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别林-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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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这一切，因为他们也曾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需要获得同情，经常希望得到安慰，在笑中暂时忘了痛苦，而这种笑也并非是要治愈人的创伤，它只是要给人一些慰藉。

即使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仍可以想象出，您曾经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够练就这一套神奇的本领，能使我们哄堂大笑，接着又突然痛哭。人们可以猜想，或者应当说可以看出，您本人经历了多少痛苦，才能那样细致入微地描绘所有那些琐碎的小事，那些事深深地感动了我们，那些事是您从自己的生活片段中汲取来的。

这是因为您的记性很好。您忠实于您所记得的童年生活。您一点也不曾忘记那个时期里自己的悲哀，那个时期里亲人的死亡；您是要别人不再遭到您的那些痛苦，至少，是要所有的人都知道如何怀抱着希望。您从来不曾因为一朝得意而忘了您那悲哀的少年时代，名气始终不能把您和过去的历史分割开来——然而，说来也可叹，那种情形在一般人中却是屡见不鲜的。

能这样永远怀念您的早年生活，这也许是您最大的优点和最重要的资产，并且，这真实地说明了，群众为什么会那样崇拜您。您那些细致的表演，引起了他们的共鸣。看来，您好像是永远与他们心连着心。的确，没有比这更为协调的了：您将编剧、表演、导演等工作合而为一，集合了几方面的才能，为拍摄富有人情味和旨在教益的影片作出了贡献。

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所以您的作品总是精深博大的。它不受理论的障碍——甚至极少受到技术的障碍；它永远是一篇自白，一席私话，一篇祷词。每一个观众都是您的伙伴，因为他们所想到的和您一样，所感受的和您相同。

单凭您的才能，您已经使一般批评者折服，您已经使他们倾倒。这可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您并没有向任何人去仿效，也不和任何人相似。而这也是您能成名的一个秘诀。

今天，有机会欢迎您来，我们戏剧电影作家协会感到荣幸和高兴。原谅我们屈尊枉架，增添了您的麻烦。我们十分希望您来到我们当中，听我们告诉您：我们是多么敬爱您，您确是属于我们这个协会的。因为，在您的影片中，故事都是卓别林先生写的。同样，音乐是他作的，片子是他导演的。此外，作为一位喜剧演员，他的表演也是第一流的。

在这里，您可以会见一些法国作家，戏剧作家，电影剧本作家，作曲家，制片人：所有这些人，和您一样，都以不同的方式熟悉了您所知道的艰苦工作，知道这工作是光荣的，但也是需要作出自我牺牲的，他们都有着同样的抱负，那就是：要使群众受到感动，获得快乐；要让他们看到生活中的种种悲欢离合；要描绘那种对失去了爱的恐惧；要同情那些无端受害的人；要满怀希望，本着和平与友爱的精神，去弥补那受到损坏的部分。

谨向您表示感谢，卓别林先生。
（签名）罗歇·费迪南

法兰西喜剧院特意为这位喜剧大师，演出一场莫里哀的名剧《唐璜》，由全法的一流艺术家献演。喜剧院的学生们穿着18世纪的学校制服，举着亮堂堂的银烛架，把卓别林和乌娜迎送进坐满了欧洲最美丽的妇女们的楼厅……

《法兰西文学报》社长、名诗人路易·阿拉贡，打电话给卓别林，说美术大师毕加索、著名哲学家和作家保罗·萨特想与他见面。于是卓别林邀请他们共进晚餐，并在里茨大饭店他的套间会晤。由于毕加索是法国共产党人，卓别林负责宣传的助手哈里·克罗克知道后，极力反对：“这样，咱们离开美国以来所做的工作都白搭了。”卓别林坚持要见：“可是，这儿是欧洲又不是美国，何况这三位都是世界名人。”但据法国的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考证，萨特当时没有参加这次会晤。

那天晚上，毕加索领卓别林夫妇到塞纳河左岸，参观他的画室。到达那儿后，他们看见画室下面那层楼的一家住宅门口挂了块牌子，上写“敝寓非毕加索画室——请再上一层楼”。他们登上了一间很寒碜的楼，由于停电，人们点上打火机和蜡烛，才看见房顶只有一只光溜溜的灯泡，房内只有一张旧铁床和几把椅子，墙角下堆着积满灰尘、价值连城的旧油画。乌娜碰了一下什么，卓别林跟她开玩笑：“小心点，你刚才在100万美元上踢了一脚。”说得乌娜心惊肉跳，而毕加索从地上随手拿起来介绍的，确实是上个世纪塞尚的名画。他又拿起一幅，更高的。卓别林他们看了50来幅，眼红的恨不能马上把它们从毕加索的“垃圾堆”中全都“解救”出去。

在罗马，卓别林受到了与在法国同样的礼遇，意大利电影界的名流柴伐蒂尼、维斯康蒂、罗西里尼、德·西卡等，与影迷、群众到机场欢迎。总统和部长们接见了他，政府向他授予勋章，埃依诺地总统出席了10月22日《舞台生涯》在罗马的首映式。

一件好笑的事也在首映式前发生：意大利美术部长陪同卓别林去电影院时，建议他绕过一万多狂热的影迷从后门进入。卓别林认为这么多人等候在影院外，想与他见上一面，为礼貌起见他应从正门走。他坚持这样，部长也就不再说“可以省却一些麻烦”的话了。于是卓别林下车后，走到路当中，学着戴高乐的姿势向隔绳外的人们挥起了双臂。突然，番茄、卷心菜呼啸着向他扔过来。意方翻译见在首善之区发生了如此失格之事，伤心地说：“真没想到在我国会发生这样的事呀。”

卓别林三步并作两步走进影院后，忍不住哈哈大笑，美术部长、翻译也只好跟着笑了。原来闹事的是一些新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没忘记卓别林在《大独裁者》中对原意大利统治者墨索里尼的嘲讽。警方当场逮捕了4人，问卓别林是否起诉。卓别林宽容地说，他们还是一些年轻的孩子，只是示威，并没使用暴力。于是，事情就了结了。

《舞台生涯》在意大利的公映，也盛况空前。早在12月22日首映前10天，一张票就被倒票的“黄牛”们“炒”到1。5万里拉的高价了。所以，尽管影片在美国受到冷遇，但它在整个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收入，超过了卓别林此前所拍的任何一部影片。

在罗马期间，卓别林像在别的欧洲城市一样，较少呆在饭店里。经常外出，参观历史、文化古迹和博物馆，经常跑到贫民区观察贫困人们的生活……

他们回到伦敦后，就面临着一大家子的安居问题了。卓别林本人固然想留在伦敦，乌娜也说过“我喜欢伦敦”。但他们不知道在美国加州出生的四个年幼的孩子，是否适应伦敦的气候？再加上担心货币限制使用的问题，心情变得复杂起来。这时，一个朋友劝他去瑞士。

于是1952年秋，他们抽空到了欧洲的“心脏”瑞士，那个令世人神往的美丽、宁静和中立的国度。在那里，他们下榻在名城洛桑日内瓦湖畔的湖滨旅馆。

精明能干的乌娜在1953年初，抽空闪电般地回了一趟美国。她代表卓别林出席了联美公司的董事会，解决卓别林在这家公司和其他地方的股权问题。然后她再去洛杉矶，从银行的保管箱中取走了所有的钱财。

在银行办完一切手续后，她回到贝弗利山庄。花园、草坡同他们离开时一样美丽、可爱，起居室、书房同他们离开前一样明亮而空气清新。乌娜颇伤感地独自呆了一会，但听到留守的男仆、瑞士籍人亨利告诉她：联邦调查局的人来过两次，打听卓别林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盘问他这个家庭是否举行过荒淫放荡的晚会？有无裸体姑娘参加？等等。当亨利如实回答卓别林和妻子儿女过的是很安宁的生活时，那些人竟恐吓地追问他是哪国人，查看他的护照。

乌娜听了这些，不管多么留恋自己这个家园和房子，也决定从感情上割舍了它。她很快联系好委托朋友们出售它和家具，甚至花园、草地，把卓别林的手稿、影片资料等转运欧洲。女佣与她告别时难过地哭了，亨利也很伤感……

那个建于1918年的制片厂，也在这年秋天卖掉，长期与卓别林合作的一班人，从此星散。当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制片厂厂房拆毁在镐头、铁锤下时，好莱坞损失了一座今天想起来还肉痛的“博物馆”和旅游点。

乌娜由美国到瑞士后，不愿再住旅馆。卓别林忙着四处去找房、看房，最后在洛桑市东面11英里远的旅游胜地韦维，挑中科西尔镇作定居地。在科西尔镇的德邦别业村选中了一处占地37英亩的别墅，四周是葱郁的树林，院子里有果园、花园，阳台前是五英亩大的斜坡草地。从这近望是蓝色的莱蒙湖，远眺是白色的阿尔卑斯山群峰。他们花了4万多瑞士法郎，而不是报界说的100万美元，买下了这幅优美的风光挂历图画，住在里面……他们聘、雇了几位得力的助手：管家、秘书、保姆、厨师，协助他们管理这伊甸园一般的山庄别墅。

一年以后，他们全家熟悉适应了1350多人口的科西尔的环境。在镇小学念书的孩子们，包括两位保姆都学会了流利的法语，这使他们非常高兴。以后，每当果园里的樱桃、苹果、李子和梨等水果成熟时，或是草莓、芦笋、嫩玉米等当令时节，他们不管外出到哪，甚至在国外旅游，都要设法赶回来一饱口福。

1953年4月16日，一位不速之客走进了美国驻洛桑领事馆。交回了他的再入境签证，对领事说他决定不再去美国住了。领事又向他征求一次意见，他说：“不去了，我年纪太老了，再招惹不起那些无谓的麻烦了。”“好吧，您如果再要回去，随时凭普通签证都可以回去。”“谢谢您，领事先生，我已经决定在瑞士长住下去了。”这一天，恰好是卓别林的64岁生日。

乌娜也决定放弃美国国籍，随夫入英国国籍。这是在第二年年底，她乘去伦敦时顺便通知美国大使馆，那边答复，办此手续至少需3刻钟时间。卓别林一听就怒上心头：“胡说八道，要这么长时间，简直是岂有此理。”于是他亲自陪乌娜去，到了那儿，由于过去所受的种种欺辱、诽谤的浊气一起爆发，他高喊大叫，使得乌娜反而感到不好意思。

一个60岁左右的工作人员向他解释说，一个人要放弃国籍，必须经过全面考虑，而且要在头脑清醒时考虑好。使馆方面履行有关手续，是为了保护一个公民的权力……这样，卓别林的气消了下去。那人解释完后，稍带责怪与遗憾的表情看着他说：“我1911年就在丹佛旧王后戏院看过你的演出。”于是，他们聊起了多年前的快乐事。
　　

第二十三章接受国际和平奖，会见周恩来、邱吉尔……

　
　
离群索居的卓别林，没想到在过着隐居般的日子时，还会有“馅饼从天上掉下来”。他64岁生日过后，1954年6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柏林举行。卓别林因为他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对和平事业及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被评为国际和平奖获得者。

6月3日，和平奖评委会书记、哥伦比亚作家萨拉米亚、法国作家维尔高尔、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辛治博士、苏联电影导演格拉西莫夫、瑞士社会活动家邦纳教授，专程到瑞士洛桑卓别林寓所，把印有毕加索画“和平鸽”的证书授给他。

卓别林在这个身心温暖的时刻这样致答谢词：

和平是世界上普遍的愿望，我坚信不论向东方或西方提出和平的要求，都是向正确的方向迈进一步。所以我受到这个奖励，既感到光荣，又感觉非常愉快。

我并不自以为知道如何来回答威胁和平的问题，可是我知道，在仇恨与猜疑的气氛中，各国是绝对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我们必须许下诺言，重新回到人类的自然和健康方面，重新回到善良的意志方面，因为这是一切灵感的基础，也是人生一切创造性的、美好的与崇高的东西的基础。

让我们朝着这个方向来发挥我们的全部力量，以实现一个光辉的和平时代，而使世界各国都在和平中欣欣向荣。

就在卓别林接受国际和平奖一个多月后，当全世界人民都注视着日内瓦会议的局势时；中国驻瑞士大使馆7月19日给他打来电话，问他可否在日内瓦为周恩来总理放映《城市之光》一片。卓别林十分高兴地同意了。

第二天，周恩来总理邀请他和乌娜去日内瓦参加晚宴。临行前，总理的秘书电话通知他，说会议上有重大事件，总理可能要被耽搁些时间，届时不必等候。但他没想到抵达周总理的寓所时，总理已在台阶上等候他了。对中国人民抱有十分友好感情的卓别林，急于知道日内瓦会议的情况，总理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一切都和平地解决了，是5分钟前解决的。”

卓别林知道周恩来参加了那一次纵横中国的著名长征，备尝痛苦艰辛。但看上去那张神采奕奕而英俊的脸是那么沉着、年轻，卓别林不禁感到惊奇。他告诉总理说，他上次去上海是在1936年。

周恩来若有所思：“是吗？那是在我们长征之后呀。”卓别林开个玩笑：

“看来，您现在再用不着走那么远的路了。”他们喝着味道挺不错的中国香槟，一再祝酒。卓别林祝中国国运昌明，愿中国人民、愿全世界人民生活更美好。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为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和朋友们放映了一些中国电影，其中有越剧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因为影片的中文字幕没有翻译，代表团工作人员不知怎样才能把剧情向外国朋友们介绍清楚。了解欧、美文化的周恩来总理，几句话就解决了问题：“只需要在请柬上写上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影片——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并在放映前作3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语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他解释。”

当卓别林看了周总理托代表团成员带给他看的这部电影，深为总理的睿智叹服。他没想到刚站起来的中国人能拍出这么棒的电影，看到影片结束时，两位真心相爱的年轻人，化作了翩翩起舞的美丽蝴蝶时，他不禁流出了眼泪……他对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说：“就是需要有这种影片，这种贯穿着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影片。希望你们发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对美的观念。我希望你们对自己有充分的信心，而我知道你们是已经有了。影片好极了，希望你们能多拍这类片子。”

在隐居式的生活中，卓别林并没忘记电影事业，他仍然在进行电影创作，瑞士的安宁环境，使进入老年的他笔锋不减当年。1955年他编写完他的第79部电影剧本，并准备在家乡伦敦拍摄它。这样，他和乌娜有时从洛桑飞赴伦敦。

1956年2月下旬那次，正逢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和外交部长布尔加宁访问英国。卓别林就应苏联大使馆之约，会见了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很高兴地招待他和乌娜喝了伏特加酒，告诉说俄国人非常喜欢看他的电影。

第二天晚上，卓别林夫妇正在萨伏依饭店烤肉餐厅用点心时，不期而遇温斯顿·邱吉尔夫妇。暌违15年后，当卓别林满面笑容向首相介绍乌娜时，刚退休的前首相说：“好呀！”语气中似乎含有一点不悦情绪。

后来话题转到《舞台生涯》这部片子上时，82岁高龄的邱吉尔终于问出这么一句：“两年前我写过一封信给你，祝贺你的影片成功。你收到了吗？”

“哦——”卓别林热情地告诉他：“收到了，收到了。”“那么，你为什么不回我的信？”卓别林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