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儒家-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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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礼和仁，既是社会政治概念，又是伦理道德概念，它们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只有仁礼结合，才是孔子的理想：建立有等级但不过分对立，行仁爱但仍有差别的社会，形成从良心出发自觉行礼，以义务为准努力行仁的道德生活。仁是礼化的仁，礼是仁化的礼，因此兼爱不是孔子的仁，杀人殉葬③、苛政害民④也不合孔子的礼。孔子思想的实质或核心既不是单纯的仁，也不是单纯的礼，而是仁与礼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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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仁”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个极重要的范畴，是孔子首先提出，并为后世所接受的。

②《礼记·檀弓上》载，曾子夸耀自己在双亲去世时，七天水浆不入口。子思认为这并不合礼。礼要求人们在亲丧时三天水浆不入口，都须以此为准，过头的和不及的都不对。

③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是说首先作俑的人以人形的物件去殉葬缺德，恐怕不会有后代。他反对以俑殉葬，当然更反对杀人殉葬了。

④《礼记·檀弓下》教孔子批评逼得百姓走投无路的苛政，说“苛政猛于虎也”。

第四节　中庸

仁与礼是孔子的原则，要把这些原则在政治和日常生活中加以实现，必须有正确的准则与方法。孔子认为这个准则与方法就是中庸。何谓中庸？所谓中有中正、中和①两层意思，所谓庸，即是用，即是常。②因此中庸也就是把中和与中正当作常道加以运用③。殷人重视中正，以中为治国之道。周人重视中和，以和为治国之道。周人灭商后，周公注意吸收殷人执中的政治经验，使中与和两大政治理念初步结合。孔子提出中庸，将中和进一步结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价值理想，价值标准。

从中或中正这层意思说，中庸要求处理任何事情都必须牢牢地把握那个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的中正处。一次子贡问孔子如何评价另外两位弟子。孔子说，这两个人，一个过，一个不及。子贡问，过比不及好吧？孔子说，过与不及一样不好。（《先进》）因此中庸即是避免过与不及，做到“允执其中”。（《尧曰》）中是两极或两端之间的东西，避免了两端才有中，可是为避免两端，首先必须把握两端。孔子认为大舜是运用中庸的能手，关键在于他善于抓住两端。孔子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礼记·中庸》）两端是随处可见的，譬如治民有过严过宽；租赋有过重过轻；行礼有过隆过简等等。把握两端之后，经过量度便可以找到不严不宽、不重不轻、不隆不简的中点。上节所说，居丧期间三日不食，即是执两用中的好例。父母亡故，饭菜照吃，无所表示，这是不及，过于哀痛，七日不食，毁了身体，这是过头，在这二者之间，取三日不食，恰是无过无不及的中正处。

从和或中和这层意思说，中庸要求将两种或两种以上正确的行之有效的原则、思想、策略、方案等，妥善地加以调和，使它们相互融通，相互补充，相互制约，达到亦彼亦此的中和状态。譬如仁与礼两条原则，如果按照中和的思想，不能单纯行礼而不顾仁，也不能单纯行仁而不顾礼，相反地应该是行礼时考虑到仁的制约，行仁时考虑到礼的制约，这样实行出来的即是仁礼的中和。实行仁礼中和，就是既行了礼，也行了仁，否则，这两条原则不可能得到贯彻。所以仁、礼与中庸实际上是一回事。日常生活中的不同思想、意见、看法，也要用中庸的办法，使它们相互补充制约，达到最满意的结合。切忌只要一端而取消另一端，譬如君主有一种意见，臣下原本有自己的看法，但不能坚持，完全一边倒地拥护君主意见。这是同而不是和，同表面上好，但实际上埋藏着祸根，在高位的人尤其是君主被一言堂的假相迷惑，把错误当作正确，结果是越陷越深，不可收拾。和则包括不同意见的争辩以及对君主的犯颜直谏，看起来不那么好，但它却能折中不同看法，取长补短，避免错误。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子路》）就是要人们为了事业讲和而不同，不要为了个人的面子尊严或献媚邀宠搞同而不和。

子路曾与孔子讨论什么是强的问题。孔子认为，真正的强是君子的道义之强，而不是强者的武力之强。道义归根结底在中庸，所以君子的强，强在中庸。他说：“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礼记·中庸》）矫，形容强的样子。和而不流是坚持原则，不与错误意见合流，这是与和而不同相辅相成的一条原则。孔子认为，坚定不移地坚持非此非彼的中正与亦此亦彼的中和，亦即中庸，是君子的天职，是使道义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

不过中庸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人们在行动的时候必须善于找到当时的中。孔子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礼记·中庸》）时中是在行动的节骨眼上由各种条件所形成的中庸。死搬教条，比照旧例，往往会造成过或不及，同或流；要把握当时的中庸必须把仁、礼的一般原则与当时条结合起来。所以真正的中庸一定是时中。孔子在自己的从政和教学过程中，总是依时中的要求办事。譬如他对“闻斯行诸？”（“听到一个道理，马上就去做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因人而异的。他给子路的答复是，你有父兄，办事要先听听他们的意见，怎么可以闻斯行诸？给冉有的答复则是“闻斯行之”。为什么要这样呢？子路常冒失，要压压他的冒失劲，冉有常退缩，要把他的劲头鼓起来。他把原则和不同教育对象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之后，使之恰到好处，这就是时中。

中庸是不是折衷主义？折衷主义是中庸的歪曲，中庸本身不是折衷主义。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中庸是讲原则的，而折衷主义是不讲原则的。中庸的中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孔子说：“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中是礼决定的，同时也是仁决定的。因此中庸的原则是仁与礼。折衷主义则是无原则，随风倒的，它什么也不坚持，一切都迁就。孔子最鄙视的就是搞折衷义的乡愿。乡愿似乎也懂得仁义礼乐，但在行动上决不坚持，反而与一切不正义不道德的东西同流合污。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所以中庸不但不是折衷主义，而且正是反对折衷主义的。以中庸为折衷主义，乃是一种历史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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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论语·尧曰》：“允执其中”，皇侃琉曰“中正之道也。”《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皇侃疏曰：“中，中和也。”

②《说文》：“庸，用也。”《尔雅释诂》：“庸，常也。”

③《中庸》：“君子中庸”。郑玄注：“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

第五节　君子

我们在本章的第一节中谈到孔子对于古代文化的敬畏与热爱，在他看来，只有华夏的古代文化才能使我们成为文明的华夏人。这就是说，人只有用人性的东西，具体地说就是仁义礼乐去进行教化，方才成为人。用《周易》的话来说，这便是“人文化成”。在孔子心目中，用仁义礼乐化成的高标准的人就是君子。所以君子是孔子仁礼中庸等等人文原则的具体体现，他对弟子的一条重要教诲便是：“女（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雍也》）孔子的理想人格包含许多层次，最高的当然是生而知之的圣人，他们是华夏文明的创造者，因而是无须教化而自然成就的；在学而知之的人当中，就是仁人和君子，他们是一般人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

孔子认为君子是经过儒家文化的教育熏陶，并且在道德修养上下过体认工夫的人，是一个既有高度文化修养，又有美好道德品质的全面发展的人。他强调君子在文化与品质两个方面均衡发展，以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君子不仅能坐而论道，而且因为具有实际的知识与技能可以起而行动。后来，宋明理学家们特别强调心性修养而忽视了知识技能，违背了孔子原意，也造成了巨大恶果。那些平时只会谈心性的人，没有任何实际的本领，危难之际只有以死来报效国家。

孔子认为，君子必备的基本技能，包括礼、乐、射、御、书、数，也就是，懂得礼节仪式，会歌舞与演奏乐器，能射箭，驾车，写字，运算。君子必备的基本知识，是《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书本知识；此外，天文、地理、政治、军事、历史、博物、民俗等各方面的知识君子也应该掌握。孔子博学，经常给人解答一些博物学或文化史方面的稀奇古怪的问题，就连公开场合不愿谈论的军旅之事也懂，并且教过弟子冉求（即冉有，字子有）。但他不是为博而博，他广泛求知是为了把自己培养成为名副其实的君子。

孔子还认为，对于要做一个君子的人，广泛求知固然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严格遵守道德规范，培养卓越的道德品质。君子所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不仅仅是仁、义、礼、乐几条大原则，还包括一系列具体的道德规范。

首先，君子对于仁义原则应有深刻的理解，视之为生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毫不动摇地坚持仁义。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君子离开了仁便不是君子，所以他不会有吃一顿饭的工夫违背仁德的，在紧迫的情况下，在流离失所的情况下也会照样按照仁的要求办事。孔子还认为义对于君子也是非常重要的，“君子义以为质”（《卫灵公》），“君子义以为上”（《阳货》）。义是君子作人的根本，第一原则。义就是合宜，就是符合道德原则，不合原则的事坚决不做。孔子如何对待利和欲？和后世儒家中的有些人不同，他不持一概反对的态度，但是强调义是第一位的，求利要符合义。他认为，君子应该“欲而不贪”（《尧曰》），应该“见利思义”（《宪件问》），“见得思义”（《季氏》）。他说过，如果富是符合于义的，即使是给人家执鞭驾车，他也愿意做。这个重义轻利的原则，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过去曾经哺育了千千万万仁人志士，今天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其现实意义更是显而易见的。

孔子重视宗法，重视维持家族中的秩序与和睦，所以着力提倡这样两条道德律：子对父的孝与弟对兄的悌。他认为孝悌不仅使家族和睦，而且可以使人们之间的一般关系更趋亲密，因为爱人是从爱双亲爱兄弟开始的，有了孝悌这个根本，才能生出爱人的情感。君子孝悌就能教育民众，使他们懂得仁的道理。孔子特别强调孝悌不仅仅是一个仪式，重要的是有真情实感。如孝不仅仅是按礼的要求去养老送终，而且更要有敬重的情感。人们养父母，也养牛马，如果对于父母不能敬重，那和养牛马又有什么区别！亲子关系是人类生存繁衍的恒久事实，规定一定的道德原则来维系它，对于家庭与社会都有重要意义。如果不管古代的具体仪节，孝悌在今天也没有过时。

但是，孔子的时代距离今天毕竟非常遥远，在他的孝悌观念中有不少早已过时的东西，如认为父母对子女的慈与子女对父母的孝，关系虽是相互的，但不是平等的；孔子主张，父母有过失，子女可以提出意见，如果父母不听，做子女的仍然要恭敬顺从，劳而不怨。他最欣赏的孝行即是父亲死后，子女仍然按他生前的章程办事。“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子张》）在那个时代，宗法家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如果法律与家族利益发生冲突，就要服从家族利益。孔子认为如果父亲偷了别人的羊，做儿子的不可以出来揭发，隐匿不报是正直，揭发反而是不正直。孟子根据这一思路，认为舜的父亲犯了法，舜偷偷将他带到海边隐藏起来，这是孝。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它是由法制来维护的，与法制抵触的孝悌是宗法时代的陈旧观念，应当抛弃。

孔子主张君子应该讲究忠恕。孔子给弟子曾参等讲学，说他自己的道是“一以贯之”的。同学都没有弄懂，下课之后问曾参一贯是什么意思，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忠与恕是作为道德观念的仁的内涵。忠是尽己为人，指的是爱人就要对人竭心尽力，诚实负责。孔子的忠是普遍适用的，一般地说，人对他人应该忠，与后来君主专制制度下，专门要求臣对君的忠不一样。他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这个忠也只是尽己的意思，而且是以君的礼为条件的，君使臣不以礼，那么臣对君也就不一定忠。鲁公与季孙氏不以礼待孔子，他便不再做他们的臣，跑到国外谋求发展。

恕是推己及人，爱人就要将心比心，以己为譬，从积极方面说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自己想立、达，那就让别人也得到立与达。从消极方面说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自己所不愿意接受的，就不能强加给别人。当然不论忠恕都不能离开宗法等级社会中每个人的名分。如何尽己，如何推己，都要依照名分来定。孔子认为你要求儿子如何对待自己，你就这样对待父亲；你要求父亲如何对待自己，你就这样对待儿子。你讨厌上级如何对待自己，就不要这样去对待下级；你讨厌下级如何对待自己，就不要这样对待上级。抽象地说，这些原则在今天也是可以实用的，但是在当时，这里面都具有等级的意义。

君子应该有智有勇，它们也与仁一样是君子必备的道德品质。孔子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说这是孔子自谦，其实他是具有这种品质的（《宪问》）。智指道德认识与实践方面的智慧与才能。君子有了这种智慧，方可不惑于不仁不义的歧途。君子对于道德的本质，实践的条件等有正确的认识，使自己的行动总是符合仁、礼、中庸。该说该做的就去说去做，不该说做的就不说不做。情况再复杂，他依靠智慧，也能找到最恰当的行为方式，从而达到时中。所谓勇就是执行道德律令的勇敢精神，它产生于对儒家伦理的坚定信仰。有了这种勇气，就能不顾个人的得失荣辱，不怕任何艰难险阻，见义勇为，知过必改，将道德律令贯彻下去。孔子说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都是勇。相反，见义不为，有过不改都是无勇。孔子强调“勇而无礼则乱”（《泰伯》），“有勇而无义为乱”（《阳货》），所以，勇不是不合礼义的鲁莽蛮干。为了在礼义的指导下发挥勇气，孔子认为必须学习，去掉盲目性，增强自觉性。

此外，孔子还要求君子做到“恭”——于己庄重严肃，对人谦虚和顺；“敬”——对于事业严肃认真；“宽”——待人厚道；“信”——诚实无欺；“敏”——灵活勤快；“惠”——给人以关心照顾；“温”——温和；“良”——善良；“俭”——节俭；“让”——谦逊；“知耻”——有羞耻心；“周而不比”——搞团结不搞小圈子；等等。君子所应具有的这些品质当然也就是儒家德目，它们除了与宗法等级制度有关的一些内容外，都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