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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评传-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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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聚徒，组织成一个类似宗教式的集团。墨子用墨家教义，巨子制度，严格的修身磨炼等类似宗教的方式将墨家成员凝集成一个相当稳定的行动集团。墨子要求墨家成员自觉地严格遵守墨家教义。墨子献书楚惠王，楚惠王不欲采取其主张，但表示乐养贤人，以书社五百里封之，墨子不受而去。 又越王欲以吴地五百里以封墨于，墨子得知越王不会用其道，实现其主张，亦辞封不去。因为墨子认为，“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则是我以义耀也”。 墨子反对为了高官厚禄而出卖主义，批判“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慎也”。 墨子认为为禄背义，苟且偷身忘义的市侩作风是墨家所不齿。
墨子对坚持墨家教义的要求是言行一致，认为“言足以迁行者，常常；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不足以迁行而常之，是荡口也。” 墨子批评其弟子胜绰见利忘义，助项子牛三侵鲁地，“言义而弗行，是犯明也，绰非弗之知也，禄胜义也”。作为一种对比，墨子极力称赞其弟子高石子持义背禄。高石子仕卫，卫君以高官厚禄待之，“高石子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者，去而之齐。……子墨子说，而召子禽子曰：”……夫倍义而乡禄者，我常闻之矣。倍禄而乡义者，于高石子焉见也。“ 墨子对教义遵守的严格要求，使墨家成员在精神、信仰上具有一种坚定的信念，愿为墨子的主义而吃苦献身。
墨子在墨家集团中实行巨子制度，即类似于宗教领袖。巨子是一同墨家之义的圣贤，而且还是墨家之法的执行者。巨子以自己本身的品格、道德力量和领袖地位对墨家成员具有很大的约束力和震慑力。墨家成员对巨子都绝对服从，并为之赴汤踏刃，死不旋踵。《吕氏春秋。上德》篇记载的一则关于墨家巨子的故事生动他说明了这一点。墨者巨子孟胜为阳城君守国，以身殉职，其弟子徐弱谏孟胜说，如孟胜一死，则绝墨者于世。孟胜认为，如果我不以身殉职，世人会以为墨者言行不一，贪生忘义。这样，社会上求严师、贤友、良臣，必然不会再求于墨者。今天我以身殉职，是实行墨者之义，继承了墨子的事业，将其发扬光大，何况我已将巨子之位传于宋之贤者田襄子，所子墨者绝不会绝于世。徐弱听后说，遵巨子之言，我请先死。孟胜死后，随其殉死的弟子有83人，两个去传命授巨子位于田襄子的弟子，完成使命后，也赶回荆国殉死为巨子。
墨子要求墨家成员具备吃苦耐劳、艰苦奋斗，以天下为己任的献身精神，要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必须加强自身的修身磨炼。墨子的大弟子“禽滑厘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墨，役身给使，不敢问欲。”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墨子认为，“世之君子欲其之义之成”，必须“助之修其身”，就好比“欲其墙之成”，必须由“人助之筑” 一样，因为“君子以身戴行者也。” 无论是从事什么事业，必需以身、行为本，只有本身达到了一定的道德、精神、修养的境界，做什么事才会有所本，使思想、行为达到自觉的统一。反之，修身欠缺，必然意志薄弱，信念不坚定。这样，“志不疆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守道不笃，遍物不博……本不固者未必几，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情，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 墨子“言必信，行必果”的作用，正是墨者长期自身磨炼修身的结果。
墨子以天下为己任，“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墨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他们并不追求个人的荣华富贵。相反，为了求天下之利，勤生薄死，以自苦为极，倡导大禹沐雨柿风，形劳天下的自我牺牲精神。墨子本身也是大禹式的人物，他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以裘褐为衣，以跳动跂为服，日夜不休，奔走于各国，宣传、实践他的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主义，以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了止楚攻宋，墨子率领弟子，十日十夜，足重茧而不休息，裂裳裹足，日夜兼程，赶到楚国，制止了这场侵略战争，实现了他的非攻主张。墨子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自我牺牲的博大精神确实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能激起社会一部分人宗教式的政治热情。因为受到这种精神感染的信徒，往往在精神上有一种超脱尘世俗事的心态，有一种作为人间救世主的良好的自我体认，从而使墨家成员在精神信念上，思想方式上，实际行动上都有类似宗教式的迷惑、沉浸、执着，一往无前，义无反顾的情感和气慨。
墨子以求天下之利为核心内容的教义，使得墨家成员有着一种共同信仰，一种执着追求的精神境界，规范着墨者的思想和行为的基本方向。严格的自我磨炼，使墨家成员不仅具有为墨子教义忘我牺牲的品格力量，而且具备了艰苦奋斗的体魄和精神。这使墨者在相当困苦的环境中坚持下去，发挥出超常的作用和影响。在墨家集团内部实行巨子制度，使得墨者的思想、行为得到了高度的集中，墨者集团力量的效应可得到充分发挥。犹如一个人数不多，但勇猛异常的敢死队，他们舍身赴义的英雄气慨，具有一种压倒一切的气势。说墨家是以宗教集团式的组织进行他们的政治活动是墨子政治实践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因为它具备了宗教式组织的基本条件：宗教领袖（巨子）、教义（俱诵墨经）、教规（墨者之法）和宗教精神（狂热的信念、执着的追求）。
墨子政治实践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社会下层的小生产劳动者是墨家集团的基本力量。春秋战国之际，小生产劳动者是一种个体的自由劳动者。他们是刚刚从“工商食官”的制度下解脱出来，他们对统治阶级的依附关系比较薄弱，这使得他们中间的佼佼者有可能为了改变自己的社会和生活处境，加入到处奔走，常无定处，以求天下之利为目的的墨家集团。同时，小生产劳动者分散经营的特点，使他们往往寄希望于有人用权威的力量来解救和保护他们，从思想上他们容易接受以巨子为领袖的墨家集团的组织形式。小手工业生产者的行会制度有比较严格的等级观念，特别是师傅的权威力量和学徒期间相当刻苦的生活磨炼所留给他们的心理压力，又使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墨家集团的各种严格的教规。在平时生活中，小生产劳动者普遍存在互助友爱的风尚习惯，这使得墨家集团能在集团内部实现有力助人、有财分人、有利交人的教义，使得墨家集团有可能在经济生活上维持下去。《墨子。耕柱》篇记载了一则故事，说明了墨家集团内部实行了有财相分的主张。墨子弟子耕柱游仕于楚国，墨子几个弟子路过楚国，耕柱子仅以几升之食招待。这几个弟子因其招待不厚，回来报告墨子，说耕柱子在楚做官于墨家无益。墨子认为未必这样。后来，没过多久，耕柱子派人送十金给墨子，并表示自己有罪，没有及时给墨家集团以经济援助，今天送上十金给先生，请先生相分。
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大同社会比较合乎小生产劳动者的心态，而“有能则举之”的政治上机会平等的主张，更能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墨者平时从事的工匠技术活动，例如制造各种守城机械等等，也使小手工业生产者，在这样的集团中有用武之地。上述的这些条件、因素都使得墨子能吸引和凝聚小生产劳动者加入其集团。
墨子政治实践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任侠仗义，“士为知己者死”的作风。这种信义重于生命的道德观是当时社会的风尚，“士为知己者死”是当时社会所推崇的道德品质，一批以死相报于知己，以命证其信义的文士、武士及平民百姓都得到世人交口称誉。如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田光自杀报太子丹，侯赢自杀报信陵君都被传为一时美谈。这种任侠仗义的作风在墨家集团中得到集中的反映，“言必信，行必果”是墨者必须遵守的一个信条，墨者巨子孟胜以死报阳城君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孟胜清醒地认识到正是墨家的这种以死报知己，以命践信义的精神，才使墨者在社会上受人尊敬，才会求严师、贤友、良臣于墨者之中，才会使墨学不绝，信徒倍增。如果巨子一旦偷生忘义，则墨学必绝于世。墨者这种任侠仗义的作风，一则使墨者能被各国君主作为“死士”、“敢死队”所利用，这类“死士”确是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所需要的；二则也是墨者集团一个重要的凝聚力，尚勇重义，达信轻生确使墨者摈弃了尘世俗事的困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世称墨子之门多勇士。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游侠的描述和墨者的行为极为相似，“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这和墨子所说的，“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 “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 如出一辙。“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司马迁在这里称颂的虽是汉代游侠，但汉代游侠是墨者的遗风余韵，小生产劳动者正是布衣之徒。汉初田横五百壮士以身殉田横的故事和墨家弟于83人以身殉墨家巨子孟胜的事迹其精神实质完全一样。
（二）墨子政治实践失败的原因分析
墨学虽为当时显学，其弟子充满天下，显荣者无数，但是墨子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得到实现，他的政治实践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总的说来是在于，墨子的政治理想不适应当时新兴封建地主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建立和发展。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既然墨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不能满足封建地主阶级国家的政治需要，那么，在此基础上墨子进行的政治实践的失败就是必然的结局。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墨子政治实践失败的若干原因。
墨子基于小生产劳动者物质利益和思想而提出的兼爱、非攻的政治主张是战国争霸的政治局势所不能接受的，小生产劳动者的美好愿望不能代替由客观经济、政治矛盾必然导致的，必须用战争解决问题的现实。战国争霸的现实需要的是战争所必需的富国强兵的具体措施。墨子非攻的空谈不能制止战争的发生，更不能由此获得政治斗争的胜利。春秋战国期间政治斗争、战争异常激烈频繁，既有对北方氏族的战争，也有诸侯间的兼并和诸族内部的内战。“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争地以战，杀人有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战争状况的激烈频繁虽能刺激对战争器械的研制，但应看到，在当时的战争水平，战争器械在战争的胜负中所起的作用是比较微小的。决定战争胜负和称霸的根本问题是如何解决耕战问题，做到足兵足食，这是春秋战国诸侯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直接关系到他们的胜败存亡。“礼堕而修耕战”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状况。战争年代，社会需要的是有实际才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因为他们能提出解决耕战问题的策略和具体方法。虽然各国诸侯都以乐养贤士为荣，但这只是一种时代风尚的虚荣心，也是一种争取真正治国安邦的政治家、军事家所必需的手段。《管子。治国》篇有一段话很中肯地揭示了这一时代需要，“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未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富国，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这个道理谁认识得最清楚，贯彻得最彻底，采取的措施最得力，谁就会成为政治斗争和战争的胜利者。当时的理想主义者儒、墨两家之所以显而不为世用，就是没有认识到足兵足食是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政治社会问题，也提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法。虽然孔子说过：“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但他认为信比食、兵更为重要，“民无信不立”。 卫灵公曾问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墨子虽然强调赖其力者生，但他的着眼点不是为了解决战争的物质基础——足兵足食问题。相反，墨子提倡兼爱非攻，《管子。立政九败解》批评说：“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险阻不守，士卒不战，亡国指日可待了。墨者的游侠作风，虽能替人主卖命，但作用范围毕竟很小，且不能持久。另一方面，游侠以武犯禁，下驯难制，“士为知己者死”，往往会为个人的信诺而蔑视、触犯封建统治阶级要求政令一统，令行禁止的政治秩序。游侠往往对小国、弱国更有用，因为它们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弱小，使它们不可能寄希望于获得战争的胜利。小国、弱国更迫切希望利用游侠的力量，用死士阴谋行刺的方法来挽救亡国失败的命运，这毕竟是蚍蜉撼树，螳臂挡车。一时谋杀的成功确会改变某些政局、战事的进程，但无法根本改变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对比，无法根本改变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游侠的存在对建立统一的封建统治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秦始皇焚书，以吏为师，儒墨皆微，然至汉代儒学中兴，而墨学却一蹶不振，几成绝学，个中原因，墨者的游侠作风确是一个重要因素。顾颉刚曾中肯地分析了这个现象，“及汉代统一既久，政府之力日强，儒者久已尽其润色鸿业之任务，而游侠犹不驯难测，则惟有执而戮之耳，故景帝诛周庸，武帝族郭解，而侠遂衰；举贤良，立博士，而儒益盛。……范晔作史，不传游侠，知东汉而后遂无闻矣。” 墨子提出兼爱、尚贤、功利、节欲等社会准则，直接危害了新兴地主阶级所建立的社会秩序。墨子兼爱和尚贤的思想，从其基本的阶级特征而言，它突破了血缘的樊篱，冲击了家庭宗法的等级制度。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是建立在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因而以家庭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宗法制是其社会的基本组织结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信条，表明了君统和宗统的结合，王权和族权的结合。家族宗法是封建地主阶级政治统治的必要构成部分，孟子所说的“天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揭示了封建地主阶级所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本质。孟子批评墨子兼爱是无父，是因为墨子的思想危及了以家族宗法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政治秩序。墨子强调“官无终贵，民无终贱”的平等思想突破了血缘门第的束缚，墨子要求“有能则举之”的政治平等是直接针对封建社会的政治等级体系，威胁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以家庭宗法为基础的封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封建社会小农经济所必需的社会秩序，只有这种社会秩序才能维护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生存和发展。政治等级和宗法等级不仅是地主阶级维持政治统治所必需，而且在小农经济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中，一般人在心理上也能心安理得地承认和接受。荀子批评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使”， “不知一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容辨异，县君臣” 等等论断，确实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墨子兼爱、尚贤、平等思想不合现实社会状况和政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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