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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对华战争-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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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在战争问题上讲话的调门是摇摆不定的。一开始，针对着反对党议员们的战争叫嚣，他讲到世界末日到来的大战，讲到战争的恐怖；后来，他又逐步后退，害怕人家说他对由于边界争端而激发起来的爱国热忱泼冷水，同时他承认他自己对于这种爱国热忱也感到自豪（虽然他也说过，他希望那些给他寄送用自己的鲜血写成宣誓书的青年们，能把自己的精力用于更有建设作用的方面），因此他又重申一旦战争来临，印度决心战斗。他一方面说，擂鼓呐喊和粗暴的语言都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战争是个危险的政策；如果战争被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将进行战斗，全力以赴地进行战斗。但是，我将避免战争，尽一切可能的力量设法制止战争，因为战争是一件坏东西，是一桩危险的事情……。”另一方面，他又说，“有些事情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容忍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容忍对它的荣誉、正直品格和领土完整所进行的攻击，为了保卫这一切，就需要承担风险，甚至是严重的风险。”
虽然尼赫鲁在战争问题上讲话的调门时高时低，但这些讲话在总体上倾向于散播一种想法，甚至给这种想法涂上一层体面的色彩：这就是，如果中国不交出阿克赛钦，印度就将同它打仗。在尼赫鲁拒绝反对党的狂热叫嚣的同时，他还是被他们牵着鼻子跑。在边界争端成为印度的一个政治问题之后不久，尼赫鲁就开始把同中国作战说成是一种可能性（他甚至在新德里欢迎周恩来的国宴讲话中还闪烁其词地提到这点）。而在这些闪烁提到最终可能爆发战争的词藻当中，字里行间所包含的一个思想总是：印度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和取得了实力地位之后，将进行战争来收复它所主张的领土。中国人对印度的行动所作的反应，或者中国人为了防止印度的行动而采取的措施，都可能导致战争；这些，在新德里文职官员的头脑中从来没有想到过。尼赫鲁和他的同僚们自始至终都坚信不疑地认为，无论印度在边界上干些什么事，中国都不会进行攻击。这就是前进政策的基本设想。它是对一个在军事上比自己强大得多的邻国所进行的一场军事挑战。
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是印度武装力量受到忽视的年代。特别是陆军，遭受到独立后国大党政府的继母一般的对待。这种情况的产生，可能部分地是由于国大党人对于过去曾为外国统治服务过的人有所不满，因为国大党人自己曾因从事推翻外来统治的活动而被投入监狱或受到更恶劣的待遇。无论如何，上述继母式的态度可以从新政府的两项主要决策中得到证实。第一点就是认为不存在印度遭受任何进攻的危险性。
这种信念远在独立之前，甚至远在一九二八年尼赫鲁的讲话中就已形成，当时他在一次对国大党的讲话中，列举了被认为可能对印度造成威胁的国家，又把这些可能性一一地排除掉，结论是“对印度不存在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即便出现任何危险，我们也能够应付”。最先，英国的防卫战略是以次大陆西北方向的入口为重心。自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人吞并了中亚细亚的各小汗国，并推进到阿富汗边界以后，英国人就担心来自莫斯科方面的挑战。这种担心持续到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虽然此后不久英国人曾一度把这种想法放在一边，转而关注到同阿富汗作战的更为局部性质的可能性。尼赫鲁把这个俄国魔影说成“大抵是假想的”，他认为来自阿富汗的危险至多只是一些小规模偷袭。至于中国，那末，喜马拉雅山构成了“有效的屏障，即便是飞行大队也不能从那个方向过来”。在尼赫鲁看来，印度的面积、印度的地理战略位置、加上各大国不愿看到印度再次受到外国统治等因素，将使印度免于遭受任何大规模的外来进攻。“没有哪一个大国会容忍另一个大国取得英国过去长期享有的统治地位。如果哪一个大国竟敢作这种尝试，其他各大国就会联合起来予以严惩。大国间的相互竞争是使印度免于遭受进攻的最有效保证”。从印度独立后直到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国部队进行重大进攻的时候，尼赫鲁对于印度的外来威胁一直保持着这种唯理主义的和实用主义的观点。
在独立后最初几年里，印度并不担心来自巴基斯坦的军事威胁——相反，担心威胁的倒是巴基斯坦。从分治前的旧印度陆军中，巴基斯坦所分得的部分，自然要小于印度分得的部分。巴基斯坦这个新国家又是资源不足，组织不全，相形之下，印度的军事优势就显得更大了。当时印度教徒反巴基斯坦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公开宣称要为一九四七年时所受到的“损害报仇雪耻”，要取消分治。尼赫鲁当时是断然反对这种情绪的，但要抑制这种情绪需要时间。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克什米尔战争期间，在一九五O年东、西孟加拉邦的部族屠杀重新爆发的时候，以及一九五一年克什米尔争端再度达到危急关头的时刻，印巴两国之间的战争都有一触即发之势。在以上几次事件中，印度都在旁遮普邦边界地带集结重兵，威胁拉合尔。一九五一年，巴基斯坦把印度对它的军事威胁通知了安理会，多少由于美国的外交干涉才使这次危机得以度过。
巴基斯坦人这时认识到，他们必须要建设自己的军事力量，至少要达到能够制止对方进攻的水平，否则就要不断受到印度人进攻的威胁。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缔结条约的本领，使这一点在一九五四年变成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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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巴基斯坦参加“巴格达条约组织”（后更名为“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之后，就得到美国的军事援助；美国给予军援的本意是反对共产党侵略。但看来华盛顿也可能认为削弱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军事优势会有利于稳定南亚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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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巴基斯坦的武装力量得到了美国的装备和训练，印度再想打垮巴基斯坦就不那末容易了——也不会再出现一面倒的军事对峙。印度进攻巴基斯坦的可能性消除了，而另一种可能出现了：就是巴基斯坦因拥有美国装备的武装力量而壮了胆，也许会试图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同印度决一胜负。（这种地位的变化，表现在双方对待“非战公约”问题上态度的变化。开始，巴基斯坦总理列雅格特·阿里·汗（Liaquat
Ali Khan）竭力主张签订公约，而为尼赫鲁所拒绝；五十年代的中期以后，印度亟力主张签订公约，而为巴基斯坦所拒绝。）
在整个的五十年代中，印度军队是单一地根据同巴基斯坦作战的可能性布署战略和训练的，其战略思想开始是进攻，后来又转变为防御。陆军方面，由于具有职业性的审慎态度，曾建议应该对毗邻中国的北部边界的防务给予考虑，但得到的回答是这样一个政治性的判断：没有必要进行针对中国的军事准备。军方在五十年代初期还曾提出建议，要求根据美国和英国在朝鲜作战的经验，编写一本关于中国人战术思想的步兵手册，但这个建议也遭到拒绝。一位印度军官说，“使印度陆军感到十分惊讶的”是，甚至到了一九五八年，一个高级中国军事代表团还被带领去参观印度的主要军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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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中国代表团团长叶剑英元帅参观了南印度威灵吞的参谋学院，当时校方赠送给他一个该校校徽的银质模型——图案是一只猫头鹰。当他仔细观察这件礼品的时候，脸上出现了一股阴影，他感谢主人的好意，同时解释说，在中国猫头鹰是一种不祥之鸟，朋友之间不拿它作为吉祥的礼品相互赠送！实际上，在印度，猫头鹰也不是吉祥的东西，猫头鹰这个字眼通常是用来骂人的，意思是说对方愚蠢。但当英国人选择这个西方的智慧之鸟作为学院的校徽时，更多考虑到它的古典含义而不是当地对它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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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人在旁遮普邦参观了一次由第四师表演的对步兵进攻的火力支援，当时第四师就是由考尔少将指挥的；四年之后，正是这个师和它当时的指挥官在同中国所进行的边界战争中扮演了中心的角色。
政府的第二点政策考虑，是从第一点考虑（即认为除巴基斯坦外，印度没有同其他国家发生敌对行动的危险）引伸出来的：那就是认为国防力量的经费必须保持在仅仅能过得去的最低水平上，这样，可以供发展之用的资源就不会不必要地花费在非生产方面。
在巴基斯坦成立时，印度从旧印度军队中分到的部分大约有二十八万名官兵。新政府在开始时就有意图要削减陆军的定额——尼赫鲁说过，一支高度机械化的、人员比较精干的部队，比一支庞大的但是装备低劣“用腿走路”的部队更为可取——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实施，陆军兵员反而慢慢地扩大了。到了一九五三年，陆军官兵总数接近三十五万人，组成七个师，其中六个是步兵师——这六个师的编制以及装备、训练的标准各不相同——一个是装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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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第四、第五、第十、第十九、第二十六、第二十七步兵师和第一装甲师。此外，在旁遮普邦巴地阿拉（Patiala）驻有一个独立装甲旅，在亚格拉（Agra）驻有一个伞兵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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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的平时部署，反映了印度军事计划人员同前任的英国同行们相类似的考虑，就是在对巴基斯坦作战的可能和内部安全需要之间保持平衡。有三个步兵师部署在克什米尔，其中的一个营在拉达克的列城布防——而这个营当时也是面向南方，针对巴基斯坦人，而不是面向北方。在克什米尔战争中，巴基斯坦人险些占领了列城，印度军队开进拉达克正是为了对巴基斯坦人的向北运动进行抵制。印度已下定决心，如果巴基斯坦再一次用武力占领克什米尔，印度就将作出反应，进攻拉合尔；为此目的，有两个师布防在旁遮普邦作为反击力量。那个装甲师则驻扎在中印度的占西（Jhansi）。
上述的部署状况持续到一九五六年，在此期间陆军的数量和装备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一九五六年那加族人发生叛乱，这就须要不断加强东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到了五十年代的后期，已经有一个整师被牵制在那加山区的游击战争中。当时东巴并不构成任何战略上的威胁；巴基斯坦军队的绝大部分都部署在西巴，其中的大部分又布防在旁遮普邦，面对印度；另外一部分布防在西北边境地区，以应付部族骚乱和可能来自阿富汗方面的骚扰——印巴分治使印度摆脱了这个来自西北方向长期存在的威胁。因为那加战役本身的要求增加，于是就把更多的印度陆军部队从旁遮普邦调到了东北地区；同时又成立起新的部队以维持印度在旁遮普的军事实力，结果陆军又开始慢慢地扩充起来。
第二章 前进政策（2）
在一九五九年底朗久和空喀山口事件发生后，由于意识到边界问题可能发展为难于解决的争端，陆军的扩充变得更有目的性，也更迅速了。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到十二月间，第四师从旁遮普仓促奉调到东北地区；与此同时，建立了一个新的步兵师——第十七师。在东北地区，第四师划归新的编制——第十三军领导，军部设在西隆（Shillong），负责锡金、印度同不丹边境、东北边境特区、麦克马洪线、东巴基斯坦以及那加的防务。第四师负责麦克马洪线的防务，从不丹到缅甸一线，全长约三百六十英里；而该师的一个旅又很快奉调参加那加战斗。
第四师的调防，对印度在东北地区的防御形势没有立即产生很大的变化。当时，从平原地带通向山麓地带的公路，没有超过几英里长的；同时在东北边境特区，根本没有一条横行的公路——从喜马拉雅山倾斜下来的高山峻岭都是南北走向，这就使得横行运动几乎不可能；要到达麦克马洪线各段，只能沿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前进。第四师开进东北边境特区的行动慢得出奇。一九六O年一月，一个步兵连进驻邦迪拉（Bomdi
La）；到了三月，另一个连开进达旺；到了同年八月份，一个营部在达旺建立起来，另外两个营才抵达东北边境特区，第七步兵旅的旅部也在邦迪拉设立起来。军队的布防这时才慢吞吞地完成，而尼赫鲁早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就已宣布麦克马洪线的防务要由陆军直接负责。
一直到五十年代后期，印度政界舆论始终反对增加国防开支。克里帕拉尼一九五八年在人民院讲到：
我们一直认为，在非暴力的印度，政府决不会考虑增加军事预算；但是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我想这一点也会使我们的国父＇甘地＇在天之灵感到不安，就是最近几年的军事预算逐年增加了大约＇十亿印度卢比＇；而在补充要求方面的预算又增加了＇一亿四千万印度卢比＇……请问我们为什么要增加军事设施？
甘地主义者从一个方面批评政府；而军方则抱怨预算限制使他们难以对现有的设施给予适当的维持，更不要说实现现代化了。克里希纳·梅农和莫拉尔吉·德赛之间的相互倾轧，加剧了军方的困难，也影响到他们主管部门之间的相互扯皮。一个美国驻新德里的记者在一九六一年写道：“如果印度真的存在近似内阁制的政府的话，那么，梅农和德赛二人之间，以及他们主管部门的顾问之间，早已闹得不可开交了。”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陆军方面的抱怨更加厉害了。在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二年间，陆军总部多次上书国防部长，列举了装备和供应方面的缺陷，并且提出警告说，一旦战争发生，这些缺陷将削弱部队的作战力。这些信件是当时已担任参谋局长的考尔将军所草拟的，他在最后也是最紧急的一次上书中，描述了政府的政策如何使陆军处于困境：“一方面，要求我们尽快地扩充部队，并且说，不这样做我国领土就有被外来侵略者占领的危险；另一方面，发给我们的武器、装备、弹药又是这样微不足道，使得我们不可能用以装备募集的新兵。”他还要求把他这封信提交给内阁国防委员会，这说明军人们认为克里希纳·梅农过去没有把他们的紧急警告向上反映。但这次上书，同历次上书一样，并没有产生增加军事预算拨款的效果。考尔又利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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