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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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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多野心，好出头，种田的人，想做绅士，想做大婆（女绅）；小小学徒，想做老板，想做财主，甚至想做伟人，想做领袖；智识阶层更不用说。”60这种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加上冒险、肯干的赋性，使客家人每迁至一地，大都比当地人更易发达与成功。数代之后，客家人往往后来居上，反客为主，成为富裕族群，进而买地占田，与土著发生利益冲突，并逐步演变成为土客之间的族群械斗。拜上帝会的主体是客家人，因而终不免卷入当地的土客之争。
当是时，盗贼日益增多，且结队成群，势甚猖獗。四出劫掠村镇墟市。官兵奉命剿捕，甚为棘手，然而贼匪虽聚散无常，漂流靡定，官兵亦常奏功。贼匪多由广东或邻省而来，即广西人所称为客家者。广西有客家村落甚多，但不若本地村落之强大。本地人与客家人之感情甚坏，互相仇视，一有事端发生，仇怨更深。其时有客家富人温姓者纳一女子为妾，此女子已与一本地人订婚，遂起争执。温姓与女子父母协商予以重金，因此不允退让与本地人。县官每日接收本地人控告此客家人之状词无数，不能审判曲直，县官似乎是畏难故意推宕不理此纠纷。据说县官暗中却怂恿本地人自行以武力对付客家人。无论此事确否，客家人与本地人未几发生械斗于贵县境内，复有许多村乡加入战团。战事起于（道光三十年）八月二十八日。其始，客家占上风，因其人好勇斗狠，成为习惯，而且大概兼有贼匪加入作战。但本地人愈战愈强，经验愈富，又因其人数较多数倍，卒将客家人击败，焚其屋宇，以故许多客家人无家可归。在此患难中，彼等央求拜上帝会教徒之庇护。此时，拜上帝会教徒人数约有三千，散居于各县。客家人甘愿遵守教规典礼，因而避去仇人之攻击，且得物质之接济。
直至此时，拜上帝会教徒从未与广西各匪党发生关系。官兵搜捕匪徒亦向不干涉教徒，亦无有怀疑教徒之宗教集会者。但如今不特有患难之村民，而且被官兵击散之贼匪，均视拜上帝会为逋逃薮，老幼男女携眷挟财产大队加入，情景大不同前时，与官吏发生冲突，势所难免。61
一些重要人物，就是为了对抗本地人的仇视与压迫，才加入拜上帝会的，著名者如石达开与韦昌辉。石达开（1831～1864），父石昌奎，祖辈乃由广东和平县迁居广西的客家人，母为僮族人。石家是当地的富户，故石达开粗通文字，但因父母早亡而肄业。石达开后来被俘后的供述中称：“达开自幼读书未成，耕种为业。道光二十九年，因本县土人赶逐客人，无家可归。同洪秀全……共六人聚众起事。”62石达开从贵县带去的人大多为银矿矿工，精于开挖隧道与爆破技术，成为日后太平军中攻城拔寨的生力军。
韦昌辉（1826～1856），原名韦正，僮族人，广西浔州桂平县金田村人。韦家“素业质库（即典当铺），兼饶田产，富甲一邑”。63韦家虽富，可世代业农，没有功名，故为当地之强宗豪右嫉视与欺负。“昌辉为其父元介入粟为国学生（即花钱捐了个监生），榜其门曰：登仕郎。乡中生员梁嘉，唆（使）大黄江巡检拘治之，贿数百金而后已。（韦）日悻悻，欲寻仇。会冯云山自途逸回，住其家，诱使入会。”64其家遂成为拜上帝会的大本营与兵器制作据点。金田背山面河，又有山路、水路与平南、象州、永安、武宣、贵县、修仁诸县相通，易守难攻，韦氏又是当地的大族，故被选为起事的大本营。
客家人因系外来迁住人口，要苦干几代，方可能用积累下的资产购置田产，有田产才能向官府纳税完粮，这是客家人在当地落籍的基本前提。而非落籍二十年以上者，无权参加当地的科举考试，自然也得不到功名。65这样，当地的士绅阶层均为土著，而由士绅所组织的地方团练，无疑是敌视客家人的。客家人为求自保，必得托庇一个能够包容与保护自家的组织，拜上帝会适时而起，自然会成为客家人投奔的对象。如此，拜上帝会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开始与当地团练组织相对峙。
自道光二十七八年之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起事之时，团练与拜上帝之人，同村亦有，一村逼一村，故而聚集。66
拜上帝会与土著人的首次冲突，起于金田某村的土著抢走了会徒的耕牛。会众派代表前去理论，返回时，本地人依仗人多势众，向代表开枪。会众愤而反击，以少胜多，将本地人打得落荒而逃。其时，官府正以全力剿灭会党与土匪，维持地方治安仅有团练，而团练“以巡抚郑祖琛方严办‘土来’械斗之案，不敢起练往剿”。67地方官员不作为，置而不问的结果是，这类冲突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直至广西士绅数十人联名赴京上告，广西大乱的的真相才在京都曝了光。据都察院代为呈递的诉状，这些绅士自县、府、道一直到省，逐级上告数十次，竟无一次得到查办。68
道光三十年九月，曾国藩的朋友、兵科给事中袁甲三上疏劾奏郑祖琛姑息养奸：“广西盗匪充斥，蜂屯蚁聚，已非一年，该抚郑祖琛事务弥缝。……广西统辖十一府，今有八府绅民李宜用等航海叩阍匍匐阙下，则民不聊生，通省糜烂，已可概见。”另一朋友、鸿胪寺卿吕贤基也奏称：“广西匪徒蹂躏之区，已近十分之七，胁从渐多，滋蔓渐广。”69
后来接任广西巡抚的周天爵，亦肯定广西酿成大乱的缘由在于历任巡抚的渎职：“民控抢劫奸淫，如诉诸木偶，退而衔冤号泣之声如散诸风雨。盗贼习知官府之不彼与也，益从而仇胁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也，亦遂靡然而从贼。是盗贼益无所畏而出，劫杀人日频，知官府避罪而必为之讳也。百姓益无所恃而从贼者众。……盖自道光二十六年以至于今，守备、千总、兵丁死者不下千余，报出者不过千百之一二。由是兵胆俱裂，民心日摇。又已革职抚臣郑祖琛每逢决囚，必为之经醮祈福，或将行决之犯擅行释回，其势非酿成大祸而不已。……而闵正凤（原广西提督）讳饰阵亡之将弁以为病故，自贼滋事以来，从未亲历戎行，惟陈亚溃（造反的会党首领之一）败溃之后，零贼无多，乃视师一次，其他任兵弁之鱼肉而无一顾惜。”70局势虽然严重，但拜上帝会之事此时尚隐而不显，洪秀全等仍有充裕的时间，得以从容派人回乡接眷，并通知各地会众赴金田集结。
咸丰对此的处置是，罢斥郑祖琛与闵正凤，发配新疆；启用卧病在家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西主持会剿事宜，同时命两广总督徐广缙对广西士绅的控告严加查证。林则徐因病逝世于中途，于是又改派前两江总督李星沅驰赴广西，接任钦差大臣；在罢斥郑祖琛的同时，以原漕运总督周天爵署理广西巡抚。此外，还调派前云南提督张必禄赴广西会剿，另以向荣取代被革职的闵正凤出任广西提督，并抽调广东、云南、贵州及湖南的绿营赴广西平乱。咸丰平乱的决心虽大，可从其用人调兵来看，可谓师心自用，全无章法。首先，他所用的统帅，虽都有能名，但或年高体衰，或身染沉疴，根本不适宜担任前敌统帅，其中林则徐、张必禄两人均在途中病逝，而李星沅亦于到任后不久病卒，周天爵则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其次，自道光三十年八月起，先后调赴广西的军队有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安徽、河南、四川等众多省份的绿营兵，还有闽勇与潮勇，这儿抽一千，那儿调二千，像撒芝麻盐一样。总数虽然不少，却难以形成合力与有效的打击力量。再次，那么多大员一齐派过去，权位相当，谁也不服谁，必然会造成事权不一，相互掣肘的局面。李星沅逝后，咸丰意识到这点，于是再派大学士、军机大臣赛尚阿出任钦差大臣，期望他能以更高的权威，使三军慑服，但仍未能解决不同部队互不配合的大病，错失了将太平军消灭于萌芽之中的机会。
又如长沙保卫战时，“是役也，在长沙办贼，城内及城外、东河西河，兵勇共六七万人。住城一中堂（指前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尚阿）、三巡抚（指新任湘抚张亮基、卸任湘抚骆秉章及江西巡抚罗绕典）、三提督（前广西提督向荣、湖南提督鲍起豹、四川提督苏布通阿）、总兵十一二员；在城外者，两总督（指两广总督、新任钦差大臣徐广缙、前湖广总督程矞采）。不能灭贼，以至（太平军）北窜，亦一恨事。”71何以不能灭贼，亦在于平起平坐的大员太多，如俗话所言，九龙治水，愈治愈糟是也。
广西平乱的失败还在于清军战斗力之窳败。周天爵72对此曾有生动风趣的描述：“于是二月初一日出省，带兵一百名，如驻马嵬坡，皆不愿走也；路上募一百名又如石壕吏，未走先哭。”作战时，“惜我兵一百名如见鹯73之雀，一百勇如裹足之羊，无一动者。我手刃二人，光淮而（用）箭射杀二人，亦无应者。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不意如此”。74
赛尚阿督师广西，随军的幕僚王拯，也记叙了清军作战的情形：“南北两军各营一二十里之外，日报胜仗，动称擒斩数十百人，而实则我军驯至见贼即走，贼胆日张，而军威日亵。”他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将不知兵，兵不习将，不重侦察，不讲计画，乡团不整，则民心未固，而贼之所至则望风奔溃矣。招勇不精，则士气多杂，而贼之所向，争为趋避矣。且赏罚不能立予破格之恩威，则军民感激畏惮之心不生，虽拥三军，犹匹夫耳。”75
我们再来看清军的对手。拜上帝会成员绝大多数都是迁徙而来的客家人，或是长年务农的农民，或是种山烧炭，开掘矿石的炭工或矿工。显然，比起平时在百姓面前狐假虎威，作威作福的清军，会众们身体更强健，意志更坚忍，而且迁徙不定，四处为家的传统，使他们更有凝聚力，更容易抱团，在面临美好前景与目标时，他们也更容易舍弃固有的一切。拜上帝给与他们一种信仰，一种献身精神，大难将临的预言使他们更服从教主的召唤。而带有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团营制度”，又使他们更有纪律，并得到了军事上的训练。
“团营”的内容究竟如何，书阙有间，于今已难得详情，但从后来太平军的军制，还是能窥到它的影子。76洪秀全等搞出这样一种组织与动员会众的方式，而且行得通，得益于上述客家人的禀性与宗教狂热。正是客家人的性格，会众才肯于举家、举族赴召，甚至不惜毁家纾难，一把大火烧掉房屋，掉头而去。正是宗教狂热，方能使会众甘心将私财缴入“圣库”，甚至泯灭长幼辈分及夫妻界限，彼此一律以兄弟姊妹相称。一入团营，则男入男营，女入女营；即使是夫妻，也只能一周会面一次，在第三者的监视下谈话；男女大防极严，犯者死罪无赦。当然，作为天父上帝诸子的领袖们不在此列。77据简又文先生分析，团营制度的好处是：会众行军作战不至于为家室分心；也不至于因男女情欲分心；妻女姊妹分入女营，无异于人质，从而杜绝了叛变与开小差的可能。如此，一入团营，只有一条心地跟从教主“打江山”了。但洪秀全也给了会众们一个美好的许诺：一俟打下小天堂（指南京），家人们即可重新团聚而共享天福。78
以后来太平军之军制（参见表1）作参照，则金田团营作为准军事组织，应有相似的编制：最基本的单位称作“伍”，由伍长一人、伍卒四人构成；五伍组成上一级单位，头目称作“两司马”，统率二十五人，相当于近代排一级编制；每四个“两司马”组成再上一级单位，头目称“卒长”，统率百人，相当于连一级编制；卒长之上为旅帅，每个旅帅辖五个卒长，统率五百人，相当于营级编制；再上面为师帅，管辖五个旅帅，统率二千五百人，相当于团级编制；最高一级称军帅，以总制为辅，统辖五个师帅，一万二千五百人，相当于现代的加强师。在金田时，拜上帝会党徒近万，尚不足以达到后来的规模，但其基层组织方式，应该与此没有很大差别。79
拜上帝会以团营方式在金田集结后，起初只是与当地团练有小规模的战斗，地方官多以土客械斗视之，并未予以重视，直至各地为官军剿捕追击的会党土匪，越来越多地投奔拜上帝会，官府的目光才开始注意到金田。道光三十年十月，盘踞在平南县大黄江一带的罗大纲（罗亚旺）、大头羊张钊、大鲤鱼田芳、卷嘴狗侯志等八股天地会党徒，投入拜上帝会，其中张钊、侯志等数股因不愿接受会内的纪律约束，旋即降清。起事前夕，洪秀全与冯云山等匿于平南县鹏化里花洲村胡以晄家。胡家是当地首富，田产跨平南、桂平两县，年收租谷十余万担。胡本人还有武生的功名。其为人“好高骛远，虽系乡民而喜结客”。80花洲位于群山之中，地势险峻，只有一条山路可通。官方得知有会党重要人物藏身于此的消息后，浔州副将李殿元，会同知县倪涛及当地士绅，带兵勇团练前往剿捕。会众们凭险拒捕，初战练勇死者五十余人，李殿元遂命兵勇封锁山路，将洪秀全等困于花洲大易山。
消息传到金田，杨秀清重施天父下凡的故技，声言天父神示，教主有难，号
召会众前往花洲“扶主”。于是大批武装会众赶往花洲，官兵众寡不敌，洪秀全等遂安然脱险，之后取道思旺墟，前往金田大本营与杨秀清等人会合。十一月，驻扎浔州，接替张必禄统军的贵州总兵周凤岐，派副将伊克坦布等率军围剿，遭到拜上帝会大股武装团营的攻击，官军大败，伊克坦布阵亡。事后署理巡抚的布政使劳崇光（其时周天爵尚未到任）报告称“贼势浩大”，“人数约有万余”，要求朝廷调兵增援。但此时官府仍以为金田一股是“会匪”，仅知抗击官军者是韦正的部下，直至次年正月，尚误认韦源玠（韦昌辉之父）为“尚帝会”之首逆。81
在冷兵器时代，战争之胜负往往取决于双方的士气，即所谓两军相逢勇者胜。拜上帝会是个信仰坚定，团结一致，组织严密且耐得劳苦的团体，与地方团练及官军大小数十战后，越打越会打，对于作战已无师自通。战斗发生于自家地盘上，人人生死以之；论地形他们远比官军熟悉，论素质他们又具有前述的种种优势，暮气已深的八旗与绿营，又怎能是他们的对手呢？诚如周天爵所论，紫荆山一带，“山河陡峻，水急流湍，层峦叠嶂，林木蓊翳。而贼又善于抄伏于羊肠险径，人马单行，冲中截后，伏兵四起，我兵心胆俱裂，势所必然。其拒战之法，先以火罐乱我队伍，继之以藤牌堵墙而进，再以竹针克我之钝刀短矛，而以大炮施诸短兵之中。我所恃者，仅有大小火器，均因胆怯，远放不能得力。盖我兵全无护身之具，惟以赤身搏战，而彼既多藤牌，又木石架支，人易藏躲，则虽兵多势众，在在难操必胜者也。此贼非种种筹及，为难遂我制其死命之计。设一蹶不复，川、楚之祸必将再现于今，而国事危矣。”82周天爵的担忧，很快就成为事实，而且比川、楚白莲教起义蔓延得更广，持续时间也更久。
起事伊始，拜上帝会屡战屡胜，不仅广西地方官军、民团不是他们的对手，即使外省调集来的所谓精兵，如向荣所部，亦屡遭败绩。于是身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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