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风月女明星-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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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的成绩是与阮玲玉的表演技艺分不开的。当影片拍完后，阮玲玉曾对人说过，在她所拍过的影片中，她以为这部影片的表演是最使她满意的了。

　　　　《人生》的导演与表演风格，在随后拍摄的《香雪海》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是阮玲玉与费穆的二度合作。

　　　　在经历了由1932年秋《三个摩登女性》到1934年春《香雪海》等数部优秀影片的拍摄，阮玲玉的表演艺术已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境地，正是在这时，她拍出了她的表演生涯中的巅峰之作——《神女》。她在该片中的精彩表演，历久弥新，至今仍不失光彩。

　　　　令人惊异的是《神女》这部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的导演吴永刚，却是一位初次执导影片的导演，该片是他的处女作。

　　　　1925年，18岁的吴永刚来到上海，在百合公司当了一名美工练习生。吴永刚一面作美工，一面悉心钻研电影艺术和技术，观察导演拍片和观看外国影片，在大量的影片中扩大了视野，获得许多感性知识。

　　　　1928年，吴永刚离开“大中华百合”，进入“天一”任布景师，1931年夏，吴永刚退出“天一”，加入“联华”。由于他与田汉等左翼文艺工作者有了较多的接触，在思想上受到很大启发，从而萌生了要自己编导一部影片的想法，《神女》的剧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的。

　　　　《神女》剧本的酝酿，可以追溯到他在“天一”当布景师的时候。

　　　　“从天一公司到美术专科学校（当时他在上海美专学习绘画）有一段路程，每天都要乘坐电车往返。在电车上，我常常看到一些孤苦无靠的妇女，在昏暗的街道上游荡。她们在做什么呢？开始我还不太清楚，后来看到她们抹了脂粉，强打笑脸，到处拉客的情景，才恍然大悟：原来，她们是一些为了生活被迫出卖自己肉体的‘暗娼’。这是多么悲惨的景像啊。每当看到这些场面，我的心都十分激愤。我同情这些不幸的妇女，憎恨那个黑暗的社会。我不满，我苦闷，我要呐喊！

　　　　“但是，我当时毕竟还只是个软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缺乏起来革命的勇气和力量。于是就想借助自己的画笔来反映一点人民的痛苦生活。我想画一幅油画，画面都已构思好了：一盏昏暗的街灯下，站着一个抹了口红、胭脂，面带愁容的妇女……。后来这幅画没有完成，但是，这个悲苦的妇女形象却一直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吴永刚根据自己亲眼见到的这幅“画面”，构思了《神女》的故事情节：

　　　　一个城市的普通妇女，迫于要抚养她幼小的儿子，忍辱出卖肉体。结果一个流氓不仅占有了她，还要夺取她全部的“卖身钱”，她在忍无可忍的心情之下，将他打死，最后被法院判处12年徒刑。

　　　　吴永刚筹拍《神女》时，对于谁来演女主角，很费了一番心事。可以说，这部影片的戏大半是女主角一人的，只要女主角演好了，戏也就成功了。

　　　　显然，由阮玲玉来演女主角是最合适的。不过，吴永刚当时还是无名之辈，他对能否请来阮玲玉并无把握，因而顾虑重重，既怕请不动阮玲玉，也怕拍不好影响阮玲玉的声誉。

　　　　于是，他试着请黎民伟把剧本先给阮玲玉看看，事实证明顾虑是多余的。阮玲玉看过剧本后，不仅没有拒绝邀请，反而热情地说：“没关系，让我来演好了。”

　　　　由于有了阮玲玉的参加，增加了吴永刚拍好《神女》的信心。因为，吴永刚作为“联华”的一位美工师，曾经无数次在摄影场上看见过阮玲玉在摄影机前的表演。他认为阮玲玉具有一种迅速进入角色的特殊本领，吴永刚把这种本领喻之为“感觉最快的底片”：

　　　　……她有着非常敏捷的感应力，如同一张感光最快的底片，反应力非常快。尤其是她对于工作的严肃、一丝不苟的态度，使人感动。在她过去的作品中，她曾经饰过多种人物，她非但能摹拟像各种人物的典型，并且能深深地抓住了剧中人的个性，她能控制自己的情感，使她的表情和动作，转变的顺序节奏恰到好处，她对于工作是聪明而诚恳，待人接物使人感到像是一团和煦的春风。

　　　　其实，在我国和世界各国的影片里，一些优秀的女演员都创造过不幸的妓女艺术形象。在众多的妓女题材的影片里，《神女》又以不同凡俗的特色，不仅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至今仍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阮玲玉，她演出了那个连名字都没有的，神容黯淡的下等妓女，既没有嘉宝演的《茶花女》的雍容华贵、珠光宝气；又没有费雯丽于40年代演的《魂断蓝桥》里的玛拉那么娇美动人、脉脉含情。

　　　　她，只是一个从来没有被人爱过、疼过、尝过人间温暖的下等妓女。容貌既不惊人，衣着更不华贵。她在小屋中的几步走动的姿态，她那微皱眉心的面容，以及领口都没有扣好的衣衫，一下子就让人产生了信任感。

　　　　她在摇篮里亲了亲婴儿，换上墙上挂着半新的花旗袍，……这就是一个为生活所迫，以出卖肉体为职业的妓女形象。

　　　　从她在《神女》中的第一个镜头起，阮玲玉从步态、面容、情绪、细节，都演得那么从容、自然、准确。而这又不是琐琐碎碎、断断续续的。它是这一艺术形象总体中的一部分、一方面。一皱眉，一昂头，一举步，一个眼神，都是人物整体中的一枝一叶。

　　　　这种对人物整体把握和表达的能力，体现出阮玲玉的表演艺术已进入成熟的境地，已从一般表演上的真实、质朴、自然，达到了创造完整丰满的性格化表演的高峰。

　　　　在《神女》里，有三次表现神女上街卖淫的镜头：

　　　　第一次，她第一次出街，来到20年代的路灯下，从眼神、面容、步态，尤其是抽烟、吐烟圈的细节，活画出她那从事这一不幸生涯的真实形态。

　　　　于是，阮玲玉并不以这些表面的、外观的真实为满足，而在细微的瞬间，在面容的变化和紧闭一下嘴唇的表情中，显露出她内心的委屈、无奈和痛楚。

　　　　这都是在极短的镜头下完成的，反映了阮玲玉感情变化迅速、明快的特点，也使人物在具有真实可信的同时，有了深度和厚度，有了多样的色彩。

　　　　尤其令人惊讶的，是阮玲玉在步态的运用上，真是像出色的音符那样准确、传神：

　　　　如她出卖肉体挣不到钱，而在当铺门口徘徊时进退两难的步态；尤其是当寒夜已经过去，黎明初展，她拖着疲惫的步子缓慢、沉重地上楼，这一步态，既反映了她身体的劳乏，更表现出她心灵的悲切。

　　　　在画面中，阮玲玉有时是以背影出现，而却给人以胜过语言、胜过正面面部表情许多倍的感染力、想像力。

　　　　第二次，她在街上卖淫时，受到巡捕的追捕。慌忙之中，她竟误撞入那个高大肥胖的流氓房里。她如同一只小鸡似的，刚逃过豺狼的追逐，又落入饿虎的巢穴。惊魂未定，神色惶恐，她向流氓发出一丝希望的祈求，流氓掩护了她，把警察打发走了。

　　　　她神色略显安定，流氓又强迫她留下过夜：“你应当怎样来谢我？今天别走了！”她听了他的话并不声响，平易的外表隐含着内心无比的屈辱和痛苦。

　　　　此时，她在一个较长的摇镜头中，默默地向里走去，跳到桌上坐着，还用一只腿搭在木椅上，她找流氓要了一只烟，在指甲上磕了磕烟丝，既豪爽又从容地吸着。

　　　　在阮玲玉的脸上，我们没有看见她啼哭、悲切的表情，然后在她这种默默地、连续不断地形体动作中，在她那淡淡的、冷峻的目光后面，却使人感到她有比啼哭、悲切更深沉的东西。

　　　　第三次：阮玲玉只是以她的步态，向嫖客走去，镜头中是她的脚的特写。简简单单的、朴素的几步，暗示出她一次次出卖了自己的肉体，干着最不幸最可耻的勾当。

　　　　电影表演不可能在每个镜头中，全部显露演员的面部和肢体，但在局部镜头中，也要紧紧联系着人物整个精神状态。导演在这一小节镜头中，虽只是双脚走动的特写，可它已是有主体感觉的，有生命的，观众也完全可以想像出阮玲玉当时那似哭非哭，楚楚可人的神情。

　　　　这三次卖淫的表演处理，镜头都不算太长，阮玲玉却在有限的篇幅里，在默默无言的动作中，以及在细微变化的表情里，活现出一个道地的旧上海滩、而且是个生活在最底层的妓女的血泪史。

　　　　她演得既有妓女卖笑的职业特点，又演得那么含蓄，毫不给人一种感官上的心理刺激；相反，还给人一种“脱俗”的味道。阮玲玉表演丑恶的生活现象，却留给人们美的艺术享受。这正反映她的美学观、艺术观日趋成熟。

　　　　阮玲玉在这之前，曾在《玉堂春》、《故都春梦》、《人生》等影片中，成功地创造过妓女的角色，唯独在《神女》中，塑造了一个富有哲学意味的艺术典型。如果阮玲玉只演出她不幸屈辱的一面，那么，即使她演得再出色，再成功，终不过是个中外电影史上已经有过、常见的妓女罢了。

　　　　阮玲玉在这一角色身上所追求，所探寻的，有更为重要，更具特色的另一面，那就是她在第一场里就定下的基调：崇高的无私的母爱。正是流动于她心灵之中的这种母爱，使神女的形象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异彩。

　　　　在影片中，孩子才是神女的欢乐、安慰、希望。她的肉体虽然属于世上的任何男人，可她的灵魂却只属于她的孩子。当她一抱起孩子时，似乎在灵魂里纯洁得没有一丝污秽。

　　　　人们不能不感到惊讶：阮玲玉竟能这样天才地将最不幸、最痛苦的情感和最崇高、最丰富的母爱揉合在一起；竟能从一个最下等的妓女身上，发掘出最美、最无私、最纯洁的母爱之光；竟能从最寻常、最普遍的日常生活中，挖掘出一种艺术美的境界。

　　　　我们从心底发出由衷赞叹：当20年代初，中国早期女演员的表演大都还受着文明戏，形式主义、刻板化的束缚和影响时，她却迈出了现实主义表演艺术的极可宝贵的一步。

　　　　无论是从内心到外形，还是从动作到表情，她都能如此自然、和谐、清新、质朴，尤其是，它力求生活感而不流于琐碎，注重人物的性格刻画，注重形象的整体。与她同一时期的世界各国的著名女星相比，是毫不逊色的。

　　　　导演吴永刚，在和阮玲玉合作拍片时，更领略到她表演技艺之精深。

　　　　一次，在拍摄她进入监狱一场戏时，正好她的广东老乡远道赶来看她拍戏。她热情亲呢地与他们交谈着，等到拍摄现场一切安排就绪时，导演吴永刚怕她马上进不了戏，可她却愉快而惬意地说：“不要紧，不要紧，开始吧。”

　　　　只见她在监狱的铁栏杆前一站，定了定心，当摄影机一开动时，她早已进入了角色。愤怒时，面容分外凄苦；悲伤时，两泪即下，使参观的老乡对她的表演倍感同情。尤其使人惊奇不已的是她的眼泪来得那么自然，使参观的人忘记了是在参观而掉下了眼泪。

　　　　吴永刚深感阮玲玉卓绝的表演天才，在半个世纪后，吴永刚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我称阮玲玉是感光敏锐的‘快片’，无论有什么要求，只要向她提出，她都能马上表现出来，而且演得那样贴切、准确、恰如其份。有时候我对角色的想象和要求还不如她体验得细腻和深刻。在拍片时，她的感情不受外界干扰，表达得始终是那么流畅、逼真，犹如自来水的龙头一样，说开就开，说关就关。”

　　　　1934年12月，《神女》与观众见面了。该片得到了各方好评与观众喜爱，被称为是当年最好的国产片之一，有的影评称之为“中国影坛奇异的收获”。

　　　　随着岁月的流逝，该片的艺术成就越来越为后人所重视，该片既是阮玲玉从影历史上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电影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直到1995年中国电影诞生九十周年之际，《神女》仍被评为九十年来十大国产佳片之一。当然这是后话。

　　　　1934年初冬的一天，“联华”的一名剧务送来一张纸条：

　　　　阮小姐：

　　　　请明日到导演办公室来，有要事相商，切记，切记。

　　　　蔡楚生即日

　　　　阮玲玉接纸条后猛地一愣，心想：“他找我干什么，难道又要我拍那些我不想拍的电影？”一提到蔡楚生，阮玲玉为什么有如此想法呢？

　　　　原来，蔡楚生是1931年加入“联华”的，他到“联华”所导演的第一部电影的调子是低沉的，此时恰逢抗日情绪高涨，因而引来了正直舆论的批评。

　　　　蔡楚生独立执导的第二部影片是《粉红色的梦》，影片浓厚的胭脂气与国难当头人民在痛苦中呻吟的时局更显得格格不入。由于种种原因，蔡楚生所导演的这两部影片不但票房价值不高，而且引起人们的反感。

　　　　蔡楚生这最初的两部影片都曾邀请阮玲玉主演，阮玲玉接到剧本后，发现剧本里的角色不适合自己，况且她对初出茅庐的蔡楚生的导演能力一点也不了解，担心弄不好会使自己好不容易奋斗得来的声誉毁于一旦，因而两次婉言相拒。

　　　　蔡楚生两次导演的失败，使他认识到自己的作品最低限度应做到反映下层社会的痛苦，尽可能地使她和广大的群众接触。从此，蔡楚生开始了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不倦探索，下层人民的苦难境遇成了他创作的主题。

　　　　1933年，蔡楚生编导了《都会的早晨》，这是标志他思想转变的力作。该片通过对有血缘关系但生长在贫富两个不同家庭的一对兄弟，所走的绝然不同的人生道路的描写，透过家庭伦理冲突，揭示了阶级对立的现实。

　　　　接着，蔡楚生在第二年又编导了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之一《渔光曲》。在海边长大的蔡楚生，通过对他所熟悉的渔民的苦难生活和青年知识分子改良中国社会的梦幻破灭的描写，艺术地展示了残酷的社会现实。该片于1934年盛夏季节公映，观众冒着60年不遇的酷暑踊跃观看，创下了连映84天的空前纪录。

　　　　却说阮玲玉虽然有不想拍蔡楚生编导的影片的想法，但她生性就是一个随和的人。第二天，她来到蔡楚生的办公室，蔡马上招呼她坐下。

　　　　“蔡先生，你今天要我来，有什么事吗？”阮玲玉实话直问。

　　　　“阮小姐，你大概不会忘记今年年初的文霞之死吧。”

　　　　“当然知道，别提她，一提起她我就叹息，好端端的一个影坛才女，就这样死去了。”

　　　　“阮小姐，你知道吗？我想把艾霞之死搬上银幕，女主角艾霞请你扮演。但这只是一厢情愿，至于你愿不愿意，请看完剧本再做定夺。好吗？”蔡楚生说着把剧本递了过去。

　　　　提起艾霞之死，阮玲玉是知道的。多么有才华的一个青年演员，竟然就自杀了。其实，电影圈内恐怕没有不知道艾霞的，她是当时著名的“作家女明星”之一，能兼作家与女明星这两个极不平凡的职业于一身的青年女性，实在可谓凤毛麟角。

　　　　艾霞生于1912年，祖籍福建厦门，原名严以南。幼时随经商的父亲居于北平，曾就读于圣心女校。她的学生时代，正值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时期，她接受了民主和自由思想的熏陶，并与大学生的表哥相恋。

　　　　然而，她的自由恋爱遭到了封建意识浓厚的父亲的坚决反对，她的恋人屈服于压力退缩了。为了追求她所热烈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