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对华战争-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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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们的紧急警告向上反映。但这次上书，同历次上书一样，并没有产生增加军事预算拨款的效果。考尔又利用他同尼赫鲁私人接近的机会，把陆军的要求向他提出。根据他本人的叙述，尼赫鲁的答复是这样的：

　　　　　　如果从国外进口部队所需要的武器和装备，就必须动用外汇，而现在外汇已感到十分短绌。国防开支过大，将使国家在经济上遭受重大挫折，这种情况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他说，鉴于上述原因和某些政治上的考虑，我们必须主要地依靠本国生产武器和装备，这从长远来看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最后说，我们必须依靠自己，因为别的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撤销或改变对我们的支持。

　　　　　　这就是政府政策的有力概括。发展要受到优先考虑；外国的军事援助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将会损害印度的不结盟地位，而且也是不可靠的。解决军队的困难处境的唯一办法，是在印度境内不断建立国防工业的长远计划。这样国家的工业资源就会增加，同时军队的需求也能得到满足。在这个期间里，尼赫鲁针对着军方所提出或别人为军方所提出的申诉和警告，反复地论证了这一点。

　　　　　　这种思想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只不过它无法适应前进政策所承担的风险。不管前进政策本身，或者按照印度人的看法，前进政策的正当性，是由哪样的政治考虑所促成的，这样一个政策却意味着对一个比自己在军事上强大得多的邻邦进行军事挑战。当时，印度同巴基斯坦的争端还没有解决的前景，或甚至根本没有想去解决它。印度政府的政策又加给陆军一项繁重的新任务，就是在没有削减陆军在其他方面所承担的义务或在军事预算没有重大增加的情况下，要使它同世界上拥有最强大的陆军大国之一进行对抗。一九六一年春天，印度已派遣了一个旅团参加联合国的军事活动，镇压在刚果发生的加丹加的分裂运动；此外，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印度还有一个营参加联合国在加沙地带的行动。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印度陆军的有限资源已消耗得相当大；但它又很难于表达它对这一问题的不安。印度独立以后，陆军同文职领导之间的关系是不利于前者的。政府对于国际问题所采取的和平的，甚至是和平主义的态度，对于经济发展问题的强调，对于不结盟的坚持，所有这一切都加深了国大党历来对军人们所持有的那种不大买账的甘地主义的态度。一九五七年，梅农出任国防部长，一开始受到军方的热烈欢迎，因为他们感觉这是第一次派给了他们一位精力充沛而且在政治上适宜的部长。但好景不长。不久，双方互不信任和互不满意的情绪就开始影响到高级军官和他们的文职上司之间的日常接触。梅农历来不是个易与共事的人：他讲话尖酸刻薄，脾气暴躁；对待同僚和下属时而怒气冲冲，表现不耐烦，时而又感到后悔，表示亲近。他对于他认为是愚蠢的人公开表示轻蔑；他又自命不凡，因此就不时地把大多数人都看作蠢人。他的这些特性使他难于同高级军官和睦相处，并且很快地结束了人们对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普遍欢迎。除了梅农同蒂迈雅将军——后者在梅农出任国防部长的同时，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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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一九五五年，撤销了总司令的头衔改称陆军参谋长，这就使陆军同其他两个军种处于同等地位。卡维克斯（L。J。Kavics）在他对这一时期的印度陆军史所做的全面研究的著述中指出，撤销总司令，而代之以“三个独立军种，各军种自行制定自己的政策，竞相从主张节俭和态度十分冷淡的政治领导方面争取预算拨款，并且各自根据严格的平等原则保持平行的机构”，结果就损害了军事领导的参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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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间个人摩擦之外，军方还感到日益担心的是，他们认为这位部长对传统上应由军人们自行处理的事务进行了不恰当的、持续不断的、因而也可以推断是别有用心的干预。蒂迈雅和他的某些同僚只是怀疑梅农没有把他们的建议和不满的意见转达给总理或内阁国防委员会；但他们却清楚地看到，梅农在提拔哪些人担任高级军官的重大问题上，对军方的建议置之不理；而正是这一点促使蒂迈雅将军提出了辞呈，引起了一九五九年的轩然大波。

　　　　　　军方对梅农在提拔军官问题上进行干预感到忧虑已有一个时期，后来是集中在布里吉·莫汉·考尔（Brij　Mohan　
　　　　　　　　　　　　Kaul）被不断提升的问题上，这个军人在以后边界战争及其前奏中扮演了一个中心的、也是灾难性的角色。

　　　　　　考尔为人变幻多端，捉摸不定，他一生事业的浮沉反映了这一点。印度独立前，他在陆军中确实是不很得志；独立后，他指望爬上、而且也几乎爬上了军职的顶峰，又一下子在失败和屈辱中被赶下台。他出身于克什米尔一个中产阶级的婆罗门家庭，青年时代曾对当时民族主义运动献过殷勤，后来又获得了英国桑赫斯特（Sandhurst）皇家军事学院为印度人保留的一个名额，并于一九三三年毕业。按照惯例在英国部队服役一年以后，他进入拉加普特那（Rajputana）步枪联队，在西北边境地区服役；但仅隔两年，就被调往陆军勤务部队任职。勤务部队薪俸比较优厚，也有更多的机会在兵站工作，在那里军官可以携带家属，生活一般地讲也比较安逸。但是，对于一个桑赫斯特学院毕业的青年军官来讲，调往勤务部队固然可以免受风险，但也丧失了作战部队提供的加官晋位的机会。根据考尔本人的叙述，他曾几次试图重返他原属的步兵团或其他步兵单位，但都没有成功。这说明，拉加普特那步枪联队不想要他回去，他不够作战部队所要求的标准。但考尔是个精力充沛、聪明漂亮的军官；对他来讲，失宠于步兵并没有关闭晋升的大门——虽然在通常情况下，这是被提升为高级将官的障碍。一九四二年，他升任代理中校，在南印度某地担任联络工作。次年，他被调往战区，在科希马（Kohima）一带指挥一个摩托化运输部队；据他后来写道，那一次他“经历了在一个作战区所通常要遭遇到的各种风险，吃了不少苦头，碰到了不少其他不愉快的事情”。没有过几个月，他又被调回基地工作，到大战结束的时候，他在新德里重新担任联络工作。在将近六年的战争年代中，印度的陆军扩充得很大并且在很多战场上打过仗，而在此期间内，考尔作为桑赫斯特学院训练出来的一名正规步兵军官，却从未参加作战部队，这只能说明他被认为不适于担当作战指挥工作——或者是他本人没有去营求这项工作。

　　　　　　从大战结束到印度独立的这一段时期，对于陆军和其他军种中的印度籍军官来讲，是精神上处于紧张状态的时期，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酷地面临着这样的一个矛盾：忠于自己的上司，就会被许多同胞们看作是不忠于自己的国家。对于被英国的敌人所俘虏的二万五千名印度陆军官兵来说，这个矛盾倒是由于他们参加了同日本人并肩作战的“印度国民军”而得到了解决。考尔没有得到做出这样的抉择的机会；但他却从陆军档案中偷来了一份文件，交给了一九四五年底在德里受审讯的印度国民军军官的辩护律师们，这样来表现他自己在精神上是站在印度国民军一边的。他自己后来在他的自传中，带着明显的自豪感写出了他的这一段经历。国大党对于印度国民军的态度，在一开始的时候原是好恶参半的，但是由于后来英国人对这个问题在政治上处理不当，使得国大党的同情全面地倒向印度国民军方面，而尼赫鲁本人就曾经充当印度国民军的辩护律师之一。

　　　　　　在此以前，考尔就已经设法结识尼赫鲁。尼赫鲁于一九四五年最后一次从监狱中获释并前往西姆拉会见英国总督的时候，考尔就拜见了这位未来的总理。从那以后，一直到一九六二年的溃败，考尔能够随时得到尼赫鲁的接见，而且同他有着亲密的私人关系，他的事业也因尼赫鲁对他经久不渝的宠信而扶摇直上。人们事后回顾，可能认为尼赫鲁在识别人品的问题上又一次表现了盲目性。这往往使他把闪闪发光的东西都当做黄金，并从而作出具有灾难性后果的任命。但当时考尔在很多方面确能使尼赫鲁对他产生好感。他机伶、漂亮、能说会道；他不但同尼赫鲁一样，是个克什米尔的婆罗门，而且还是印度总理的远亲：尼赫鲁家族的姓就是考尔，他的夫人也是考尔家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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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一位曾同尼赫鲁一度亲密共事的官员（他本人既不是克什米尔人，也不是婆罗门）写道：“总理的敌人常常提到他寻求人材和发现人材总是局限于他身边的那些人，特别是克什米尔人，而其中又特别是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同尼赫鲁家族有联系的人。”尼赫鲁在这方面的记录，也的确证实了人们认为尼赫鲁是偏向于克什米尔人的怀疑。他本人从来没有认为亲密的家族关系是不能任命某人担任高级职位的理由。但是可以说这些被任命的人往往具有——或者说看起来具有——优良的品质，因此也可能尼赫鲁的这种任人唯亲的作法是不自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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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考尔是个某种程度上的民族主义者，这又使他同那些具有类似桑赫斯特背景的同僚军官们有很大区别，后一类人仅仅是爱国主义者而已。考尔这个人精力充沛、富有想象力，是个不大尊重那些多少有些僵化的军队传统的实干家。一位与考尔共事而没有理由喜欢考尔的军官，还是认为他具有“不少可赞赏的品质……他这人很活跃，有进取心。他头脑清楚，工作积极。他个人品行无可非议。他待人慷慨热情”。他的这些品质可能导使尼赫鲁把考尔看作一个出类拔萃、全面发展的军人，而尼赫鲁对考尔的宠爱又可能使他看不见考尔的局限性。尼赫鲁也没有看到，他同一个低级军官进行直接的、公开的来往这种作法，对于军官们的士气和纪律所产生的腐蚀作用。这种作法的危害性，自然也是随着考尔的不断晋升而加剧。

　　　　　　印度独立后，考尔向上爬得很快，他首先得到的是政治上的重用，并辅之以军事上的任命。一九四六年底，他被任命为负责陆军印度化（到那时为止，在陆军中英国军官自然还占压倒多数）的委员会的秘书；接着又被派到华盛顿担任武官，其后又充任了驻联合国的印度代表团的军事顾问。一九四八年，他回到印度。这时，他希望能让他指挥一营步兵，参加克什米尔战争，但又没有成功，结果是让他领导克什米尔民兵。后来，他同当时的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谢赫·阿卜杜拉闹翻了。尼赫鲁把考尔调开并予提升，让他指挥一旅步兵——这次他终于调回陆军。如果考尔要在部队中继续得到提拔，这一着是必不可少的。此后，政治和军事上的任命交替进行；不久，他被派参加在朝鲜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着，被提升为少将，并指挥第四步兵师。在传统上，担任一个师的指挥工作，是被提升为少将以上军阶的必要条件，因而这是考尔生涯中又一个关键性步骤。

　　　　　　到了这时，考尔也被克里希纳·梅农所看中。同样地，考尔在许多方面使得这位国防部长对他产生好感：首先，可能是由于尼赫鲁对他的明显的、尽人皆知的宠信，在尼赫鲁的提携下，考尔在十年间从一名低级联络军官一跃而为一个精锐师的指挥官；其次，是由于对考尔不满的那批高级军官当时也同梅农不合；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考尔的行政工作的干劲。最后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喧赫一时的“阿马尔（Amar）工程计划”上，这就是在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间考尔指挥第四师时，指令该师为官兵家属修筑约一千五百所住房的工程计划。当时陆军总部是反对动用作战步兵师参予这种修建或非战斗性工程的，而这个计划却得到克里希纳·梅农的批准。不管怎么说，当时官兵很需要住房，而工程又要在六个月左右时间内完成——当时曾授予考尔为完成这项任务所需要的特别权力和独立性。不论这项工程的功过如何，很清楚的是考尔也利用了它来进行自我吹嘘。工程开始时，梅农参加了奠基典礼；当这个住房区完工时，尼赫鲁和内阁的半数成员以及一些政界人物和三军首脑都亲临剪彩。考尔还专为这个场面编写了一首爱国的小调，并要全师官兵练唱。他后来写道：“当尼赫鲁听到这首激荡人心的歌词＇由两万名官兵齐唱＇的时候，他感动得不得了。”　


　　　　　　一九五九年五月，考尔又一次被提升，这次是违反蒂迈雅将军的意愿，被提升为中将并担任陆军总部中的一项要职。当时，军需局长——这是一项主要的参谋官职，由中将衔军官担任——出缺，为考尔的晋升提供了机会。还有两名少将，普·辛·贾尼（P。S。Gyani）和库马拉曼加拉姆（P。P。Kumaramangalam），资历都高于考尔，这是考尔晋升的障碍。蒂迈雅推荐贾尼担任军需局长。贾尼虽然过去工作成绩优异，但未指挥过步兵师，而根据陆军的晋升惯例，这二点却是提升中将的先决条件；根据这一条，梅农驳回了蒂迈雅的荐举。这样，就只剩下库马拉曼加拉姆挡住了考尔的前程，而要取代他则会招致人们的反感。库马拉曼加拉姆不但过去工作成绩优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荣获过金十字勋章（D。S。O。）　
　　　　　　　　　　　　＇　投笔从戎注：金十字英勇勋章（The　Distinguished　Service　
　　　　　　　　　　　　Order）：1886年由维多利亚女王设立，用以表彰战时功勋卓著、特别是作战行动中表现勇敢的军官。获颁者在名字中追加D。S。O。后缀。库马拉曼加拉姆于1942年5月在北非战场获得了这枚勋章。　
　　　　　　　　　　　　＇　，而且还出身于一个具有相当政治影响的家庭。　＇　
　　　　　　　　　　　　注：他的父亲是苏布哈拉扬（Subharayan）博士，是马德拉斯邦的国大党领袖，他在印度独立后出任大使。博士有三个儿子：老大担任印度文官职务；他是老二；老三莫汗·库马拉曼加拉姆（Mohan　
　　　　　　　　　　　　Kumaramangalam）是一名共产党员。博士常讲：通过他的三个儿子，不管印度政局可能如何发展，他统统都保了险。　＇　
　　　　　　　　　　　　解决的办法是创造另一个需要晋级的空缺。结果就这样办了，库马拉曼加拉姆担任了军务局长。道路已经扫清，蒂迈雅再也不能够——除非他想因这件事引起一场争执——阻挡考尔提升为军需局长；虽然他对这件事十分反感——不仅由于军需局长是个关键性的职位，还因为担任军需局长的人会成为“陆军选拔委员会”　
　　　　　　　　　　　　＇　注：选拔委员会由陆军参谋长、各军区司令（即西部军区司令，东部军区司令等等）及陆军总部的各主要参谋官员组成。　＇　
　　　　　　　　　　　　的当然成员，从而能够对于其他军官的提拔问题施加相当的影响。

　　　　　　考尔这时已成为在军官中起很大分裂作用的人物。在多数的军官食堂中，只要一提“你是亲考派，还是反考派？”的问题，大家就心照不宣。考尔又喜欢夸耀他和尼赫鲁的接近。一位高级军官曾悻然地说过：“考尔常常吹嘘这一点，他公开地吹嘘这一点。我们也常看到他总是去看望总理，他老是晚上去，晚上是总理感到最轻松的时候。”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