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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对华战争-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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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选择了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的首席部长耶·巴·恰范（Y。B。Chavan）接替梅农。恰范非常勉强地接受了这项任命，边境战争结束的那天他才抵达首都。
印度在边境战争中的失败，使新德里的政治力量的对比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梅农被撵下台，以及他被撵下台的方式，就是这种变化的第一个表现。在这以前，尼赫鲁在道义上的权威几乎是绝对的，这时候很快地跌落。国大党议会党团开始显露头角；在其背后，各邦的首席部长在中央的政治斗争中第一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印度以外的整个世界，至少在印度看来，也正起着显著的变化。在西方，中国的进攻被认为是对亚洲主要的民主堡垒的打击——正如英国《每日电讯报》提到的，这是“亚洲大陆上共产党巨人同非共产党巨人争夺亚洲人心的第一个回合。”也有人呼吁联合国象在朝鲜那样的进行干涉。英国《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杂志说，“必须抵制那种对于印度目前所处的困境幸灾乐祸的念头。”伦敦《泰晤士报》表示无可奈何，不加评论地在社论中刊登了尼赫鲁自我解嘲的话：“我们同现代世界的现实脱离了接触，而生活在一种自己创造的、虚假的气氛中。”然而以英美两国政府为首的西方世界总的反映，是向印度表达迅速和毫不犹豫的同情和支持。肯尼迪总统写信给尼赫鲁说：“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完全同情你。你在同中国人打交道中已经表现出高度的克制和耐心。凡是伟大的宗教领袖们所极力提倡的，你都已身体力行，而他们的信徒中能够做到这样的却是寥寥无几。”肯尼迪在颂扬了印度政策的高尚精神之后，紧接着就建议向印度提供物质援助。感恩不尽的印度舆论在感情上摆向美国一边，这当然使美国驻印度大使约·肯·加尔布雷思教授感到非常满意，而他本人也不遗余力地鼓励这种倾向。于是他就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承认麦克马洪线是一条“为现代惯例所承认的”国际边界线。在这以前，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力求含糊，不愿明确表态的；甚至到了这个时候，加尔布雷思教授还不得不首先克服美国国务院的顾虑，然后国务院才授权他表态赞同麦克马洪线。他一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就立即发表声明，唯恐华盛顿在福摩萨的压力下改变主意。他的声明发表后，国民党政府果真提出了“疯狂的抗议”。英国政府也同美国一样迅速地、毫无保留地表示同情印度、谴责中国并建议提供援助。
如果说西方世界是牢牢地站在印度一边，不结盟国家（过去印度曾指望充当它们的领导）的反应，相形之下，就显得有保留和谨慎——一句话，是不结盟的。印度驻中东的一名记者报道说：“即使在入侵一周以后，还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党派、报纸以及知名人士表示过同情印度。”另一名记者从非洲发回的报道说，肯雅塔（Kenyatta）
＇ 投笔从戎注：肯雅塔Jomo Kenyatta（约1894…1978），肯尼亚共和国首任总统（1964…1978）。 ＇
总统和其他领导人也都态度暧昧。加纳总统恩克鲁玛走得更远，他斥责英国迫不及待地表示愿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他写信给英国首相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说，“不管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斗争是非如何，我肯定，只要我们大家不采取可能使局势恶化的任何行动，就是最好地为和平事业服务。”恩克鲁玛的态度尤其使印度人恼怒，因为尼赫鲁访问过加纳才不久。在参加过一九六一年贝尔格莱德的不结盟国家会议的国家中，只有埃塞俄比亚和塞浦路斯这两个国家从开始就公开站在印度一边。其它国家都宁愿扮演以往常常是印度所扮演的角色，力劝双方要有克制和耐心，并且自愿出来调停。印度议会复会时，尼赫鲁对那些正试图促进停火的国外的朋友们，对那些“好心肠的国家”表示愤慨。他说，“人们劝我们要学好、不要打，好象我们喜欢战争的样子。其实，本院很清楚，要说起来，我们就是没有好战心理；因此在进行一场战争时我们就有弱点。……所以，人家对我们说，要我们做好孩子，要和解，这些都没有什么特殊意义，除非他们亲自研究一下有关问题。”他说，“这些所谓不结盟国家”（这种措词出于尼赫鲁之口，真有点意外）是糊里糊涂的，也有点怕中国，所以如果“＇因为＇它们不直截了当地站出来替我们辩护，支持我们的立场，我们就跟它们生气；那是无济于事的”。
同莫斯科在开始的时候采取的息事宁人的路线相比，不结盟世界的反应对印度所造成的损害要少些。莫斯科一度明显地倾向于中国一边。十月二十日，在中国发动进攻的几小时以后，尼赫鲁在新德里收到赫鲁晓夫的一封信，这是莫斯科的态度变化的第一个暗示，信内对印度企图以武力解决同中国边界争端的报道表示关切，并且警告说：“这是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当然，印度从未隐讳它要在塔格拉山下对中国使用武力的意图。当里窝那作战行动正在准备阶段时，俄国大使曾两次见到梅农。梅农无疑地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梅农也许希望莫斯科告诉北京，说印度是说话算数的；使中国人能认识到：在这件事上谨慎是外交的主要手段。）赫鲁晓夫在信中劝尼赫鲁接受中国关于会谈的建议。更糟糕的还在后头。十月二十四日北京重新提出脱离接触并开始会谈的建议。次日，《真理报》就赞扬中国方面这一行动是诚恳的、建设性的，为举行会谈提供了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基础。社论写道：
中印边界问题是英殖民主义者统治印度时遗留下来的问题；当时英殖民主义者多次任意涂改亚洲的地图。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从来也没有为中国所承认；它是偷偷地塞给中国和印度人民的。帝国主义集团在与这条线有关的边境冲突问题上进行投机，竭力想借以挑起一场武装冲突。帝国主义者日夜梦想使中印两个大国火拼，并破坏苏联同兄弟般的中国和友好的印度之间的友谊。
《真理报》接着说“印度国内的反动集团”正煽起冲突，并且警告说，“甚至某些思想进步的人们”在激动的时刻也可能屈从于沙文主义的影响。
《真理报》这种含蓄的批评和表示支持中国的弦外之音，给印度政府当头一棒。《印度教徒报》的政治记者写道：
过去认为俄国人最多不过是继续采取中立主义的态度。但是当《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全力支持中国立场的社论后，所有这些希望全都落空了。……赫鲁晓夫致尼赫鲁的信和《真理报》的社论唱的完全是同一个调子。
不仅首都的官方和非官方人员，而且一部分的印度共产党人都对此感到沮丧。他们认为苏联的态度不仅是不能体贴别人，而且是伤人感情的。
俄国人为了表示他们态度的转变不仅是口头说说而已，而且通知印度驻苏使馆说：他们不能实现继续向印度提供米格式战斗机的诺言。在以后几周里，莫斯科继续喋喋不休地讲这个问题。
当时的情况是：在加勒比海的一场胆量比赛，恰巧同喜马拉雅山的危机同时发生并达到高潮。十月十四日，华盛顿开始侦察到俄国在古巴安置导弹的证据。美国政府有一周之久未动声色，在此期间内考虑如何应付这个局面，并做出决定。十月二十二日，肯尼迪总统宣布美国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抽查船只。次日，美国驻印度大使把他的一份声明交给印度政府。在俄美对抗中，对赫鲁晓夫来说，尽一切可能弥补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裂缝——或者不如说是向全世界表示双方的裂缝业已弥补——显然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因此就在中印争端中公开站在中国一边。
＇ 注：当时以及后来都有人设想，中国发动进攻选择的时间是为了配合导弹危机。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写道，“中国能够通过同古巴的重要接触，或者通过它在苏联参谋部的同情者，很容易非正式地得到消息。无论如何，难以相信这完全是巧合。”完全肯定或否定这种设想是不可能的。但我个人认为，中印边境争端的发展以及诸如克节朗河水位等地方性因素，足以说明为什么要选定十月二十日发动进攻。总而言之，更可信的是这一点，而不是什么由于中国预见到美国对在古巴安置导弹会作出那种反应，或获得了有关情报，而精确地选定了进攻的时间。
＇ （中国后来说，俄国语调的暂时改变只不过是“出于权宜的考虑，讲几句表面上好听的话”。）
尼赫鲁最初对俄国的立场大失所望，但他很快就懂得了其中的奥妙。十月底，美国电视记者向他提出有关俄国态度的问题，他答道：“我猜想大概是由于古巴事态发展等原因，使得俄国人认为有必要不同中国人闹翻。”他说，导弹问题现在已“不是个障碍了”（赫鲁晓夫已于十月二十八日同意撤回导弹），他希望苏联将会回到它原先的立场——俄国也果真很快地恢复了原有立场。
对于败退的部队来说，它必须作出的第一个、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决定是：在什么地方进行抵抗？这个问题只能根据时间、地形和后勤等军事因素得出答案。如果答案错了，就足以使部队再次遭受失败。
塔帕尔将军和森将军最初的想法是试图守住达旺。森将军于十月二十二日乘直升飞机来到达旺，并下令要那里的部队——两个步兵营（一个锡克步枪队和四个高尔瓦尔步枪联队）和一些炮兵——不惜任何代价固守达旺，说还有两个旅很快就会调来增援。森将军要在达旺过夜，他的直升飞机就空机飞回提斯浦尔。第二天早晨，他会见了率领战术指挥部人员刚从吉米塘来到达旺的普拉沙德将军。他们两人事后谈到这次会晤时，都说对方已经丧魂落魄——森将军的地位高一些，当然能够使自己的说法为人们所接受——双方对森将军在十月二十三日飞回提斯浦尔时究竟留下什么样的命令也有争论。然而在陆军总部和提斯浦尔的第四军内部，有一些头脑大概要比这两位将军冷静一些的人强烈地争辩说，要想固守达旺，必然会带来一场灾难。
中国部队已展开三路攻势。击溃了印军第七旅的中国部队，兵力估计约三个团，转向东南，经过萨客地（Shakti），于十月二十三日到达距达旺不到十英里的卢姆拉（Lumla）；这一支部队已经同经过兼则马尼、沿娘江河（Nyamjang
Chu）而下的第二路部队汇合。二十三日，中国部队还开辟了第三条推进线，通过棒山口并沿着古时商路直捣达旺。这样，达旺南北两面腹背受敌。达旺没有天然屏障。任何部队企图在达旺抵抗敌军都显然会象克节朗河地区印军一样易于遭受围歼。在新德里，陆军总部作战处长帕利特准将极力敦促塔帕尔必须撤出达旺。塔帕尔征询尼赫鲁的意见。尼赫鲁说要在什么地方打以及怎么打法，现在必须由军方自行决定。在提斯浦尔，第四军参谋长K。K。辛格准将也极力敦促森将军撤出达旺。考尔这时候又不出头露面了；在中国部队进攻的那天早晨，有人说服考尔放下电话筒，放弃对第四军的指挥。
结果，十月二十三日第四军给驻守达旺的部队下命令，要他们撤退到邦迪拉。邦迪拉距达旺约六十英里，位于通往印度平原的公路上。根据第四军的估计：印度部队能够比中国部队集结得更快的最靠北面地点就是邦迪拉。一切有关的部队也都接到在邦迪拉集结的通知。
然而在陆军总部，作战处长帕利特准将，却极力主张命令部队据守色拉（达旺后面仅约十五英里处的一座很高的山口）。帕利特在被考尔选拔担任陆军总部作战处长之前，曾指挥过驻东北边境特区的第七旅。他早就认为：如果想不让入侵者进入印度平原，必须守住色拉，因为色拉是个坚不可摧的天然阵地。帕利特讲话有魄力，而且又讲得头头是道，他鼓吹这种观点，一定受到梅农，也许还有塔帕尔的欢迎。尽管印度总理指示过必须完全根据军事上的理由作出决定，这班人决不会看不到：丢失给中国部队的土地越多，克节朗地区的失利看起来一定就越糟。不管怎样，森将军终于在十月二十三日，收回了退到邦迪拉的命令，并下令坚守色拉。K。K。辛格准将要求通知新德里：要在色拉集结足够的防御力量，后勤上根本办不到。可是森将军回答说，内阁已经决定必须固守色拉，政府的命令必须执行。
这个决定是关键性的——而且是灾难性的。色拉这个地方确实有诱惑力。山口本身高达一万四千六百英尺，两侧的山峰还要高出一千英尺。从达旺河谷到色拉要攀登五千英尺高山，道路陡峭，并受到山口及其侧翼居高临下的控制。通向印度平原的公路经过色拉，绕过色拉的只有一些小道。色拉是一个牢固的防御阵地——然而它对印度部队又是个圈套。色拉离印度平原太远，因而不能很快地把它建成为主要防御阵地；那条公路至多也只能跑载重一吨的车辆，从山麓地带到色拉要跑好几天，跑一趟很累人。山口附近有几块良好的可供空投的地段，然而在那种地形条件下，空投不但浪费，而且要冒风险，同时气候的变化也使得空运根本没有把握。而且色拉太高，守卫色拉就要求部队在一万四千至一万六千英尺之间的地段行动，但守卫部队只能是直接从印度平原抽调来的部队拼凑而成。最后，色拉离达旺太近；中国部队只需稍事重新部署，而不必将后方基地向前移动，就可以向色拉发动进攻。
决定据守色拉，就要保卫邦迪拉和邦迪拉与色拉之间的公路。中国部队可以从几条小路包抄色拉，所以还得保留足够的后备兵力，使公路畅通，不被中国部队切断。决定据守色拉还使印度部队不得不据守从色拉到邦迪拉之间的广大纵深地带；色拉与邦迪拉之间相隔六十英里，连接两地的公路蜿蜒于崎岖不平的高山地带，艰险难行。
对于这个阵地的空中支援只能限于后勤供应任务。印度政府已作出决定，不能使用轰炸机或对地面攻击的飞机进行战术空中支援，怕中国人对印度城市——尤其是加尔各答——进行报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人在加尔各答胡乱扔了几颗炸弹，曾引起全城一片惊慌，其影响所及，远远超过这座城市。想到这层，就足以使印度政府下决心不再冒第二次风险。考虑到东北边境特区的地形和印度空军的局限性，印度空军进行战术干预究竟会有什么成效，也是大可怀疑的；然而使印度政府把空中战术支援排除在外的，还不是这些考虑。
十月二十三日，几百名文职人员，包括寺院的喇嘛，跟着部队一起撤出达旺。中国人二十五日占领了达旺，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印度部队在让河（Jang
River）地区和让河后面构筑工事；其中从达旺撤出的几营兵力多少还是完整的，加上从克节朗河溃败下来的散兵，还有一些非战斗人员。十月二十四日夜，有一个营，即第四高尔瓦尔步枪联队，突然惊慌失措向后溃走，但在半路上被挡住，给他们打了气后，又把他们送回防线。后来，这个营打退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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