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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对华战争-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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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这次调动不管是由谁提出的（根据前后的情况判断，帕塔尼亚要尽早撤退，而霍希尔·辛格却力图拖延），结果它是给中国部队打开了色拉的防御阵地。
午夜过后不久，有关部队奉命撤离了他们的阵地，本来他们正打起精神准备在拂晓时迎击进攻的——中国部队到那时还未放一枪——这些印度部队穿过另外两个营的阵地回到了山口。这次事前没有发出通知在黑夜里进行的完全出乎意外的调动，就是对士气最高的部队也会产生泄气的作用，更何况这些印度部队的士气本来已经够低的了。指挥官们突然改变坚守的命令所表现出的左右摇摆，使得部队对他们还怀有的一点点信任也烟消云散了。至于说到敌人，印度军队不管在什么地方碰上他们，都要被打垮。就在几天以前，从色拉派出的一支约两百人的强大作战巡逻队，曾遭到伏击并被歼灭。毫不足奇，这次出乎意外的撤退，使留在前沿阵地的一些其他部队处于一种一触即溃的地步。
中国部队仍然一枪不发紧紧地跟着后撤的印度部队，占领了他们已经修筑好的阵地。中国部队一开火，就有一个营的印度部队开始溃退。这时，全旅的阵地已开始瓦解，中国部队已插了进来，霍希尔·辛格一定是认为他这时已没有别的抉择，只好下令立即实行原拟在第二天晚上开始的全面撤退。
看来，中国部队原来的意图是：十一月十八日在边界的东西两段对印度的残存阵地同时发动进攻。十八日拂晓，中国部队袭击了西段中国所主张的领土上最后的印度部队，席卷了楚舒勒以东山上的各阵地。在东北边境特区的瓦弄一端，印度发动的作为生日献礼的进攻，可能被中国方面看作是不可失去的大好机会，并使中国部队提前两天发动主攻。十八日凌晨，在色拉的印度防御阵地上已空无一人，构筑这些工事的部队那时正沿着公路后撤。他们的重武器、大炮和其他军用物资，丢在原处，其中包括许多尚未开箱的美制自动步枪。中国部队进入了山口周围被丢弃的阵地，并朝着下面正在后退的印度部队开火。
在德让宗，虽然帕塔尼亚在头一天晚上感到有些惊慌，表示担忧，但到了十八日拂晓，情景又完全不同了。那天早晨五时左右，有两名坦克部队的官员到师部去请示，他们发现师部那里非常安静，军官们都在临时兵房里睡大觉，士兵们也裹着毛毯睡在走廊上，连岗哨都没有——如他们后来所描写的那样——是“毫无战争气氛”。当时，德让宗同色拉（第六十二旅旅部位于色拉山口的后面）同邦迪拉还能通电话，在那两位坦克军官到过师部之后不久，帕塔尼亚了解到防守色拉的部队正在向德让宗撤退。但同时又得到报告说，中国部队已出现在色拉后面的公路上，退路有被他们切断的危险。帕塔尼亚不久前曾派出一个连掩护一条通向德让宗的道路；这时，这个连的连长跑来了，看样子吓得魂不附体，他报告说，他的部队遭到猛烈的攻击；他丢下了正在作战的部队一个人跑了回来。几乎在同一个时刻，中国部队的小型武器从大约一千码的距离向师部开了火。这一下子，局面就不可收拾了。
帕塔尼亚命令同他一起驻在德让宗的第六十五旅向平原撤退；他离开师部，匆匆忙忙地向驻扎在附近的骑兵部队发出口头命令，要他们设法一直向邦迪拉打过去；如果行不通的话，就丢掉坦克，奔向平原。于是，帕塔尼亚就带领随从军官和少数部队，离开德让宗，奔向普汤。他后来解释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找到他过去派到那里的一连印度部队，一起绕道回邦迪拉；但到了普汤以后，获悉邦迪拉已经失陷，就直接奔向平原。
在德让宗，没有任何人接替帕塔尼亚指挥。十一月十八日晨七时过后不久，驻在该地的部队——大约两个营的步兵，一个轻坦克中队，一个野炮中队，还有几百名师部和旅部的工作人员——都各自争先逃生。当时也有几名少校级和校级以下的军官，曾企图把他们集合成一支杂凑部队，以坦克为中心，一起打到邦迪拉，但是他们在路上一碰到中国部队就给打散了。只有一个营没有散回到平原，其他的部队都分散成小股，七零八落地退了下来。中国部队的伏击，以及险峻的山地和冬季的气候，都给他们造成了伤亡。师部并没有通知任何人就撤出战场，在色拉和邦迪拉的指挥部以及在提斯浦尔的军部，对此都毫无所知。
从色拉后撤的部队，开始还能够维持某种程度的控制。当他们发现一些中国部队用火力封锁通往后方的公路时，就将其清除掉。但接着，这支密集的、向前运动的队伍的先头部分，遭受到重机枪的猛烈射击。霍希尔·辛格曾几次组织火力，企图打掉这些重机枪，但都失败了。这时，道路已无法通行，退却的部队挤成一团，陷入混乱状态，中国部队的火力给他们造成了重大伤亡，接着全旅就散成了零星小股，分头奔向平原。以后的几天里，很多小股在路上遭到伏击，不是打死就是被俘。霍希尔·辛格准将也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普汤被击毙。
到十一月十八日上午，驻在邦迪拉的第四十八旅已成为印度在东北边境特区唯一的有组织的部队。该旅有六个步枪连，分散防守原来由十二个连据守的半周形阵地，因此，阵地上就出现了许多缺口。但印度部队是据守在已准备好的阵地上等待中国部队的进攻，同时又有野炮、重迫击炮和四辆轻型坦克的炮火支援；两个增援营中的一个营的先头部队，这时已到达并立即进行了布防，堵住了阵地上的一个缺口。其余的增援部队都落在后面，过几个小时才能赶到。中国部队肯定能够拿下邦迪拉——但看来他们还得为此而进行一场恶战。可是，十一点钟左右的时候，考尔从提斯浦尔打来电话，命令第四十八旅派出一支机动部队解除德让宗的围困（他当然还不知道，当时除了几名躺在师部医院里的病员外，德让宗已空无一人）。格巴兹·辛格准将再次提出抗议说：他的处境并没有变化；除五十名先头部队外，增援部队还没有到达；再从他的阵地上抽调部队等于把邦迪拉奉送给中国人。考尔怒气冲冲地断然命令他：机动部队必须在半小时内上路，不管这样做对邦迪拉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于是，就从阵地上抽调出两个连的步兵，外加两辆坦克和两门山炮，组成一支纵队，准备沿着二十多英里长的曲折的山道，向德让宗方向打过去。为了填补阵地上的空隙，把工兵、伙夫、文书编成了几个临时排——纵队启程后十分钟左右，中国部队就发动进攻，这班人首当其冲。中国部队的第一次进攻被打退。这时，已上路的纵队中的步兵，奉命返回原阵地，但他们发现自己的阵地已被中国部队占领，因此在中国部队发动第二次——也是主要的一次——进攻时，他们身在旷野毫无掩蔽。接着，由临时排防守的阵地被攻破，中国的火力转向旅部和后勤区。印度方面组织的反攻失败了。进行平射的印度野炮和坦克，堵住了中国部队；但下午四时左右，格巴兹·辛格下令部队向南方八英里左右的鲁巴（Rupa）撤退。他希望能在鲁巴同增援的两个营汇合；但当时一个营距鲁巴还很远，另一个营走的路线不同，开进邦迪拉时第四十八旅已经撤走。中国部队没有向他们开火，黄昏后格巴兹·辛格又返回邦迪拉，才把该营拉出来。
十八日夜间，该旅开始在鲁巴周围组织防御，但又接到第四军的命令，要他们再撤到接近平原的伏特山（Foothills）。部队根据命令后撤的过程中，又接到考尔的命令，要他们在鲁巴固守！这次，考尔又不在军部，而是跑到了伏特山，他是从该村派了一名通讯员来传达命令的。于是，部队又根据这个命令折回鲁巴——这时中国部队已占领鲁巴周围山上的阵地，居高临下地对回来的印度人进行射击。这就使得鲁巴无法防守。全旅这时还保持为一个单位在战斗着，又接到军部的命令撤向查库（Chaku），这是沿公路南下的另一个可能组织抵抗的地方。中国部队从山上跟踪追赶了一阵子，不时地袭击沿山路后撤的印度部队，后来就脱离接触。第四十八旅到这时只剩下了三个营的残部，加在一起大约有一个营的兵力，在十一月十九日的全天，徒步后撤，傍晚过后抵达查库。先头部队事先已对该地作了侦察，并分配好各单位到达后应防守的阵地；这次撤退还算是有控制的。但午夜过后不久，中国部队从三个方面进攻查库，并伏击了一支向该地运送弹药给养的纵队。燃烧着的车辆照亮了防御工事，中国部队很快地就突破了印军阵地。全旅至此已失去控制，终于溃败，残部分散成小股奔向平原。
十一月二十日清晨三时左右，第四十八旅已瓦解。这时，在东北边境特区以及在西段中国方面所主张的领土内，已经不存在任何有组织的印度军事力量了。从军事上来说，中国方面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印度方面遭受到彻底的失败。
但撤退并没有终止。十一月十九日深夜，考尔回到了提斯浦尔军部，确信中国部队将进一步向平原地带推进。第二天早晨，考尔同森将军进行了会商，并当着森的面，下令要军部立即撤至高哈蒂（Gauhati），该地在提斯浦尔以西约一百英里，位于布拉马普特拉河南岸。当时K。K。辛格准将和其他几名参谋坚持认为他们应留在提斯浦尔，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经过一番争论，考尔也留下了，当天下午，军部的其他人员，除医院和伤病员等不能搬运的部分外，都前往高哈蒂。第二天，考尔搭乘直升飞机，飞过沿着小路溃向平原的第四师残存人员，并让帕塔尼亚和几名伤员搭上飞机回到提斯浦尔。
新德里到了十一月十八日才发布瓦弄失陷的消息；事先还公布了关于瓦弄地区正在进行激战的报道。这个消息比塔格拉山脊溃败的震动更大。一般公众都认为，在塔格拉山脊印度部队是遭到了突然袭击，认为中国部队的进攻象是一次由步兵偷袭的珍珠港事件。但瓦弄却是一个重要据点，控制着通往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通道，而印军在这里又足足准备了三个星期——事实上是采取着攻势——现在又败退下来。此外，当天晚上印度政府向报界介绍情况时，还宣布中国部队已进攻色拉，战斗仍在进行。第二天，人民院的议员们在整个提问题的时间里，精神紧张、心烦意乱地坐在那里，到了中午，尼赫鲁站起来，宣布最新消息。
自上次议会休会后，度过了一个周末；在这个期间大家都满怀乐观情绪，期待着印军在瓦弄大捷的消息。现在，总理不但证实了瓦弄已经失陷——当天早上各报已报道这个消息——还说色拉也失陷了。议员们鸦雀无声，屏息听完了尼赫鲁的简短发言。他刚一坐下，从反对党议席上就爆发了愤怒的质问和训斥，并发展成为一片鼓噪。议长要议员们遵守会场秩序，可是他的声音为一片呼喊声所压倒，根本无人理睬。过去碰到这种情况，总理就会站立起来，用他那尖刻而又带讽刺味道的语调压住喧哗。他能比议长更有效地驾驭议会，因为他拥有更大的权威。但是，处于这个全国危机的关头，很明显地需要议会表现镇定和克制的时刻，尼赫鲁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他往日对于议会的统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本人想必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当天晚上，尼赫鲁对全国发表了一次广播演说，但这也无助于恢复他的地位。在这已历时三周的雷声大雨点小的对华战争中，他讲话里时常出现的那种丘吉尔式的词藻，现在也消失了。这时，他的声音显得衰老、疲乏，他讲的尽是泄气的话，而且使听的人也感到泄气。在这部不断扩大的灾难史中，他又增添了新的一项：就是邦迪拉的失陷。他的讲话还特别针对阿萨姆邦的人民，他说：“已经发生的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也是使我们非常伤心的。我很能理解我们在阿萨姆邦的朋友们现在的心情，因为这一切可以说都正在他们的大门口发生。我愿意告诉他们，我们很同情他们，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来帮助他们。”阿萨姆邦的人民对这番讲话的反映是辛酸的；他们觉得尼赫鲁是在伤心地同他们告别，预料他们不久将处于中国占领之下，并且默认政府对此是无能为力了。尼赫鲁接着说：“在侵略者撤出印度或被赶出印度之前，我们是不会甘心的。我们不会接受他们提出的任何条件，否则他们就会认为我们多少是被一些挫折所吓倒了……”
关于这一天，就是十一月二十日，美国大使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这一天在德里出现了极度的惊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公众士气的瓦解。”到处是恐惧和流言：说中国部队正要攻占提斯浦尔，甚至要派伞兵在首都降落；说考尔将军已经被俘。关于最后一点，拉达克里希南总统评论说，“这不幸不是事实。”
当天深夜，尼赫鲁直言不讳地紧急呼吁美国进行干预，要美国派遣轰炸机和战斗机中队同中国部队作战。他的想法是：如果中国部队继续向前推进，就要美国飞机截击在印度领土上的中国部队；如果中国空军企图袭击印度的城市，就要美国飞机对这些城市提供空中保护。呼吁书提得很详细，甚至写明了所需要的空军中队的数字——十五个。这说明尼赫鲁是接受了某些军方人士的意见，但他事先既未同他的内阁同僚们商量，事后也没有通知他们。这份呼吁书唯一的一份副本保存在印度总理秘书处，而没有按照惯例送给外交部。
＇ 注：这件事有两年多的时间在印度没有人知道。到了一九六五年三月，已故的国大党议员苏迪尔·高希（Sudhir
Ghosh）在人民院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了这件事（在尼赫鲁提出这项穷途末路的呼吁后不久，肯尼迪总统曾把这件事告诉了高希）。对此反应是强烈的，又是奇特的：人们指责高希污辱了这位不结盟之父的死后名声，而且是扯谎。当时的总理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把高希找去，说他不知道有这样的呼吁，在部里的档案也没有关于这件事的任何记载。高希要他同美国人查对，并说如果美国人否认这件事，他愿收回他的发言并道歉。以后去问美国大使馆，大使馆肯定当时的确有这样的呼吁，并将呼吁书的原件出示给印度人（经过进一步搜寻，在总理秘书处的档案中找出了该件的一份副本）。加尔布雷思在他的《大使纪事》一书中描述过那份呼吁书的原件。以后的做法就是很不象样的了。夏斯特里在议会上发表了一篇措词审慎的声明，这篇声明从字面上看是符合事实的，但从效果上看是骗人的。高希提到有一艘美国的航空母舰曾奉命开往孟加拉湾；夏斯特里否认尼赫鲁曾要求美国派一艘航空母舰，并说美国航空母舰也没有开进孟加拉湾。高希表现出一种夏斯特里所不配的忠诚和庄严的风格，保持了缄默，虽然这样做使他自己的正直品格受到了损害，因为许多印度人不愿意知道：尼赫鲁在惊惶失措的时刻，已把不结盟忘得一干二净。但高希在他的自传里把事情的真相讲清了。甚至到了一九六五年，梅农也还不能相信尼赫鲁真的发出了上述呼吁。他说，“潘迪吉没有发出过那个呼吁”，“……潘迪吉在这点上是肯定的，不论他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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