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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别林-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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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招待会成了政治围攻，在场的作家吉姆·艾吉挺身而出，指责他们：
“一位艺术家，他给世界上带来了这么多的欢乐，使我们对小人物有了这么深的了解。可是所谓的美国报界代表，却这样嘲笑他，还故意要大家仇视和欺辱他。这样，他会作何感想呢？”
好友玛丽·壁克馥、专栏作家威尔逊、作家兼演员唐纳德等人，与卓别林、乌娜一起出席了初映式。电影散场后，夫妇俩招待150位客人夜宵。卓别林看出来，席上有几股对立派，气氛显得紧张：一些人表示厌恶这部片子，只有少数人表示喜欢它，这在他以前的新片初映式上从未有过。唐纳德忿忿不平地对卓别林说：“查理，他们这些杂种，是要利用你的影片搞政治呀。其实，这部电影是你的成功之作，它是观众们喜爱的。”
唐纳德的评价是客观的，《凡尔杜先生》在战后为银幕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不失为一部精品和卓别林的代表作之一。
《凡尔杜先生》在纽约上映后，连续6周卖座较好。但后来影院售票处的生意逐渐清淡，与以前相比简直就门前冷落车马稀了。这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因为他觉得在他所拍的影片中，《凡尔杜先生》是很能显示机智与才华的一部。他向联美公司的职员询问个中原由，他们告诉他：“你拍的电影在头几个星期卖座好，是因为去看的都是你的老影迷。往后再去看的就是一般观众了，老实说，报刊上已经连续攻击你好多年了，一般的观众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到后来卖座就差了。”
然后，他们拿出了几份报纸：“瞧，全国各地，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报道。”其中一张报纸上的照片，画面是新泽西州一家影院放映《凡尔杜先生》的情景，该州天主教退伍军团在影院外布置了纠察线。纠察队员们举着几块标语牌，这样写道“卓别林是同路人（意即赤色分子）”、“不能让卓别林长期喧宾夺主”、“外国佬滚蛋”。
卓别林定睛一看，照片上的影院外边并无一人买票，而退伍军团在布置纠察线。他的幽默感又出来了，笑道：“这明明是在清早五点钟拍的嘛。”事实上，在那些没有受到干扰的地方，影片的票房情况都很不错。但是后来，退伍军团把恫吓信发到那些轮流放映《凡尔杜先生》的大影院，威胁老板们说，如果哪个影剧院上映一部卓别林的片子，或是他们所反对的其他电影，他们就要连续抵制那个影剧院一年。结果，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市马上传来消息，说一些影院头一天上映这部片子卖座极佳，但受到恫吓第二天就停映。
那一次去纽约，是卓别林心情最抑郁、忿怒的一次，起初全国各地轮映制的影剧院都来订片子，后来联美公司每天都收到几份取消影片订单的通知。与此同时，报刊的攻击不停，还有几位参议员在参议院攻击他。有的评论家如本来较有见识的耐特，竟把《凡尔杜先生》称为“可能是从有电影以来最不合群的一部影片”，说卓别林“厚着脸皮想用他的实用的非正统的道德观，使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感到震惊和气愤”。他居然理解不了卓别林是在呼吁人们要有健全的道德观。
这样不遗余力，公众似乎被煽起了一种敌视情绪：这个人来美国这么多年，挣了这么多钱，还不愿加入美国国籍，并从事非美活动，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伪君子……报上就是这么说的。
在这股谣言四起、猜忌敌视的潜流，和公开诋毁、无情打击的浪潮交替冲击下，《凡尔杜先生》没有达到卓别林预计的1200万的收入，在美国的总收入几乎还不够支付摄制费用。卓别林这棵大树的根基一动，联美公司的日子就岌岌可危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美国“非美活动委员会”1947年开始，对电影界进行调查，把矛头对准进步人士。事实上，1941年卓别林的《大独裁者》曾获得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等三项奥斯卡奖提名，最终未能获取，就是这个“非美活动委员会”暗中起了作用。
这年下半年，好莱坞19位著名人士收到了“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传票。10月在华盛顿举行听证会。演员罗伯特·泰勒、贾莱·古柏、迪尼斯影片公司及迪尼斯乐园老板华德·迪尼斯、导演地密尔等出席，作了“友好”的证词，即证实电影界有“赤色活动”。迪尼斯说曾有人企图劝他把米老鼠和唐老鸭，用来作“赤色宣传”。这样，一些大报和一些权威人士，发动了一场反“赤色活动”的大规模活动。一些进步的文化战士，开始被逐离美国。1933年被希特勒下令驱逐，来到美国避难的著名音乐家艾斯勒也受到威胁。卓别林立即在11月致电法国著名美术家毕加索：
“你能否组织起一个法国艺术家委员会，由它出面向美国驻巴黎的大使馆抗议这次威胁到汉斯·艾斯勒的罪恶的驱逐行为，同时请你寄给我一份抗议书，以便在这里发表。”
毕加索马上满足了这位他从未谋面、但很敬重的人的要求，组织了法国一批在世界上享有声誉的作家、画家、电影导演、演员、评论家，如画家马蒂斯，文学批评家艾尔莎（阿拉贡夫人）等，签署了一份抗议书。
收到传票的剧作家、曾任美国作家联盟电影编剧协会主席的约翰·劳逊与导演赫伯特、威廉等著名人士，引证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拒不出席听证会，而被国会提起公诉（他们先后被判半年至一年的监禁）。卓别林又联合加菲尔德等著名人士发出支持这几位受害人士的声明。
劳逊后来形容听证会进行的情况，就像卓别林的电影那么滑稽和富有社会意义。因为，他们被判之后不久，听证会主席、众议员帕内尔自己被指控滥用公共资金，同一些被指控为“蔑视”他的“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人一起蹲了监牢。
1947年底，在纽约发生的反对《凡尔杜先生》的行动，不过是这整场丑剧的序曲的一部分。因此，卓别林于当年12月公开了他对美国电影生产组织的宣战，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我决然和好莱坞，和好莱坞那班人宣战。我不喜欢背后批评的人，我认为这种人是自以为是和不起作用的。因为，我对整个好莱坞，特别是对美国电影，已不再抱任何信心，所以我决定公开宣布我的意见。
你们都知道，某些美国电影院（特别是在纽约）对《凡尔杜先生》一片所抱的态度。
若干造谣生事的人，开始把我当作“反对美国分子”来看待。
这只是因为我和整个社会的思想不一致，并且也不想一致，因为好莱坞的大人物们认为可以扫除任何不合意的东西。但他们不久就将从这种迷雾中惊醒过来，不得不认清一下某些现实情况。
我要公开宣布的就是这些：我，查理·卓别林，我宣布好莱坞已经濒于死亡。电影是被称为一种艺术的，但在那里它已经不存在了，有的只是千百米胶片在旋转。我要附带指出，在好莱坞，假如有人拒绝迎合一小撮狼群的意图、要以革新者的姿态出现、敢于反对“大企业”的法则……那么，无论这个人是谁，他也不可能在电影方面获得任何成功。……
不久以后，我可能会离开美国，虽然我在美国也曾获得过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满足。在那个我将度过我余生的国家里，我将尝试恢复自己成为一个和别人没有差别的普通人，因而也就能获得和别人相同的权力……
这，当然引起了那些反对、妒嫉、眼红他的人的极度恼恨。演员罗伯特·泰勒（《魂断蓝桥》的男主角）竟撕下他那英俊小生的面罩，说他主张把所有的赤色分子都遣送到不可能生活下去的地方去，他叫骂“查尔斯·卓别林是一个危险分子，他被当作一个经济和军事专家，其实他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暗藏分子而已。”
一个叫丕格勒的记者则攻讦卓别林“这个移居美国已35年的外国人，以他在道德上的坠落、他的巨额债务、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表演的懦怯态度……等等出了大名，这个外国人对美国的事务进行了不可容忍的干涉。”
一些国会议员同时也发动了“卓别林案”，共和党议员凯恩要求驱逐卓别林，因为他向毕加索发出电报是“犯了叛国罪”。民主党议员伦金要求押送卓别林出境，因为他的“不名誉的私生活造成了全美国道德的堕落”，而且他拒绝接受美国公民籍。
当“非美活动委员会”声称要卓别林去华盛顿接受传讯时，卓别林拍去一份电报，说自己是一个和平贩子。此后，他收到措词特别客气的复电，就说他不必再去受讯，此事已经结束。
毫无疑问，卓别林在他的影片中宣扬的和平思想和人道主义，是举世公认的。1948年，卓别林在美国的日子不好过时，在《凡尔杜先生》一片故事的背景环境地法国，电影批评家联合会与法国报界人士磋商后，却一致同意，向挪威议会主席斯笃辛发出一封要求信：
卓别林先生的影片，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们的拥护和平的思想，和影片中表现的对人类的热爱。他的最近两部作品——《大独裁者》和《凡尔杜先生》，尤其显著地表现了……这些特点，在这两部影片的后半部里，都出现了尽力宣扬亚弗雷特·诺贝尔先生的宝贵思想的宣言。
基于此点，法国电影批评家联合会……建议把诺贝尔和平奖金授予查尔斯·卓别林先生……
不知何故，挪威议会主席一直没有就此信作出答复。而加利福尼亚州一家大报却在读者中，发起了一次替卓别林购买返回英国的单程船票的募捐活动。
此后，听证会的调查黑名单，随着议员麦卡锡掀起的在文化界清除“赤色分子”的浪潮而扩大。它沉重打击了电影界数百名优秀编剧、导演、演员和其他电影工作者。好莱坞一时雾晦云暗、风雨飘摇，许多有才华的电影工作者被迫离开电影业和美国。卓别林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是在1953年离开的。
第二十一章莎士比亚式的悲剧《舞台生涯》
离美之前，他还拍了一部令人称道的悲剧影片《舞台生涯》。那时《凡尔杜先生》放映之后，“非美活动委员会”也暂时没来找他的麻烦。素来乐观的他抛开受审、听证会、影片受攻击这些给他带来的痛苦，在1949年又开始思索新的电影题材。
他想到的题材是一个老喜剧演员，和一个年轻的芭蕾舞女演员之间发生的故事，主题是艺术作品的永恒主题：爱。他说“世人无论披上什么新的外衣，他们骨子里喜欢的仍是爱情故事。正如黑兹利特所说，情感要比智力更能吸引人，所以它对一件艺术作品的贡献也更大。并且，和《凡尔杜先生》那种冷酷的悲观主义相比，它完全是别具一格的。更重要的是这个主题鼓舞了我。”
《舞台生涯》的剧本长达750页，1950年他修改了初稿，精简删节了不少，到1951年完成了分镜头剧本。此期间，《城市之光》于1950年4月，在美国再版重映，获得了巨大成功，这无疑给了他颇大的安慰与鼓舞。同期他还编写了一部芭蕾舞剧《科洛宾娜之死》，本来是想交给两个舞蹈演员演出的，但为了丰富《舞台生涯》的内容与艺术性，他把它放入影片中。
影片的背景是1914年夏天的伦敦，曾红极一时到老丧失了青春、健康、名气的卡伐罗（卓别林饰），身上似乎有着卓别林父亲那一辈人的影子，他的被人遗忘和喝倒彩，与卓别林本人当时在美国的遭际几乎一样。
影片开头是暮色苍茫的街道，孩子们（由卓别林的孩子们扮演）围住一个演奏管风琴的老艺人。这时，一个衣着整洁的绅士回到了小公寓，却老也开不了门，原来落魄的名演员卡伐罗喝得大醉……他好不容易开了门爬上楼，一股特别的气味又使他转回楼梯底下，……他破门而入，救了一个用煤气自杀的少女。
名叫梯丽的少女是舞蹈演员，她梦想成为一个伟大的舞蹈家，然后嫁给一个青年音乐家。但她生病双腿麻痹，丢掉了工作，也失去了爱情……为了给少女治病，卡伐罗将他最好的东西小提琴抵押给高利贷者，并想重操旧业。一个游艺场老板告诉他，没有一家游艺场愿聘请年老的他了。
但卡伐罗一直在座客稀少的小地方，演滑稽的驯虱者……他晚上回到家，做梦有了个伴侣即梯丽。他与梯丽合唱着一首《沙丁鱼之歌》，并在梯丽的帮助下恢复了昔日的声誉……
梯丽可以下床，但没有卡伐罗扶助就不能走一步。卡伐罗告诉她由于老想着悲惨的童年，所以患上了心理病，要坚强起来。为此，卡伐罗自己戒了酒，希望重登大剧院舞台……然而，他的笑语、噱头观众却不欣赏，喝倒彩、起哄、扔杂物。这是因为他老了，变得内向而矜持，过去与观众之间的那种亲密默契关系消失了。老板请他不必再去……
他很晚才与梯丽见面，说自己完全失败了、绝望了。但梯丽却把老人以前鼓励她的话回赠给他“现在你必须奋斗，奋斗，奋斗。”她激动地说着用足了力气，竟站了起来踱着大步。看到自己这样，她不由自主地又笑又哭，心理作用导致的麻痹症，被坚强的意志征服了……她一遍遍喊道：“我能走了！”那晚，她快乐地与老人在伦敦的街上走了一晚。
梯丽又练习起来，卡伐罗以一个行家的目光认定她是块跳舞的材料，鼓励并陪她上剧院应征。姑娘演得很成功，被聘在一部舞剧《科洛宾娜之死》中当主角。她介绍卡伐罗去演一个小配角……梯丽上台之际踌蹰不前，她觉得脚又迈不动了，卡伐罗严厉地训她并抽她一记耳光……
被逼上台的梯丽忘了一切，演得十分成功。舞剧的青年作曲家爱上了她，但梯丽却爱上了卡伐罗，老人不愿意接受。剧院经理唯恐卡伐罗干扰了梯丽，另找人代替他。卡伐罗为了不让梯丽的事业受到影响，并成全她与作曲家，躲开她出走……
几年过去，梯丽红遍欧洲。她在战争爆发时荣归伦敦，但青年作曲家应征入伍。偶然一次，作曲家发现了卡伐罗，昔日的老艺术家已成了深受凌辱的人。卡伐罗靠拉小提琴沿门行乞……作曲家临上前线时告诉梯丽，梯丽为老朋友组织一次盛大的义演……
卡伐罗想把这最后的演出机会，变成他重登舞台的风光前奏。他不顾医生警告，冒着心脏病复发的危险，大喝威士忌。他先演一个理智而富感情的流浪汉，再演出色的玩跳蚤者，最后演笨拙但爱抒情的提琴手……越演越精彩，观众如痴如狂，有人喊“伟大的卡伐罗”。东山再起的光芒，在老人眼前闪现……
节目快结束时，卡伐罗力竭，不幸掉进乐队席的大鼓里。这个“绝妙噱头”引起了观众的狂热，但疲劳使他再也爬不起来，梯丽惊慌……
痛苦的卡伐罗拒绝宣布停演，他要求人们把他抬到上场处……身着洁白舞纱的梯丽，正在神秘深邃的森林布景前翩翩起舞……老人向她投去最后一眼……
这部悲剧影片，采用心理剧的形式，表演和对话十分精彩，每一句、每一个动作都有丰富涵义。卡伐罗的命运看似悲惨，但其灵魂却凭借人的尊严和抗争的力量，继续生存在一位“跳着舞、充满了活力的明天”的女舞蹈演员身上，生存在他亲手发掘出来的人才身上。影片有力地肯定了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崇高的地位。法国著名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和日本电影评论家淀川长治都认为，《舞台生涯》是一部深刻的和真正的莎士比亚式的杰作。
卓别林在片中饰卡伐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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