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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风月女明星-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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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玲玉是一个十分爱干净的人，顺手拿了一块手帕拭去了唐季珊嘴边的唾液。随着这一动作，她心中又萌生一个思想：可能是自己小心眼，是真是假还得进一步留心查看。现在看来，天呐！这一切可不是真的么？
唐季珊的变化，唐季珊的见异思迁，这一打击不亚于张达民的堕落，不，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昔日阮玲玉与张达民联姻，是母女寄人篱下，又受旧风俗习惯的束缚。在当时，这是很平常的事情。
何况，那时阮玲玉并未成年，婚姻由无经济能力的寡母代办，现在与张达民脱离同居关系，能明了几分真相的人，可能同情是在阮玲玉这一边的。
可是，与唐季珊同居时，自己已是一个22岁的成熟女子，又是一个曾经历过一次婚姻不幸的人。阮玲玉心中在骂：这是自作自受。
阮玲玉的眼泪，向谁诉？向谁言？自然，她首先想到了在生活中最亲的人——母亲。可她想到，就是对母亲倾诉心怀，也是于事无补，她见着母亲因过于辛劳的生活而造成额头的缕缕皱纹，就不忍心去再加重她的悲痛。
从此，在阮玲玉的生活中，有着异乎寻常的变化，不明底细的人，从表面看去，她照常拍戏，准备角色，参加社交活动。可要是一个细心的人就会觉察到，她在和大家说笑的时候，总有那么一点像在哭的味道，或者笑声刚出来，又嘎然而止。
再度感受到寂寞的阮玲玉只得把她的情感寄托于神佛，费穆干1936年曾忆及阮玲玉的一段往事：
“她（阮玲玉）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曾数次到普陀进香；在苏州拍《人生》的时候，一行人曾同去游玩虎丘，归途中，她又在西园进香，在五百尊罗汉面前，每一尊供上一支香。我很记得，她曾这样对我说：‘不要笑我，我晓得你是不相信的。’其实我何尝笑她，这不过是她自己解嘲的笑——根本她已自觉在佛前烧香是一件迷信的行为，而她暂时还不能克服这种矛盾罢了。
她对于这种内心的冲突，正如对于生活中的矛盾一样，无时不在挣扎，无时不在斗争……”
信佛的阮玲玉并没有逃离厄运，1935年初，她的个人生活又起波澜，掀起波澜的则是张达民和唐季珊。
还是在1934年底，圣诞节刚过，阮玲玉的家中来了一位中年妇女，此人坐下后，向阮玲玉和唐季珊说道：
“我是张达民的表姐，他请我来与你交涉一件事。”
“什么事？”阮玲玉警惕起来。
来人不急不忙地说道：
“当年阮女士与张先生订立的协议，还有将近5个月就要到期了。张先生最近手头有点紧，希望阮女士能将余下的5OO元今天一次付给，交给本人带回。这是张先生的委托书，请阮女士过目。”
阮玲玉接过委托书一看，确是张达民的笔迹，她略一沉吟，说道：
“也好，我答应他的要求，今天就将5OO元钱给他。请你转告张达民，自此后，我与他不存在任何瓜葛了。”
来人将钱装进口袋里后，脸上露出嘲讽的神情：
“阮女士别把话说绝了，本来你在付出这笔钱后，的确与张先生已了无瓜葛。可阮女士别忘了，你当初搬出海格路大胜胡同与唐先生同居时，把属于张先生的衣物、家产也一并搬了过去。”
阮玲玉听闻此言，怒从心起：
“你这是血口喷人！他张达民有什么财产在我手中？真是笑话，当时不要说家中的财产，就是张达民的零用钱，也都是我给的。”
来人并不生气，一字一板地回道：
“这家务事可不是由你阮女士一人说了算的，到底阮女士侵吞了张先生的财产没有，我们可以请公众来评理。”
来人终于亮出了杀手铜。
这时，坐在一旁冷眼观看的唐季珊发话了：
“我看你这位女士何不把话挑明了说呢，他张达民不就是想再从我们这里讹一笔钱吗？请开价吧。”
来人脸上一丝尴尬的神色一闪而过：
“唐先生是个爽快人，阮女士带走的属于张先生的财产，我们已经计算过了，所值大约不会低于2000元。”
“2000元，张达民的财产可值钱哪，”唐季珊满脸的不屑。“好吧，我就出一回血，这钱我付了。”
听唐季珊愿意付钱，来人也就不计较唐季珊的态度，“那就请唐先生如数付给吧。”
“且慢，你回去叫张达民写份文书来，保证拿了这笔钱决不再以任何方式来惹是生非，胡搅蛮缠。”
来人悻悻地走了。
第二天，张达民的那位表姐又来了，但她狮子大张口，开出的价钱是4000元，否则不写文书。
阮玲玉稍稍犹豫了一下：4000就4000吧，自己省一点，摆脱这个恶魔比什么都好，正待开口答应，唐季珊抢先发话了：
“别做你的清秋大梦了，2000元已是过分，还想讹4000元。回去告诉张达民，2000元也不给了，他有什么办法，就冲着我唐季珊来吧！”
“好，等着瞧，我们法庭上见！”来人跨出门时恶狠狠地丢下话来。
第二天，唐季珊就收到张达民委托孙粥伍律师写来的一封信，“指其窃取财物，侵占衣饰，共值三千余元，并私刻张氏名义之图章。”唐季珊读完来信，冷笑道：
“张达民抬出个律师来以为就能吓倒我了，他能请律师，难道我就不会请？与其让他先告我，不如我先来告他，先让他到被告席上坐坐再说。”
阮玲玉不愿打官司，然而唐季珊一点也不考虑她心中的忧愁，聘请了著名律师熊飞，将一纸诉状递到了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控告张达民“虚构事实，妨害名誉”。法院受理了此项诉讼。于是，阮玲玉被卷入了一场直接导致其毁灭的连环讼事之中。
1935年1月10日对阮玲玉来说是一个黑色的日子。这一天，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开庭审理唐季珊诉张达民“虚构事实，妨害名誉”一案。
判决在1月17日进行，由于唐季珊证据不足，法庭判“虚构事实，妨害名誉”的罪名不能成立，被告张达民无罪。
这样的结果是唐季珊始料未及的，当然觉得窝囊，却也别无它法，只得自我安慰：好在经过这场在广庭大众之下与张达民撕破脸对着干的讼事之后，不用担心他动不动就以抖落隐私给报界来威胁纠缠了。
阮玲玉想想也有道理，但心里总是闷闷的，她哪里知道：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袭来。
2月的一天，阮玲玉结束了一天的拍片工作，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刚刚坐下，胡蝶来了，老友相逢，当然格外高兴。
“玲玉，前几天我就来过一次，可惜你不在家，没能见到你，我想今天来了无论如何要等到你，不然我可就不走了。”
听胡蝶一说，她猛然想起胡蝶即将出访欧洲之事，想不到胡蝶会在临行之前又一次地登门向自己辞行，阮玲玉心中很是感动。
两人说着谈着，不觉触动了阮玲玉的心事，她的眼圈红了。胡蝶连忙岔开话题，劝她说：
“人生也似舞台，悲剧也总有结束的时候，我自己在苦的时候常对我自己说，快了快了，演完苦的就会有快乐的来了，你现在不也是苦尽甘来吗？”
“你真会劝人！”阮玲玉含泪带笑说道。
在胡蝶与阮玲玉的最后一次见面几天后，《新女性》事件发生了。小报记者们见骂不走孙师毅、蔡楚生一便把阮玲玉确定为他们要攻击的主要目标。
这天傍晚，两名小报记者找到张达民．并准备了一桌颇为丰盛的酒菜。几人入座后，一位记者开了言：
“我们今天来找张先生，一来当然是为了采访，看看张先生有什么独家新闻向我们提供；二来是为了表示我们对张先生的支持和同情。法庭虽判张先生无罪，但总是有损张先生的名声，难道你就这么忍了不成？”
“唉！”张达民一声长叹。张达民原本一直想用诉讼来要挟阮玲玉，想不到自己却先当了被告，心头这口恶气难消，但他一时未想出什么有效的报复办法来。最好的以牙还牙的办法莫过于到法院去告阮玲玉、唐季珊，但手头并没有什么过硬材料。再说为了上次官司，自己的钱已花完了，若再请律师来打这场官司，他实在付不起钞票。
两位记者见此情形，会心一笑，其中一个说道：
“当然，也许是我们多管闲事，不过我们当记者的就是看不得有人被欺侮。我们细细研究了上次讼案以来的所有资料，认为你完全可以起诉唐季珊和阮玲玉。”
“是的。”另一位记者接着说道：
“阮玲玉原是你的太太，唐季珊乘虚而入霸占了她，你可以诉唐季珊和阮玲玉妨害家庭和通奸罪；阮玲玉在跟唐季珊走时带走了你的财物，还曾私刻过你的印章，你可以诉他们侵占和伪造文书罪。”
张达民听后，很有些失望。就这破主意，我早就想到了，若阮玲玉和唐季珊真的犯有如此罪行的话，那还用你们教，我早去告他们了。我若真的到法院告了，却又拿不出证据来，到头来还不得输，还不得赔钱。这赔本的买卖我是不会做的。
两位记者看破了张达民的心思，一位说道：
“只要张先生愿意在法院起诉，不管是输是赢，所有费用全由我们包了。若打赢了，张先生得到的赔偿我们分文不取，万一打输了，张先生也没有什么损失，还能出口恶气。不知张先生意下如何？”
张达民不由得对两位记者的真实动机产生了怀疑。一个记者解释道：
“张先生，千万不要乱猜疑，我们主要是为张先生鸣不平，另外嘛，实不相瞒，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前些日子上映的阮玲玉主演的《新女性》一片你知道吧，她竟敢在影片中丑化我们新闻记者，我们要教训教训她。只要你把刑事诉讼的起诉书——注意，必须是刑事诉讼——交到法院，我们就会好好让她领教我们的厉害。”
张达民听完恍然大悟。
有了记者的撑腰和资助，张达民立即来了精神，第二天他就聘好了律师，竟然在特区第二法院的刑事初级庭和刑事地方庭同时提出诉讼。
张达民在黄色小报记者的怂恿下，以刑事罪起诉阮玲玉是有着险恶用心的。一般说来，民事诉讼，被告均可委托律师而不必亲自到庭。但刑事诉讼，被告不仅必须到庭，而且还必须站入法官案台右角的一个竖立的齐胸高的方形木桶内，每次庭讯结束，还会来个“庭谕交保”，即被告必须找一家店铺，书面担保被告下次传讯时会准时到案。
张达民和黄色小报记者们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能打赢这场官司最好不过，打不赢也可确保能彻底羞辱阮玲玉一番。
1935年2月25日，阮玲玉第一次接到特区第二法院的传票。看到有生以来第一回接到法院传自己出庭的传票，她心中有说不出的痛苦。阮玲玉知道张达民眼看讹诈不成，利用她害怕诉讼尤其是那种关系到个人隐私的诉讼来要挟她，为的就是让她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丑。因此，阮玲玉打定主意，决不出庭。
但是，来自法院的传票是带有强制性的，出不出庭，不能由阮玲玉自己说了算。因此，阮玲玉的律师经过商量，以阮玲玉生病为由不能到庭。律师们这个办法是否可行，还得由法官说了算。
2月27日早晨，上海特区第二法院门前出现了一个未曾有过的盛况，法院的大门尚未打开，门前已拥满了前来旁听的人。
九时许，法院开庭。阮玲玉没有到庭，并没引起法官多大的兴趣，原来，他们已将此案移送地方法院并案审理。此次开庭仅20分钟就宣告结束。
虽然，法庭上问答话不过十多句，但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记者们都依然写出了长篇大论的报道。内容是大谈阮玲玉与张达民和唐季珊如何如何。
在此后数日内，此类真假相杂绘声绘色的以“私生活”、“秘闻”等为题，充塞着“诱奸”、“通奸”等字眼的所谓报道连篇累犊地出现在各报，尤其是一些黄色小报上，极为放肆地对阮玲玉进行诬蔑、攻击和漫骂，那些被《新女性》一片戳到了痛处的记者们果然大显身手了。
面对着“一犬吠声，百犬吠影”的汹汹之势，一个弱女子又如何应付呢？
经过报纸的推波助澜，电影女明星阮玲玉与两个男人的故事成了街谈巷议的中心事件，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这种事毫无疑问地被视为是生活中的最大丑闻。
而对名人尤其是名女人的丑闻天生最感兴趣的小市民们，不仅借助报纸将阮玲玉的“艳闻”演绎出多种多样的版本，而且对即将开庭的张达民诉阮玲玉和唐季珊的案子更是异乎寻常地关注。3月初，阮玲玉和唐季珊接到了必须在3月9日出庭的传票。
与此同时，报纸上关于此案的报道，准确的说是以此案为引子的许多不负责任的报道，一时间甚嚣尘上。阮玲玉虽然已经料到会有人不怀好意地来炒这个新闻，但怎么也没有料到竟会炒到如此程度。因此，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盆盆脏水突然迎头泼来，而她却根本无处藏身。
所谓的“新闻”和“舆论”给予阮玲玉的伤害远远超过了张达民的忘恩负义和恩将仇报，张达民所表现出来的只是一种无赖手段，虽然也很伤人，却不至于致命，而报纸对阮玲玉的伤害却不是一两个无赖所能比的，它煽动起了整个社会对阮玲玉的敌视、奚落和嘲笑。使无辜的阮玲玉对“人言可畏”有了切肤之痛。
“新闻”和“舆论”终于把阮玲玉逼上了绝境。
“无拳无勇的阮玲玉，可就正做了吃苦的材料了，她被额外地画了一脸花，没法洗刷。叫她奋斗吗？她没有机关报，怎么奋斗；有冤无头，有怨无主，和谁奋斗呢？我们又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那么，大概就又知她的以为‘人言可畏’是真的。……现在的报章……对于更弱者如阮玲玉一流人，也还有左右她命运的若干力量的，这也就是说，它还能为恶，自然也还能为善。”
蔡楚生也准确地记录了阮玲玉此时的悲凉处境：
虽然正直和同情她的人也尚大有人在——如许多热爱她的作品和深知她的为人的人就都不是那样看法；但上海之大，她又何处去告诉，又到何处去鸣冤？这时，她内心不能不直接地痛感到，到处都充满着对她的鄙视、讽刺，辱骂与斥责，也到处都充满着“正人君子”的冷笑与魔鬼们凶狠阴毒的眼光……
一向心地善良到懦弱的她，她是那样的爱借羽毛，又是那样的爱强爱好，但是现在她在千万人的面前，却成了莫须有的罪人，她再也抬不起头来了！……她是可耻的荡妇？是罪不容诛的祸水？……她不能忍受这样的侮辱，也经不起这种狂风骤雨的袭击！这种狺狺的“人言”，其“可畏”终于迫使连一只蚂蚁都不愿跺死的她，而于将被所谓的法院传讯前，竟下了可怕的决心，最后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的确，绝境中的阮玲玉已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只有两条路：要么出庭，受尽屈辱；要么只有使自己从这个充满阴谋和罪恶的世界上消失。她想之又想，最后终于选择了后者，即庭我结束生命之路。
3月5日，她仍一如既往，走进摄影棚，抓紧拍摄由罗明佑和朱石麟共同导演的《国风》的最后几个镜头。到3月7日，《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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