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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对华战争-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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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治疗。这位医官在十八日清晨赶到，经他诊断考尔的病情比所说的还严重，虽然提斯浦尔有一所设备很好的军医院，病人还是要马上乘飞机去新德里治疗。考尔亲自打电话给塔帕尔将军后获准再次返回首都。据考尔说，森将军也准许他离开作战地区，但森却坚持说，当他获悉考尔已到达新德里后，他才知道他的这位军长因病离开了前线——这两人的说法完全相反；这类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考尔在十月十八日到达新德里后并没有进医院，而是直接回到自己家里。他的病并不严重，这可从他没有放弃第四军军长的职务这件事得到证实。他的床上铺满地图，手边有几部电话，继续对克节朗河地区部队发布详细的调动命令。他双管齐下，一面直接给在提斯浦尔的第四军挂长途电话，一面又通过陆军总部的电讯系统发电报。
十月十八日晚，考尔下令再派两个连去加强章勒，其中一个连部署在第五号桥，另一个连派到第五号桥与章勒之间巡逻。当普拉沙德将军向达尔维（口头）传达这个命令时，中国部队对第七旅阵地的全面攻击显然已迫在眉睫。达尔维愤怒地表示反对。普拉沙德本人曾经提出过反对意见，不过他还是把达尔维的反对意见转达给躺在新德里约克路五号卧室里的考尔。考尔的答复是，章勒兵力必须加强，同时威胁说，不执行这项命令的军官将予撤职。普拉沙德把这一警告传达给达尔维，还说，如果达尔维和他的营长们再对增援章勒的行动表示反对或提出异议，他们将受到军法审判。
十月十八日，印度方面看到中国部队在塔格拉山脊南面的活动加紧了。连日来他们加速储存物资，使用了成百匹小马和民工队伍。十九日起开始调动部队，据计算在僧崇有两千兵力。印度军队可以看到中国军队的测标小组为准备夜间进军而在工作。中国部队并不想隐瞒他们的意图。达尔维把这些明摆着的发动攻击的准备情况报告给在吉米塘（Zimithang）第四师作战指挥部的普拉沙德。达尔维说，按照第七旅目前这样的部署，中国部队如果发起进攻，他们将抵挡不住，并请求准许他把章勒驻军及增援部队撤回来。这样可以抽调出大约一个营的兵力，把他们重新部署在比过去大大缩短的阵线上，使防线有一定的纵深，这样防御也就算加强不少了。然而普拉沙德接到的考尔的命令是绝对的，章勒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守住。普拉沙德拒绝承担不服从命令的责任，他拒绝了达尔维的紧急请求。于是达尔维在多拉哨所附近的旅部里，当着旅参谋长和其他军官的面，在电话里对普拉沙德讲，“与其站在一边，看着部队被屠杀”，不如提出辞职。他说，“这是采取坚决立场的时候了”。达尔维的话被记了下来后由普拉沙德转报给在提斯浦尔的第四军军部。可是在那里负责的军官K。K。辛格准将不能承担违背军长明确的命令的责任，他答应同在新德里的考尔联系。关于这个问题，后来在第七旅没有听到下文。第二天拂晓前，廓尔喀联队剩下来的两个连仍按原计划准备开往章勒。
十月十九至二十日的那个夜间，中国部队摆开进攻的阵势；他们等待进攻的时候，燃火取暖，他们完全有把握印度军队是不会开枪的。那时水位已经下降，克节朗河已能徒涉，印度最高指挥部关于守住那几座桥的全部计划前功尽弃，那些木头架的桥已不起作用。当晚中国部队在第四号桥的西面过了河——印度各个阵地之间相隔很远，有时从一个阵地到另一个阵地要走上几个钟头，因此一旦克节朗河可以徒涉时，就无法阻止中国部队的这种渗透。中国部队有一路直取通往章多的山脊，其余部分集合在一起，准备拂晓从侧翼进攻沿河的印军阵地。十月二十日清晨五时，中国部队发射了两颗照明弹。中国部队一看到讯号，就不加伪装地把迫击炮和大炮拉到塔格拉山脊的前沿斜坡上，向印军的中央阵地猛烈开炮。达尔维回忆道，“第一批炮弹在头顶上呼啸而过时，有几分钟我们都吓得目瞪口呆”，“这种场面与迄今为止的沉寂状态相对照，更令人胆战心惊。双方军队挨得如此之近，以至看来好象是部队发生了一场哗变一样。”
中国部队进攻的重点指向印军沿河的中央阵地，廓尔喀联队和拉加普特联队首当其冲。他们的阵地已被渗透；有些廓尔喀士兵在开往章勒途中为中国的炮火截住；拉加普特士兵则两面受敌。印度部队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猛烈地进行反击，然而他们的阵地一个接着一个被攻克；在中国最后一次进攻时，印度士兵拚了刺刀。到了九点钟，沿河的廓尔喀和拉加普特士兵全部完蛋。中国部队接着进攻章多。当时这个要害阵地上只有属于廓尔喀联队的力量单薄的一个连防守，还有两门伞兵的炮，他们原来是准备开往章勒的。这时他们开炮平射，坚持战斗，直到全部官兵被消灭为止。
第七旅很快就溃不成军了。旅部通向各营的电话线已被排炮打断。拉加普特联队和廓尔喀联队的通讯兵不得不关闭电台，拿起步枪。达尔维的指挥部同部队一起在河谷里，在受到两面包抄的时刻，他请求普拉沙德准许他们撤退。他一直在同第四师保持着联系，这时普拉沙德仍然迫切要求增援章勒，即使再派一个排也好，因为这一增援行动是“最高当局”下的命令！后来普拉沙德批准他们撤退，旅部就撤往章多，打算与廓尔喀士兵汇合，进行整编。
中国的作战计划显然是中央突破，然后占领章多和哈东山口。这两处攻克后，沿河残余印军就会被截住，既不能逃脱，也得不到补给，中国部队就可以从容不迫地对付他们，或者在印军撤至山口时把他们打垮。这个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由于中国军队的火力和兵力都占极大优势，也势必如此。处于印度阵地右侧的旁遮普联队和近卫军联队没有受到强攻，但中国部队隔河向他们猛烈轰击。普拉沙德命令他们经由哈东山口往后撤。可是中国部队已先期到达山口，截住了朝着他们而来的印度军队。于是该旅的残部向西败退，历尽千辛万苦，经由不丹走回到印度。达尔维准将一行人落荒而逃，企图同第四师的残部汇合，但于十月二十二日被俘。另一支中国部队在攻下兼则马尼后，也形成一个钳形攻势。普拉沙德将军和他的作战指挥部受到这支中国部队的威胁，就撤向达旺，在十月二十二日傍晚到达那里。第七旅从此不复存在。
印度军队把章勒看作是政治上、战略上很重要的阵地，防守这个阵地却加速了第七旅的毁灭，而中国部队对之则未予理睬。章勒只是在里窝那作战行动中才有其战术上的重要性；而且中国的地图大概同印度的一样，也是把它画在不丹境内的。
中国部队同时在西段发动了进攻，猛烈攻击奇普恰普河谷、加勒万河地区以及班公湖地区的印度哨所。从八月份起就被包围的那个加勒万的主要哨所曾报告说，中国部队已开始向它开炮射击，以后就再无下文。其他一些哨所的士兵尽力作战，不过很快就被击溃，小股驻军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按照西部军区的命令，有一些在第一天没有受到攻击的最小的、最孤立的哨所都撤退了。前进政策终于同里窝那作战行动一样，遭到真正军人从一开始就预见到的那种下场。
第四章 边境战争（6）
二、两个山口之间
十月十八日晚上，当中国部队开始为发动进攻作最后的准备时，在新德里印度总理的官邸外面发生了一场骚乱——示威群众企图冲过警察警戒线，以便向尼赫鲁面交请愿书。结果约二十人受伤，其中包括妇女和警察。这次示威同出现在北部边境上的战争并不相干。示威的组织者认为印度政府“对于穷人的疾苦和要求不闻不问”，示威就是对这种情况的一种抗议。由于前面集中地叙述边界争端，也许会给人一种印象，认为边界争端当时已成为印度政界唯一的或最关心的问题。但情况并非如此。甚至到了一九六二年十月，边境上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也不是印度报纸连续报道的主题；边境事态发展有时是头条新闻，有时刊登在次要版面，但报纸往往根本没有提到边境。地方报刊或小型报刊更少登载这类新闻。甚至发行全国的英文报纸有时也不刊登边境事件。《印度教徒报》在十月中旬登过这样一条标题：“对印度的无端攻击”。它并不是指边境事件，而是指在尼泊尔发生的焚烧尼赫鲁的模拟像的事件。反对英语的运动；喀拉拉邦政府的垮台；印度同巴基斯坦边境上的射击事件；旁遮普锡克族政治新动向等——人们对国内政治的兴趣还是象以往一样地广泛。
就边境而论，没有什么不祥的征兆，也不存在任何恐惧，直到最后时刻，印度政界还在期待着印度向塔格拉发动的进攻奏捷。十月十九日发表的一篇访问记报道说，梅农曾重申印度政府决心“要把中国人撵走，直到把一切侵略行为从印度领土上清除掉为止”；他还叙述了克节朗河地区战斗的经过。他承认，在那一带中国部队的数量超过了印度，而且他们的补给基地比印度的为近。他说，中国部队企图在克节朗河南面建立桥头堡，但已一再被击退。同日，印度《政治家报》刊登着一条标题：
据传印军大举推进
，指的是印度国防部泄露出来的消息，说塔格拉山下面的印度部队已经在一条十五英里长的战线上推进了二英里。第二天，印度各报都刊登了官方否认这种消息的声明。数小时后，克节朗河地区印军惨败的新闻开始传到了新德里。
梅农惊惶失措。当记者们问到他认为在哪里可以挡住向前挺进的中国部队时，他说“他们打得那么猛，跑得那么快，要到哪里就能到那里。”过去关于东北边境特区的自然条件对印度有利的种种保证都全盘推翻了，却成为印度失败的辩解。当天晚上，梅农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解释说：印度“还没有使它的后备部队适应作战要求”。印度士兵在高原打仗，给养不得不依靠空运，而中国部队的据点则可以直接从西藏高原得到供应。“我并不是为这件事发牢骚，但是我要你们懂得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某些困难。”
印度报界这一次见不到总理了，议会也没有开会。但是第二天尼赫鲁接见了两位反对党议员。据他们讲，总理表现镇定、乐观，而且，如果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话，那就是他倾向于贬低中国部队这次进攻。当天早上，有一家报纸宣布印度正在作战中；但尼赫鲁告诉这两位议员说，印度政府不主张同北京断绝外交关系，也无意寻求军事援助。议员们问现在是否要“接受友好国家主动提供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军火援助”，他回答说，印度能够在它现行政策的范围内得到所需的军火，而它的政策是反对军事援助的。北部边境上发生的事件引起了首次震动，但还没有出现责备尼赫鲁的倾向；尼赫鲁反而被认为是象征着受损害的、坚决的印度，同情和信任本能地转到他身上。梅农再一次成了尼赫鲁的替罪羊。在中国军队进攻后才三天，一些议员就酝酿要采取坚决行动，把梅农赶下台。
十月二十二日，大约三十名国大党议员在新德里开会。他们并不是认为议会和全国是上了政府的当，而是认为尼赫鲁、议会和全国都上了梅农的当。一家报纸这样说：“议会曾经一再听到：拉达克的情况并不是很有利于阻止中国部队的推进，然而有人却在国内制造出一种东北边境特区的形势是万事如意的气氛”；议员们把这些都归咎于梅农。他们向尼赫鲁陈述了他们对梅农的不满和指责，最初尼赫鲁把它岔开了，说现在还不是论列是非功过的时候。接着克里帕拉尼和一些其他反对党议员也参加了对梅农的围攻，要求尼赫鲁亲自接管国防部；可是攻击梅农的主攻力量却来自——也必须来自——国大党。由于越来越多的议员涌到新德里，支持撵走梅农的人数也增多了。各邦的首席部长（他们都是国大党员）参加到他们的行列，终于使反梅农的力量占了上风。印度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博士在促使各邦首席部长联合一致、提出把梅农赶下台的要求中，也起了一定作用，这就使对梅农攻击的力量增加到足以罢掉他的官，但是最初也只能罢掉他的国防部长的职务，而且还只是形式上的。
十月三十一日政府宣布由尼赫鲁接管国防部，但梅农仍作为国防生产部部长（一个新职位）留在内阁。事实上几年前就曾酝酿过这项变动，当时梅农把它说作“那些既得利益的代表反对他”的阴谋诡计；然而在一九六二午十月的政局背景下，这就成为尼赫鲁政治作风的典型行动。尼赫鲁在必须罢免梅农的国防部长这个原则问题上作了让步，然而他仍把梅农留在内阁，以图愚弄梅农的——也是尼赫鲁的——批评者。因此，尼赫鲁就失去了政治上的喘息时间，而当时他如果完全同意解除梅农职务的要求，就本来可以取得这种喘息时间的。人们怀疑尼赫鲁的让步只不过等于把梅农的官衔改换一下而已——第二天有人引证梅农说过的话：“什么都没有变动”；这种怀疑从而得到证实。政治记者们报道说，事实上国防部的工作程序也没有任何改变。为了消除这种疑虑，政府就发布一项正式通知，说明国防部的大部分工作都由尼赫鲁本人负责，而梅农差不多只管一些军械方面的事务。但既然宣布梅农还将负责“总理可能随时委派他的任何其他事务”，因此，人们就怀疑实际上还是梅农在管国防部。十一月七日，尼赫鲁面对国大党议会党团，抛出了最后一张牌来保梅农。他表示，对梅农的指责其实应该是对整个政府的指责；如果一定要什么人辞职的话，也许只好由他自己提出辞呈。一名国大党重要成员反驳他说：（尽管原话传闻不一，但大意还是一致的）“好嘛，您如果继续追随梅农的政策，我们恐怕也只好不要您了。”于是，第二天政府就宣布梅农辞去内阁的职务。尼赫鲁遭到国大党的公开反抗，这还是第一次。他拿辞职相要挟，看起来象是最后的威慑手段，拆穿了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尼赫鲁为了保全自己，就必须以梅农的下台作为牺牲品。
钻营国防部长位置的大有人在，特别是奥里萨邦（Orissa）的首席部长比·齐·帕特奈克（B。J。Patnaik）。这个人进入国内政治舞台是为了出人头地。对他来说，如果把国防部长位置搞到手，就可以飞黄腾达。然而尼赫鲁虽然对帕特奈克有好感，却还不想让他进入内阁，而是分配他去完成一项秘密使命——后来弄清楚，这项使命就是网罗一批西藏的——尤其是康巴族的——难民，组织游击队。这个计划的意图是：派遣这批在印度训练和武装的非正规部队越过边境去骚扰中国的交通线。在台拉登（Dehra
Dun）附近开办了一个游击训练学校，但不知道它的毕业生是否曾同中国人交过手。一九六二年后，似乎发生过越境进入西藏，进行袭击的事件。一名同西藏方面有密切联系的作家乔治·帕特森声称他曾参加过这类袭击。
尼赫鲁选择了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的首席部长耶·巴·恰范（Y。B。Chavan）接替梅农。恰范非常勉强地接受了这项任命，边境战争结束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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