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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风云-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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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让副都统海蓝去湖南，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一起缉拿案犯。海蓝到达长沙后，当天晚上就采取行动，在宁远县捉拿了嫌犯刘之行和他的学生陈立安，在永兴县缉拿主犯曾静，在安仁县捉获张熙的父亲张新华及张照、张勘等人，在华容县查拿嫌犯谯中翼。
张熙的父亲张新华时年六十岁，原名张仕璜，以前考中了秀才，后来因为例考不到被除名。由此可见，张家虽然贫穷，也是耕读世家。根据张新华的供认，张熙是他的二儿子，跟着曾静读书，这些年来，张新华发现儿子言语越来越狂妄，经常说出一些出格的话，张新华干脆把他扫地出门。之后，张熙就住在曾静家里，师徒二人，臭味相投。今年，张熙回来将家里的薄田拿出去典当做盘缠，说是要到陕西投书。
张新华的供词：我被曾静所愚，儿子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不能管束，实在该死。
张熙的哥哥张照的供词：我只晓得种田，他们做的什么事情，我不知道。
曾静虽然是一个穷酸秀才，但是也有骨气，他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说是一人做事一人当，跟其他人没太大关系。曾静五十岁，是个秀才，每次例考都名列前茅，有一次考试却被列为第五等，也就是最末等，因此遭到除名。曾静说自己有好几年前就有投书的想法，可谓是酝酿已久。
第一次审讯时，海蓝问了他一个迫切的问题：“你说六省一呼可定，有什么凭据吗？”曾静回答说这是跟张熙商量的，当时看到一些地方流行瘟疫，有可能会天下大乱，所以就这么说，并没有什么周密的计划。
海蓝将审讯的情况及时上报给雍正，并将在张新华家里搜出的曾静逆书交给雍正。海蓝在奏折末尾，把曾静比作禽兽，说如果不是皇上的恩威，只怕抓不住犯人，因为犯人想自尽。
雍正怪招处理
谁也没有想到，曾静案牵出了一场惨烈的文字狱，整个案子持续四年之久，直到雍正十年十二月才宣告结束。
曾静、张熙谋逆案在所有朝代几乎都是死刑，重者可能灭族。当时，朝廷上下也都主张将案犯处死，认为这两人如果不杀的话不足以平民愤。雍正的判决让大家大跌眼镜，他竟然不追究他们的罪过，宣布无罪释放。
接着，雍正就和曾静公开辩论，就投书内容辩论，雍正本着“平等”的态度要从思想上说服曾静，之后，将辩论的内容编成《大义觉迷录》，让曾静师徒二人回到湖南宣讲《大义觉迷录》。雍正还特别告诫地方官员，不要嘲笑讥讽这师徒俩，并留下一份奏折，让自己的子孙不要因为他们诋毁自己而追究杀戮。
这个结果发生在以刻薄寡恩著称的雍正身上，确实让人感觉很意外。乾隆上台之后，将曾静和张熙凌迟处死，收缴《大义觉迷录》，宣布为禁书。
曾静的书中，给雍正罗列了十大罪状。雍正把曾静的观点分为四个部分，逐条批驳。
首先，曾静认为雍正是个失德的暴君，罪恶滔天，禽兽不如，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荡、怀疑忠良、任用奸佞。在曾静看来，这十条罪状证据确凿。曾静相信康熙是被雍正害死的，雍正母亲也是被逼死的，甚至废太子胤礽都是雍正杀的，总之一切罪名都往雍正头上堆。
其次，华夷之分大于君臣的伦常。这个观点已经不再是针对雍正了，而是针对整个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根据封建伦常，做臣子的应该对君主忠诚，曾静也赞同，但曾静认为华夷之分是更大的伦常。曾静说明朝皇帝丧失德行，臣子也失去操守，所以导致中原陆沉，夷狄乘虚而入，窃取神器，如此大变，天地震怒，鬼哭狼号。在曾静看来，清军入关是天地间最大的不幸。在《知新录》中，曾静引述孔子评价管仲的话，管仲背弃以前的主人，侍奉齐桓公，孔子还赞许管仲，为什么呢？就因为无论是公子纠还是公子小白都是华夏之人。曾静主张，对于夷狄应该赶尽杀绝，除了砍杀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思想可以说非常偏激。
再次，百姓困苦，造反是吊民伐罪替天行道的行为。
最后，岳钟琪是汉人，而且是民族英雄岳飞的后代，没有理由不伸张民族大义，他觉得岳钟琪手握重兵，如果不造反的话，就是对不起自己的祖宗。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曾静是一个非常疯狂的人，相当自负，把自己看成了拯救时代的先驱者，认为自己能够号召汉人赶走满人。他很清楚这事情是要杀头和灭门的，但依然敢这么做，说明内心的精神力量相当强大，这种力量就是儒家思想。
在完成整个行动时，曾静也显得非常从容镇定，首先他选对了投书之人，从审讯的过程来看，张熙是靠得住的，软硬不吃。他叮嘱张熙不能莽撞，逆书可投则投，不可投速速返乡。曾静甚至说，如果出现了差错，立即自尽，不连累任何人。
事发之后，曾静非常坦然，没有将过错推给其他人。可能，雍正欣赏的就是这种骨气，所以不忍杀了他，还当廷跟他辩论，两人像唱双簧戏一样，开创了古今历史不曾有过的奇闻。
到了朝堂之后，曾静知道，如果继续跟雍正较劲，那就生不如死了。所以，他立刻换了另外一副面目，迎合雍正的需求，由此可见，曾静也未必是腐儒。
在亡明之恨这块，曾静认为清朝入关，给汉人带来了极大的创伤，所以有恨，所以要复仇。
针对这一点，雍正解释说：“明末政教不修，朝纲废弛，盗贼四起，民不聊生，流寇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亡国怎么能怪本朝呢？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崇祯殉国而死，这时候明朝就已经亡了。后来，吴三桂向我朝借兵，消灭了流寇。后来世祖（顺治）皇帝君临万邦，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不仅为明朝报仇雪恨，而且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朝明明有德于明，怎么会有亡明之恨呢？所以说，我朝得国比商汤还要名正言顺。”
曾静当然只能点头了，这时雍正也给曾静一个台阶下：“弥天重犯（曾静）对这些全然不知，不了解过去的历史，这也不能完全怪他，都是因为他很早失去父亲，又生活在穷乡僻壤，独居十多年，所以孤陋寡闻，听信流言，以为我朝天下是从明朝手里抢过来的。其实，明朝天下早就丧于流寇之手，我们只不过是把流寇赶走了。现在，弥天重犯终于意识到问题所在了，了解到我朝是通过仁义建国的，我朝的皇恩不仅让亡明的后裔感恩戴德，而且连草木都动情啊！”
曾静附和道：“对，由此看来，汤武虽然也是以仁义兴国，但终究是臣弑君，道德上不免有所亏欠。只有本朝的天下得于流寇之手，名正言顺，光明正大。所以，明朝后裔和汉人莫不感恩戴德，都希望为本朝效力至死。”
最后，雍正得出结论：“弥天重犯从前过于无知，语言狂妄，妄引《春秋》以自误，所以才得出亡明之恨的荒谬结论。现在，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悔恨痛哭，简直生不如死。而且蒙受本朝厚恩，无地自容，从此虚心传授《大义觉迷录》以求良心无亏。”
雍正曾对岳钟琪说，曾静诬蔑自己也是好事一桩，正好可以借此洗刷自己的冤屈。雍正很早就知道朝野上下许多人议论自己，只是自己不便公开出来表态，是以隐而不发，泛泛而谈。现在曾静等于是把那些言论公开化了，雍正可以公开申辩，澄清事实。雍正认为，曾静这么一个小民如此议论自己，肯定是有来由的，这些谣言肯定是从宫廷内传出去的，传播这些谣言的明显是阿齐那和塞思黑。加上曾静早有不臣之心，听到这些言论，立即一拍即合。
雍正将曾静谋反跟允祀集团联系在一起，可谓是一大发现，既澄清为什么有人骂自己失德，又指出自己是合法即位。此案中，雍正第二个奇招是将曾静和吕留良联系在一起。
吕留良是曾静师徒的偶像，在曾静和张熙家中都搜出了吕留良的诗文。张熙曾经把吕留良的书给岳钟琪看，岳钟琪没有看出反清的意识，张熙给他一一指出来。张熙的这些看法都来自于曾静，曾静刚开始也没看出吕留良诗中的反清大义，后来反复推敲，才洞悉其意。曾静最大的一个发现就是华夷之别大于君臣之伦。
曾静对吕留良崇拜的五体投地，他在《知新录》中说：“皇帝应该由世上的大儒来做，不该由世上的英雄做。在春秋时，有资格做皇帝的是孔子，战国时应该是孟子，秦以后为程朱，明末应该由吕留良来做。”
曾静的意思是现在就应该他做皇帝。
曾静把吕留良和孔孟程朱相提并论，吕留良真有那么厉害吗？
吕留良，号晚村，浙江石门人，顺治十年中秀才。后来，思想突变，后悔曾获取清朝功名。康熙五年，吕留良放弃功名，到处演讲，名气颇大，许多人尊称他为东海夫子。吕留良一个重要思想是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他说：“德祐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南宋德祐二年，元军攻入临安，南宋灭亡，元朝创建。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吕留良眼里，这是一个巨大的浩劫。现在清朝的情况也一样，吕留良说，南明永历帝朱由榔从缅甸被送回国后，满汉皆倾心，向他下跪，处死永历帝时，天地晦暗，日月无光，连百里以内的关帝庙都遭到雷击。
康熙十八年，开设博学鸿词科，有官员推荐他，他誓死不就。第二年，地方官又以山林隐士的名义推荐他，他仍然不去。由于名声太大，总有人推荐他做官，吕留良反感至极，最后削发为僧。这些做法无疑让他的名声更大。
吕留良的弟子严鸿逵继承了他的思想，希望发生天变，经常夜观星象，扬言数年之内，吴越有兵起于市井之中。严鸿逵以看清朝笑话为乐，索伦发生地震，他说老天对清朝不满……
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也是一个坚定的不合作派，他写诗：“陆沉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还说“更无地着避秦人”，他还摘录了吕留良的门人黄补庵的诗句：“闻说深山无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
雍正明白，吕留良是这些人反清思想的根源，决定首先驳倒吕留良的思想。雍正指责吕留良“凶顽梗化，肆为诬谤，极尽悖逆”。雍正说自古以来能够成为国君的人，都是有德之人，符合老百姓的需要，跟是不是夷狄没有关系。对汉人所谓的华夏之别，夷狄是禽兽，雍正非常反感，他说虞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他们并没有因为地域的原因而当不上君主，当上君主后也没有因为地域原因损伤了他们的圣德。所以，雍正说夷狄和中原不是什么人兽之别，而仅仅是籍贯的不同。
顺便，雍正还为清朝作了一些宣传。他说清朝开疆拓土，是中国臣民的幸运。汉人所谓的“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是非常无知的话，这种服装是天命汗遗留下来的传统。雍正特别强调，南北朝时，君主只能统治一方，南北互相诋毁。朱元璋虽然经天纬地，但威望和德行还不足以招抚蒙古，在清朝的统治下，四海俱臣服，这不是幸事是什么？
这场辩论表面上看雍正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曾静等人“心服口服”，还为他免费宣传。结果是，雍正的那些事儿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古人也不愚蠢，看到政治教材绝不会完全相信，所以，这么一来，雍正篡位的传言越来越重了。
文祸在继续
吕留良案件要更复杂。雍正八年十二月，刑部拟出结案意见，雍正命人交付各省学政，询问他们的意见。之后，要求大家主动焚烧吕留良的著作，先把宣传工作做到家。雍正还让大学士朱轼批驳吕留良的四书讲义和语录，朱轼就是以前推荐过吕留良的官员。批驳完了之后，再刊印发行。
到雍正十年，吕留良案子才定下来。判决如下：吕留良和他的儿子吕葆中以及门人严鸿逵戮尸枭首。
吕留良另外一个儿子吕毅中以及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斩立决。
吕留良和严鸿逵的孙辈，全部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做奴隶。
吕家家产入官。
黄补庵已死，妻妾子女发配给功臣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放两千里。
刻书人车鼎臣和车鼎贲以及与吕留良过从甚密的孙克用、收藏者周敬舆秋后处决。
吕留良的门人房明畴、金子尚革去生员，携妻子流放三千里。
被处分者中甚至有吕留良的同乡朱振基，他是吕留良的粉丝，担任广东连州知州的时候，他供奉吕留良的牌位，因此被革职查办，死于狱中。
这个案子的结果委实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用雍正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出奇料理”。谁也没有想到谋反的曾静反而无罪释放，而已死去多年的吕留良反而被开棺戮尸。
曾静之所以能活下去根本原因是雍正想利用他作为活生生的宣传机器，为自己打赢舆论战和思想战。吕留良所以获罪可以说是文字狱，因为吕留良没有做任何反清的事情，仅仅是因为言论和思想获罪。
曾案和吕案之后，雍正更加重视钳制臣民的思想。文字狱接连发生。
七年十二月，湖南巡抚赵弘恩在浏阳县发现了《朱姓家规》一书，书中有“侏俪左祍，可变华夏”的话。赵弘恩借题发挥：“现在这个圣明世道，大家享受和谐和恩德，居然有人敢如此狂吠，实在是大逆不道。”其实这句话是汉人的普遍观点，并没有反清的特殊含义。雍正指示赵弘恩不必深究，不过要对朱姓严厉教育。由此可见，狗比主人更可恶。
广东巡抚傅泰发现著名学者屈翁山诗文中有悖逆之词，隐藏不平之气，书中碰到明朝称呼之处都空抬一字。屈翁山死了接近三十多年，他的儿子屈明洪担任惠来县教谕，听到这个消息，自动到广州投监，交出父亲的诗文。傅泰严审之后，上报雍正，请求按照大逆罪枭兽戮尸。雍正认为他的儿子自首，应该减刑，便将他的后人流放到福建，诗文焚毁。
江苏昆山人徐骏，是刑部尚书徐干学的儿子，中过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本来前途无量，但因为写了一首诗：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人告发，说他思念旧明，对本朝大不敬。雍正便将徐骏斩立决，文稿全部烧毁。徐骏出身于官宦之家，年轻时轻狂暴虐，据说曾经用毒药害死了自己的老师，因此受人鄙视。但他的“明月清风”则纯粹是文人附庸风雅的用词，根本不涉及反清。
雍正八年，福建汀州府上杭县有一个童生范世杰，读了《大义觉迷录》之后，向福建的观风整俗使刘师恕痛骂曾静，歌颂雍正，受到刘师恕的表扬。后来，福建的学政戴瀚来到汀州，他又送上呈文，痛斥曾静，对曾静指责雍正的言论一一加以驳斥，而且添油加醋，说雍正在继位之前，以子道事父母，以臣道事君父，接受皇位时，三兄有抚驭之才，谨遵父命，让弟弟当皇帝，而圣君不敢自以为是，三揖三让，最后才升堂践祚。范世杰还说雍正继位之前兄弟和睦，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弑兄屠弟的事情，他还说雍正世道比三代（夏商周）都强，生活在这个时代，纵做鬼也幸福。
范世杰本想通过拍马屁的方式获取做官的机会，没想到居然被戴瀚关押起来。戴瀚问他三兄让位的话从什么地方听来的，范世杰说，在汀州城里大家都这样说。戴瀚把那话理解成允祉有做皇帝的才能，应该当皇帝，所以对范世杰进行了严厉拷问，并一一上奏给雍正。雍正大大地赞扬了戴瀚一番，还说范世杰不过是一个企图通过侥幸进身的小人，不会有什么背景，不必扩大化。
戴瀚和福建总督刘世明、巡抚赵国麟一起审问范世杰，问他三兄让位到底是怎么回事。范世杰诡辩说，所谓三兄不是指允祉，而是说三个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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