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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评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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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早期对学问三分及其术语的提法，对后世影响极大。义理、考据、词章的说法至今仍在使用。在当时，戴震的提法问世后，简直成了学界的口头语言，影响所及，几乎渗透到各个领域。与戴震同时代的刘大櫆（1698—1777）从文章之学本身的要求出发，提出了理学、考据学、经世济民致用之① 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9 页。
学，作为文章的内容。此后，姚鼐继方苞（1668—1749）的“义以为经，而法纬之”，和刘大櫆义理、考据（又称“书卷”）、经济为文章之实等说之后，受戴震、段玉裁的影响，提出了义理、考据、文章统一论。姚鼐说：“余尝论学问此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固文之陋也。”②姚鼐还表彰了王昶丰富的阅历见闻对其义理、考证、文章的帮助，表彰他善于运用独得天厚的条件，且在这三个方面下功夫而获得的极大成功。王昶恰恰是戴震的知交，他在《戴东原先生墓志铭》中说：“定交之久，与知东原之深，莫如余也。”姚鼐说：“青浦王兰泉先生，其才天与之，三者皆具之才也。先生为文，有唐、宋大家之高韵逸气，而议论考核，甚辨而不烦，极博而不芜，精到而意不至于竭尽，此善用其天与？以能兼之才，而不以自喜之过而害其美者矣。”①与此同时，姚鼐还批评乾嘉年间的考据是“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批评言义理者是“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他们的共同毛病是：“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之所以如此，是“其故由于自喜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也”②。这里，姚鼐批评程朱理学的某一方面的不足，也批评乾嘉的汉学考证，甚至可以说是直接针对戴震的。姚鼐对专宗汉学，崇汉抑宋之风是不满的，认为“今之为学者之陋且有胜于往者为时文之士”③，已不满到将考据学和时文作者同等视之了。这有其一定的片面性，但姚鼐在学问“三分”问题上与戴震是有共识的。在“三分”的术语提法上完全一致，却不取方苞、刘大櫆的提法。对此，曾国藩曾说过：“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道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④除此而外，姚鼐还承认汉学“非无有善”，其“博闻强识”也是有助于学问的，因而主张吸收，以为文章增色。《与陈硕士》说：“以考证累其文则是弊耳。以考证助文之境，正有佳处。”并且还得出了与戴震庶几一致的结论。他说：“文者艺也，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则为文之至。”①也就是说，文以载道，方有可能成为“十分之见”的极致之文。所有这些，都可看作戴震首创的“义理、考据、文章”之分在文章学和文艺批评领域内的反响及其新发展。戴震的学问“三分”说影响是极深远的。② 《（述庵文钞）序》。见四部丛刊290 号《惜抱轩文集》。
① 姚鼐《序》。见《四部丛刊》290 号《惜抱轩文集》。
② 同上。
③ 姚鼐《复蒋松如书》。见《四部丛刊》290 号《惜抱轩文集》。
④ 曾国藩《圣哲画像记》。见《曾文正公杂著》，载《曾文正公全集》。① 姚鼐《敦拙堂诗集序》。见《四部丛刊》290 号《惜抱轩文集》。
二、早年著《尔雅文字考》和《诗补传》
《尔雅文字考》、《诗补传》、《屈原赋注》，是戴震早年约略同时著成的三部书。
清康熙三年（1663 年），戴震的乡先辈方以智刊印了洋洋巨著《通雅》五十二卷。该书体例略仿《尔雅》。清代真正开始研究《尔雅》的，戴震当为第一人，继《考工记图注》（1746 年）之后，大约在1748 至1750 年间，有《尔雅文字考》十卷。今本《戴震集》中有自序一篇。书成后一直未能刻印，今恐已亡扶。据自序云，本书原是读书时的随手札记，大约对犍为舍人、刘歆、樊光、李巡、郑玄、孙炎的旧注多所搜辑，以补郭璞注的遗漏和正邢昺疏的缺失。至于“考订得失，折衷前古，於《尔雅》七百九十一言，合之群经雅记，靡所扞格，姑俟诸异日”，可见戴震对研治《尔雅》是有许多计划的，此书尚非满意之作。但此书在清代雅学史上有重要意义，那就是它是一部奠基之作，对戴震本人来说则为“小学始基之矣”②。于乾嘉学派的考证之学也同样如此。此后，有清一代有邵晋涵《尔雅正义》二十卷，钱玷《尔雅释义》十卷、《释地》以下四篇注四卷，郝懿行《尔雅义疏》二十卷。此外，还有专释《尔雅》名物的书，如程瑶田《通艺录》中关于“释宫”、“释草”、“释虫”的诸小记，任大椿《释绘》，洪亮吉《释舟》，钱大昕《释人》，阮元《释门》，刘宝楠《释谷、钱》等，还有专释《尔雅》古注之书，如臧庸《尔雅汉注》、黄爽《尔雅古义》等，乃至晚近王国维《尔雅草木乌鲁虫鱼释例》，竟把传为周公之作的《尔雅》发挥得淋漓尽致①。有清一代的《尔雅》学群书，是以戴震开其端的。
与《尔雅文字考》约略同时而稍后的有《诗补传》和《屈原赋注》。《诗补传》一书，约乾隆十五年（1750 年）是仲明游徽州时曾索要此书，因“尚俟改正”而未进。而《与是仲明论学书》中言及该书著作和经学讲习之难时说：“群经六艺之未达，儒者所耻。仆用是戒其颓情、据所察知，特惧忘失，笔之于书。”并说待《诗补传》“识见稍定，敬进于前不晚”，段玉裁编集的《戴震文集》经韵楼本中有《毛诗补传序》一文，落款有“时乾隆癸酉（1753年）仲夏戴震撰”字样。然《戴震集》中又有《诗比义述序》一文，说：“昔王申（1752 年）、癸酉（1753 年）岁，震为《诗补传》未成，别录书内《辨证》（按：当指《辨郑卫之音》等）成一帙。”可见癸酉《诗补传》尚未成书。段氏《年谱》中说：“癸酉，《诗补传》成，有序，在癸酉仲夏。”也是据戴序推定的。鉴于此种矛盾情形，钱穆曾说：“窃疑今《东原集·诗补传序》虽明书癸酉仲夏，然或是东原后定之稿，其出示仲明者尚在前。”②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戴震又改注《周南》、《召南》，名曰《果溪诗经补注》①。是仲明与戴相晤时索观的那个本子，戴因“戒其颓情”、“特惧忘失，笔之于书”云云，与约在乾隆十三年（1748 年）至十五年（1750②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58 页。
① 关于《尔雅》的作者，据何九盈先生研究，是战国末齐鲁儒生所著。参见何著《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17 页。
②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八章，中华书局影印本312 页。
① 共二卷，见载《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
年）著成的《尔雅文字考》序中所说很相象，序云：“偶有所记，惧过而旋忘，录之成帙”。故可推定最早的那个《诗补传》当与《尔雅文字考》约略同时，而且可推知其写作过程也相似：原先是随手札记，集腋成裘，后来才成书的。
关于以《诗补传》命名的书，今不见于《戴东原先生全集》（安徽丛书本），仅有据曲阜孔氏微波谢本收录的《毛郑诗考证》五卷。段玉裁在《年谱》中曾说：“《文集》中《诗生民解》本出《毛郑诗考证》，先生曾为余言，可取出修改，入于《文集》。玉裁刻《文集》十二卷时，因入诸卷五，而不敢修改一字也。其《诗摽有梅解》，亦取诸《诗经补注》。《毛郑诗考证》，初名《诗补传》。”今安徽丛书本《全集》中的《杲溪诗经补注》中收有《召南·摽有梅》的《诗摽有梅解》全文，足见《年谱》中说的《诗经补注》即指《杲溪诗经补注》，而《全集》中的《毛郑诗考证》即通常称说的《诗补传》。或以为最早是仲明索要的那个《诗补传》未刊待考。
戴震在乾隆十三年至十五年间始作《诗补传》，应该说是很早的事。在戴震之前，有康熙丁卯年间（1687 年）陈启源《毛诗稽古编》三十卷，有康熙年间朱鹤龄《诗经通义》十二卷。乾隆年间经学全盛，除戴震外却没有人专治《诗经》，一直到嘉庆、道光年间，才先后出现三部名著：胡承拱的《毛诗后笺》、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陈矣的《诗毛氏传疏》。戴震的《诗经》研究，可谓开乾嘉学派研究《诗经》之首。梁启超曾评戴撰《诗补传》说：“其论无邪之旨，是否切当且勿论，至其专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于各章之下，而不以作诗之意衍其说，则询治《诗》良法也。”戴震《毛郑诗考证》五卷贯彻了他早期论学的大旨，以词通道，博洽综贯，在训诂名物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试以人们很熟悉的《诗·邶风，静女》中的诗句为例：卷一《静女》首章“俟我于城隅”。传“‘城隅’以言高而不可逾。”笺云：“自防如城隅。”震按：传，笺就城隅取义，非《诗》意也。“城隅”之制，见《考工记》、许叔重《五经异义》、古《周礼》说，云：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候伯城高三雉，隅高五雉。据记考之公侯伯之城皆当高五雉，城隅与天子宫隅等，门台谓之宫隅，城台谓之城隅，天子诸候台门以其四方而高，故有隅之称。言“城隅”以表至城下将入门之所也。“静女其妹，俟我于城隅”，此膳俟迎之礼。诸侯娶一国，二国往腰之，以姪、娣从，冕而亲迎，惟嫡夫人耳②。媵则至乎城下以俟迎者，然后入。“爱而不见”，迎之未至也。“爱而”犹隐然。《说文》引此作“ ”，郭注《方言》引此作“ ”。“彤管”之法，女史书，宫中之法度。故《春秋传》日，《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自牧归荑”，言乎说舍近郊也。《尔雅》于郊外谓之“牧荑”。亦以为洁白之喻。美其管，美其荑，设言以欣慕其人耳，始思见其人；继思得见其物；始言至城下，终乃言至于郊，非实有是事，可知《静女》之刺，思贤媵，怀女史之法者也。盖卫夫人拟其君之宫中无是女，以备嫔媵。及女史之法废也，学者罕闻“城隅”，而《诗》遂失其传矣。①由以上可见戴震补传的条例是：补正传笺之缺失；考释《诗》及传笺中① 梁启超《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见《饮冰室文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 年版（十二册本）。② 春秋诸侯娶一国之女为妻（嫡夫人），女方以侄（兄弟之女）娣（妹妹）随嫁，此外还有两个和女方同姓的国家送女儿陪嫁，也以侄娣随嫁，随嫁和陪嫁者统称为媵（yìng）。① 见《安徽丛书》六期，《毛郑诗考证》卷一《静女》章。的一些关键词语或名物，考释时一般先引古代文献依据，后判其义（词语、名物义、句意）；归纳诗意。这一条例具有普遍性，事实上为后来治《诗经》的学者所遵循。
《静女》这首诗，本来是首爱情诗，清儒的普遍毛病是以儒家功利主义解释诗旨，戴震诠释《静女》，也不可能完全摆脱这种束缚。值得注意的是，戴震在功利意义外还讲了“比喻”意义，如“美其管，美其荑，设言以欣慕其人耳，始思想其人，继思得见其物”，这都表明作者对《诗》旨的一些开明的认识。关于如何研究诗旨，戴震还说了这样的话：“今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于各章之下，不以作诗之意衍其说，盖字义名物，前人或失之者，可以详核而知，古籍具在，有明证也。作诗之意，前人既失其传者，非论其世知其人，固难以臆见定也。”②这就是说，《诗》三百篇各诗各句之旨，研《诗》者最好不说，让读者据其确切的同义名物训释去自由开发，倘一定要论其诗旨，戴震认为从名物训诂还难以识其大旨，要通过“论其世知其人”（也就是要了解分析写诗时的社会背景及作诗人的际遇阅历），方能求其“十分之见”。事实上，戴震著《毛郑诗考证》，于诗旨不是不说，而是努力从其实情体会之，时常越出儒家功利说解的藩篱。这不仅在《静女》中能见到诗旨的比喻说法（其实正是其本旨），而且戴震在作一般理论概括时已讲到说诗旨时当参照的文化史情形，从而试求谋图《诗经》中爱情诗的应有的地位。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夫子之言《诗》也。而《风》有贞淫，说者因以‘无邪’为读《诗》之事，谓《诗》不皆无邪也，此非夫子之言《诗》也。”①到了后期的《杲溪诗经补注》中，戴震更重视以实情解释诗意。从表面上看，好象戴震的解释与旧注洛守儒家封建功利的解释没有什么不同，实际上，毛传、郑笺、朱熹集传解释《诗》意时，总是在儒教礼义规范的前提下几乎干篇一律地指出与统治者的联系，把本来很有人民性的诗篇说成了某国君、某侯妃，某卿大夫的自我写状或教谕，戴震解释《诗》意时，经常注意到在儒家礼义规范的前提下指出诗篇中的男女悦慕、民生心声的本旨，和毛郑解《诗》旨、朱熹集传解《诗》旨已有很大区别。本来，先秦产生的儒家礼义规范内容极为丰富，区间极广阔，可容纳性很大，一定程度上打上了古代奴隶制民主制的烙印，只是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巩固，特别是到了宋代，才日益禁锢划一，不能越雷池一步。在先秦儒家伦理指导下解释《诗》旨，戴震注重指明其民生民情，与旧注专以儒家功利释之已判若二途，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例如：“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毛传日，采采，事采之也（疏云，言勤事采菜）。卷耳，芬耳也。顷筐，畚属，易盈之器也。《韩诗》云，顷筐，欹筐也。怀，思也。寘，置也。行，列也。思君子，官贤人，置周之列位。《集传》日，周行，大道也。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托言方采卷耳，未满顷筐，而心遁念其君子，故不能复采，而置之大道之旁也。震按：采采，多貌。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言寘此怀念于周行之上，下三章皆怀之之事也。周犹偏（按：通‘遍’）也，通也。行，路也。行，为行列字之音，训旁及。而《春秋传》日，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所谓周行也。断章见意，如邵至之论“公侯干城”、“公侯腹心”，为一② 《毛诗补传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93 页。① 《毛诗补传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92 页。美一刺，于《诗》之本指，不然也。荀卿书日，顷筐易满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贰周行，以明用心者之一情之至也不贰。其得诗之意者欤！《补注》列述了毛传、朱熹《诗集传》、《春秋传》等的解释，但只是立此存照，并不同意，唯荀卿之言《诗》旨，言情致忠贞不贰，“其得之欤”。又如戴震对情诗《野有死麇》的概括：《野有死麇》（三章）言礼教之兴，虽里巷之女，无可犯以非礼者也。《诗》辞所涉，曰林野，曰麇鹿，曰龙吠，亦以见乡曲之远于都邑也。或日，《诗》言女之不可诱，固善矣。先之曰：“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何也？女之待嫁，所愿者，吉士也；士之归妻，所愿者，有女如玉也。“诱之”之云，以甚言情之动于爱悦（《祭义》曰，如欲色然，张融云：如好色取其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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