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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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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之天理教与捻子都已开始露头。外患方面则有西北张格尔的叛乱，以及持续一年多的中英鸦片战争。连年不靖的内忧外患暴露了帝国体制与国力的衰落，这种衰落，不在于经济，而在于专制集权所导致的风气败坏，以及由此而致的吏治的腐败、政治的腐败。
满清以少数统治中国，除去以高度集权镇压汉人的反抗外，更多地采用怀柔政策羁縻汉人，如以大兴科举，轻徭薄赋，蠲免钱粮等种种手段收揽人心。康熙五十年，下诏永不加赋，后来又实行摊丁入亩，逢水旱灾年，朝廷除赈济平粜外，还会蠲免受灾地区的赋税。无论这些措施在执行上如何，平心而论，清廷主观上是想要减轻百姓负担，维持一个太平繁荣的局面的。但钳制言论，皇权独尊的体制必然会导致阿谀奉承，歌功颂德的风气盛行，“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39为投上所好，官员们报喜不报忧，层层将问题掩盖起来，营造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对于当时的士习吏治，有冷眼旁观极清楚者。有个叫管同的人，是桐城姚鼐的弟子，他认为吏治之败坏，在于士风，因为官员都出自士大夫阶层，士风不正，官风自然难正。
今之士不外三等：上者为诗文，次者取科第，下者营货财。为诗文者，猎古人之辞华，而学圣贤无其志；取科第者，志一身之富贵，而尊主庇民，建功立业无其心；至若营货财，则轻者兼商，重者兼吏，甚者导争讼，事欺诈，挟制官府，武断乡曲，民之畏之若虎狼毒螯。历观史传以来，士习之衰，未有甚于今日者。
又曰：
国家承平百七十年矣，长吏之于民，不富不教，而听其饥寒，使其冤抑。天下幸无事，畏懦而隐忍，无敢先动者；一旦有变，则乐祸而或乘（机）以起。而议者皆曰：“必无是事。”彼无他，恐触忌讳而已。天下以忌讳而酿成今日之祸，而犹为是言。40
这段话揭示了嘉道以来，政治腐败的最根本表现——官吏的不作为。所谓“不富不教”，指的是孔子与弟子冉有之间关于人口问题的一段对话。冉有问人口多了怎么办？孔子答曰：富裕他们。冉有再问百姓富起来后又怎么办，孔子答曰：教化他们。41古代称府县两级为亲民之官，俗称父母官，这称呼隐含着一种责任，即为官者要向父母对待子女一样，为他们谋幸福。让他们致富，富裕之后则要施以教化，即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而官员一旦只知谋自身之私利，而置治下的百姓于不顾，任其饥寒交迫，自生自灭，甚至有冤屈者无处说理，这个社会底层的人民，势必与统治者离心离德，甚至巴不得通过一场大乱改变自己贫寒无助的地位，人心思乱；社会之不公发展到这个程度，政权也就危在旦夕了。而官员们仍会层层欺瞒，粉饰太平，甚至不承认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下面我们举一些实际的例子，看小乱是如何酿成大乱的。朝廷之风气如此，地方上就更甚。丁忧在籍，曾在家乡帮办团练的龙启瑞42曾如此描述过道光末年的几位广西巡抚：“金田会匪，芽孽于道光十四五年。某（龙自称）做秀才时，已微知之。彼时巡抚某公，方日以游山赋诗饮酒为乐。继之者，犹不肯办盗。又继之者，则所谓窥时相意旨者是也。”43信中所言“巡抚某公”、“继之者”、“又继之者”，指的是自道光十六年至三十年出任广西巡抚的梁章钜、周之琦和郑祖琛，时相指的是当时的大学士、军机首辅穆彰阿。穆彰阿如前所述，是靠揣摩皇帝心思，先意承旨以保禄位的佞臣，那么郑祖琛既是同类之人，上行下效也就不奇怪了。而且这位巡抚佞佛，讲求慈悲心肠，所以报经他审结的案子，宁宽毋严，许多人犯轻易逃脱了惩罚。44上峰如此，各级官衙自然上行下效，而官府的宽纵，必然助长地方恶势力的气焰与扩张。而老百姓在难以得到官府保护的局面下，只有两条道路好走，一是屈服与依附于恶势力，以避免自家受害；一是在当地士绅阶层倡导下武装起来，建立团练，守望相助，保家卫乡。团练是官府可以依靠的力量，可它若为劣绅或恶势力控制，则会成为横霸一方，与官府相抗衡的独立王国。接替郑祖琛署理广西巡抚的周天爵，也曾在家书中论及广西民乱的成因：
其地土广，民惰且愚，客民寄食其地，良少莠多。莠者结土匪，而土匪资其凶焰以害土著之良。土著之良不堪其扰，且欲大逐客民，于是仇结互杀，而桀黠者乘间啸聚，以千计以万计者多矣，劫掠左右江千里之间。其始激于州县不为理其曲直，而民嗟怨，邪教乘民怨抑而蛊惑招诱，以俗好鬼，设为鬼神之说。而大吏郑祖琛又笃信佛教，以不杀一人为功德。于是一省鼎沸，鱼烂日馁。盖自丁未（道光二十七年）至今，无月不损兵折将，而俱为讳饰之。……而李石梧继之。其为人力袒梦白（即郑祖琛，梦白是其字），一切查问失事之人，皆出其手，于是一省之贪劣皆喜，一省之士民皆惧，而我成一赘疣，而反冒巡抚之名。45
所以到了道光末季，地方官员的姑息养奸，导致广西各类非政府组织与武装蜂起。“窜扰无定，击散复聚”者，为流贼；“招纳亡命负隅抗拒”者，为土贼；“创立堂号，阳若乡团，而阴为贼盗”者，为堂匪；46此外还有天地会等会党、横行于江河水道劫掠财物的“艇贼”；等等。总的可以归纳为三大势力：团练、土匪与会党。拜上帝会亦可以归入会党一类，不同的是，它以宗教迷信作为信仰基础，更具邪教色彩。
清代在南方各省流传最广的会党要数天地会。其创立时间为乾隆二十六年，创始人是福建漳浦（清代为云霄县）高溪的僧人，俗名郑开，僧名万提喜，又号洪二和尚。47会党对百姓的吸引力在于，“入会之后，遇事互相帮助，免人欺凌，在家可保身家性命，出外可得同会照应。”48这对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尤其具有吸引力，官府既然不能除暴安良，给人民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百姓为了自保，必然会寻求有组织的保护。会党的创立者的目的则大不相同，这些人多是些野心家与勇敢分子，其中，借机敛财者有之，愚弄会众自我神化者有之，聚众生事、作奸犯科者亦有之，会党往往成为他们追求财富、地位与权势的工具，其下流者，往往凭借会党的力量，从事偷盗、抢劫、走私、窝娼聚赌、绑票勒赎等违法勾当，堕落成为社会中的黑恶势力。“许多秘密社会的首领，虽然在教内、会内拥有很大的权威和大量的财富。但是，他们在社会上却没有地位，平日，只能作为一名普通的平民百姓。所以，当秘密社会组织逐渐发展，其势力日益壮大后，首领们便不再满足于平民百姓的地位，而希望跻身于上层社会，有的甚至萌发了登基称帝的野心。他们往往利用手下教徒、会众的虔诚与无知，蒙蔽他们去为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而卖命。许多教首、会首在农村的小土屋里登基称帝，大封‘文武百官’与‘三宫六院’。为此，使大批教徒、会众付出了血的代价。”49譬如天地会的创始人万提喜，就是个想做皇帝的野心家。
秦宝琦先生对秘密会党首领的归纳，也十分切合拜上帝会的实际。它起初也行事诡秘，在拜上帝、反偶像的活动后面，其真实的政治意图——造反打天下是密而不宣的；它也同样通过各种方式向会众敛财；它以禁欲主义约束会众，其领袖却广置妾媵以满足自身的淫欲。还在金田大山中时，据被清军俘获的拜上帝教徒的招供，会首们（当时洪杨等尚未建号称王，故被会众称为“头子”）“俱着黄衣，每人妻妾三十六口，出门打黄伞执事，夜间设有更役巡查。”
嘉道以降，天地会已发展成为一个组织严密，拥有丰富复杂的仪式与暗号系统，分支遍及中南各省的黑社会组织，成为社会动乱的渊薮。广西的天地会组织，多由客家人建立传播，它的可怕之处即在于，任何一个天地会党徒，都可以凭借其独有的仪式与暗语，在其居留处发展新成员，建立分支，如同癌组织，在整个肌体中随机转移，四处繁殖。
广西之乱，起于道光二十七年湖南新宁会党雷再浩之乱及继之而起的李沅发之乱。新宁密迩广西，故得到广西各地会党的响应，战火在湘桂边界蔓延了数年。会党之乱甫平，匪患又起，而当地的土客之争进一步加剧了动乱的形势，后来竟发展到邀集土匪参与土客族群械斗，数年之间，处处烽烟，官府穷于应付。大批客家人为求自保，纷纷加入拜上帝会，当时官府的注意力在会党、土匪身上，故其活动起初并未引起重视，拜上帝会遂得以在动乱中悄然发展。即使有当地的士绅向官府举报，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第一次冲突发生于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桂平县生员王作新“以冯云山等迷惑乡民，结盟拜会，践踏社稷神明”，率本地团练抓了冯，交保正押解赴官，途中为拜上帝会成员曾亚孙、卢六等聚众抢回。十二月，王作新等具状呈控于县，却遭知县王烈的批驳，不予受理。王作新遂于当月十二日再捕冯云山、洪秀全、曾玉珍、卢六，转送大黄江巡检司，由巡检司押送冯、卢赴县，洪秀全、曾玉珍被释。这一次，王作新提供了证据——传教的妖书，说他们“阳为拜教，阴谋图叛”。51据说王还向县官行了贿，冯、卢遂被收监羁押，而卢六不久瘐死狱中。洪秀全记起两广总督耆英曾奏准许可中国人信仰及传播基督教，于是返回广东，打算向总督衙门申诉，请求释放因信教而入狱的冯、卢二人。不巧的是，他赶到广州时，耆英已于十日前离任赴京了。52这期间，拜上帝会亦积极开展营救，除筹集数百串钱用以运动官府外，还向浔州府上诉呈递了该会十诫文书，以证明其为信教劝善之组织。而王作新等亦向府台衙门呈控，知府顾元恺将案子批回县里重审，新任县令贾柱遂以无业游荡为名，将冯云山递解回原籍管束。冯云山在递解途中，说动了两名解差，不仅释放了他，而且跟随他赴紫荆山入伙。回去后，冯得知洪秀全为营救他去了广东，于是也匆匆赶往广东，其时洪已自广东折回，两人于途中错过。洪秀全回到紫荆山，得知冯云山获释后赶去广东找他，于是再返花县与冯会合。适值洪父去世，洪居丧至来年五月，两人才相偕返回广西。这一去一来，两人足足有一年半时间未能主持会务，群龙无首，人心动摇之际，紫荆山发生了许多怪事，有两位骨干乘时崛起，成为拜上帝会的中流砥柱。
杨秀清（1823～1856），也是从广东花县迁徙到广西的客家人，“生长深山之中，五岁失怙，九岁失恃，伶仃孤苦，困厄难堪。”53又据地方志记载，杨为人“夙有异志，贫甚，以烧炭为生，而庐中常款接侠徒，以卖炭钱负竹筒入市沽酒，归而飨客。道上，时引声而浩歌，有掉臂天门之慨。……秀清性机警，喜用权智，自谓梦中能知未来事。一日语人曰：‘吾昨梦见某地有金。’闻者如言往，果得金，惊为神异，其实秀清预藏也。又尝诇人阴私，摘发之，自云从梦中窥见，其谲如此。”54如果志书所言不虚，则杨从一开始就应该对洪秀全所谓梦游天堂，受命下凡传教之事心知肚明，拜上帝的作用在于诳骗百姓，为己所用。之所以这么说，因为杨本人也是个中高手，唯惜他见不及此，落了后手，教主与创始人的地位已被洪、冯占据，他只能隐忍一时，伺机而动。
而危机同时也就是机会，秀全二月末赴广东，十日之后，“天父皇上帝”便忽然下凡，托体于杨秀清。据说附体时杨的表现是一下子成了聋哑人，近两个月内不能言语，此后便能源源不断地传达上帝的旨意。据太平天国后来的官书《天情道理书》记载，天父下凡的原因是，世人不听天王（指洪秀全）的话，仍不知敬拜天父，叛逆天父（似指王秀才向官府控告拜上帝会为邪教一事），天父本拟大降瘟疫以惩罚世人，可一念慈悲，不忍凡间人民遭难，“故特差东王下凡，代世人赎之。东王赎病之时，寝不安枕，食不甘味，不辞劳瘁，艰苦备尝，甚至口哑耳聋，以一己之身，赎众人之病，以一身之苦，代世人之命，总欲救得天下万郭人民永远得生。故我兄弟姊妹，今日之救得生，得享天福者，皆赖东王赎病之大功劳也。当其时真道兄弟姊妹多被妖人恐吓，若非天父下凡，教导作主，恐伊等心无定见，安得不忘却真道，差入鬼路乎？”55后来太平天国专门将天父初次下凡的三月三日，定为“爷降节”，可见这次天父附体，对于稳固危机中的会众之重要性。
无独有偶，另一个有心人不甘居后，九月九日，会内骨干萧朝贵，也客串了一回天兄耶稣附体下凡的活剧。萧朝贵（？～1852），广西浔州府武宣县人，也是穷小子，“僻处山隅，自耕而食，自蚕而衣，其境之逆，遇之啬，难以枚举。”56后移居桂平紫荆山平隘山，亦从事伐木烧炭。萧与杨秀清比邻而居，两人年岁相当，交情至好，萧妻杨云娇为秀清族妹，三人都是拜上帝会的骨干。据《贼情汇纂》记述，萧“面貌凶恶，性情猛悍”。57李秀成则称其“勇敢刚强，冲锋第一”。58据郭廷以先生分析，萧朝贵此番耶稣附体，很可能出于鼓励与坚定会众的信心，盖当时拜上帝会因毁桂平县神像，会众与官府派来缉捕人犯的兵士发生冲突。59是时，洪、冯尚未返回，而在此紧要关头，杨秀清为何将机会让与萧朝贵，殊不可解。以笔者揣测，“天父下凡”大大提升了杨在会众中的威信与地位，萧遂私下提出分一杯羹，否则便要揭破骗局，杨无奈而将机会出让。前面提到过，萧妻杨云娇精于装神弄鬼，故“下凡”云云，骗得了会众，骗不了他们夫妻，很可能杨的天父附体的把戏，灵感还是得自其族妹呢。
当然，还会有人看穿这套把戏，既然有利可图，自然也会跟进。一时间，紫荆山会众中附体下凡的事情不断，有的甚至与杨、萧唱反调，出现了分裂的苗头。洪秀全等回来后，会众将诸多下凡附体者的言辞呈其评判真伪，洪判定杨、萧为真，一方面是肯定他们在危急关头稳定大局的作用，且二人是会中的实力派，在紫荆山炭工中威信高，有大批追随者，而炭工是拜上帝会的中坚；另一方面也有利用下凡事件神化自己学说的用意。但他很可能没有想到，赋予二人上帝与耶稣代言人的神圣地位，会在日后的权力行使上，给他造成多大的威胁。
在匪盗如毛，遍地烽烟的广西，如同浪涛下面的潜流，拜上帝会长期没有引起官方的注意，发展顺利。但这种不显山，不露水的局面，随着地方上日益加剧的“土来之争”而终止。土来之争又称土客之争。“土”者，土著也，即世代居住于此的当地人；“客”者，客家人也，即历代为逃避战乱，由中原辗转迁徙而来的外来族群。客家人因不断迁徙，总处在被排斥甚至充斥敌意的环境中，故而养成了一种同仇敌忾、犷悍不羁的性格，抱团之外，他们还顽强地保留祖先的方言与习俗，由此而获得文化上的凝聚力，故很难融入当地社会，犹如欧洲的犹太人一样，被当地人视作异类。
“客（家）人多野心，好出头，种田的人，想做绅士，想做大婆（女绅）；小小学徒，想做老板，想做财主，甚至想做伟人，想做领袖；智识阶层更不用说。”60这种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加上冒险、肯干的赋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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