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儒家-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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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夹谷之会上的胜利，更加提高了他的威信。执掌鲁国之政的季孙氏让他做代理宰相。这是他政治生涯的顶峰。但好景不长，接着很快就走了下坡路。原因在于，归根结底，孔子的政治理想与季孙氏完全不同。在当时鲁国的政坛上，公室即鲁公的势力已经衰微，而私家即季孙、叔孙、孟孙等三卿的势力强大，他们架空鲁君，控制鲁国的实权。但私家内部也有问题，三卿各自的家臣借管理家政之便，暗中经营、扩张自己的权势，又架空三卿把持家政，进而把持国政。孔子对这些以下犯上的非礼行为痛心疾首，历来主张“张公室抑私家”，只是没有权力和机会。现在权力有了，他又从季孙、叔孙家臣的叛乱中看到机会，他要行动了，具体目标是“堕三都”。

原来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等三卿在自己的领地上各建都邑，分别叫费、郈〔hou后〕、成，作为领地的政治中心和军事要塞，由家臣管理。家臣与三卿的矛盾发展到无法缓解的程度之后，往往把这些都邑作为反叛的据点。公元前502年季孙氏家臣阳虎据费邑叛乱，公元前500年叔孙氏家臣侯犯据郈邑叛乱，使季、叔二氏非常恼火。孔子借这个机会，提出堕三都的计划，表面上是对付家臣的，实际则是一箭双雕，连三卿一起打击。三卿开始都赞成这个计划，于是拆了费和郈，等到拆成邑时他们恍然大悟，没有自己的都邑也就没有自己的地位，于是改变了态度，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支持孟孙氏的家臣坚守成邑不给拆。结果孔子和亲自出征的鲁定公都败在成城之下，堕三都的计划只得不了了之。孔子的处境变得艰难起来。在这时又接连出现两件对他不利的事情。一是齐国给鲁君和季孙氏以美女组成的歌舞队和骏马，季孙氏他们接受馈赠后不上朝，不见孔子。二是鲁公郊祭，按惯例仪式结束后，把祭肉分给大臣，每次都有孔子一份，但这次偏不送给孔子，以示冷落。鲁公、季孙氏变了脸，所以孔子在鲁国已经呆不下去，于是决定离开鲁国，希望在其他诸侯的国家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孔子55岁的时候，怀着抑郁沉重的心情，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14年“周游列国”的生活。所谓列国，也不过是卫、陈、曹、宋、郑、蔡、楚等国，其中他住的时间较长而且拿了俸禄的，只有卫、陈两个国家，其他几国仅仅是路过。卫、陈两国之君接待了孔子，甚至给予很高的礼遇，但他们的目的是利用孔子声望抬高自己，并不想实行孔子的主张；其他国君连礼遇的雅量也没有。公元前493年，孔子离开卫国南行，到曹、郑，两国都不接待。到宋国时，大司马桓魋〔tui颓〕甚至要杀害他，弄得他只好化装逃走。14年中，孔子的生活有优裕的时候，也有艰苦甚至很危险的时候，他总是处之泰然。吃卫君六万斛俸禄，他不改变政治态度；匡人、桓魋要杀他，他镇定如常；在行经陈、蔡的路上断粮，许多弟子饿倒了，他照样讲学、弹琴、唱歌，表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

这些年，他的主要收获是在学术研究和教学上。他读了很多书，想了很多，又把这些讲给了学生。跟他周游列国的学生，都有了很大进步。他很注意在困难境遇中对弟子进行世界观与人生观的教育。在陈绝粮之际，他知道有些弟子心中不高兴，于是先请子路来谈。他问道：“我们遭到这么大的困难，是不是说我们的道（学说）有不对的东西？”子路说：“人家不信任我们，可能我们还没达到仁吧？人家不让我们通行，可能我们还未达到智吧？”孔子对他说：“如果仁者一定被信任，怎么会有伯夷、叔齐？如果智者一定能处处通行，怎么会有王子比干？”接下来，孔子又与子贡谈这个问题，子贡说：“您的道太高大，天下没有人能够接受，为了人家能够接受，您是否可以将您的道降低一点？”孔子说：“君子应该努力追求真理，而不取悦于人，让人家接受。你却不是这样，你的志向不远大啊！”最后，孔子找来颜回，颜回的理解迥出于二人之上，他说：“您的道至大，所以天下没人能接受。可是这有什么关系？这种世道，不被接受才显出君子的本色。不修道是我们的耻辱，现在道已经大修而诸侯们不用，这是他们的耻辱。”孔子对于这个答案非常满意，大大鼓励颜回一番。这三个得意门生受到切要的点拨，思想境界都有提高。

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季桓子去世，临死前后悔未用孔子，嘱咐继他为卿的季康子，一定要请孔子回国。但是由于有人反对，当时没有实现。后来孔子的学生冉有、子贡等相继返鲁为官，特别是冉有在公元前484年春率鲁国军队战胜入侵的齐军，立了大功，同其他弟子一起推荐孔子。季康子终于下了决心，派人致厚礼请孔子回国。孔子已是68岁的老人，早厌倦了没有希望的游说、奔走，于是接受季氏之请，在这一年回到鲁国，结束了多年的流亡生活。

孔子回国后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政治态度，因此不可能受到任用。公元前484年，季康子要实行田赋，派冉有征求刚刚回国的孔子的意见。所谓田赋即按田亩征收军费，比原来收得多，孔子认为这一做法不合周礼，表示反对。他说如果不遵守周礼，放纵贪欲，即使收田赋也不够用。季康子没有听孔子的意见。公元前481年齐国陈恒（又称田成子）杀了齐简公，掌握了齐国政权。简公昏庸无能，陈恒行新政，颇得人心，但孔子认为，无论如何臣弑君都是大逆不道的。他斋戒沐浴一番，先后向鲁公、三卿做过郑重其事的报告，请求他们派兵讨陈恒，但这些人根本不理睬他。孔子在这两件事上诚然显得保守，不过他真诚地相信，只有依礼而行，国家才会有秩序与安宁。

鲁国不能用孔子，他看得很清楚，所以也不求做官。在回到鲁国后，专心致志从事教育和古文献整理工作。史书说他的弟子前后总计有3000人，通晓六艺的72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他返鲁之后教育培养的。

夏商周三代传下许多文献资料，孔子为了研究古代文化和教材建设的需要，对它们进行了编辑整理，成为儒家经典——《书》、《礼》、《诗》、《乐》、《易》、《春秋》六经。孔子时代有《夏书》、《商书》、《周书》，分别保存三代的政府文件。孔子把它们分类编次，成为《书》（亦称《尚书》）。现存有关礼的书有三种：《周礼》、《仪礼》、《礼记》，孔子讲过三礼，整理过《仪礼》，这是一本从个人行为规范角度谈礼的书。《诗》是周代诗歌集，孔子认为这些诗不仅在政治、社交场合用来应对，而且可以增加知识、陶冶情操、培养道德意识。他抄录了不同本子的诗，删去重复的，留下最好的本子，并且按诗原来所配的曲子进行调整归类。古代诗和乐是统一的，实际上诗是填在曲子里的歌词。孔子会唱会演奏，又懂音乐理论，在音乐上是全才，他把300篇诗和乐曲正确地配合起来，使之篇篇可以弦歌。他整理过《乐》是肯定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可惜的是《乐》已经散佚不存。《易》是周人的占筮之书，但其中包括丰富的政治智慧与人生哲理。孔子晚年喜欢《易经》，反复阅读，以致贯串《易经》竹简的皮条断了多次。他学《易》不是为了占卜，而是玩味其中的道理，并从哲学上给以说明。后来儒家学者写出《易传》来解释《易经》，这里面就包括了孔子的易学思想。孔子晚年喜欢读《易》讲《易》，可能也做过某些整理工作。《春秋》是鲁国编年史，孔子对这部书也下了很大功夫进行修订，首先是搜集整理史料，去伪存真，其次是写作中贯彻自己的思想，用极其精练的词语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予以褒贬，其目的是让人们明白是非善恶。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孔子在整理古代文献上建立了卓越的功绩，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使得中国古代的一些典籍得以保存。他整理的《书》、《诗》、《礼》、《乐》、《易》、《春秋》——六经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宝藏，为人们研究中国上古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当然这些工作是他用一生之力做出的，不过都成于晚年。公元前481年，正当他在修《春秋》时，一头奇怪的野兽被人抓获，据说是麟。麟是仁兽，在不该出来的时候出来并且被逮，孔子认为这意味着他的理想不能实现，叹息说：“吾道穷矣！”于是罢笔，不再修《春秋》。

孔子衰老了。归国前一年妻子去世，回国后三四年时间里儿子伯鱼，得意门生颜渊、子路也相继亡故。他承受不了太多的打击，终于生了大病。子贡来探病，他对这位跟从他多年的心爱弟子说：“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可惜没有人能遵行我的道。”并且悲歌曰：“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史记·孔子世家》）七天之后便去世了，时为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葬在鲁城北泗水岸边。许多弟子为他守墓三年，子贡守墓六年。一些弟子和鲁人把家搬到他墓旁，拱卫着它。鲁国世世代代按时祭奠孔子，儒生常常在孔子墓旁演习礼仪，直到汉朝，大史学家司马迁到曲阜考查历史遗迹，还看到孔子传下来的习礼、作乐的遗风没有断绝。他感慨地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衷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的人格力量不仅在他以布衣的身份成为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大教育家，而且在于他的高尚品德和直率平易的性格，以及不自以为圣，欢迎批评，有过必改的真诚态度。弟子们对他心悦诚服，衷心爱戴，决不是偶然的。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历代统治者竞相尊孔，逐渐把这位生前不得志的儒者抬到吓人的高度，封他为“褒成宣尼公”、“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等等。在京城、曲阜和全国各府州县治所在地大建孔庙。皇帝及各级官员以时祭孔，不少皇帝亲自来到曲阜主持祭孔盛典。孔子嫡长子孙则被封为“褒成侯”、“崇圣侯”、“衍圣公”等等，得到大量封地，造起辉煌府第，成为全国最大的贵族之一。孔子成为封建时代的守护神和绝对权威，不许人们怀疑和反对。“非圣无法”往往招来杀身之祸。孔子生前是布衣，死后却成了王和神，这是孔子所不曾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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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孟子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上》）

②春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变革；“五四”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大变革；1949年以后，是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大变革，这一变革的势头正在发展中。

③中都宰，中都县长，县治在今山东省汶上县西。

第二章　孔子的思想

第一节　儒家与古代文化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几个大思想家之一，他创立的学派叫做儒家。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名称，绝大部分与该学派的基本思想有关，如道、法、兵、农、名诸家，有的与创始人的姓名有关，如墨家，而儒家之名则与孔子的儒士地位有关。

在周朝的等级社会中，士是贵族中的最低一等。他们依附于高级贵族，从事战斗、守卫以及一些文职工作，如观象授时，卜筮吉凶，记录史实，参赞礼仪等等。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定，从旧的社会组织中游离出一批有人身自由又有专业知识技能的人，他们也被称为士。统治者要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需要士的帮助，士为谋生、进身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愿意为统治者效力。当时士阶层人数相当多，也非常活跃，他们的活动有力地影响了各诸侯国的盛衰以至整个历史进程。“儒，柔也。”（《说文解字·人部》）在士当中，除了武士、“鸡鸣狗盗之徒”①以外，星祝卜史、神仙方士等人都可称为儒或儒士。孔子就是一位掌握六艺②的儒士。

先秦的儒士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于古代文化有一种特殊的崇敬与信仰。他们认为包括六艺在内的古代文化是华夏的光荣祖先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所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些人都是“生而知之”的圣人。只有华夏古文化才能靠诉我们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它们引导我们的先人从黑暗走向光明，从野蛮走向文明。华夏之为华夏，华夏与夷狄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能不能掌握这种文化。夷狄如果学习并认同华夏文化就成为华夏，相反，华夏如果放弃自己的文化就成为夷狄。

因此儒家有强烈的复古倾向，以为远古圣人统治的时代是人类的黄金时代，是后世永久追求的目标。对于他们来说，今天之所以不幸，是因为人们脱离了古道，未来之所以有希望，是因为有可能复古。

孔子认为古代的美好不仅在于那时的善人善政是今天所没有的，就是当时民众的缺点也比现在人的缺点可爱。譬如说古人的狂只是敢于放言，现在人的狂就是放荡；古人的矜持只是不能触犯，现在人的矜持则是蛮不讲理；古人的愚只是直率，现在的愚则是欺诈。

孔子对于古代文化的信仰是相当虔诚的。他说自己的学术态度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意思是对于古代圣哲所创建的文明大道，衷心喜欢，虔诚信仰，以宣传它们为天职，决不提出自己的新见解。虽然他并不是不提出新的见解，但是每一个新见解对于他来说，都是古已有之，只不过人们把它遗忘了，由他重新发掘出来而已。那么古代圣哲的文明大道究竟是什么呢？

华夏的远古时代有尧舜，他们都是伟大的圣人，孔子对他们的赞美是无以复加的。“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也。”（《泰伯》）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是遵循天道的人。老百姓不知如何称赞他。他的功绩是多么伟大，他的典章制度是多么辉煌！“无为而治，其舜也与！”（《卫灵公》）“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泰伯》）舜贵为天子但他从来不谋私利，他对天下是无为而治，让百姓自由生活。那么尧舜所开创的是一个什么时代？这是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所说的没有阶级、没有宗法制度的大同时代。尧舜之后，禹、汤、文、武、周公以来，是小康时代，这时有了私有财产，有了礼义和宗法制度，虽然不如大同，但是在夏禹、商汤、文王、武王、周公的时候，也是相当美好的。周公制礼作乐，借鉴了夏商二代的礼制，使周礼文彩丰富，美仑美奂。

孔子说，他的志向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史记·孔子世家》）。这是因为，大同时代已经过去，孔子对于尧舜之道只能是“祖述”，准备到将来有条件的一天，给人们去实行。当时唯一可行的是文武之道，应该以它为治平天下的宪章。所以孔子一再表示，他拥护周朝的制度，他要在鲁国再造一个东方的周朝。为周朝制礼作乐的周公是他敬仰与学习的楷模，他年轻时常常梦到周公，年老以后理想不能实现，不能常常梦见周公，这使孔子感到非常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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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史记·平原君列传》说平原君所养的士中就有这种人。

②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