣官吏也从未提出过异议。而且看来历来都向澳门同知赠送贿赂，中国的官员也就默认葡萄牙总督的存在。
所以当时的澳门是一块具有奇妙的统治形式——中国与葡萄牙合作——的土地。说它是“特殊居住地”恐怕比殖民地更为确切。
因此，清朝钦差大臣的命令在澳门也是有效的。葡萄牙方面如果提出干涉内政之类的异议，立即就会出现尚未承认割让的问题，这对葡萄牙是不利的。
以前律劳卑退到澳门，卧病在床时，葡萄牙总督曾经让澳门全市的教堂停止敲钟，以示友谊。这一次他虽然也想尽力保护英国人，但无法以强权来阻挠林则徐对英国人的断绝粮道的战略。
阳历八月二十四日——林维喜被害已近五十天，葡萄牙总督终于通知义律说：“我们已不能保证诸位的安全。”
八月二十六日，居留在澳门的全部英国人退走。
英国人住在广州时，还有澳门这个避难的地方，而这次只能到船上去，没有可去的地方。而且在广州只是男人，这次还带着妇女儿童。
《中国丛报》上报道英国人从澳门撤退时的情景说：“为了安全撤退，男人、女人、儿童都慌慌张张地从他们的住所里向本国的船上跑去。由小艇、纵帆船、洋式的中国船所组成的小船队，满载着人，缓缓地离港而去。这幅情景真叫人惨不忍睹！”
九龙及川鼻之战
“我以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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