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评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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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诸儒，取三十有二人，图其像而师事之。自文章政事外，大抵皆礼家言。”104李鸿章所论，有一事不确，即所谓“精通训诂”。曾国藩虽亦涉猎汉学，然自云：“数年看《说文》，总无心得。”105
曾国藩为学的另一大特点，在于无门户之见，故能兼收并蓄，融会贯通而自成一家。对于当时汉学崇尚考据、颜李倡导力行，曾国藩认为都有矫枉过正之弊，他们对于理学的批判，因门户之见而失于偏颇，因噎废食，不足为法。106道光二十六年夏秋之交，曾国藩病肺热，僦居城南报国寺静养，与好友刘传莹相与问学。其时，曾国藩已脱出初学时的藩篱，对学术有了自己的主见。“公尝谓近世为学者，不以身心切近为务，恒视一时之风尚以为程而趋之，不数年风尚稍变，又弃其所业，以趋于新。如汉学、宋学、词章、经济，以及一技一艺之流，皆各有门户，更迭为盛衰，论其原皆圣道所存，苟一念希天下之誉，校没世之名，则适以自丧其守，而为害于世。公与刘公传莹讨论务本之学，而规切友朋，劝诫后进，一以此意为竞竞焉。”107
刘传莹，字椒云，湖北汉阳人，时为国子监学正，于汉学尤其是考据、舆地之学深有造诣，但无汉宋门户之见。“刘君之为学，远师朱子，近法顾氏（指清初大儒顾亭林），以义理为归，而考之实事，不尚口辨，不驰声誉，并世辈流，殆罕其匹。”108两人对学问的看法，深相契合。巧合的是，报国寺前有座祭祀顾亭林的祠堂，而顾氏亦深通考据、舆地之学而无门户之见。所谓“务本”之学，是相对于追随潮流的“风尚”之学而言的，指的是自孔孟程朱至国朝大儒之学。不知是否从这时起，顾亭林成为曾国藩心目中的偶像，109但顾氏倡导学以致用，转移风气，陶铸人才及“以天下为己任”的志愿，肯定震撼了他，感动了他。“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110“一命”者，古时对小官的称呼，意为凡身任公职者，都负有率先垂范以转移风俗，陶铸人才的责任。钱穆先生称，此即曾氏毕生学术之所在，亦即其毕生事业之所在。111别具慧眼，真正抓住了曾氏学术的本质。
　
随着曾国藩的官位升迁，其进德修业亦渐渐让位于公务，“人事日多，观书之时日少。”公务之余则读书习字，访友拜客，谈诗论文，相约逛厂肆购书，琐碎凡庸，了无建树，日子一天天在平庸中流逝。道光二十五年，在给好友刘蓉的信中，可以看出其抱负已经现实了许多：“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112颇得孟子“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13的真义。
孔子云：四十不惑。道光三十年，曾国藩年近不惑，心志已定。他在京师生活了十二年，随着阅历的增长，于学问、事业、人生均有了自己的定见，无论何等光怪陆离之潮流时尚，都已不再能够迷惑他。对比他初入翰苑时好誉、好名、争胜之心理，其心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是年，在回复老友冯卓怀的信中，可以看到他此时在学问修养上的新境界：
盖君子学道，尤病于近名。人禀气于天地，受形于父母，苟官骸得职，作事有伦，虽一字不识，阒寂无闻，于我乎无损也。虽著述万卷，誉满天下，于我乎无加也。世士不察，乃欲舍此之由，急彼之鹜，校经，则汉宋分门；论文，则奇偶异帜；小学、金石、算术、舆地之事，名目既繁，风尚日新，穷年而殚日，悴力而敝身，则足以炽其好名争胜之私已矣。岂笃于为已者哉？
仆之往岁，亦尝驰逐众说，昏庸作辍，百无一成，穷而思返，恍若有悟。乃知德行未尊，则问学适以助长；德行既尊，然后吾知识少焉而不足耻，多焉而不足矜。周公之材艺，孔子之多能，吾不如彼，非吾疚也；若其践行尽性，彼之所禀，吾亦禀焉。一息尚存，不敢不勉。是以迩日业术虽无寸进，而心志大定，窹寐安恬。114
钱穆先生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立论精审，概括确当，洵为名著。我们可以用他的评价，为曾氏之学术作一总结：曾国藩“能兼采当时汉学家、古文家长处，以补理学枯槁狭隘之病。其气象之阔大，色蕴之宏丰，更非镜海诸人�＇�＇徒为传道、翼道之辩者所及。则涤生（即曾国藩，涤生为其字）之成就，不仅戡平大乱，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闳博实，有清二百余年，固亦少见其匹矣。”115
曾国藩的京宦生涯中，值得一提的另一件事，就是他在京师遇合的几位朋友，日后，这些人相继在其事业的不同阶段发生着重大的作用。
第一个人是江忠源。江忠源（1811～1853），字常孺，号岷樵，湖南新宁县人。家世业儒，父祖坐馆授徒于乡里。忠源少时“英达过人。早岁能文章，好读经世书”。成人后，“猿臂长身。目奕奕有神，顾盼磊然。与人交披肝沥胆，终始不渝。尤爱才服善，闻人孝友节义事，务成就阐扬之。廓达大度，开诚示人，而见义勇发其所必为，虽险阻郁塞，众人孑孑环顾惊疑，公不为动。”116道光十七年，江以拔贡领乡荐，与郭嵩焘为丁酉同年，此后两人屡赴会试不第。科举定制，每六年一次，从三科会试不中的举人中，选任官员，一等的用为知县，二等授予教职，俗称“大挑”。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即为大挑之年，郭、江相继赴京备选。嵩焘入京，下榻于内城碾儿胡同曾家，据他回忆，江即经由他与曾国藩相识。117曾、江“以学行相切磨”，118成为知己。此番大挑，郭嵩焘、冯树堂与江忠源都落选了，心情之落寞，可想而知。但江忠源之为人处事，却使其声名大震，令曾国藩钦佩不已。当时有一大批时乖命蹇的举人羁旅京师，会试不第，大挑又不得，多有贫病潦倒者。


　
陕西举人邹兴愚，故籍新化，于公（即江忠源）为乡人。公以其温雅士，厚遇之。兴愚病羸，咳血，又贫无仆从。公襥被就其居，为经理医药。数月，兴愚竟死。时君所尝受业者邓鹤龄，湘乡举人，亦病咳血，垂殆。公既为棺殓兴愚，属其族人邹溥霖送归陕西，而身护鹤龄南归。鹤龄寻卒，公又为任棺殓，而致其丧湘乡。当是时，公义声震京师，人以得一识公为幸。其后同年生曾如礲死京师，公又为其归丧。119
江忠源所为，大有古代侠义君子之风，于朋友之道，至为难得。所谓“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120曾国藩以同乡之谊，亦曾对邹、邓二人施以援手，或经理后事，或帮衬路费，但论起江忠源所为，还是叹服不置。
湘乡邓铁松（即邓鹤龄，铁松为其字）孝廉于八月初五出京，竟于十一日卒于献县道中。幸有江岷樵（忠源）同行，一切附身附棺，必诚必信。此人义侠之士，与侄极好。今年新化孝廉邹柳溪（即邹兴愚，柳溪为其字）在京久病而死，一切皆江君料理，送其灵榇回南。今又扶铁松之病而送其死，真侠士也。扶两友之柩行数千里，亦极难矣。121
当时天下承平，举世昏昏，而忠源来自民间，深知地方积弊，于即将到来的变乱颇有先见之明。“尝从容语国藩：‘新宁有青莲教匪，乱端兆矣！’既归二年，而复至京。余戏诘公：‘青莲会匪竟如何？何久无验也？’公具道家居时，阴戒所亲，无得染彼教。团结丁壮，密缮兵仗，事发有以御之。逮再归，而果有雷再浩之变。公部署夙定，一战破焚其巢。诱贼党缚再浩，磔之。”江忠源以此功被朝廷赏戴蓝翎，以知县选用。道光二十九年，江到京候选，“又语国藩：‘前事虽定，而大吏姑息，不肯痛诛余党，难犹未已。’逾年，而复有李沅发之变。又逾年，而广西群盗蜂起，洪秀全、杨秀清之徒出，大乱作矣！”122
江忠源被分派到浙江补用，在捕盗、赈灾诸事上勇于任事，清正廉明，大得民心，也深获曾国藩座师、时任浙江巡抚的吴文镕的器重。派他署任秀水知县，很快又实授丽水知县。咸丰元年，曾国藩荐江于朝廷，奉旨赴部引见。未成行，闻父丧丁忧回籍。一年多后，两人再会于湖南时，江忠源已是首创楚军，历经大小数十战的名将了。曾国藩初练湘军，原是想交给江忠源统带作战的，可见他对江氏的信任倚畀之深。
第二个人是胡林翼，他对曾国藩后来事业的影响，还要大于江忠源。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又号咏芝），湖南益阳县人。父胡达源是嘉庆二十四年乙卯科探花（一甲第三名），累官为詹事府少詹事。达源“学宗宋儒，林翼少时，即授以性理诸书”。123胡自幼聪慧，“少负才气，不甚措思也。为文操笔立就，旁通曲畅，自达其志。”124道光十五年（乙未）举乡试，次年联捷（乡会试连续中第称之为“联捷”）。胡父为四品京堂，岳父是当朝名臣、两江总督陶澍，堪称世家子弟。胡小曾一岁，却早一科成进士，科考之途，比曾国藩顺利。但在仕途上，却不如曾国藩幸运，早早遭遇了蹉跌。

　
道光二十年秋，胡林翼奉旨出任江南乡试的副主考，却因主考文庆携人入闱阅卷，吃了挂落。作为副主考，他担了失察的责任，降一级调用，125旋丁父忧回籍守制。由红翰林而连遭降级、丧父的打击，胡之侘傺消沉，可想而知。服阕后，他并未销假复出，而是“杜门不出，终日书卷翰墨自娱，……知心（朋友）至，相与放荡形骸，流览山水。春秋佳日，独从一奚奴散步乡村，与野老谈稼穑忘归，道旁之观者不知其曾践清华也。”126
此时，前面提到过的由科举而结成的那两种关系开始发挥作用。当时的大学士潘世恩、陕西巡抚林则徐、安徽巡抚王植、云贵总督陆建瀛、两淮盐运使但明伦等封疆大吏，或其座主，或其父执，纷纷去信督促其出山。道光二十六年初，胡北上京师，销假后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按例降补为京官（内阁中书，从七品），可身负处分，升迁不易；而且俸禄微薄，难于奉养老母。再一个选择就是走捐输的路子，争取外放为地方官，更易有作为，在俸禄之外也有更多养廉银的收入。树挪死，人挪活，胡林翼当然会做第二种选择。而外放为知府的捐例甚贵，要一万两银子。127好在其老师、同年、门生纷纷集资助捐，曾国藩曾述其事之盛：“胡咏芝来京，住小珊处。将在陕西捐输，指捐贵州知府万余金之多。不费囊中一钱，而一呼云集，其才调良不可及，而光芒仍自透露，恐犹虞缺折也。”128六月，林则徐为其报捐知府，胡林翼却选择了贫瘠偏远的贵州省，决意从头做起，干一番事业。
时龙山友人李如崑留都门，问曰：“今有司之法，输金为吏者，得自择善地，君何独取于黔？”公（即胡林翼）曰：“天下官方，129独贵州县吏奉上以礼不以货。某（我）之出，资用皆他人助成之。窃念两世受国恩遇，黔又先人驻节地（胡父曾任贵州学政），习闻其风俗。某初为政，此地贫瘠，或可以保清白之风，而不致负良友厚爱。”李公为之起敬。130
曾国藩道光二十年四月散馆，授职为翰林院检讨，他与胡林翼相识，当在这之后。但胡夏秋之际典试江南，回来后受到处分，紧接着胡父去世，次年八月林翼扶柩还乡。二人在京师相处的时间不足一年。时间虽短，但亦非泛泛之交。湘乡、益阳两县均隶长沙府，二人为同乡；胡林翼年纪虽小一岁，可科名早于曾国藩，曾国藩还要称他为前辈。胡林翼出京前，曾国藩前去拜访，胡赠给他两部岳父的文集，并将一些家用什物送给了他。八月初三胡扶柩出京时，曾国藩一直送到东珠市口。131道光二十六年五月胡回京销假，年底即分发贵州，在京仅半年，从两人的日记、书信中也看不出二人有何交往。但以同乡而兼前辈，曾对胡是敬重的，尤其是胡之才干，更为他所推重。所以曾国藩后来才会有“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的荐语。132但在此时，曾胡二人谁也不可能想到过，日后两人会携手作战，成为中兴名臣。
胡林翼在贵州为官五年，历长安顺、镇远、思南、黎平四府，每到一地，以缉拿匪类，除暴安良为先，使多年盗匪不靖而官府无可奈何之地，一一重获安宁。胡为官干练清廉，于民生、教育等，亦多有建树。“在黔数年，政声大著，上达宸听。”以致对于来京陛见的云贵封疆大吏，皇帝都会问及“胡林翼官声何以如此之好”。133道光薨逝后，咸丰即位，因太平军势力蔓延，命各省督抚保奏所属司道府厅州县可胜大任的官员。在总督保举的十人与巡抚保举的八人中，都有胡林翼的名字。要他奉旨迅速来京，送部引见，但因黔西南剿匪未蒇，直拖到咸丰三年年底，胡才自带数百黔勇赴援湖北，与曾国藩再会于湖南。
　
作为负才不羁的世家子弟，胡林翼与另一中兴名臣左宗棠，相交更早，性格也更为投契。胡、左订交于道光十三年，其时曾国藩还在乡下苦读，而林翼已博览群书，胸怀干济用世的大志了。
公（即胡林翼）既长，聪强豪迈，于书无所不读，然不为章句之学。笃嗜史记、汉书、左氏传、司马通鉴，暨中外舆图地志、山川阨塞、兵政机要，探讨尤力。是岁二月湘阴左文襄宗棠（文襄为左氏死后之谥号）以会试至京，公一见订交，相得甚欢。每风雨连床，彻夜谈古今大政，论列得失原始要终，若预知海内将乱者，相与欷殻�太息，引为深忧。见者咸怪诧不已。134
左宗棠为学亦不拘于章句，年方18，即购读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历史地理名著，“昕夕稽究，有所证发，辄手自条证。见者笑以为无用，公为之益勤。”135胡、左学有同嗜，故能一谈而成莫逆。后来，左宗棠又将女儿嫁给了陶澍的儿子，由此又与胡林翼多了一层亲戚关系。136左宗棠科名甚早，道光十二年中举，但后运不佳，六年中连续三赴会试不第。而胡、曾虽后起，却已相继致身翰苑。宗棠愤而绝意于科举，居家耕读坐馆为生。他与曾国藩相识，是曾丁忧回籍之后的事了，两人间的关系，我们放在后面交待。
再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后来并列为“中兴四杰”之一的李鸿章了。此时，他还是个默默无名的晚辈，但曾国藩对之青眼有加。“合肥李公鸿章，本年家子也，中甲辰科举人，是年（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入都会试，受业公门。公大器重之。”137李鸿章（1823～1901），字渐甫，号少荃（泉），安徽合肥县人。李家世代耕读为生，与湘乡曾家一样，数百年与科举功名无缘。鸿章的父亲李文安，138于道光十八年考中进士，与曾国藩为戊戌同年。同年之子即所谓年家子，有了这层关系，曾国藩当然会另眼相看。李自幼颖慧，在父亲与名师指导下攻读经史，学问功底扎实。道光二十三年以优贡参加顺天乡试，一举中式。次年会试不第，留京师读书备考。李文安时任刑部郎中，带他遍访同年与同籍京官，为他步入仕途铺设了广泛的人脉。
丈夫只手把吴钩，定须捷足随途骥，
意气高于百尺楼。哪有闲情逐野鸥？
一万年来谁著史，笑指卢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