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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儒家-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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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具体的政治、伦理思想，在形而上的层次上，《易传》具有两个不同的侧面。一方面它用道家和其他各家的哲学思想武装了自己，结合儒家政治伦理理念，发展出一套高明的哲学思想，对于自然、社会给了高度概括的说明；但是另一方面，它又迁就易经体系的旧框架、旧思思想，阐述一系列神秘主义的理论。这两个方面对于后世都有重大影响。
儒家思想中，哲学是其弱项，《易传》的出现弥补了这个缺憾。《易传》提出“生生”的观念，解释世界万物的产生。它认为，世界从混沌中诞生，这个混沌就是太极，太极中有阴阳两种势力，由于它们的分化，产生天地，天属阳，地属阴，天地相感产生风雷、山泽、水火和万事万物。阴阳相感是永恒的，所以“生生之谓易”，“生生”便成为易的重要原则和世界的基本画面。它认为，天地万物莫不处在变化之中，由于日月的推移，有了昼夜，由于寒暑的推移有了四时。变化的原因仍然在于阴阳，它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阴阳的相互感应和相互推移构成世界的运动变化。世界是什么？世界就是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可以说有了阴阳就有了世界，没有阴阳就没有世界。它说：“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系辞上》）乾坤也就是阴阳，而易，不但指易经，也指整个世界。《易传》中的阴阳变易思想是从老子那里学来的，但它超过了后者。老子主张柔弱胜刚强，所以只要弱不要强。但是《易传》却要人保持坚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象传》）这就使儒家的进取性格得到了理论上的说明。当然这是总的精神，并不妨碍在具体情况下持委曲求全的态度。
《易传》的神秘主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认为，易的卦爻象是一种天启。天垂象显示吉凶，然后圣人学习它才画出卦象。其次，数也具有神秘性质，易中的数就是天在《河图》《洛书》中向人显示的数，一、三、五、七、九为天数，二、四、六、八、十为地数，合起来是55，这个数穷尽一切运动变化。确定卦爻为阴为阳的蓍〔shi诗〕草，也是“天生神物”，圣人拿来用的。因此，易与世界有一种神秘联系，只要运用得当，它可以预告吉凶祸福。
《易传》对于中国哲学曾产生巨大影响。就易学来说，从象数方面进行研究的象数派，如汉代京房、焦赣的易学，从哲理方面进行研究的义理派，如魏晋王弼的易学，都是从《易传》中发展出来的。各派分别继承《易传》的一个方面，发展成完整的体系，并形成流传久远的学派。就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来看，在玄学和理学产生之际，思想家们都曾回过头去，从《易传》中汲取智慧。王弼作《周易注》，周敦颐作《太极图说》，邵雍作《皇极经世》，程颐作《周易程氏传》，张载作《横渠易说》，表明他们对于周易经传的关注。《易传》的智慧对于他们解决吸取佛老思想，创造哲学新体系的问题，有巨大意义。
第二节 汉代儒家——两汉经学
儒家的特点之一就是阐发它所尊崇的经典《易》、《书》、《诗》、《礼》、《乐》、《春秋》。本为六经，后因《乐》亡佚，成为五经。儒家经学，历朝都有，但是在思想活跃的时代如先秦、两宋，它以子学、理学的形态出现，而在思想不活跃的时代则以经学形式出现，如两汉、清代。
西汉建国之初，在连年战乱之后，经济凋敝，人民穷困，社会无力负担众多的非生产人员，另一方面，大一统政治局面的确立，又限制了人们自由思想，因此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盛况结束，只有为数不多的儒家经师，在民间传播与当时政治状况较为合拍的关于六经的知识。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两种不同学派。一派称今文经学，所讲授的经典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基本倾向是结合当时政治，发挥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另一派称古文经学，其经书用籀文、蝌蚪文书写，一般着重于文字训诂和典故的解说，不联系当时实际①。
西汉建国之初，统治者在探索寻找最适宜的意识形态，开始找到的是黄老之术和刑名之学，但后来逐渐发现儒家对巩固宗法制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更为有效。于是开始重视经学。文帝、景帝时立诗博士，武帝立五经博士，所立的都属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未受重视，只能在民间传授。
今文经学派的最重要代表人物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是一位专门研究春秋公羊学的专家。所谓公羊学，即公羊高、公羊寿为《春秋》写的传注（《春秋公羊传》）中所包含的学术观点。他以春秋公羊学为骨干，融合阴阳家、黄老、法家思想，建立了“天人感应”的目的论思想体系。汉武帝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举贤良对策，董仲舒上对策三篇，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武帝采纳。从此，他的学说成为汉代官方认可的正宗思想。
董仲舒适应汉代大一统政治形势的需要，在原始儒家礼治思想基础上提出“三纲”思想，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他那里君臣之间已经没有孔孟那种相互尊重的关系，而是单方面要臣为君做牺牲，强调臣对君要“委身致命”，“善皆归君，恶皆归于臣”（《春秋繁露·阳尊阴卑》）。在父权和夫权方面也有相应的加强。不过董仲舒毕竟是儒家而不是法家，他鉴于秦亡的教训，重申重民思想。“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这就是说，天是为了万民的安乐，才给他们设立君主；能安乐百姓的，天给他君位。如果他贼害百姓，天就要夺走他的君位。他一面要加强君主专制，一面又要重民，因而在统治方法上提出“任德不任刑”的主张。任德不任刑不是不用刑，而是刑德并用，以德为主。从经济上说，要防止产生大贫大富的严重对立，“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安宁。因此对贫富要加以调节、限制，使之在一定的程度之内，这就是使富者可以显示其贵，但不致于骄横，贫者能养生而不至于忧戚。为此，他提出“限民名田”（限制兼并），“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解放奴婢，不许主人有擅杀之权）等缓和矛盾的具体措施。在政治方面主张少用刑罚，多用教化，宣传“教化立而奸邪皆止”（《汉书·董仲舒传》）。
两汉以后，儒家的伦理本位观念没有变，只是随着条件的改变，阐述的方式和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罢了。但是它的哲学理论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董仲舒思想体系的特点在于他的以天人感应为特征的神学目的论。天有几层意思，其中之一即至上神：“天者，百神之君也。”（《春秋繁露·郊义》）它是有意识有意志的神，它为世界安排秩序，为百姓设立君主。天对于地上的事情十分关切，如果国家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它就降下祥瑞（显示吉祥的特殊自然现象）来给以表彰；如果政治昏暗，民不聊生，它就会降下灾害，对君主进行“谴告”；受到谴告而不思改变，天就降怪异来恐吓；受恐吓仍不改弦更张，天才真正把殃咎降到他的头上。总之，至上神对人特别是人君，非常仁慈，想方设法使之省悟，改过从善。
此外，天还有道德的意义。天有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之气，阴阳五行都具有道德属性。阳为德，阴为刑，木性为仁，金性为义，火性为礼，水性为智，土性为信。如果人君的行为是合于儒家伦理道德的，那么阴阳五行的运行就是正常的，如果人君的行为不道德，譬如缺少仁德，弄得民不聊生，这就引起木产生不正常现象，春凋秋荣。人君见到这种情况就应当以自己的德行来救治。他如果“省徭役，薄赋敛，出仓谷，赈穷困”（《春秋繁露·五行变救》），那么就可以感应得木恢复正常状态。这是以气为中介的天人之间道德的神秘感应。
一般地说，宗教的或神秘主义的观念，总是使人屈从于天、神，限制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然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却有所不同，在他看来，天固然决定人，人也影响天。天人同在一个神秘的系统之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人特别是君主通过自己的思想言行，不仅能决定个人的道德修养、政治的清明昏暗，甚至还能参与决定自然运动的正常或反常。正如董仲舒所说，“人主之大，天地之参也”；“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汉书·董仲舒传》）我们知道，孔子不谈怪力乱神，但董仲舒却大谈这些东西。孔子把自己看作普通人，董仲舒却把他看作前知几百年的神人。董仲舒生在阴阳五行学说和鬼神迷信十分盛行的时代，接受这些思想毫不奇怪，不吸收这些内容他的思想就不能被人们接受，但是他始终没有离开儒家重人事的传统，思想的重点是人的“强勉学问”，“强勉行道”，创造仁礼结合的理想政治局面。
为了突出圣王的教化，董仲舒提出自己的人性论。他认为人性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圣人之性，这是天生有善无恶，对于仁义礼智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还有所谓斗筲〔shao稍〕之性，是天生有恶无善，而又不堪教育的人。在这两者之间的是中民之性，这是大多数人所具有的人性，其本身的特点是质朴，可以引导他向上，也可以引导他向下。他认为实际上只有中民之性方可以称之为性，因为所谓性只是未定型的毛坯，只是一种可能的善，而不是现实的善。“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春秋繁露·实性》）是天让民有未善之性的，也是天让王者对民施以教化，使之为善的。所以董仲舒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认为如果肯定民生来具有善性，那就否定了王的教化作用，王者的伟大体现在何处？
董仲舒并不完全同意当时的鬼神迷信，但他的体系毕竟建立在神灵的和神秘的天这种观念的基础上，所以他又执著地相信许多神秘的东西。他本人常常推测“天谴”的含义，还像巫师一样求雨、止雨，使当时的儒家具有相当的妖妄之气。一次董仲舒针对几项灾异，写了奏章草稿，企图引出一些政治结论，对时事有所针砭，但心存犹豫没有呈送上去。忌恨他的大臣见到后，认为这奏章可能引起皇帝的恼怒，便偷出来交给皇帝。皇帝把诸儒找来，隐匿了奏章作者姓名，让他们看并发表意见。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是恩师所写，说奏章全是胡说八道，愚蠢透顶。于是董仲舒被捉到监狱，定了死罪。虽然后来皇帝念他旧日讲学有功，赦免了他。但他吓得从此再不谈灾异。西汉后期，谶〔chen衬〕纬迷信十分猖獗，举国上下一派妖气，这主要应该归罪于大贵族大官僚，但董仲舒也不能完全脱离干系。
董仲舒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但他形而上学的体系又极大地限制了它的发挥。他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提出黑白赤三统轮流当权的历史循环论，解释朝代更迭的现象。譬如，秦朝属白统，刘邦为“赤帝子”，他斩白蛇起义，以赤统代替白统，乃是历史的必然。每统当令都有相应的正朔（正月初一）和服色（服饰的颜色），所以刘邦建汉之后，应该改变秦朝的正朔服色，按赤统要求，以建寅之月的初一为正月初一，服色尚赤。他认为人能够改变和应该改变的就是这些，至于儒家的大道是根本不能变的。“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春秋繁露·楚庄王》）道理何在？人必须服从天，儒家之道来自于天，所以不能改变。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以天的名义给人的活动划定了界限：遵守儒家伦理政治原则，不能违反，不能扬弃。
董仲舒的伦理学思想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义利之辨”。孔孟主张重义轻利，并不是不要利，不谈利。有利在前，先要衡量要了它是否合于义，确认符合于义，便可以取之。董仲舒把孔孟思想发展到极端，认为只能谈义，不能谈利，主张“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就是只追求道义，不谋求功利。他要人们把功利二字从心中抹掉，并不是真的不要功利。试想如果人人都只追求道义，一心忠君孝亲，全面遵行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这不是最有利于君父、最有利于封建宗法君主制的国家吗？所以，董仲舒是以义为利，以义求封建国家之大利。他的义利观对宋明时代的儒者产生极大影响，他们赞赏董仲舒，提出“窒欲”，“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董仲舒的思想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也未见得合理（将君父与臣子，国家与个人的利益协调起来岂不更好？），而在封建社会没落时代更显出压制工商业发展和个性解放的反动作用。
综观董仲舒的理论体系，可以看到他提出的政治原则、道德准则，恰恰是汉王朝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宗法君主专制国家长期寻求的建国方略。他把国家组织和家族组织结合在一起，把儒家的仁礼与法家的刑政结合在一起，避免了孔孟的迂阔和韩非子的寡恩，使封建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这个体系对整个封建社会都是有意义的。影响之深远只有极少数人的体系能与之相比。有人认为董仲舒把孔子的道理歪曲了，如果没有董仲舒，孔子之道将大行于天下。这是一种非常幼稚的看法。不可否认孔子思想的基本原则也适用于汉代，但它毕竟是春秋时代的产物，如果没有董仲舒根据几百年的历史经验和汉代实际情况对它重新解释，它在汉代就不可能起作用。从西汉建国到董仲舒回答武帝策问，其间经历60多年，读过《论语》的人成千上万，为什么没有人把《论语》献给高帝、惠帝、文帝、景帝去作为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就因为单纯的、未加解释的《论语》不管用，经董仲舒解释的《论语》才活了，才管用。因为有解释，传统才能存在，有改变，传统才能延续。董仲舒在儒学发展史上是大有功的人物。
武帝“独尊儒术”还只是指出方向，儒术实际上被尊起来是宣帝、元帝时期的事情。特别是石渠阁会议之后，经学的地位达到最高点，今文经学成为国教，绝不容许有任何怀疑。一门学问发展到这种地步，它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在西汉后期，今文经学的粗劣变种谶纬经学出现。这种东西实际上是巫师、方士用宗教预言、符箓瑞应等附会儒家经典，影射政局的变化，王朝的兴衰，权贵的命运等等，是赤裸裸的神学迷信。统治者倡导谶纬，表现了他们的精神空虚和腐败没落。这样一来，经学就形成三大派：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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