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风云-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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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零敦多布不走寻常路，选择了一条极为隐蔽的路线。他从南疆和田出发，翻越巍峨的昆仑山脉，再途经阿里，抵达藏北的那曲。这条路线非常艰险，海拔很高，一路上人烟稀少，之所以选择这条路有两个原因，既能避免被清军发现，又能出其不意攻击拉藏汗。
当这支部队出现的时候，完全出乎拉藏汗的意料。在藏北纳木错湖畔，拉藏汗匆匆和敌人展开战斗，但这一切出乎拉藏汗的意料，他始终觉得和谈是可能的，因此贻误了战机。再加上准噶尔军队事先已经对西藏内部进行了分裂瓦解，拉藏汗的军队很快就被打败。随即，准噶尔军队包围了布达拉宫，杀死拉藏汗，囚禁了伊喜嘉措。
准噶尔军控制西藏后，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屠杀和劫掠，非黄教的寺庙被摧毁的有五百多所。
由于西藏地方遥远，康熙很晚才得知这个消息。他立即派遣满族将领额伦特和蒙古族将领色楞去征讨，两人统帅七千人，从青海出发。色楞率领先锋部队侦查，额伦特带主力尾随。不过，这次出征因为准备不充分，而且两个将领脾气不和，在到达藏北那曲一带时遭到准噶尔军队的袭击，清军大败，额伦特战死。这次失败的主要责任还在于色楞，色楞有勇无谋，轻敌冒进，他带着先锋部队进入敌人埋伏圈后，看到敌人后退，不知是计，拼命追赶，结果让全军都深陷泥潭，再加上粮草也被敌军切断，结果全军覆没，色楞本人也阵亡。
准噶尔取得了这次胜利，非常得意，他们继续向东进军，打算和清廷争夺巴塘、里塘等地，甚至企图进犯青海、云南。
清军失败的消息传到朝廷后，大家熟悉的场面又出现了，王公大臣们纷纷说西藏偏远，地形险恶，不宜出兵；康熙却力排众议，认为如果不出兵西藏，边境将不堪设想，所以必须出兵。当然，在出兵之前，康熙要总结上次失败的原因，在康熙看来，失败的原因就是不够重视，准备不足，派出的兵力不够多。
这次，康熙任命皇十四子固山贝子胤祯为抚远大将军，统领三路大军开赴前线，号称三十六万大军，实际数目可能也就五六万人。
为了孤立准噶尔，康熙还进行了政治工作，争取青海蒙古王公的支持。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十月，康熙提拔四川巡抚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康熙的目的是让年羹尧开辟由四川进军西藏的路线，能够保证各路兵马随时开入西藏，让西藏断掉天高皇帝远的念头。年羹尧上任之后，不负所望，在成都驻兵，并设立驿站。康熙还让大臣带领满洲兵一千人、蒙古兵一千人、吐蕃兵两千人、绿营步骑兵各一千人，护送新达赖入西藏，所有这些事情都由年羹尧总理。
虽然康熙很积极地备战，务求胜利，但是大臣们还是很担心，实际情况正如康熙所料，清军所向披靡。准噶尔军队根本就没有做出有效的抵抗，其时，藏人早就对准噶尔部不满，准噶尔军队在西藏的残暴行径引起了藏人的不满。清军进入拉萨后，藏人普遍表示欢迎。
清军进入拉萨这天是九月十五日，拉萨上空晴朗无云，满汉大臣、蒙古各部落的首领、西藏的喇嘛贵族纷纷欢迎清军，然后在布达拉宫为格桑嘉措举行隆重的坐床典礼。
根据《清圣祖实录》的记载：“喇嘛人等感激圣主再造弘恩，罔不踊跃欢欣，男女老幼襁负来迎。见我大兵，群拥环绕，鼓奏各种乐器……”
清军护送达赖入藏，由此赢得了藏族人民的欢迎，充分体现了康熙处理民族问题的高明手段。
接下来，康熙要做的是重建西藏的行政机构。
康熙让清军统帅延信将军先成立临时的军政府，军政府的主要责任是清除准噶尔分裂势力的余孽，并打击准噶尔的支持者。对于那些违法作乱的喇嘛也丝毫不留情面，该杀的杀，该囚禁的囚禁。
到康熙六十年（1721年），终于完成了西藏政府的改组工作。康熙废黜了西藏地方政府中的第巴一职，改设多名噶伦共同负责行政工作，这是康熙为了促进西藏稳定而实行的分权制度。刚开始的时候封了三名噶伦，这三名噶伦都是当地人，但是都非常忠于清廷。康熙既采用了藏人治藏的方法，又直接控制了西藏的地方政府，一举两得。
在蒙古王、众贝勒、台吉和酋长们的请求下，康熙允许他们在拉萨为自己创建丰碑，永垂不朽。随后，清军在拉萨留下三千人的驻藏军队，为了保持对西藏的有效控制，清政府还在西藏周边驻留军队。西藏如果出现动乱，这些军队会第一时间赶到，这无疑维护了西藏的稳定。
由于康熙的雄才大略，结束了蒙古部落对西藏的控制权，西藏再次进入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

第七章康熙的治国之道

始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这是康熙治国的最大特点。他治国并没有什么新奇的花招，只是将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真真切切地关心人民的利益，仅此而已。
重视民生，反对拆迁，鼓励垦荒
我们知道，康熙并不是开国之君，但是他却做了很多开国皇帝必须做的事情，所以历史对他的评价很高，既是守成之君，又是开疆拓土的大帝。
康熙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个皇帝，这个算法是依照清军入主中原来算的，在康熙前面有四个对清朝起着重大作用的领袖，分别是的他的曾祖父努尔哈赤、祖父皇太极、叔祖父多尔衮和父亲顺治。
顺治在位十八年，清朝并没有对全国实行有效的统治，民族矛盾依然十分尖锐。康熙登基以后，仍然面临着许多棘手的问题，譬如战火不绝、割据政权独霸一方、经济萧条、财政匮乏等等。
清军入主中原后，在京畿大肆圈地，霸占了以前汉人的土地，由此引起许多强烈的反抗。清军对汉族地主和农民的反抗采取了极端的军事措施，烧杀抢掠，手段非常残忍。这段时期是多尔衮执政，随后多尔衮又推行了“逃人法”，这项法令在皇太极时基本废去，多尔衮重新启用，对汉民族采取了高压政策。
清初的暴政对国计民生带来了重大的危害，顺治亲政后，进行了一些改革，废除了多尔衮的许多弊政，为后来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康熙始终将民生放在执政的首要地位，只有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休养生息，社会才可能和谐，政权才能稳固。当然，康熙并不是停留在口头上，他用实际行动解决了民生问题。
康熙实施了以下措施：
一、将荒熟土地分给臣民。康熙八年（1669年），将十七万顷的明朝藩王荒熟土地交给百姓，让他们开垦种植。所谓荒熟土地，既有荒地，也有直接可以种植的熟地。十二年（1673年），他又责令各省开垦荒地，为了鼓励开荒，他免费给开垦者种子、口粮和工具。康熙将这些土地命名为更名田，这种田租赋相对要高一些，但由于主动权完全掌握在经营者手上，所以老百姓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
二、保护土地产权，释放奴仆为民。康熙八年，康熙对户部官员说：“这些年，一直将民间的土地圈给八旗，以致老百姓流离失所，无以为生，让朕很同情。以后圈占民房的行为应当永远禁止，今年圈占的土地，全部返回民间，并将古北口一带的空地拨给农民耕种。”康熙十八年（1679年），又将奉川、锦州的荒地给百姓开垦。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对大学士说：“田地是老百姓的恒产，已经给他们的不能再收回，大臣们如果有超出规定数量的土地，必须申报户部，有用时再拨给百姓，老百姓的土地不要轻易去动。”对于妄行圈地的人，康熙选择从重治罪。康熙的这些措施充分体现了对民生的关注，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心系天下的明君的胸怀。
康熙甚至认为即使是军国大事，都不能触犯平民百姓的土地，这种理念出现在三百年前确实让人佩服，现在的许多官僚完全不可望其项背。康熙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对于治国他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执政者最重要的是让人民富足，让人民富足的办法是教会他们生财之道，让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发财致富，藏富于民是立国的根本，想起现在的与民争富让人感慨。
此外，康熙还制定了一项政策，禁止汉民投充到满人家里为奴，让百姓自力更生，发展农业。
三、鼓励军垦。在顺治年间，就有人提出了要军垦，不过当时只是提提，没法实施。康熙年间，这道政策才得到实施。最早，军垦是针对投诚兵制定出来的政策，投诚兵以前是跟清军打仗的兵，这些兵的待遇和福利都要差很多，而且他们都拖家带口，如果不实行垦荒的话，会带来很多麻烦。军垦不仅解决了军队的粮食问题，还为国家增加了课税。
在赋税方面，康熙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不过，在康熙初年，轻徭薄赋的政策无法实现，由于连年的战争，在初期这个政策无法实现，但是康熙却反对有官员借口国家战争，从苛捐杂税中谋取私利，勒索百姓。对此，康熙严令禁止，他提出：“让百姓休养生息是最重要的事情，执政者一定要清楚，什么是利政，什么是弊政。对国家好对百姓好的事情要做，对国家坏对百姓不利的事情不要做。”
平定三藩后，康熙就着手实施轻徭薄赋的政策，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地主阶级和小民一律按同等标准交税，并降低赋税。康熙五十年，在赋税方面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改革，赋税不再按照人口来收，人丁增加税不加，只按照田地的多少收税。
康熙所做的还远不止这些，他还严禁官吏扰民，禁止官吏私自征派各种赋税，一再告诫地方官：“累民之事，即使只是丝毫也不能做。”
康熙以身作则，每次外出巡行，力求避免扰民，跟他的孙子乾隆完全不一样。乾隆一出门，劳民伤财，花费甚巨，贪腐成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他和孝庄太皇太后驾临五台山，在山上碰到不少百姓背着粮食米豆，康熙有些奇怪，让随从去询问。村民们都说这是为太皇太后和皇帝到来做准备。
康熙随即对阿兰泰说：“太皇太后驾临五台山，一切费用都由宫廷出资，本无丝毫取自百姓，这些粮豆究竟有何用处，应该尽快查明。”
经过询问才知道，五台县的知县担心太皇太后和皇帝来了以后，食用不够，所以从老百姓那里买了一些粮豆，并不是向百姓科派的。康熙深知地方官贪得无厌，往往借着机会搜刮小民，康熙严词说道：“知县从老百姓手中买的，未必尽信。朝廷的一切出行都由内廷解决，以后这些事情地方官不要再插手，不准再让老百姓准备什么。”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第一次南巡，临行前，康熙召来户部、工部等官员，晓谕他们：“朕出行的一切用度从俭，大家把一切要用的物品准备好，不要让地方官从民间派取，扰害百姓。”
始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这是康熙治国的最大特点。他治国并没有什么新奇的花招，只是将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真真切切地关心人民的利益，仅此而已。
重商节俭，德法兼顾
康熙跟一般封建帝王不同，他没那么仇视商业，他不仅没有看不起商业，反而认为商业自古就是一个社会不可分割的部分。
康熙曾说：“国家要和谐，必须做到四点：执政者全心执政为民，经商的人踏踏实实经商，务农的要勤勤恳恳务农，读书的要兢兢业业读书。这四种人如果能安居乐业，互不侵扰，国家就一定能强大。”
康熙对工商业不仅没有贬抑，而且给予了支持。当然，其中原因比较复杂，可能是因为清朝初年，战争很多，为了缓解巨大的开支，商人做出了不可缺少的贡献。战争期间，商人要缴纳的关税往往是最重的。在前期，康熙仍然对商人实行重税，没办法，经常要打仗，开支太大了。
平定三藩后，康熙适时改变了做法，他认为再这样下去，会让商民陷入困境，对国家有很大危害，所以决定革除弊政。具体做法是调低税率，并且禁止关卡勒索商人，让商人能够更好地经营和贸易。
为了给商人塑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康熙公布关税征收条例，如果出现勒索者，商人可以通过控告的方式保护自己的权益。对于私自征收杂税的官员，康熙表示严惩不贷。
康熙很早就意识到官商勾结的祸害，官商勾结会直接导致市场垄断，导致缺少背景的小商人经营困难，最终受害的是消费者，也就是广大人民。清初，管理物价的机构是牙行，牙行后来日益变成盘剥商人的官僚机构。康熙正本清源，对牙行进行了改造，让牙行变成一个相对清廉的机构，为商人谋利，而不是祸害商民。
对于向商人额外征税的行为，康熙严令禁止。康熙还统一了度量衡，方便全国各地的商人贸易。对于那些抢劫勒索商民的兵痞，康熙要求各级将领予以严厉打击。
综上所述，康熙虽然生在三百年前，但是已经意识到了商业对于社会的作用。正因为康熙做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康熙中后期，全国的经济呈蒸蒸日上之势，尤其是江南，工商业最为繁荣。
当然，康熙毕竟是一个封建帝王，而不是一个资本主义领袖。他所做的一切还是从王朝的根本利益出发，商业始终不是主流。所以，在康熙晚年，出现了海禁和矿禁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目的都是为了王朝的稳定。当然，对商业的发展会有一定的打击。在制定这些政策时，康熙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照顾商民的利益，他并没有实行像朱元璋那样严厉的海禁，还是允许沿海渔民出海打鱼。“不能断了渔民的生路啊！”康熙这样跟大臣说。
一个封建社会的帝王，能够做到这样优秀确实已经是很难得了。
那么，康熙又是如何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呢？
在这方面，康熙主要是吸收儒家思想，他认为自古成功的帝王无不是以德服人，只有上层懂礼，下层才会有仁义，良好的道德是一个社会稳定富强的基础。
为了塑造一个良好的道德社会，康熙以身作则，杜绝奢侈。康熙有一次下江南，回去的时候，江南文武百官乡绅百姓几十万人为他送行，结果康熙说道：“朕早就听说过江南富庶，来这里以后，见这里城市繁华，看上去确实很富裕。但是江南的人情却没有北方纯朴，过于奢华，过于粉饰。你们这些当官的，要廉洁奉公，爱护百姓，崇尚节俭，拒绝奢侈。只有这样，朕才能安心啊！”
可以说，康熙为了倡导节俭之风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而且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可惜，这些风气到他孙子乾隆手中化为乌有。在为自己修造宫殿时，康熙都要求务求节俭，如果不是孝庄让人修缮康熙的寝宫，康熙根本就不会想要这么做。在修建皇后陵寝时，康熙都要求节俭。
康熙之所以这么看重节俭，在于他有一个观点：明朝就是因为奢侈亡国的。明朝亡国当然有非常复杂的原因，奢侈无疑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基于这种认识，康熙对宫廷的开支作出了很大的调整，务求节俭。明代光禄寺（掌管膳食的部门）每年用的木材多达两千七百万斤，木炭达一千两百万斤，到康熙时分别减为六百多万斤和一百万斤；明代宫殿的楼亭门数多达七百八十六座，到康熙时只有其十分之一。
康熙的节俭也是他“民为贵”思想的一个体现，他经常对左右说：“国家的财政出自人民，民力有限，所以要节约爱惜。能够节约，国家就有余裕；倘若奢侈，将会劳民伤财，祸害百姓。”
当时有一个法国传教士曾经给路易十四写了一封信，详细地讲述了康熙的生活习惯，从中我们能感受到一个外国人对于清朝皇帝的看法：清朝皇帝，或者因为他拥有的无穷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