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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对华战争-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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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把自己的态度清楚地告诉了俄国人：“尽管历史上签订的有关中俄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但是，中国政府仍然愿意尊重这些条约，并且以此为基础合理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一九六O年中国政府曾向莫斯科建议举行谈判以便解决边界问题。看来，当时他们没有料到谈判会有困难。当时有人向周恩来问到中苏边界问题，他回答说：“在地图上有很小一点点差别，很容易解决。”这当然是说得有点过份：中苏边界长达几千英里，原有的条约对边界的规定往往很模糊，它根据的是一些即使做了也是很粗略的勘察，但是双方如果有共同的立场和解决问题的共同愿望，无疑是能达成协议的。
一九六四年的中苏谈判几乎刚一开始就破裂了。苏联对边界问题采取了同印度完全相同的立场，正如俄国人自己事后所说的：他们坚持“边界全线都已由条约议定书和地图作出了清楚、精确的规定”，他们拒绝进行全面谈判。充其量，他们只准备“谈判在个别地段的边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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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印度的措词与此惊人相似：“中印边界是一条以传统习惯为基础沿着自然地形的边界线，其大部分又由条约和协定所确认的……。＇印度＇只准备讨论具体争议地点的边界位置，并在必要时通过协议对边界作微小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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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来说，这就意味着苏联既要占有条约规定它可以占有的领土，“又要中国承认它违约侵占和企图侵占的中国领土都是属于苏联的”。俄国对谈判的态度等于是：“除了我们同意谈判的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这同印度的态度一样，同样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
然而，对这两场争端，中国的立场是有明显的区别的。中国从来没有象向印度正式明确保证准备接受麦克马洪线，而中国对苏联则明确表示尊重不平等条约。道理是很清楚的。不管条约是平等或不平等的，那些划定中苏边境的条约是当时中国政府签订的正式和合法的协定。但中印边境则没有这样的法律基础，在麦克马洪同西藏人达成的协议中，中国并不是签约的一方，而且中国从一开始就不承认该协议。中印边界的西段更是从来没有划定过的。
俄国人可能把这些细微的区别看作只不过是中国人模棱两可的官腔，其目的是为提出大片领土要求铺平道路。周恩来在一九五九年九月八日致尼赫鲁的信（该信抄本第二天也交给了俄国人）中写道：“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的产物，从未被中国的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所承认，因此肯定是不合法的。……中国怎么能够同意强迫接受这样一个丧权辱国、出卖领土、而且这块领土又是如此之大的非法界线呢？”赫鲁晓夫及其顾问们对中国已不信任，他们不懂得：中国讲过他们永远不接受“强迫接受”的东西，但是当中国在谈判桌上同对手处于平等地位谈判时，则可能完全愿意接受它。同印度一样，苏联把中国反对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的论据看作是中国对该线以南的领土提出要求。如果鼓励中国向印度提出这种要求，那末中国对丧失给沙皇的土地也接着就会提出要求——先是达旺，然后就轮到海参崴。因此，在俄国人看来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支持印度的立场。
到了六十年代，当领土问题已成为中苏争端的一个因素的时候，印度和俄国的立场就更加类似了。苏联同印度一样，拒绝全面地重新谈判边境问题。象尼赫鲁一样，俄国人一再表示他们愿意，甚至是渴望同中国讨论对边境进行微小的调整，但拒绝进行全面的边境问题谈判。一九六四年《真理报》写道，没有人否认“沙皇政府是执行了掠夺政策，中国皇帝也是竭力采取这种政策的，＇但是＇目前的边界是由实际生活和条约定下来的，也不容忽视”。中国早已很清楚地说过，他们准备尊重旧条约，但俄国象印度一样，对中国的保证充耳不闻。中国就认为赫鲁晓夫及其继承者制造中苏边界争端是别有用心——正如尼赫鲁一样。到了六十年代后期，随着中苏边境事件的规模的扩大和日益激化，中苏两国所处的地位就相当于中印两国在六十年代初期所处的地位。但这次俄国是军事上强大的一方，倒是它会有心要发动一次惩罚性的沉重打击，以绥靖边境，压倒他们认为是咄咄逼人的邻国的挑战。
在中国邻国中，只有苏联和印度两个大国拒绝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这种情况可能被认为其他小国是在胁迫下才同中国达成协议的。但是中国同弱小邻国的谈判经过和协议内容证明这种想法是不合事实的。看来更可能是由于俄国和印度自以为比中国强大，这就使得他们认为北京在谈判桌上坚持平等好象就是对它们挑衅。
一九六O年中苏争吵加剧，中国在意识形态上驳斥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时，就把莫斯科对印度的支持当成一项主要罪状。根据北京的分析，西藏叛乱是尼赫鲁向右转的标志。现在印度民族资产阶级政权已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已起来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尼赫鲁为了延长自己的寿命，就制造了同中国的边界纠纷。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走的道路是很清楚的。他们必须反对印度政府，支持印度的被压迫阶级的反政府斗争。但是赫鲁晓夫放弃了阶级立场，继续支持印度资产阶级，甚至站在他们一边反华。中国认为，这表明赫鲁晓夫对形势的分析是歪曲的和腐朽的。
莫斯科毫不动摇地继续支持印度。据北京估计，到一九六三年四月，（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共计五十亿卢比，数目虽然比较小但意义重大。一九六O年秋，俄国揭开了中国认为是严重挑衅的新篇章：苏联由小量援助开始，随后向印度提供规模庞大的军事援助。印度国防部代表团赴莫斯科，定购了安东诺夫…12（Antonov…12）重型运输机以及“猎狗式”（Hound）直升飞机，这两种飞机都由涡轮引擎发动，适合在拉达克一万六千至一万七千英尺的高空飞行。印度用重型运输机向列城运输军事物资，每架直升飞机乘坐十二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或相当重量的物资，这些都是印度执行前进政策的重要工具。最初在拉达克是由俄国飞行员驾驶运输机和直升飞机，并训练印度驾驶副手，但后来印度议会中有人提出了责问，他们害怕俄国人会把印度军事装备情况泄露给中国。
据报道，一九六O年印度还同苏联就洽购米格式喷气战斗机的问题进行了谈判。但由于英美政府的强烈抗议，谈判拖了下来。交易也推迟了。但到了一九六二年夏季终于证实，印度将获得米格式飞机。
在北京看来，苏联不只是从道义上支持尼赫鲁而犯了意识形态上的错误，它进而发展到背信弃义，向印度提供军事装备，而印度正是靠这些装备加强边境活动对付中国的。正如中国评论赫鲁晓夫时说的，“他还支持印度反动派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发动武装进攻，同美国一起，用军事援助，去鼓励和帮助印度反动派向中国进行军事挑衅。”
一九六一年秋，中国认识到印度在西段增强军事活动是有目的、有协调的行动，——“企图片面地以武力来实现其＇印度的＇领土要求”——印度政府是有意结束两年前空喀山口冲突发生以来的边境平静状态。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看来是正式向中国进行挑战。一九六二年年中，《人民日报》写道：“显然，印度所奉行的政策是对中国领土采取得寸进尺、逐步侵占蚕食的政策，蓄意要仗恃武力来实现它的要求。”中国给新德里的照会中警告说：“如果印度政府把中国的上述克制和容忍的态度当作软弱的表示，那将是十分错误和危险的。”《人民日报》的观察家评论也申述了同样的论点：印度当局“把自己的赌注押在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上。这就是，他们把中国政府以中印友好为重、极力避免边界冲突的态度看作是软弱可欺，自以为能够用武力逼使中国屈服”。后来中国人说得更明确了。他们说印度人“把中国长时期以来的忍让克制，看作是软弱可欺。他们还认为自己有恃无恐，既有帝国主义的撑腰，又有苏联领导人的支持，只要他们动手，就可以迫使中国退让，从而实现他们的领土要求。”
由于印度继续拒绝谈判或作出任何防止冲突的安排（除非中国在西部全面撤离印度所要求的领土），由于印度军队向中国东段的前沿阵地不断进逼，进行骚扰和挑衅，很清楚摆在中国面前的只是两条道路：要末就同意从印度所要求的领土上撤走，并按照印度的条件，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从而屈从于印度的外交和军事压力，牺牲自己的尊严和威望以及在西藏…新疆地区的战略地位，要末就接受印度的挑战，进行战斗。
在印度大举推行其前进政策之前，中国总以为发生战争的想法是荒唐的。一九五九年底，北京给新德里的照会中写道：“更不可能荒谬地设想，我们两个共有十亿多人口的伟大的友好邻邦，会为这种暂时的、局部的争端而发动战争。”然而在中国同苏联的大论战中，他们曾主张战争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因为共产党人（指俄国共产党人）害怕核战争，就在战争面前退缩；中国同苏联一样，希望避免世界大战，特别是核战争；但是不能因此就屈从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是一个对敌人作如何估计的问题：正如毛泽东说过的，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这样的敌人不能估计过高；他们“已经腐烂，没有前途”，所以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但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却又决不可轻视敌人，相反，应当重视敌人，集中全力作战，方能取得胜利。”
边界战争发生后，北京以赞许的态度，回顾了中苏之间发生过的一个历史事件。一九二九年有关中东铁路的争议发生后，中国国民党政府拒绝同苏联谈判。……并向苏联边境进攻，“爆发了武装冲突”，苏联“不得不起而自卫”，侵入满洲，打垮了国民党军队，然后退至本国领土。中国人现在认为苏联当时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苏联的坚决反击，不但维护了苏联的利益，“也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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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笔从戎注：中东铁路事件是强国以武装干涉保护境外特权和利益，俗称“炮舰外交”的典型事例。张学良及其幕僚在民族主义情绪影响下，企图用强硬手段回收苏联在中东铁路及沿线剩余的特权和利益。错误评估苏联内部政治形势和外交姿态，加之对其他强国的意愿和中苏军事力量对比基本无概念，结果引发苏联进行武装干涉时孤立无援；东北军一度进行激烈抵抗，最终失败。期间并无“并向苏联边境进攻”一事。作为同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部分和中国民族主义革命一分子的中共，对中东路事件的态度颇为尴尬，随着与苏联关系的变化，在无条件支持苏联和反对外国在华特权之间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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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九六二年九月印度恣意向中印边境西段推进时，中国向它提出警告中所包含的想法：“如果印度方面硬要以武力来威逼守土有责的中国边防部队，因而引起他们的抵抗，一切后果必须由印度方面承担。”
第四章 边境战争（1）
以为印度这样一个在军事和经济方面远比中国软弱的国家，真的会妄想对中国发动军事进攻，进行侵略，那是完全不严肃的。
——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O年二月六日通知
许多文官政府对于本国的军事潜力究竟有多大，几乎是全然不了解的，对于他们所发动的战争在军事上应具备哪些条件又几乎是漠不关心的；而军人们却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些文官政府的野心、冲动和失策投入战争中去。
—— 艾尔弗雷德·瓦格兹：《军国主义的历史》
一、山脊和河流
一九六二年夏天，印度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边界的西段。印度政府对一些事件经过的说法颠倒是非，宣传说中国蓄意在西段向前推进，企图扩大其控制地区。这种说法虽然对外界达到了掩盖事实真相的目的，却使印度政府受到国内的指责，说它还没有大胆地、断然地迎接中国的挑战。政府事实上是在执行一种孤注一掷的政策，而人家却责怪它过于容忍，甚至是懦弱无能。这意味着尼赫鲁已自行放弃了任何选择的余地。暂停执行前进政策以解除在西段受到的压力，会被看作是投降和对于民族事业的背叛。而且，对于中国在地面上的任何行动，凡可以被解释为新挑衅的，不论情况如何，都不能不采取明显的、强有力的反措施。既然尼赫鲁使公众误以为印度军队有力量对付中国，他就只能以动用军事力量作为印度的对策，而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印度在西段推行前进政策的目标是把中国部队从印度要求的领土上赶出去，于是就使西段边境出现了剑拔弩张的形势。在东段，中国是把麦克马洪线当作事实上的边界来遵守的，并没有占据任何印度所要求的领土；然而正是在东段，印度的小规模推进触发了一场边境战争。
自从一九五九年八月的朗久事件后，东段三年来一直平静无事。朗久事件发生后不久，尼赫鲁和周恩来协议双方沿东部边界停止巡逻。印度陆军奉命不在距麦克马洪线两英里以内进行巡逻。然而，前进政策的指令把这些命令都推翻了，使麦克马洪线再度出现紧张的局势。一九六一年十二月陆军总部发出一项指示，命令东部军区将哨所向前推进，要他们尽可能靠近麦克马洪线建立新的哨所，以便有效占领整个边境，并在哨所之间的空隙地带进行巡逻。这些命令使东段印军面临与西段印军同样的困难任务。他们有时要走上几个星期才到达麦克马洪线。而一旦驻守部队按照上级指示把哨所建立起来后，如何供应他们就成了尖锐的问题。同西段一样，他们的全部必需品要靠空投。在西段，在河谷的平地上还容易找到良好的空投场所，可是在东北边境特区险峻的、丛林密布的山脊上却很难找到这种合适的空投场所，气候条件之坏也经常使空投任务接连几个星期无法执行。在这种情况下，最边远的驻军就有断粮饿死的现实危险。
象他们在西段的同僚一样，负责麦克马洪线地段的高级军官指出：把部队派驻在得不到给养的地方是不切实际的。也象在西段的情况那样，上级把他们的意见都撇在一边。一九六二年二月，考尔将军亲自到阿萨姆处理那里的军长乌姆拉欧·辛格（Umrao
Singh）中将提出的反对意见，正如一位有关的军人后来说的，“其目的是吓唬那些对设立前沿哨所的整个想法表示不安和怀疑的将军们”。考尔在情报局长马立克及其副手的协助下，根据陆军总部的地图具体规定了新的哨所应设立在哪些地方。结果不是派正规部队就是派了阿萨姆步枪队去执行这项任务。在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印军沿麦克马洪线建立了大约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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