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风云-第1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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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阴险深沉远不是他们所想象的。
果然，这个太监伤好以后，嘉庆又对他宠信如初。这个太监记得李金凤对他的好，李金凤因此得到升职。升职之后，他就有权力在一些职位安排自己相信的人，后来，李金凤让天理教徒补了宫中一个缺。
林清起事失败后，李金凤知道一切都完了，便窃取了宫中的符印，快马出城，声称去木兰围场迎驾。由于他颇受宠信，手中又有符印，守城的士兵不敢阻拦他。
李金凤后来逃到杭州灵隐寺，碰到了高僧日照大师，于是削发为僧。为了安全，最后进入尼姑庵。还有人说，后来清廷派人找到了他，但是他装傻，一句话都不说。再后来，这个人就不知所终。
李金凤这个人就像一个传奇，虽然是一个太监，不得不承认这人相当狠，绝对是一个厉害角色。

第六章嘉庆朝最离奇的悬案

这天，嘉庆正在看奏折，当览至这个案子的奏章时，禁不住掌击案桌，大喊：“奇！奇！奇！”
贼心胆边生
嘉庆朝发生了一件离奇的案件，这个案件的主人公既不是朝廷命官，也不是地方豪强，只是一个普通的伙计。
嘉庆十一年（1806年）十二月的某天，朝廷工部的官员宋允吉和铺户张清泰、商曾祺一起到工部铺户蔡永受家里闲聊。闲聊中，大家东拉西扯说到自家的生活状况，大家都抱怨说工资太低，生活过得挺不容易的。于是大家商量能不能想办法捞点油水，蔡永受提议说，我们为工部做事，为什么不从工部下手呢？
这个提议很快获得了大家的认同，衙门里固然油水很多，但要捞到是很不容易的。不过，幸好宋允吉在工部担任贴写职务，熟悉其中的操作流程。大家商量好，宋允吉起草一份工部发给虞衡司的文件，然后用假冒的名字在上面盖章签字。之后，他们还买通了虞衡司的官员柴添礽，想让他盗取虞衡司的印章。
这些关节打通之后，还有最后一道难关，还必须有工部的大印。这是最困难的，他们可以买通一些小部门的官员，但总不至于也买通工部尚书吧！如果有这个钱可以买通，也不至于寻思着要捞油水。
他们几次想盗取工部的大印，都没有成功。但这些人又不甘心放弃这么好的机会，他们打算仿制一个工部大印。接下来就是把虞衡司的文件译成满文，这事得找一个懂满文的人干，他们选择了笔帖式惠昆，惠昆这个人非常老实，经不住哄骗，便答应了。
当所有关节都打通了之后，蔡永受等人终于从国库中捞到了油水，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获取了一些缎匹和颜料等物品。蔡永受等人都非常高兴，他们将物品折换成银两，分完赃之后，大家都觉得实惠。
贼胆总是一步步撑大的。嘉庆十二年（1807年）四月，他们决定捞取更多的油水。蔡永受、王书常勾结户部福建司经承万青，用假印从国库中领取到了更多的物品。将这些物品倒卖之后，所有参与人一同分赃。
嘉庆十三年（1808年）五月，蔡永受感到，老是这么干，估计迟早会被发现的，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此时，蔡永受有些心虚了，但心虚归心虚，如果说就此不干了，等于是断了财源，也不行。想来想去，蔡永受发现，冒领物品是个风险特别大的事情，冒领之后，还得变换银两，不仅麻烦，而且容易留下证据，还是直接冒领库银比较方便。
当然，要冒领库银有些手续是必须搞定的，蔡永受联系了工部贴写秦大纶和广储司贴写谢兴邦、丁风诏等人，让这些人加入自己的舞弊阵营。有了这些难兄难弟的帮助，蔡永受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从广储司冒领银两七次，在颜料库和缎匹库冒领两次。
正如蔡永受之前所担心的，总是伸手，难免有天被抓。
嘉庆十四年（1809年）十二月，当王书常和谢兴邦再次将黑手伸到广储司时，被逮了个正着。广储司这天值班的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他收到盖有印章的文书时发现有些异样，仔细辨认后终于确信文书是伪造的，于是，这些伸向公款的黑手全部被抓。
在严刑逼供之下，王书常把所有的情况都招了，也难怪他，细皮嫩肉如何受得了夹棍和大杖。
嘉庆拍案：奇！奇！奇！
这天，嘉庆正在看奏折，当览至这个案子的奏章时，禁不住掌击案桌，大喊：“奇！奇！奇！”
嘉庆可能是少见多怪了，他奇的是这些犯罪团伙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将黑手伸向国库，他不明白帝国的那么多官员是干吗的。皇帝们习惯了那些勒索敲诈下属的贪官，很少碰到有贪官直接将手伸向国库的。
在清朝，国家的财富无非存在于两个地方，一个是户部，这个地方掌管国家税收收入，属于公款；另外一个就是内务府，这里存放的是皇家的家产。
在嘉庆看来，无论是户部还是内务府，都有很多部门，里面戒备森严程序复杂，办事手续非常严密，要想从中捞钱谈何容易。但这些人不仅做到了，而且连续三年从国库中盗取银两共计六万九千两。嘉庆气愤的是，作案时间这么长，盗取财产这么多，怎么那么多官员就没有一个提前发现呢？嘉庆再一次深深地感到吏治之腐败。
最让嘉庆受伤的是，卷入此案的官员有四十多人，这些人助纣为虐，不但不思报国，反而做出如此卑鄙下贱的事情。嘉庆愤怒了，痛苦了，他痛骂这些官员禽兽不如，昏聩愚蠢，让刑部严加查办。
这个案子当然不难审，也容易结案，最难的是此案背后所反映的官场问题。该如何整顿治理官场呢？嘉庆似乎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渎职的官员自然应该撤下，撤下之后换一批，时间长了还是老样子。
嘉庆让军机大臣认真调查，然后给自己呈上一本失职官员的名单。不久后，军机大臣呈上了一份长长的名单，并特地指出，工部尚书温布责任最大，因为温布任职时间最长，其本人又工作懈怠，玩忽职守，一切弊端都是从他开始。如果温布不革职的话，工部的官员们工作风气很难改变。
嘉庆细细研究名单，争取一个都不放过。
根据大清的法律，蔡永受情节最严重，他伙同王书常、吴玉伪造公章，冒取银两十余次，合计冒取银两五万两及物品折合为一万九千两。蔡永受本人分得脏银九千两，是犯罪团伙中得银最多的。所以蔡永受被判定为斩立决。
王书常每次都充当冒银先锋，假装是朝廷的办事人员，按假传圣旨罪拟定为斩监候。王还犯有私刻公印罪，也是斩监候。两罪并罚，斩监候加上斩监候结果还是斩监候。
吴玉在伪造公印上虽然是个从犯，但是根据律法，应当处以斩监候。
为了对官员起到警示作用，嘉庆还让国家六部三库等所有衙门的官员前去刑场观刑。应该说嘉庆为了整顿好吏治，挖空了心思，可惜这些官员都是老油条，处死一两个犯人是绝对吓唬不到他们的。
工部铺户蒋得明，伙同罪犯十次加入犯罪活动；谢兴邦、商曾祺都是犯罪团体的骨干人员。这些人全部处以绞监候，秋后处决。
由于涉案官员太多，这里不一一列举。根据他们的情节轻重，嘉庆酌情给予相应的处罚。
接下来我们看看嘉庆是如何处罚那些渎职的官员的。
内务府大臣、工部尚书苏楞额和工部侍郎阿明阿二人，主持工部事务，然而对于蔡永受等人的文印信屡次签发却毫无觉察，过失严重，苏楞额被革去工部尚书的职务。阿明阿七次失察，过失更重，不仅被革职，而且要发配到热河做苦工。
工部尚书德瑛六次失察，三次在伪造文印上签字，而且调查发现，德瑛一些日常工作的行文竟然让儿子代劳，革去太子少保头衔，降为工部侍郎。后来，干脆让他退休。
大学士总理户部禄康六次失察，革去太子少保头衔，降为协办大学士，任户部尚书。
协办大学士长麟也有失察之处，加上他本身有眼疾，但这个不能成为失察的借口，所以免去协办大学士的职位。
内务府大臣兼工部尚书英和、常福两人失察两次，降为三品顶戴，八年后复职。
内务府大臣和世泰，拔去花翎，降三级留任。
大学士兼管三库事务的费淳虽然没有直接的失察地方，但在工部和内务府任职时间相当长，所以革去官衔，降为侍郎。
工部尚书温布在工部任职最久，承担的责任也最大，工部的许多弊端都是从他开始，本应对他严厉处置，但因为他已病故，故不再议罪。
看到没有，嘉庆为了整顿吏治，连死人也揪出来特批。后人评价嘉庆庸弱守成，一点没错，虽然上面的处罚还算有力度，但执行起来嘉庆就手软了。真正判刑的时候又从宽减刑，按照嘉庆的意思是，涉案官员太多，如果真的从重惩罚，反而对工部冲击很大，而且处罚他们后，他们处于闲散状态，以后复职的话就更加懈怠。
这些理由全都是借口，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嘉庆性格中致命的弱点：庸弱。这就是他不能整饬吏治的根本原因。

第七章紧锁的大门

在嘉庆时期，天朝大国虽然在不断衰落，但是心态仍旧是天朝大国。对于任何来华的使团，清廷都称之为贡臣和贡使。嘉庆虽然在世人眼里是一个庸弱的守成之主，但是对待像暹罗、朝鲜、安南、缅甸、廓尔喀和琉璃这样的小国，完全是一副君临天下、高高在上的姿态。
来自海外的威胁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跟以往任何朝代都不一样。当西方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清王朝却仍旧在封建统治的困惑中打转，嘉庆就是处于这种困惑中最典型的皇帝，他不明白吏治何以这么难整饬。他绞尽脑汁，始终没有考虑到可能是制度出了问题，他从不怀疑圣王之道。
然而，无情的现实即将告诉清王朝一个真理：圣王之道已经行不通，何况圣王是中国帝王追求的最高境界，只有极少数帝王才能做到内圣外王。可是，当资本主义大潮蔓延整个世界时，即便成为一个圣王，似乎也很难拯救一个国家的命运。
直到后来，人们才意识到，在圣王之外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制度。
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清兵入关，更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然而，这些变化都比不上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李自成造反只不过是中国历朝历代农民起义中的一个例子，清兵入关也不过是暴力集团发展壮大后的一个必然结果，并无任何特别之处。而资产阶级革命却宣告着完全不同的东西——一种新的思潮、新的制度正悄然崛起。
当乾隆陶醉在十全武功中时，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工业革命。当乾嘉还在纠结于吏治腐败时，北美殖民地爆发了独立革命；法国制宪会议通过了《人权宣言》，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推翻封建君主专制。
对这一切，嘉庆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在嘉庆时期，天朝大国虽然在不断衰落，但是心态仍旧是天朝大国。对于任何来华的使团，清廷都称之为贡臣和贡使。嘉庆虽然在世人眼里是一个庸弱的守成之主，但是对待像暹罗、朝鲜、安南、缅甸、廓尔喀和琉璃这样的小国，完全是一副君临天下、高高在上的姿态。
在中国充当西方文化使者的最开始都是一些传教士，顺治对西方传教士采取宽容政策，康熙前期继承了顺治的政策，后来因为罗马教皇的强硬态度，康熙下令在中国取缔天主教。从康熙开始，清廷就一直禁止天主教。嘉庆继承了先辈的政策，严禁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国传播。
当然，像宗教这种东西肯定是不可能完全禁止的，对此，嘉庆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在嘉庆年间，还是有三次查禁西洋教的高潮。对嘉庆来说，这不仅是秉承祖制，也是维护国体。嘉庆多少意识到，西洋教传播的这些东西对于自己的统治是不利的，尤其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思想，很有杀伤力。
在对外贸易方面，嘉庆采取了相当保守的姿态，闭关锁国似乎不是嘉庆的错，不过是继承“祖训”而已。嘉庆绝对有权力改变政策，但他没有这么做，最主要是没有意识到“对外开放”的好处。但即使明知好处多多，如果对帝国有风险的话，相信以嘉庆的性格也不会“开放”的。
国家嘉庆一个人说了算，不开放也没办法，但嘉庆还给出了不开放的理由：“我天朝上国地大物博富有四海，难道需要跟那些弹丸小国贸易赚钱？”嘉庆的意思是，我们很富有，没必要跟洋人做生意。嘉庆还给出了一个理由：“外国佬卖的东西全靠在我们内地销售，而这些钟表呢绒等东西，又完全是可有可无的。但是我们卖给他们的茶叶和土丝却是生活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停止贸易，他们立刻就完蛋。”所以，嘉庆的意思是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上，对这些洋人可以随意鄙视。
嘉庆这些话并不是他自己的思想，更不是他的独创，他不过是重复老爸乾隆的观点。乾隆曾经给英国国王发了一道国书，意思是：“我天朝上国物产丰富，无所不有无所不包，本来是不需要跟你们通商，用你们货物的。但是因为天朝生产的茶叶、丝绸、瓷器是你们必需之物，如果我们断了通商的话，会使你们生活陷入极大的困境。所以格外加恩体恤，在澳门等地开设洋行，准许你们来贸易，沐浴天朝浩荡的皇恩。”
相信每个人都能从乾隆的话中感觉到那份不可一世妄自尊大的狂妄，英王肯定也受不了这种口气，但为了跟中国通商，也只能忍着。一旦他们的国力强大了，难免就不愿再忍了，到时候直接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这就是后来的鸦片战争。
嘉庆限制贸易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防止白银外流。他曾经为此叮嘱广东总督吉庆：“西洋商船来中国，一船的货物往往能赚取大量的银钱，长期下去会导致中国白银越来越少。就说钟表吧，他们不过是用少量的铜铁制成，结果把我们白花花的银子赚走；还有玻璃，在他们那儿不过是通过一些简单的原材料淬取，然后做成窗玻璃和屏风，在中国能卖到一个好价钱。他们用无用的东西购买我们有用的东西，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长期下去会损伤我国的元气。”
就嘉庆当时的认识来说，他能从经济角度考虑国家的元气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嘉庆的担心是正确的，黄金白银是世界的硬通货，如果大量外流，必然会影响国内经济稳定。但是如果因此而终止和其他国家贸易，也是得不偿失的，最好的方式当然是实行纸币，不过这在当时太不现实，当时国与国的贸易只能用硬通货。于是，嘉庆便采取了以货易货的方式。
道光年间曾发生白银大量外流的事件，结果严重地影响了全民的经济生活。这说明嘉庆多少还是有一些先见之明的。
嘉庆禁烟
鸦片是由罂粟花的汁液制成，最开始是一种药用物品，起麻醉、止痛的作用。
在唐朝时，就有阿拉伯商人把鸦片带入中国，当时称作“阿芙蓉”。不久，中国就有一些地方种植罂粟，不过当时规模相当小。明朝时，周边一些小国甚至把鸦片当成贡品进献给朝廷。其时，鸦片的价格相当昂贵，价值等同于黄金。
鸦片变成毒品还是在清初的时候，爪哇等地的人通过管子大量吸食鸦片，逐渐成瘾，人们才发现鸦片的危害。
在西方国家的对外贸易中鸦片是一个重头，对于鸦片，清政府征收的关税也相当高。康熙对鸦片收取重税，大概有限制鸦片进口的意思。雍正对鸦片的危害认识更深一些，曾经下达了禁烟令，规定除了药用鸦片，其他鸦片一律为违禁物品，一旦发现，枷号一月，并发配充军；私开鸦片馆的，罪行等同于邪教宣传者，处以绞刑。
雍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