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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风月女明星-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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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令影坛对“联华”刮目相看的还是它的出品。除孙瑜、
卜万苍导演，阮玲玉等主演的影片外，还有王次龙导演的《义雁情鸳》、《爱欲之争》、《自由魂》，史东山导演的《恒娘》、《银汉双星》，杨小仲导演的《心痛》，庄国钧导演的《玉堂春》等等。
由于“联华”发出的“复兴国片”的号召和它的出品，“联华”在广大观众眼中，成了新崛起的一派。这使仅仅创建一年的“联华”很快在影坛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而使30年代初的中国影坛形成“联华”、“明星”、“天一”鼎足而立的局面。而在这三强之中，“联华”显然是最具活力的。
“联华”的迅速崛起不仅为阮玲玉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表演天地，而且使她声誉鹊起，使她真正得以脐身一流影星的行列。
就在阮玲玉事业上取得空前成功的同时，她的个人生活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阮玲玉一辈子忘不了张达民那次对母亲的情景：
阮玲玉自北平拍《故都春梦》外景回到上海后，被张达民骗去了身上仅有的三百元钱，还了赌债。可是没过几天，他耐不住赌瘾又下了赌场，借下了高利贷，然而又输得两手空空。于是再次开日向阮玲玉要钱。
张达民仍是那个借口：与朋友合伙做生意需要钱。阮玲玉当然不会相信他，问道：
“每次你要钱，都说去做生意，那你赚来的钱呢？”
“上次亏了嘛！”
“难道每次都亏了吗？”
阮玲玉见张达民无话可答，忍不住地揭穿了他的老底：
“你哪里是拿钱去做生意，分明是拿出去赌，你还在外面欠下赌债，我前些日子给你的三百元钱不是被你拿去还了赌债了吗？”
张达民一听此言，知道阮母把自己的劣迹告诉了阮玲玉，不由得恼羞成怒，照着阮母的脸上就是两个耳光，嘴里恶狠狠地骂道：
“我就知道是你这个老东西在背后嚼舌头，我让你再嚼，看我打不死你这个老东西！”
阮母哭着跑回自己的房间。阮玲玉看到张达民竟然敢当着她的面打她的母亲，气得用手指着张达民：
“你……你……”
阮玲玉此时已不知说什么好，于是她转身向母亲的房间走去。张达民一个箭步跨了过来拦住了去路：
“怎么，我说得不对吗？难道不是她在你面前说我的坏话吗？”
阮玲玉此时心中气苦万分，以前和张达民一次次争吵，但心中还抱有一丝希望，指望他有朝一日能改邪归正，从现在起，她知道自己和张达民再没有什么感情而言了。
想明白这点，阮玲玉渐渐冷静下来，对着拦在面前的张达民冷冷地说道：
“我母亲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
张达民见抵赖不过，索性耍起了无赖：
“就算是吧，大男人偶尔赌个两回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轮得到她来管吗？”
“你若用自己挣来的钱去赌，不要说去赌，任你干什么，我们自然不会管你。可你是用我凭血汗挣来的钱去……”
“好，别说废话了，今后我不再打她了。你说到底肯不肯给钱吧。”张达民不想听阮玲玉的话，便抢过话头。
阮玲玉真想一口拒绝，但不知道这样会使张达民再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来，见张达民答应不再打母亲，也把口气软了下来：
“我仅有的三百元钱已经给了你，公司这个月的薪水没发，我哪来钱给你。”
张达民眼珠一转：
“你去北平拍戏时不是买了件皮大衣吗？现在天气暖和了，反正也穿不着了，拿去当了不就是钱吗？再说，你若喜欢这件皮大衣，等你发了薪水再去赎回来就是了。”
张达民没等阮玲玉反应过来，从大柜里拿起皮大衣，转身就走了。
阮玲玉虽然知道他俩的感情再也无法弥补了，但对张达民的态度始终强硬不起来。一方面是因为她生性比较软弱，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极不愿意使自己的私事成为报纸，尤其是一些不负责任的小报热衷的话题。
随着她在“联华”最初几部影片的公映，她的名声一天比一天大，也就越发引起这些被称为“舆论”的报纸的关注。她已经看了太多的明星是怎样被这些“舆论”损毁的，对自己名誉看得极重的她不愿意步她们的后尘。
因此，尽管她已明白她与张达民的感情无法再弥补了，但仍然只能迁就于他。就这样，他俩磕磕碰碰地又过了一年。
1931年的春天，阮玲玉已在“联华”扎下了比较深厚的根基，在影坛上的名声也与明星公司头把交椅的胡蝶并驾齐驱了。张达民看到此情况，心中不免有些发毛。
此时，阮玲玉已从张达民名下的鸿庄坊的房子搬了出来，住到了海格路大胜胡同。心虚的张达民更加紧了对阮玲玉的纠缠，有时竟到摄影棚里去闹，阮玲玉已疲于应付。
一天，阮玲玉刚下班回家，张达民又伸手要钱，阮玲玉好言相劝：
“你再这样胡闹，我以后真的再不给你钱了。”
张达民间言呵呵冷笑几声，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当天的报纸，说道：
“你不妨先看看这条新闻再说这样的狠话也不迟。”
阮玲玉接过报纸一看，只见报纸的大幅标题赫然写着：
“电影明星胡蝶诉未婚夫林雪怀无故解约案今日开庭，千余旁听者挤破法院门厅。”
阮玲玉不禁愣住了，胡蝶与林雪怀关系破裂她也是最近才听说的，但她俩失和她是知道的，但这事闹到法庭上她真是不知晓。
阮玲玉低头细读这篇报道，方知胡蝶在法庭上经历的种种难堪，法官和林雪怀的律师提出了许多涉及个人隐私的提问，胡蝶不得不—一作答，旁听者犹如看戏一般看得十分开心。更要命的是这种婚姻诉讼由于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法官很难判断。
第一天的庭审，什么结论也没能作出，法官只得宣布下次再审后闭庭。报纸预测，这场官司将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好戏还在后头。看着看着，阮玲玉不由得为好友胡蝶捏了一把汗。
张达民在一旁察言观色，见阮玲玉脸上露出担忧之色，暗自得意，他呵呵一笑说道：
“怎么样，来劲吧。还有比这个更精彩的，街头的许多小报关于胡蝶情史风波的描写那才叫绝呢。可惜，这种报纸卖得快，我晚去了一步，没能买到，不然，你就能欣赏到了。”
“我不面看，你别拿回来！”
“那有什么，其实胡蝶那点事远没有咱俩的精彩，要不要我把你16岁就和我上床的经过详细说给这些小报记者听听，我保证，那一准能卖个好价钱。”
阮玲玉闻言大惊失色：
“你千万不要胡闹，那样可把我给毁了。”
“我知道你爱面子，我不是被你逼绝了，也不想这样干。”
阮玲玉被张达民说急了，她唯恐他真的这样做，只得让步：
“我逼你？真是天地良心。你要钱的事，给我两天时间，让我来想办法，好吗？”
“好吧，今天就依你，给你两天时间，可我有言在先，只是两天，不然，你就等着看报纸上的好事吧！”
当晚，阮玲玉为此事愁得一夜没合眼，思来想去，只得设法为张达民谋一份体面的事情做，让他有份固定的收入，也许他能收敛些，也不会老缠着自己要钱。
此后，阮玲玉找到了罗明信，请他为张达民安排个职务。罗明信对张达民并不了解，但看在阮玲玉的面子上，不便拒绝，于是，把张达民安排到光华戏院当经理，月薪120元。
阮玲玉听后连声致谢。她想，对张达民这种一无所长的人来说，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职务了，而巨月薪可谓不低，公司的一般演员每个月才几十元的薪水。
当天下班回家，阮玲玉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张达民，张听了之后，也显得很高兴。于是，张达民当上了戏院经理，这也是他平生第一次有了正经工作。
张达民当上经理后，阮玲玉总算是有了一段稍微平静的时日。她暗自庆幸，没有像胡蝶那样备受法庭和小报的折磨。但阮玲玉始终关注着这场被报纸称为“雪蝶解约案”的诉讼，对胡蝶能否咬紧牙关挺过来也十分担忧。两人毕竟是很要好的朋友。
阮玲玉曾专程登门去看望过胡蝶，胡蝶与她谈起这桩恼人的诉讼来颇有悔意——不是懊悔与林雪怀解约，而是悔不该采用打官司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
胡蝶谈起了在法庭上的尴尬和对小报记者的怨恨，真是满腹苦水。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既已选择了这一方式，也只有奉陪到底了。胡蝶的韧劲儿令阮玲玉很是佩服，她真不能想象若换了自己该如何应付。当传来一审的判决结果时，阮玲玉也为胡蝶松了一口气。
1931年12月2日，历时一年之久且为各报炒得滚烫的“雪蝶解约案”算尘埃落定。胡蝶的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给阮玲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构成了她日后视打官司为畏途的一个原因。
从1929年底到1931年底这两年时间里，阮玲玉共为“联华”主演了六部影片。就影片的思想艺术品位和她在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才华而言，在当时的中国影坛已没有哪一位影星可以比得上她，她也由此而走向了一生中最辉煌的年代。
正当阮玲玉踌躇满志，要在影坛大显身手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东北发动进攻，由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的政策，致使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东三省即沦入敌手。
翌年初，“—·二八”事变在上海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的战火烧到了上海。战火使电影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联华”的损失尤为惨重，设于闸北的“联华四厂”完全毁于战火，营业额锐减。
此时，阮玲玉正在香港，她是与罗明佑、黎民伟、林楚楚等为避“—·二八”的战火而去香港的。张达民和女儿小玉与她同行，阮母因家中无人照看不放心而坚持留在了上海。
黎民伟夫妇盛邀阮玲玉和张达民与他们同住，他们特地把房子的整个二楼让给了阮玲玉和张达民。在林楚楚的热情陪同下，阮玲玉再次见到“联华”董事长英籍贵族何东爵士。在何东爵士的建议下，阮玲玉做了他的干女儿。
阮玲玉在香港呆的时间并不长，不久便去了澳门，在那里，她一住就是四个多月。
上海的战事稍趋平息后，阮玲玉就执意要返回上海。她人虽在港澳，上海的局势却无时无刻不挂在心上，她从报纸和广播中了解到十九路军浴血奋战，上海人民踊跃劳军的动人情景后，深悔自己在危难之时避走港澳，没能和同事们一起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而出力，因此，她决定尽快返回上海。
但张达民对港澳生活太流连忘返了，当阮玲玉提出要回上海时，张达民几乎想都没想，就一口回绝了：
“要回你自己回，我可不想走。”
阮玲玉思考了一会儿后说：
“你既然喜欢这儿，在此多住些日子也无妨，只是你若长时间不回去的话，你在光华戏院的位置可保不住了。”
“何东爵士不是认你做了干女儿吗，你何不找他为我在香港找个事做？他在香港名气大得很，为我介绍个工作还不是小事一桩。”
于是，阮玲玉在向何东辞行时，婉转地提出为张达民介绍一份工作的请求，何东满口答应下来。不久，张达民正式辞去光华剧院经理一职，由何东出面安排，在太古轮船公司的瑞安轮上当了买办。
1932年4月，阮玲玉带着女儿小玉回到了上海，此时，上海的战火已告熄灭。创建仅两年的“联华”此时已面临着重重困难。随着“联华四厂”毁于炮火，“联华”内部也发生了分裂，黄漪磋首先脱离“联华”，自组了一家艺联公司。盛极一时的“联华歌舞班”宣告解散，北平分厂倒闭。
这样，“联华”举步维艰。至于今后该拍什么样的影片才能挽回颓势，罗明情和黎民伟都心中无数。
处在困境中的“联华”为了确保新开拍的影片卖座，决定拍摄当年曾为“联华”创下牌子的首部影片《故都春梦》的续集，所用的仍是原班人马，故事情节中加入了一点“革命”的内容。因此，回到“联华”后的阮玲玉立即投入《续故都春梦》的拍摄。
影片内容是：
朱家杰参加了北伐军，并与燕燕重逢。朱家杰为北伐军送情报，在遭军阀击杀之时，燕燕挺身卫护而中弹牺牲，而朱家杰则获救了。北伐胜利后，一家人重又团圆。
该片纯粹由编者面壁虚构，并无多大现实意义，公映后反响平平，远不及当年《故都春梦》放映时那样轰动。
拍什么样的题材电影才能受到观众的欢迎呢？“联华”的老板和编导们都在苦苦的寻求之中。
与“联华”一样，实力强大的“明星”也面临着痛苦的选择。看样子只有换换新鲜血液了。1932年5月，“明星”智囊人物洪深不失时机地提出转变作风，请几位左翼作家来当编剧顾问。就这样，一场在中国电影史上影响深远的左翼电影运动产生的条件到此就成熟了。于是，夏衍、阿英、郑伯奇进入“明星”。
就在这前后，另一位左翼作家田汉也开始了与“联华”的合作。这一年，田汉编写了堪称他代表作的电影剧本《三个摩登女性》。
这部影片的缘起，与联华公司和阮玲玉及金焰等都有很大的关系。据田汉本人回忆：“‘—·二八’前夕，我避居在闸北郊外一个荒废的别墅里，战争爆发，别墅烧得无影无踪，连藏在地下室的几箱书也全都被炮火给炸毁了。记得那时在金焰同志那里寄居过一段日子。金焰的家就在“联华”宿舍里，与卜万苍、吴永刚们朝夕相见，有时也去看他们拍戏。”就这样，田汉与“联华”的演职员们结下了友谊。
在1932年春夏之交的一个晚上，田汉与金焰等一起参加了一个电影演员的聚会，田汉不仅见到了阮玲玉，也见到了胡蝶、胡萍以及歌舞演员梁氏姐妹。
看着阮玲玉、胡蝶这些丽人，田汉不由得联想到社会上对于摩登女性的定位：“不是在思想上、革命行动上走在时代尖端，而只是在形体打扮上争奇斗艳，自甘于没落阶级的装饰品”。
当然，他不是指阮玲玉、胡蝶等人，而是指那些“花瓶”式的女性。田汉很哀怜这些头脑空虚的丽人们，也很爱惜“摩登”这个称呼，因而产生了要编写一部电影来揭示青年妇女们应该具备和争取的真正的“摩登性”、“现代性”。
虽然有了选题，但还没有大量素材。当时田汉正住在金焰那里，每当金焰出门拍电影，田汉心中便问得慌，闲下来他就看了观众给金焰的大量来信。
金焰曾回忆道：
有一个女孩写信追我，每封信都长达万把字，文字好，感情也很充沛：另外，还有一个电话女工写来的信，也是在感情上有所表示；其中还有一个是电影厂的黎灼灼，那时她还没有演过电影，后来让她参加《三个摩登女性》的演出，扮演交际花虞玉，是头一次拍电影。
金焰还回忆道：
田先生看了这些影迷们的来信非常喜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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