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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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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藩看来，未免器小易盈，不像做大事的人的样子。
三、不重素质，所招乡勇良莠不齐。若不严加淘汰，认真训练，则必成乌合之众，“无事则坐领工食，有事则闻风溃散；一有征战，见贼则退，扰民则勇往。在官既久，恶差与骄兵之气习，皆经渐染日深，凶悍讹诈，习惯成风。故乡勇力少而害多。”33基于这种认识，国藩制定有严格的招募标准，而且战事稍纾，即遣散并重新招募新兵，以保持湘军的“朝气”。王錱所招之勇“连夜在县城偷窃”，地方啧有烦言，曾一定会求证于乡里。这也是以后他对王錱所部大加裁汰的种因。
四、不听约束，改换门庭。王錱借援鄂索饷，而骆秉章助以官费，颇有将其收为己用的意思。在曾国藩看来，王无异于为扩张其实力而投效骆氏，且依仗骆氏，不服管束。
这样，曾国藩对王之观感大变，在九月致吴文镕的信中，认为王乃匹夫之勇，器小易盈，不足以任大将：“璞山忠勇冠群，驭众严明，然局量较隘，只堪裨将。以视岷樵之智勇兼全，器局闳远，则非其伦也。”34
王錱所招湘勇计三千四百人，另雇长夫一千余人，原拟赴援湖北，旋因太平军退兵，武昌解严而未能成行。曾国藩遂大加裁汰，王部只留下两营七百二十人，35而其书信中的言语也不免含讥带讽。以王錱之自负的个性，非但听不进曾的劝告，反而认为他是出尔反尔，有意刁难。这样，王对曾之札件，“概不回答。既无公牍，又无私书，曾未同涉风波之险，已有不受节制之意”。36出现这种“同舟而树敌国，肝胆而变楚越”的局面，平心而论，两人都有些意气用事，但王錱责任更重。此后，两人分道扬镳，形同路人。王錱脱离了曾国藩系统，成为骆秉章节制下的一支湘军。可王錱也就此失去了大展宏图的机会，曾国藩作为湘军统帅，带兵东征，麾下大批将领均不数年而位列封疆，王錱所部却成了湖南地方的治安军，多数时间以偏师在省内及湘赣边一带防剿土匪，难得有建立大功的机会，直到死时仍不过是个道员。王死后，这支部队重回曾国藩麾下，成为所谓“老湘营”的基干队伍。
此时，曾国藩又糊里糊涂地揽上了一项差事：筹建水师。事情的缘起是，太平军自益阳、岳州掳获民船上万艘，并组建了水军。此后，借助这支水军，太平军上下长江，迅如疾风，机动性大大超过了清军。譬如，五十万太平军自武昌东下江宁（南京），沿途攻城略地，走水路不过二十多天；而向荣督率总兵和春、秦定三、李端、玉山等自旱路兼程追击，赶到江宁时，已在一个半月之后，江宁则早在十多天前陷落。太平军在长江上下往来自如，而追堵的清军则疲于奔命，望江兴叹。
最先认识到这个问题严重性的是郭嵩焘。咸丰三年五月，太平军西征大军一部进抵九江，连克彭泽、湖口、南康，南昌告急。被任命为帮办江南军务的湖北臬司江忠源所部一千二百余人，在赶赴江南大营的途中受阻，遂改援南昌；江兵少力单，被太平军悍将曾天养等围困于城中，求援于湖南。六月，曾国藩分调三路兵勇近四千人赴援，郭嵩焘偕行。
至，即从忠烈公（即江忠源，忠烈为其谥号）住章江门城楼，每获贼，就城楼研讯。时城外仅文孝庙一（处）贼垒，广数十亩。问驻兵几何？曰不住一兵，官兵攻垒，调队站墙而已。问何故，曰垒只三面，濒江一面无墙，人皆舟居。问船贼几何？曰十余万。因告忠烈公，自贼东下，驰突长江，惟所侵踞，官兵无一船应之，非急治水师不足以应敌。忠烈公大激赏，即属嵩焘具疏稿上之。推求广东兵船曰长龙，曰快蟹，大者曰拖罟，列次三项名目，请湖南、湖北、四川任造船，广东任购炮。此长江水师之议所由始也。曾文正公因以造船自任，移驻衡州。嵩焘归谒文正公衡州，商定营制，立水陆各十营，湘军之兴亦自此始。37
江忠源所上《请制造战船肃清江面疏》，也是由郭嵩焘主笔，其论无水师之弊云：“粤匪自湖北安徽陷江南，沿途掳掠民船已逾万数，自九江以下江路一千数百里尽以资贼。多或百数十船，少或一二船，往来停泊，无敢阻拦。江南扬（州）镇（江）等处，皆两面凭江，并力攻围，而贼得水陆救护以牵制（我）兵力，故欲克复三城，38必筹肃清江面之法；欲肃清江面，必破贼船；欲破贼船，必先制造战船以备攻击。贼船出没无常，季风急趋，一日可数百里，官兵既无舟楫之利，哨探不能，施防御无所用，是以其势日益猖獗。”最后强调：“剿贼之略，无急于斯论者。”39江忠源并将与太平军争夺制水权之重任，寄厚望于曾国藩：“方今贼具有长江之险，非多造船筏，广制炮位，训练水勇，先务肃清江面，窃恐江南、江西、安徽、湖南、北各省无安枕之日。然窃计海内人才，能办此者，惟吾师一人能管驾船勇。”40
此时北伐的太平军已进入山西，京畿告警。接到奏疏，咸丰立刻谕令四川、湖南、湖北三省速制战船：“贼匪自攻陷金陵、扬、镇三城以来，掳掠民船数已逾万。我军攻剿未能得手，皆由战船无多，致令长江天堑无所控扼。……著裕瑞（时为四川总督）、张亮基（署湖广总督）、崇纶（湖北巡抚）、骆秉章（湖南巡抚）等，于四川、湖广等处仿照广东拖罟船式，即雇觅工匠，共制战船百余只，每船约载兵五十名。均著剋期三月，一律齐备，以资调遣。”41由这道上谕我们知道，筹建水师的责任是三省督抚的，本来没曾国藩什么事。但他一感于老友的期望，二是他勇于任事负责的个性，三是他也确实意识到了水师的重要。练再多的乡勇，若无水师，也只能让独擅舟船之利的太平军拖垮，累垮。“现在两湖地方，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今若带勇但赴鄂省，则鄂省已无贼矣；若驰赴下游，则贼以水去，我以陆追，曾不能与之相遇，又何能痛加攻剿哉？再四思维，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42
揽上这个差事，是在十月二十四日，之前他研究制作木排，目的在于防堵太平军由水路入湘。十月初五，因湖北形势危急，上谕命他“赶紧督带兵勇船炮，驶赴下游会剿，以为武昌策应”。43在回复的奏折中，其论战守形势曰：“长江千里，任其横行，我兵无敢过而问者。前在江西，近在湖北，凡傍水城池，莫不残毁，皆由舟师未备，无可如何。今若为专保省会之计，不过数千兵勇即可坚守无虞；若为保卫全楚之计，必须多备炮船，乃能堵剿兼施。”而田家镇一役，“一切战船炮位，尽为贼有，现在两湖地方，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能习水师”。“再四思维，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臣现驻衡州，即在衡城试行赶办。……如果舟师办有头绪，即行奏明，臣亲自统带驶赴下游。”44这个话一说，督办水师的责任就转到他身上来了。
这道奏折到咸丰手中，已经是十一月初七日，皇帝对他的见解很满意，称赞他“所虑俱是，汝能斟酌缓急，甚属可嘉”。45但情势的紧急却由不得他从容行事。九月二十七日，北伐的太平军前锋已抵达天津静海、独流、杨柳青一带；十月二十八日，湖北方面，太平军卷土重来，石贞祥部再占黄州；二十九日，安徽方面，胡以晄、曾天养部攻占舒城，国藩故友，督办安徽团练大臣、在籍工部侍郎吕贤基战死，太平军进逼临时省城庐州（原省城安庆已被攻占）。十一月十日，江忠源赶到庐州布防，可带去的兵勇仅二千七百人。清廷正以全力堵截北上的太平军，极为担忧安徽的太平军与河南的捻军合流，与天津的太平军相呼应。十一月十一日，咸丰皇帝接受礼部左侍郎宋晋建议，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再下谕旨，指名要曾国藩率领已经招募的楚勇六千，“乘船顺流东下，与江忠源会合，水陆夹击，以期收复安庆及桐（城）、舒（城）等城，并可牵制贼匪北蹿之路”。46
江忠源手中有多少兵，曾国藩此时募了多少湘勇，水师组建起来没有，宋晋不明就里；西征的太平军兵力有多少，47他也不清楚。既不知己，亦不知彼，而是一厢情愿地要二人收复安徽。可“现在两湖地方，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的状况，皇帝是知道的。曾国藩纵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在半个月内赶办出一支水师来，拿什么“将皖省沿江贼船大加剿洗”呢？只能说明皇帝在危笃的形势面前，已经乱了方寸，急火攻心，说胡话了。截至十一月底，曾国藩督造成的快蟹船，仅有十艘，而且油漆未干，捻灰未固，根本还下不了水；而由广东采购的船炮、招募的造船工匠，还在路上。至于所谓六千练勇，乃是先前为江忠源做的打算，48训练、军饷等还远远没有跟上；且船只短少，水勇亦无从招募训练。故安徽事态再急，湖南也只能先派江忠浚带楚勇一千赴援。曾国藩也只能硬着头皮复奏：“统计船、炮、水勇三者，皆非一月所能办就。……事势所在，关系甚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必须明春乃可成行。且广东购备之炮，张敬修雇募之勇，皆系奉肃清江面之旨而来者，臣若不督代同行，则殊失皇上命臣统筹全局之意，亦非臣与吴文镕等四省合防之心。臣之斟酌迟速，规划大局，不得不一一缕陈。”
看了曾国藩的复奏，明知他在理，咸丰无可如何，仍不免就其奏章的用词，揶揄一番，以发泄满肚子的闷气。“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钦此。”
其实，“统筹全局”云云，乃皇帝的指示，并非国藩自大。譬如，十月初二致骆秉章的上谕中便有“两湖唇齿相依，汉（口）、黄（州）一带，尤为鄂省门户，该抚等自应不分畛域，一体统筹也”。51这个“等”里面，自然也包括曾国藩。又如十一月十二日的上谕中，则明确说：“该侍郎忠诚素著，兼有胆识，朕所素知，谅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52
曾国藩见到皇帝的朱批，心里的委屈、不平可想而知，他那“湖南骡子”式的倔劲儿又上来了，五天后便给皇帝上了道折子，据理力争，分五点为自己抗辩。
一、赶办水师的谕旨，限期三个月，自己并未逾期。“自兴工之日起，统计不满八十日，昼夜催赶，尚不迟缓。”53已新造战船九十号，改造百余号，加上雇载的民船总计四百号，可于正月中旬完毕，所差者是在广东购办的船炮，船炮不到，不能起行。言外之意，即使逾时，责任在广东而不在湖南。
二、扫荡江面，克服安庆的谕令不现实，不可能。“查现在黄州以下，节节被贼占据，修城浚壕，已成负隅之势，……若舟师东下，必须克复黄州，攻破巴河，扫清数百里江面贼踪，乃克达于皖境，此则万难之事，微臣实无把握。”54江忠源兵单势危，自己则等候船、炮，沿途又必会遭太平军的节节顽抗，“何能遽行扫清，直抵安徽？”球抛回给了皇帝，暗喻他不明形势，一厢情愿。
三、通盘筹划数省军务者，是各省督抚，而非他欲以一身克当。“三省合力防堵之说，系臣骆秉章与臣函内言之；四省合防之说，系臣江忠源与臣函内言之；待南省船炮到鄂，即与北省水师合力进剿，系臣吴文镕与臣函内言之；……臣之才力固不能胜，臣之见解亦不及此，此系吴文镕、骆秉章、江忠源三臣之议论。然舍此办法，则南数省殆不可问矣。”55
四、湖南练勇，正在湘南剿匪，不可能马上撤回。“目下桂属正在搜捕之际，未便遽行更换；郴州、永兴正在危急之际，不能不星速进剿。且待船将办齐，炮将到齐，再将各勇撤回，带赴下游。”56断然回绝了皇帝要求他撤回剿匪的湘勇，进军安徽的要求。暗喻皇帝不顾轻重缓急，在瞎指挥。
五、饷乏兵单，自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成败利钝不可预计。“臣以丁忧人员，去年奏明不愿出省办事，……此次奉旨出省，徒以大局糜烂，不敢避谢。然攻剿之事，实无胜算。臣系帮办团练之人，各处兵勇既不能受调遣，外省之饷项亦恐不愿供应。虽谕令抚臣供支，而本省藩库现仅存银五千两，即起程一月之粮，尚恐难备。……臣自维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若遽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臣不娴武事，既不能在籍终制，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况且像曾国藩这样顾念大局，肯于负责、办事认真的大员并不多，存亡危急之秋，皇帝还真是不能不指望他。咸丰也知道，军情瞬息万变，坐在紫禁城中的他，并不具备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能力。虽然这道绵里藏针的奏折肯定噎得他难受，皇帝也不能不以朱批加以安抚，给自己找个台阶下：“知道了。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若甘受畏葸之罪，殊属非是。”58
清军连续三年的败绩与大局的危殆，使此时的咸丰，内心里涌动着一股戾气，动辄责骂、惩处臣下。譬如骆秉章，因代属下的官员缓颊，竟被皇帝降五级留任。59而被曾国藩顶回去这股火，随即又发泄到曾国藩的老师吴文镕头上去了。吴文镕（1792～1854），字甄甫，江苏仪征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迁侍读学士、顺天学政、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历任礼部、刑部、户部侍郎，外放为福建、江西、浙江等省巡抚，为官清正廉洁。后任云贵总督，咸丰三年八月，调任湖广总督。事情的缘起是，吴与湖北巡抚崇纶，在战守方略上发生了冲突。九月十八日，太平军前锋逼近武昌，崇纶等均赴城外扎营，为吴文镕所阻。崇纶争论说守此空城无用，吴文镕却认为：“抚臣之必欲出城扎营者，意将乘机逃避，藉口于本在城外，可免失陷城池之罪耳。”60吴因此坚持不允，要求所有官员与城共存亡，并宣称敢有异议者，必先手刃此人。此后，督抚龃龉不合。吴文镕是曾国藩的座师，到任后对门生亦寄以厚望，希望曾国藩能带兵到湖北助己一臂之力。两人书信往返商定，由曾国藩赶造船只，雇练水勇，明年正月北上与吴会合攻剿太平军。61
崇纶，姓喜塔腊氏，满洲正黄旗人。以内阁笔帖式充军机章京，累官侍读，陕西、直隶道员，云南按察使、广东布政使，咸丰二年任湖北巡抚。崇纶乃小人心性，挟嫌报复，上折劾奏吴文镕畏葸不前，“臣屡劝督臣派兵攻剿，督臣之意，必将待湖南两广并自造各船炮到齐，方可出师。若以数千之旅，惟恐有失，万不肯行，终日闭城坐守，一筹莫展。”又称，太平军“现在楚境者，俱系零星小丑，并有土匪冒名抢劫。长发老贼，实系无多，若派数千官兵，配以现有炮船，水陆夹击，足资痛剿”。62崇纶的谎言，迎合了咸丰躁进的心理，故于上谕中称“崇纶力筹剿贼”，而“吴文镕闭城坐守”，指名要吴“亲率官军出省督战”。吴知道受了崇纶的中伤，上折自辩并揭露崇纶，但咸丰不辨是非，各打五十大板，且强令二人和衷共事：“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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