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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对华战争-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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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部队占领达旺后稍作停留。十月二十日后，他们向沿着麦克马洪线的其他印度哨所进攻；这些哨所都在不同程度的压力下后撤了。在东北边境特区的东端，他们于十月二十四和二十五日到达瓦弄，进行了试探性进攻；从那时以后，东北边境特区暂时处于沉寂状态。
与此同时，在西段，中国部队紧接着第一次进攻之后，向南移动，并集中进攻印度其它前沿哨所。十月二十一日，经过激烈战斗之后，中国部队占领了班公湖北边的所有哨所，廓尔喀守军几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二十七日中国部队对碟穆绰克周围的哨所发动进攻，取得了类似的战果。有好几个哨所，包括斗拉特别奥里地哨所在内，在中国部队进攻之前就根据西线指挥部的命令撤退了——中国部队并没有占领斗拉特别奥里地，因为它是在中国主张线以外。西部军区的道拉特·辛格将军从克什米尔调来部队，有条不紊地，迅速地沿着受到中国部队威胁的前线集结力量。军区的后备运输力量也全部集中起来使用，以增援拉达克前线。于是那里的印军力量迅速增加。到了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已经在列城建立起师部，外加一个旅，下辖四个步兵营。十一月十七日，另一个旅也调到列城。
然而，在东线却缺乏这样的坚决果断和迅速行动。十月二十四日原驻防西姆拉的哈巴克希·辛格中将（Harbaksh
Singh）调任第四军的新指挥官。森将军解除普拉沙德将军的第四师师长的职务，另派帕塔尼亚少将（Major…General
A。S。Pathania）接替，——帕塔尼亚过去曾立过战功 ＇
投笔从戎注：在1947…1948年第一次印巴战争，克什米尔，卡基尔（Kargil）战役，帕塔尼亚时任中校。此外帕塔尼亚在二战中获得过军功十字勋章（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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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次他是突然调离新德里的“国家士官团”的领导岗位，从一项最舒服的、坐办公室的工作调来指挥一个师作战。东部军区的很多精力是花在这一类的指挥调动上。第六十二旅的指挥官也换了；过去训练过并且指挥过这个旅的旅长被调走，换来的新手是霍希尔·辛格准将（Hosiar
Singh）。第六十五旅在邦迪拉等了很久，接不到行动命令，直到新师长要求更换该旅旅长被批准后，才结束了这种状态。负责瓦弄一段的第五旅旅长也更换了。与指挥官频繁调动的同时，各部队也调来调去。最后，在东北边境特区没有哪一个旅还辖有原由它指挥的营。
看来第四军应该能够逐渐安定下来了。哈巴克希·辛格将军在十月二十四日接任军长后，就开始对他所负责的地段积极进行侦察，并对他所面临的军事任务进行了研究。
这一回轮到北京放出文字烟幕，以掩盖地面上正在发生的实际情况。十月二十日，中国国防部发表了一项声明，说那天早晨七时印军不仅在克节朗河地区，而且从他们在西段的奇普恰普河和加勒万河谷的哨所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声明接着说：“我边防部队迫于自卫，也实行了坚决的回击，并且清除了印军在我国领土上设立的几个侵略据点。”这里，中国把它自己经常——而且不是没有理由地——指控印度使用的“颠倒是非”的战术接了过来。十月二十日克节朗河地区的印军并未发动进攻；印军正在增援章勒，当然这也是一种侵略行动。但是说“＇他们＇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在克节朗河全线和兼则马尼地区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则简直是编造。说西段的印度部队从他们孤立的小据点“发起了全面进攻”，也是无稽之谈。
中国人牺牲真理，显然是为了有利于宣传；他们把事实真相弄模糊了，反而帮了印度的忙。印度军队打算在塔格拉山脊下向中国部队发动进攻，这在当时是尽人皆知的。十月十二日尼赫鲁在机场谈话时又加以证实，这就使那些还没有风闻里窝那作战行动的关心中印关系的国家都知道了印度想干些什么。如果北京干脆说中国不愿坐待印度军队发动其大肆宣扬的进攻而先下了手，那末，新德里再叫喊“侵略”就很难再令人相信了。先发制人的理论现在已如此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所以按照这个理论行事而获胜的人是不会受到一般谴责的。然而事实既如上述，中国指控印度军队“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结果就适得其反，因为人们普遍怀疑印度是否有力量进攻中国，而且，北京自己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在其自卫行动中正连续攻克印军阵地，这就马上暴露了中国的指控纯属虚构。
那个虚伪的声明说是印军于十月二十日发动进攻，而周恩来最初并没有这么说，这也许是意味深长的。他在十一月四日给尼赫鲁的信中，只提到克节朗河地区的印度军队“积极部署大规模的进攻”。这个提法是完全正确的：按照到那时为止的边境上冲突的规模来衡量，部署一个旅（四个营）的兵力发动进攻，当然可以说是大规模的。然而，周恩来十天后在给各亚非国家政府的信中，也写道：印度“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进攻”。
中国现在采取的行动的核心是军事措施与外交措施相结合。中国的下一步外交行动选择的时机和内容上都是很巧妙的。十月二十四日，北京发表声明，扼要追溯了中印争端的过程，结束时提醒对方说，在以往的三个月内，中国政府三次建议就中印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而不附加先决条件，但是三次都遭到印度政府的拒绝，尼赫鲁还公开下令要印度军队“解放印度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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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注：十月二十四日我国政府声明中的原文是“……印度政府竟然在拒绝了中国的和平建议之后，在十月十二日下令印度军队‘清除掉’中国边境上的中国军队。……”
＇ 声明指出不可能用武力解决边界问题，指出需要重新进行和平谈判，并为此目的提出了三项建议：
（1）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双方尊重实际控制线＇指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时的状态＇；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
（2）如果印度政府同意这项建议，中国武装部队就撤到麦克马洪线以北。
（3）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在北京或新德里再一次举行会谈。 ＇
译者注：建议原文如下：（1）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脱离接触。（2）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3）中国政府认为，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候，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总理愿意前往德里，进行会谈。（上述建议第（2）项最后还有一段：“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冲突事宜，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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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同日致尼赫鲁的信中重复了上述建议。这是两国总理一九六O年四月在新德里分手后的第一次通信。他劝导说：“我们应该向前看，我们应该采取措施，扭转局势”，而不要对冲突的起因多费唇舌，并呼吁尼赫鲁作出积极响应。
第四章 边境战争（7）
中国的建议在任何细节上并没有新的内容；它同周恩来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致尼赫鲁信中提出的建议完全一样，只是在某些地方作了些修改，以适应中国部队那时已到达麦克马洪线以南的情况（十月二十一日，北京宣布在东段作战的中国部队可以不管麦克马洪线——当天中国部队就向中国认为是边界山口的哈东山口以南移动）。事实上，如果接受中国的建议，就可以形成一条沿着“实际控制线”的停火线（北京从一开始就使用“实际控制线”这个名词，形容一九五九年中印边界争端尖锐化时的局面）；中国部队将撤至麦克马洪线以北，据守西段的一些残存哨所的印度部队将撤至一九六一年前进政策付诸实施前印度所据守的一线。然后双方武装部队——不包括文职人员——都再后撤二十公里，以便沿着上述那条线建立非军事区。这些建议并没有含糊不清之处，虽然建议中没有精确地提出有关地点的细节，例如，建议中没有提到塔格拉山脊，也没有提到麦克马洪线。然而北京一直使用“实际控制线”这个名词形容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时的情况，那时中国部队还没有到过麦克马洪线以南，甚至还没到过塔格拉山脊以南——虽然当时印度已在兼则马尼建立了据点。对印度来说，接受这些建议可能引起的领土变动只是：需要撤出它推行前进政策时越过中国主张线在西段建立的哨所——指那些还没有被消灭的哨所——也不能重建多拉哨所。
中国人说他们自己的建议是平等、互让的，是基于互相尊重而不是“武断专横”的。如果客观地去看待这些建议，这些形容词的确是当之无愧的。但印度自然不能客观地去看待这些建议。在印度看来，中国部队在西段出现于印度所主张的领土上本来早已就是侵略，现在又进行了新的、更为粗暴的侵略，中国目前不过是想通过外交手段把他们罪恶地夺取到的东西加以确认。
新德里立即拒绝了中国的建议——新德里根本没有等待正式接到上述建议而是根据通讯社所报道的内容就采取了行动。十月二十四日新德里发布了一项声明，作为对中国的答复；在声明中印度政府首先声称它自己是“坚持和平和和平方法，＇并＇一向谋求通过会谈和讨论来解决分歧”的。但声明接着说，“印度不能也不会接受这样一种状态：中国军队继续侵入印度领土，占领印度的大块土地，并且利用这些土地作为强行按照他们的条件进行解决的讨价还价的筹码。”
印度提出反建议前就先把中国建议搞混乱：
中国人提出的从他们所谓“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是没有任何意思或意义的。这条“实际控制线”是什么呢？这是他们通过自从九月初以来的侵略造成的那条线吗？通过肆无忌惮的军事侵略前进了四十或六十公里，而建议撤退二十公里，如果双方都这样做的话——这是一种骗局，愚弄不了任何人。
新德里外交部的官员们不会真的不了解中国建议的意思。照北京的习惯用法，“实际控制线”的含义一贯是清楚的。然而中国人没有说得更详细些，就留下一个漏洞，于是印度就利用了这个漏洞，要求对方澄清——这是印度历来用以拖延时间的一种外交手段。印度接着提出了反建议：
如果中国人自称的要和平和和平解决分歧的说法的确是真诚的，那么让他们至少后退到他们于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以前在边界全线所处的地位上去。然后印度将准备在双方同意的任何一级上举行会谈和讨论，以便达成为了和缓紧张局势和为了纠正片面用武力改变印中边界现状所造成的局势所应当采取的双方同意的措施。
声明最后说，如果中国接受上述建议，印度就准备欢迎周恩来去新德里。
如果说中国的立场是前后一贯的，印度的立场也是前后一贯的。事实上，这个反建议就是新德里在十月六日收回了它同意开始会谈时所提出来的建议。
＇ 注：见本章第一节 ＇
这个反建议是要中国人撤回到塔格拉山脊以北（九月八日是指中国部队最初围攻多拉哨所的日期），并放弃他们在西段所占领的哨所；印度人就可以重返上述各地以及多拉哨所、克节朗河附近另一些地方和兼则马尼的阵地。中国一旦接受并执行了这个建议，印度就准备会谈——但只谈中国部队撤出阿克赛钦的问题。十月二十七日尼赫鲁致函周恩来，并将印度政府的声明和建议附在信里。从当时正处于尼赫鲁所说的“中国入侵印度”的局面来看，这封信的语调显得格外温和。
在印度，尼赫鲁致周恩来的信遭到批评，说是语调温和，反建议软弱无力。在中国部队进攻之后，印度的心情是把同意谈判与投降等同起来——一名议员说过，谁要是提出印度应该同意会谈，就必须按叛国罪论处。因此，中国的建议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拒绝，中国根据印度的要求所作的澄清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周恩来在十一月四日发出的另一封信里，不厌其烦地解释了中国政府的建议。他说，中国所指的“实际控制线”基本上是他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提出的作为双方后撤起点的那条线。“中国政府的这项建议以一九五九年的实际控制线为基础，而不是以目前双方武装部队的实际接触线为基础，这就充分说明，中国方面没有因为最近在自卫反击中所取得的进展，而把任何片面要求强加于印度方面。”（着重点是作者加的）印度的反建议中规定印度部队得恢复他们在克节朗河地区的进攻态势，并重返西段哨所；周恩来把这些比作是“强迫战败者”接受的条件。“中国政府怎么能够同意恢复这样的状况呢？”他呼吁尼赫鲁重新考虑中国的建议。
尼赫鲁第二封信的语调有显著的改变。中国部队进攻后他所写的第一封信，调子是低沉而又彬彬有礼的；现在他态度粗暴了，他把中国部队进攻描绘成是“冷酷的……大规模的侵略”，并宣布如果印度接受中国的建议，那“便意味着向一个侵略的、骄横的、扩张主义的邻国乞怜苟活”。他重申印度部队一定要重返他们在九月八日沿边界全线占领过的阵地，并且说中国可将部队撤至他们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的阵地，以表示自己的诚意。这样一来，印度就将重新占有他们的一切前沿哨所，而中国人则将撤至为了对付印度前进政策而设立的阵地的后面很远的地方。
印度立场的核心是坚持要中国部队撤到塔格拉山脊后面，印度部队则回到塔格拉山脚一带（多拉哨所和兼则马尼），并重新占领印度采取前进政策后在西段设立的各个哨所（当时这些哨所的大部分已被打掉）。这就是坚持恢复九月八日位置的含义。
在中国人占领达旺后那一段沉寂时期里，双方的外交文件来往表明，新德里对于边界争端的态度改变得更加僵硬了。印度象以前一样坚决不肯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他们坚持要回到西段前沿哨所以及克节朗河地带。这就表明前进政策的计划和设想并没有变。北京粉碎了印度对塔格拉山下中国阵地的小小威胁，并打掉了西段印军前沿哨所的半数，而无所得。印度人觉得虽然自己打了一次败仗，但真正的战争还没有开始；他们比以往更为自信了。印度当时的政治气氛几乎一致是好战的。中印边界已经成为难以愈合的创伤，而印度人又不断扩大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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