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评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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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庵�道受了崇纶的中伤，上折自辩并揭露崇纶，但咸丰不辨是非，各打五十大板，且强令二人和衷共事：“汝二人厥罪维钧，负气诡辞，无耻已极，胆大已极。”63实际上，咸丰明显偏袒崇纶，吴上疏坦陈与曾国藩的约定，可孰料其时咸丰对曾一肚子闷气，无从发泄，正好迁怒于他，于是仍强命吴带兵出省迎敌，而以崇纶留城专办防务。
吴文镕无奈，带兵数千赴黄州布防。曾国藩得知老师被劾后，极为气愤，力劝吴文镕“剀切痛陈，备言进剿之不能得力，徒挫声威；省会防守之不可忽，船炮凑办之不易集，湘省之办船，粤东之购炮，皆系奉肃清江面之旨而来，只可并为一气，协力进攻，不可七零八落，彼此无成。逐层奏明，宜蒙俞允。即以此获咎，而于吾师忠直之素。谋事之臧，固亦可坦然共白于天下。刻下旌从已成行否？如尚未起行，伏望审慎三思，仍驻鄂垣，专重防守”。64但吴文镕很可能没有机会读到这封信了，即便读到了，吴也未必有他那样抗辩的勇气。正月十五日，太平军主力石贞祥、韦俊、曾天养、林绍璋，水营张子朋部约四万人，自黄州绕道出堵城清军大营之后，纵火焚攻，清军大溃，吴文镕投水自尽。之后，“崇纶自请出剿，谋脱身走避，文宗烛其隐，不许。会丁忧，青麐65代之，仍命崇纶留湖北协防。又以病乞罢，上怒，撤其职。六月，武昌陷，崇纶先一日出走，径往陕西。及曾国藩论劾，命逮治。服毒自尽，以病故闻。”　
曾国藩坚持精兵之略，拒绝打无准备之仗，顶住了压力。风波过后，遂全力投入造船、练勇、筹饷之中。先说造船，曾国藩于此可说是全无经验，太平军再犯湖北，湖南告警之际，他甚至打算以木排御敌。“现拟刻日造排，与之水战，或可得力。其制排之式，以轻为妙。盖船高而排低，枪炮则利于仰攻，不利于俯放。又大船笨重不能行，小船晃动不能战。排虽轻，免于笨，尤免于晃。”67显然，曾国藩所说的木排的优点，完全出自主观臆断，一经试验，发现木排顺流或横渡尚可，逆水行排则极为迟笨，且“排身短小，不利江湖”。68以之御敌，不啻儿戏，于是改弦更张，一心造船。可无论造船，练勇，非钱不办，所以第一位的，又是筹饷。于是在衡州开设捐局，他“在衡极力劝捐，总无起色，所入皆钱，尚不满万。各邑绅士来衡，殷殷相劝，奈乡间自乏此物，莫可如何”。“捐项寥寥，每日仅进钱一二百千”。69他又是个量入为出的人，虽想兑现承诺，练勇六千，但“捐项无几，不敢多练”。70这种状况，据说直到郭嵩焘回湘后，方大为改观。
曾文正公始出，提用经费，支绌百端，因议劝捐，曾文正公意难之。（郭）乃以商之益阳周寿山，宁乡廖子城，皆允诺自请一行。甫及一月，捐得十余万金，文正公大喜。黄南坡任铸炮，私设厘局常德，嵩焘以为此筹饷之一大端，言之骆文忠公（即骆秉章，文忠是其谥号），开办通省厘捐。自长江梗塞，淮盐不至，因请借行粤盐，为粤督所持。又请淮盐假道浙江、江西，为浙抚所持。会嵩焘赴援江西，途遇贩盐者，经历贼卡，节节收税。出示所存税单曰：此即厘捐章程也。急寓书湖南开办盐厘，乃稍添设各卡局。曾文正公办理军务，终赖此三项以济军食。而湖南亦恃此以为富强之基，支柱东南数省。71
郭嵩焘提到的厘捐、盐厘，实即厘金，厘金的征收关系战局甚大，故其来龙去脉，有必要略作交待。所谓厘金，就是在水陆交通要道与贸易集市设卡征收的一种商业税。以银两为单位，其百分之一为厘，这种商税税额一般在百分之一左右，故被称之为厘金。咸丰初年，战乱频仍，朝廷的军费用度极为支绌。而东南财赋之区多沦为战场，村镇残破，百姓流离，正常的生产亦难于维持，故朝廷传统的大宗收入——地丁漕粮大大缩水。中央财政对正规军军费的拨用都难以为继，遑论地方，故地方募勇与武装之经费，全靠自筹。由此，厘金之制，应运而生。
厘金之要点，是取之于商。战乱于农业是坏事，于商业却很可能是个机会。凡战乱地区，因商路阻塞，均会物资匮乏，物价腾贵；但在商人眼中，却都是利市十倍的市场，尽管风险大，也值得一试。故战乱之区，往往众商辐辏，生意兴隆。对于芸芸众生，再艰难也得吃饭穿衣，尤其是人民居家度日的柴米油盐，更是人人不可或缺；对于商家，百分之一的税额很轻，且尽可以将税金打入成本，不患不得厚利。对于官方，厘金虽低，架不住做生意的人多，集腋成裘可获巨款，可派大用。
最初的厘金征收，出自咸丰三年四月，地点在江苏扬州仙女镇，首倡者是雷以。雷以（1805～1884），字鹤皋，湖北咸宁人。道光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御史、给事中、内阁侍读学士、奉天府丞诸职。咸丰二年任太常寺卿，“屡上书陈军事”。三年迁左副都御史，会办河防。扬州失陷后，雷自请募勇防太平军，以刑部侍郎衔帮办军务。后累官江苏布政使、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后回京任光禄寺卿。屯驻扬州仙女镇时，雷“用幕客钱江策，创收厘捐”。“遣官吏分驻水陆要冲，设局卡，行商经过，视货值高下定税额，千取其一，名曰：厘捐，亦并征坐贾，岁得钱数千万缗。……后各省皆仿其例以济军需，为岁入大宗焉。”　

但据郭嵩焘所言，则厘捐非一时一地一人之发明也。雷以开设厘捐，是在咸丰三年六月，73而郭嵩焘随湘军赴援江西，也在同年六月。据郭说，他是路遇贩盐者，见到太平军征税后发给他们的税单，才受到启发，去信要湖南开办盐厘的。如此，太平军乃先于清军征厘，而湖南之设卡征厘，亦不必为仿照江苏所为也。但太平军无时不在征战之中，没有稳固的后方，其领地亦随战争之胜负而变动不居，故难于长久地推行这一制度，而清方则不然，战区而外，尚有大片领土，故其得力于厘捐，远过于太平军。
但郭嵩焘的建议似乎并未立见采行。直至次年末，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在江苏帮办军务的胜保奏请朝廷在各省推行厘金后，湖南才在咸丰五年四月办起了全国第一个省级厘金局，以盐法道裕麟总理局务，以郭嵩焘兄弟作为襄办。而曾国藩则于八月奏请在江西试办厘金。74曾国藩在衡州时，并未得厘金之济，其奏折与书信中，也并无厘捐之踪迹可循，筹饷仍是他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劝捐之难，难于登天，费尽心力，迄无一获”。75以至于他不得不截留途经湖南押解北上的广东协饷、湖北船饷，用以购造兵船。而劝捐之寥寥，更使他不得已板下一副面孔，开始向湘中之大户“勒捐”，即强制摊派，大户若抵制，则不惜动用拘押的手段，迫使他们捐助军费。首当其冲的，有安福之蒋家、长沙之常家，安化之陶家。76
安化陶家，乃湖南当时颇负时望之名臣陶澍之家。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官御史、给事中、道员、按察使、布政使与巡抚，官至两江总督，卒于任上，为有清一代名臣。陶家此时主事的是陶澍的独子陶桄，而陶家又结了两家很有名气的亲家。一为曾国藩之京师旧友，现在贵州剿匪的道员胡林翼，胡妻为陶澍之女，因而是陶桄的姐夫；一为曾国藩之新交，意气还算相投的朋友左宗棠，左宗棠曾在陶家坐馆，是陶桄的老师，又将女儿嫁给了陶桄，兼有老丈人的身份。有了这几层关系，一般人是很难拉下脸来的。可曾国藩一根筋，认准了国难当头，大户理当出钱报效国家的死理，硬是盯住了陶家。况且他奉命带水陆大军一万东征，仅口粮非八万不办，也只有硬下心肠，冷脸勒捐这一条路好走了。陶家只捐一万，而且要分次给付，曾国藩坚决不允，非三万不可。陶家哭穷，曾国藩则指出：“陶文毅（即陶澍，文毅为其谥号）之宦橐，岂能掩天下之口？道光十五年，仆留京，见其送别敬近五万金；二十三年仆在陕西，见蔗翁及尧、农等公函托李制军（即李星沅，时李以陕西巡抚兼署陕甘总督，故称其为制军）为文毅催取盐务公项，银数万金，皆已收到。即此二事，仆窃非之，往时在京，唐镜丈（即唐鉴，镜丈为尊称）数数举以相诟。今欲一毛不拔，实非人情之平。仆已冷面相加矣。”77骆秉章不以为然，曾国藩驳道：“陶家之富，何人不知？益阳所置之产，每岁收租三万石，以一年之租助饷，亦不损伤元气。受恩最重之家，尚且悭吝若是，何以劝人？苟非帑项万分竭蹙，侍亦岂肯构此大怨？”78甚至左宗棠求情也不行，“左季高以吾劝陶少云（即陶桄，少云为其字）家捐赀缓颊未允，以至仇隙。”　
也是在筹饷上，咸丰找到个借口，对曾国藩小示惩戒。先是，已故湖北巡抚杨健之孙杨江，主动捐输军饷两万两银子。为饷粮所困的曾国藩，欲以其为表率，带动全省的捐输。于是亲自上疏，请朝廷予以表彰，将杨健入祀乡贤祠。杨健原是个老官僚，道光年间，因“随声附和，年力就衰，降为三品休致”。也就是说，当年杨健是因不称职而降级与被迫退休的，其官声、治绩均不足以入祀乡贤祠。这原本算不上什么大事，但皇帝正想敲打他，于是以他所荐非人，越权上奏为名，大发淫威，说他“所奏荒谬之至”。
（曾国藩）实属袒护同乡，以私废公，显背圣旨，可恶已极。各省题请乡贤，例由督抚学政核其事实具题。曾国藩以在籍侍郎，辄敢专擅入奏，并请特旨允准，毋庸交部，是必欲朕俯如所请，迹近要求。……总因见解未充，遇事拘泥，復过于好名所致。甚至饰词以辩，有“名宦以吏治为衡，乡贤以舆论为断”之语，竟似从祀乡贤，不必问其平日居官若何，所奏更不成话。曾国藩著交部议处。80
部议自然是投皇帝所好，竟提出给以革职的处分。好在咸丰尚未失去理智，知道曾国藩这样的人缺不得，于是将处分改为降二级调用。这样国藩由二品京堂一下子降到了三品。
此时之曾国藩，刚正不阿，性格之棱角也还没有磨平。本来皇帝交待给他的任务是练勇、造船；提供钱饷主要是巡抚的责任，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钱饷不足致使军期延误，责任在骆秉章，他大可以袖手旁观，皇帝也不差饿兵不是？但他不这样想，好友江忠源孤军危城，延颈待援；座师吴文镕坐困武昌，也期待他能施以援手。若不能及时赴援，则安徽、湖北相继陷落，大局颓坏，湖南又岂能自保？勒捐，是得罪人的事；为杨家请功，为的也是公事。省府大员不办，他只好自己出头。是他不通事故人情吗？非也；他的焦急，愤懑与无情，乃是其正直与责任心的表现。
还有一事，也可见其正直与责任心。罗泽南是曾国藩敬重的朋友，陶寿玉是曾的门生，且跟在他身边办事。骆秉章就曾氏桂东剿匪之保举奏稿中，将二人列入，示好于他；却又另外添加了四五十人之多，显然，这样做为的是堵曾国藩的嘴。但曾却不吃这一套，复信指称骆氏保举不当，“然桂东之役，渠（指罗泽南）实无功，二十四日到桂，次日即接调回防省之札，二十七日即挈师还省，不见一贼，不履一寨，即请以知县尽先选用，不过优乎？若以其人可任，专折保之可也；若以其功宜录，以江西收复安福一案，保之可也。此案无故超擢，不惟非众心所共服，亦非该教谕（即罗泽南）之所愿。”而陶寿玉于桂东剿匪，“亦无功，临发之际，随夏观察（即夏廷樾）以行，临阵不与，审案无功，而以此特拔。初到之员，遽请加同知衔，不过优乎？此外营求而滥保者，侍不复胪举，以结此无谓之怨也。惟诸案皆侍所经手，而于侍单之外，增添至四五十人之多，未免过于歧异耳。”81骆氏看到此信，不知心里会是什么滋味。本来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却不料曾国藩非但不领情，反而揭破其用心，骆之尴尬、不快可想而知。　

现在回过头看其衡阳练兵的成果。经过数月的苦心经营，十二月初，水陆两师的筹建终于初具规模。在向老师报告消息时，他透露此军全用乡勇，不用营兵。“国藩数年以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故决计不用营兵，不用镇将。”82其水师的规模、营制有一个陆续完善的过程。曾国藩曾自叙创建水师过程如下：
咸丰三年十一月，余初造战船，办水师。楚中不知战船为何物，工匠亦无能为役。因思两湖旧俗，五日龙舟竞渡，最为迅捷。短桡长桨，如鸟之飞。此人力可以为主者，不尽关乎风力水力也。遂决计仿竞渡之舟，以为战船。时守备成名标自长沙来衡州，始告余以广东快蟹船式、舢板船式，同知褚汝航自桂林来衡州，告余以长龙船式。于是纠集衡州、永州工匠，又分厂于湘潭，共造快蟹四十号。长龙四十号，舢板八十号。快蟹配四十五人，摇桨者廿八人，橹八人。长龙配廿四人，摇桨者十六人，橹四人。舢板配十四人，摇桨者十人。每船柁工一人，头工一人，炮手数人。四年五月，每船添立管驾者一人，名曰哨官。五年十月，每船于众桨手中，置火弹手数人。于是规模略备。……
余既于癸丑（咸丰三年）冬创造战船，设立水师十营。甲寅（咸丰四年）三月廿八日，以五营击湘潭之贼，以五营击靖港之贼，军士溃败。五月以后，在长沙修复船只，重整规模。六月，克复岳州。七月、闰七月扫荡岳鄂之间江面七百余里。搜剿黄盖、斧头等湖。八月，克复武昌、汉阳。于是水师之规制略定，将卒亦略谙水战之法。83
水师而外，陆勇之最大变化，是他对陆勇的营制与招募遣散方式进行了改革。而之所以锐意改革，是他决心“卧薪尝胆，勤操苦练，养成艰难百战之卒，预为东征不归之计”。84湖南乡勇，最早出自江忠源编练的新宁勇，统称楚勇。楚勇在广西全州蓑衣渡一战成名，此后随江忠源四处征战，俨然劲旅。曾国藩起先也看好楚勇，但不久后发生的事情，使他产生了怀疑。第一件事是，江忠淑带楚勇赴援江西途中，未遇强敌即闻风溃散。
楚勇尚剽锐，营制疏略，（国藩）乃命千总张登科领湘勇二十人为前哨。戒忠淑、登科曰：“哨探必百里，至瑞州待湘军而行。”忠淑狃于其家军称劲旅，心笑曾公怯，驱而前，中途讹言寇至，哗而溃走，奸民譟惊之，弃军械、饷银、退保义宁。85
另一件事是，太平军撤围后，江忠源所部楚勇二千余人拥到江西巡抚衙门求赏闹饷，甚至对江兵戈相向。其中千余人，次日哗散还乡。曾起初不信，后亲见数百人逐队而归，“以是寸心日夜焦虑”，原拟练勇六千交江忠源带领东征的想法也发生了动摇。“若如造谤者之言，万有一实，则勇之不可用，与兵相去亦无几耳。”86于是两人书信往来，讨论兵勇之优劣。江忠源认为，“勇之不可用，其故仍不在勇而在带勇之人”。“论目前搏击之用，则兵不如勇；而论异日遣散之难，则勇不如兵。然忠源终不欲以兵易勇者，兵之患在本源，仓促而难拔；勇之患在流弊，先事而可防。且急则治标，今日之实势，宁取其勇悍搏击之用，而后日遣散之难，尚可求其人求其法以治之也。”他认为，只要多物色罗泽南、王錱这样的将领统带乡勇，“则收勇之利皆可弭勇之害，而贼不难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