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与墨家-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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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输般不高兴了。

“我送你十两黄金！”墨子又接着说。

“我是义不杀人的！”公输般说。

墨子很感动地直起身来，拜了两拜，说道：“我有几句话说。我在北方听说你造了云梯，要去攻宋国。宋国有什么罪过呢？楚国有余的是地，缺少的是百姓。杀缺少的来争有余的，不能说是智；宋国没有罪，却要攻他，不能说是仁；你明明知道，却不向楚王力争，不能说是忠；你即使向楚王争辩过，争了而没有达到目的，不能说是强；照道理，连少数人也不应该去杀害，反而去杀害多数人，这不能说是知类。”

公输般没有话回答。

“那么，不是可以歇手了吗？”墨子说。

“这可不成，”公输般说，“我已经对楚王说过了。”

“为什么不带我去见楚王？”墨子说。

“可以。”公输般说。

“现在有一个人，”墨子见了楚王说，“不要轿车，却想偷邻家的破车子；不要锦绣，却想偷邻家的短毡袄；不要米、肉，却想偷邻家的糠屑饭，这是怎样的人呢？”

“那一定是生了偷摸病了。”楚王说。

“楚的地方，方圆5000里，”墨子说，“宋国却只有500里，这就像轿车和破车子；楚国有云梦，满是犀兕〔si四〕、麋鹿，长江、汉水的鱼鳖、龟鼋〔yuan元〕之多，哪里都赛不过，宋国却是连雉、兔、鲫鱼也没有的，这就像米、肉和糠屑饭；楚国有长松、文梓、楠木、豫章，宋国却没有大树，这就像锦绣和短毡袄。所以据臣看来，大王派兵攻打宋国，和这是同类的问题。我看大王如果发动战争，道理上既说不过去，而事实上也达不到目的。”

“确也不错，”楚王说，“不过公输般已经在给我制造云梯，总得去攻的了。”

墨子为了打消楚王攻宋之意，便和公输般在楚王面前试演云梯攻城和防御的办法。墨子解下自己的腰带来，弯作弧形，算是城，用些木片作为攻守的器械。公输般用了九种方法，进攻了九次，都被墨子击退。公输般攻城的器械用尽了，而墨子防守的办法却还有余。

公输般失败了，他却说：“我知道用什么法子赢你的，但是我不说。”

“我也知道你用什么法子赢我，但是我也不说。”墨子说。

楚王问他们说的什么。墨子说：“公输子的意思，不过是想杀掉我，以为杀掉我，宋国就没有人能守，可以攻了。可是我的学生禽滑厘等300人，已经拿了我的守御的器械在宋国城上，等着楚国来的敌人。就是杀掉我，也还是攻不下的。”

“真是好法子！”楚王感动地说，“那么我就不去攻宋国吧。”

从以上的故事，我们可以认识到墨子这个具有智慧和勇敢的哲学家的不朽形象。墨子并不是向侵略者乞求和平。他除了用正义的言词跟侵略者抗辩以外，还充分认识到，要有保卫和平的力量。事实证明，在强有力的保卫和平的力量支持下，宋国才免于遭受侵略。墨子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不辞艰辛，长途跋涉，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扑灭即将燃起的侵略战争的火焰。墨子这一伟大的行动，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一贯具有反对侵略战争的优良传统。直到今天，它对我们还有现实的教育意义，值得我们每一个爱祖国、爱和平的人记取。

第四章　非攻和兼爱

春秋无义战。当时贵族之间不断地进行残酷的掠夺战争。墨子接近劳动者，同情小生产者、小私有者，对他们在战争中所遭受的痛苦有深刻的认识，因而他反对侵略战争的思想感情也非常强烈。他坚决地、无情地揭发了当时侵略战争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墨子》书中写道：

以攻伐无罪之国，入其边境，刈〔yi义〕其禾稼，斩其树木，残其城郭，以抑（填平）其沟池，焚烧其祖庙，攘杀其牺牲。　民之格者（抵抗的），则劲拔之（杀死）；不格者，则系累而归（用绳子一串串牵回）。丈夫以为仆、圉〔yu雨〕、胥、靡，妇人以为舂、酋（仆、圉、胥、靡、舂、酋是指做不同工作的奴隶）。（《天志下》）

《墨子》书中详尽描述了那些被围困在城内的人民痛苦的遭遇：男女老幼皆参加守城，民间粮食、布帛、金钱、牛马畜产等一切可用的物品，都被公家征用。自围城之日起，百姓便食不果腹，平均每天只吃三升多粮食，约合现在大半升。既有作战死伤，又要忍饿破产。沉重的力役负担和不可估计的财产损失已很惊人，如果战争长期不结束，围城中的人民就要遭受到更多的苦难。由于和侵略者的军队长期相持，有时甚至弄到“易子而食，析骨而爨〔cuan窜〕”（《左传·宣公十五年》）。至于城池被攻破后，百姓的命运将会更加悲惨。总之，在战争中，不管胜利或失败，受苦受难的永远是双方百姓。

被侵略的战败国人民的命运不消说是很悲惨的，那些强大的侵略国的人民又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他们的命运和遭遇并不比被侵略的弱小国家的人民好多少，疾病、创伤、破产、死亡的命运也在等待着他们。发胜利财的是那些王公大人；倒霉的却还是人民群众、小生产者。墨子也无情地揭露战争给侵略国人民带来的灾难：

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今尝计军上（据孙诒让校，“上”字应是“出”字），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拨劼〔jie杰〕　（据吴毓江《墨子校注》改“劫”为“劼”），往而靡弊腑冷（据毕沅说，“腑冷”即“腐烂”），不反者，不可胜数；又与矛戟戈剑乘车其列往（整整齐齐地出发），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牛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涂道之修远，粮食辍绝而不继，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国家发（废）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然而何为为之？　（《非攻中》）

罪恶的战争，对多数国家，对多数人民都是有害的。墨子曾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战争的害处。他把战争比作医病，说比如有一种药，一万人吃了，只好了四五个人，这种药就是无效而有害的。战争的结果如果只便宜了荆吴之王、齐晋之君，这就肯定战争是极端有害的，所以应当反对（《非攻中》）。墨子在《非攻上》曾生动详尽地论证了战争是亏人而自利的：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tun屯〕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滋）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滋）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tuo拖〕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滋）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

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我们可以看出，墨子之所以反对战争，完全是为了反对统治阶级的侵略和掠夺，是为了劳动者、小生产者的利益着想的。事实再清楚不过，只要有战争，无论是大国或小国，无论是战胜国或战败国，首先遭到损失的总是出钱出力的老百姓。所以墨子希望实现和平，希望“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劳动者能获得起码的生活条件。他的主张是正义的，所以是正确的。这种憎恨侵略战争、向往和平的优良传统，直到今天也还鼓舞着我们。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墨子哲学的全部精华，那就是他热爱和平、反抗侵略的思想。墨子体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朴质、善良、坚贞不渝的性格。

墨子的“非攻”的主张不是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而是反对“强凌弱，众暴寡”的非正义的战争。他并不反对抵抗暴力、保卫和平的战争。不但不反对，而且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抵抗暴力、保卫和平的一方。他认为汤伐桀、武王伐纣的战争是代表人民除残去暴的正义行为。汤对于桀，武王对于纣，虽然用兵，但不能算是侵略（攻），应该算是讨伐（诛）。讨伐人民的敌人，其性质和侵略战争根本不同，如果混淆了这两者的根本区别，那就是不知“类”。

如果结合墨子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来看墨子的反对侵略战争的思想，就会发现他的主观愿望和历史发展的道路是存在着矛盾的。历史发展要求从分散割据的局面走向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局面。也只有迅速地结束了分散割据的局面以后，才会真正减少战争，而结束分散割据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兼并战争。古代的历史就是从许多表面上看来似乎盲目的行动中，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的。历史总是沿着必然的规律，向既定的方向前进着。墨子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他不愧为一个同情人民、有高度善良愿望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但他无法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因而他反对战争的理想固然反映了一部分现实情况（像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却对消灭或避免战争提出了极不现实的办法，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墨子的“兼爱”学说中。

墨子“非攻”的主张的理论基础就是“兼爱”的学说。

墨子不但反对一切侵略战争，并且企图消除一切侵略战争发生的根源。他认为：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兼爱上》）

根据以上的推论，墨子认为当时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都是由于“不相爱”。如果要天下治而不乱，那只有做到“兼相爱、交相利”，以“兼”来代替“别”。“兼”，在墨子看来是大公无私、不分彼此、关心别人如同关心自己一样的高尚品质。具有这种高尚品质的士，墨子称他做“兼士”；具有这种高尚品质的国君，墨子称他做“兼君”。和“兼”相对立的是只顾自己、不为旁人设想的自私自利的恶劣品质，墨子把这种品质叫做“别”。具有这种坏品质的士，墨子称他“别士”；具有这种坏品质的国君，墨子称他“别君”。甚至后来墨家分化为好几派，他们互相称呼其他派别的墨家叫做“别墨”。

但是，墨子把战争的起源、社会的不合理现象，都归结为道德品质问题，却完全是以主观臆测对待客观存在的实际问题。

墨子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反对不义的战争，把反对战争的理论基础安放在“兼爱”的学说上，却没有能够找寻侵略战争和互相争夺的社会根源，认为人间之所以有战争，是由于人们不明白“兼爱”的道理。墨子把社会混乱的根源归结为人类的认识错误，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墨子把当时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和国君、人民之间的关系看作同类性质的关系，这是原则上的错误。因为当时的国君和百姓根本不可能“兼相爱、交相利”，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关系除了有相互依存的一面外，还有对抗的一面。这种对抗关系在某种情况下还可能大大激化，演变成大规模的剧烈冲突。墨子的“兼爱”的道理并不难懂，可是以墨子的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墨学几百年来的广泛传播，却没有遇到一个“兼君”，倒是教育出了一些为国君忠心服务的敢死之士，其中的道理是值得深思的。

墨子“兼爱”的主张企图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相安无事，和平共处，尽量做到“强不劫弱，众不暴寡，诈不谋愚，贵不傲贱”，可是按照墨子的办法，上下贵贱之分和旧秩序是实际存在而不能改变的。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仅仅根据墨子的思想方法的失误，连墨子的反映广大人民的求生存、爱和平、反侵略的合理的愿望也一笔勾销，这对于墨子和墨学的评价是不公平的，和当时的实际情况也是不符合的。

正因为反对侵略战争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正义的愿望，所以墨子的“非攻”的主张，构成了他的学说中强有力的核心部分。墨子对于侵略战争的认识是深刻的，他完全理解战争给当时的小生产者、劳动者带来的痛苦。正因为如此，在“非攻”这一问题上，他接触到了真理。无论如何，用千百万人民的生命，用广大人民创造出来的财富，去进行残酷的侵略战争，人民是有权利提出质问的。用千百万人民的生命争夺一个城市，毁掉当时最缺少的——人，以换取当时不缺少的——地，人民是有权利提出抗议的。

墨子反对侵略战争的理论根据，就是“兼爱”的学说。根据上文的分析，墨子所说的“兼爱”，是从精神方面、心理状态方面出发来对待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墨子把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正义的呼声——反对侵略战争——安放在一个善良愿望的基础上，造成了理论上致命的弱点。这一点是墨子自己不可能认识到的，反而把“兼爱”当做他和他的学派的积极主张，把“非攻”当作实现他的“兼爱”和“天志”（墨子“天志”的主张，见下文专章论述）的理想的手段，显然头脚倒立了。孟子发现了这个问题，全力攻击“兼爱”学说。孟子为了世袭贵族的利益，也提出了一些反对战争的口号。他也反对“争城”、“争地”的战争，也反对贵族过分地剥削人民。但孟子是因为担心贵族这样搞下去会垮台，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良心上过不去，所以应当不要杀人。这和墨子所主张的为了百姓人民的大利，在基本立场上是不同的。

总之，墨子的“非攻”的主张，是有事实根据的，是墨子学说中的精华部分。但墨子把“非攻”这一正义主张，安放在“兼爱”和“天志”这样的主观愿望的基础上却是错误的。墨子“非攻”的主张，诚然表达了当时人民群众的主观要求，但由于墨子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还远说不上从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来认识战争的意义。墨子固然也曾用“攻”和“诛”来划分正义和非正义的战争，但他把正义的标准安放在“天”的意志上，认为只有不敬鬼神的暴君，触犯了“天”的意志，才成了被讨伐的对象。这样，就把战争的正义或非正义的标准归结到不可捉摸的“上帝”或“鬼神”的意志方面去，人类也就不能掌握了。这种不正确的观点是必须加以指出的。

第五章　非乐、非命、节用、节葬

墨子从“国家人民之大利”的立场提出了节用的原则，至于非乐、非命和节葬的主张，实质上是“节用”原则的应用，是防止贵族浪费的具体措施。墨子认为最大的浪费是战争，因此主张“非攻”，宣传“兼爱”。但是当时的王公大人、贵族们给人们增加的痛苦，绝不止侵略战争这一项。战争虽然常常发生，但毕竟有停歇的日子，而贵族压榨劳动者和小生产者却是无止境的，也是百姓所受痛苦的最大原因。

墨子为了减轻小生产者和劳动者的经济负担，为了改善他们的起码的物质生活，一方面要求增加生产，提高生产能力，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