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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下台元首-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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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哈托的童年，说实在是够平凡的。出世后头几年有段时期，他的祖父母可能为了减轻他父母的负担，将苏哈托带到东爪哇南部土隆加贡他们老家。他就是在那里的乡村小学开始读书的。6岁左右，他家先从苏腊巴亚搬到附近的诗多阿佐镇，紧接着又搬到惹班。在惹班，他父亲被提升为一所二级乡村学校校长。家里搬到惹班之后，苏哈托就回来了，进入他父亲的学校，继续上小学。
他小时候是由佣人沙里娜看管，沙里娜对他影响很大。他把她当成理想化的人物，当作印尼妇女的象征，特别是作为构成全国人口主体的“小百姓”的代表。后来他在雅加达的塔姆林路建了一座“沙里娜”百货大楼，作为对她的纪念，苏哈托自称，在他一生中她是最有影响的唯一人物。“我是从她那里懂得热爱普通老百姓的，她本人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可是她却有着不寻常的智慧。”
他父亲虽是一个小学校长，但薪金却很微薄，他和父亲住在惹班时也好，和祖父母住在土隆加贡时也好，确实尝到了贫困的滋味。每天只能勉强吃上一顿米饭。他是异族通婚所生，这对苏哈托影响很大。他深受爪哇传统文化的哺育，同时又是由他宣布求同存异的印度尼西亚统一的原则。苏哈托小时爱看皮影戏，其中的情节和人物对他影响较深。他在演说中常用皮影戏作比喻。苏哈托在小学的成绩并不出色，但却顺利地一级一级读上去了。
1916年，苏哈托进入荷兰语中学。他父亲通过朋友佐克罗阿米诺托的关系使苏哈托进入荷兰语中学，并安排他住在佐克罗阿米诺托家里。这对苏哈托的前途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因为佐克罗阿米诺托是民族主义的群众性组织伊斯兰教联盟的主席，是当时印尼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当时印尼处于荷兰殖民主义者统治之下，民族主义的兴起和运动，通过这位领导人对苏哈托产生了极大影响，促成了苏哈托民族意识的觉醒。佐克罗阿米诺托成了苏哈托政治活动的师傅和楷模。在中学里，他饱尝了作为殖民地学生所遭受的歧视和屈辱。他通过父亲的关系，可以借阅苏腊巴亚神学会图书馆中丰富的藏书。他离群索居、博览群书，涉猎各种政治思想：杰斐逊的民主思想、韦布的费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方面，他自称吸收了黑格尔、康德和卢梭的学说，还阅读伏尔泰的著作。
在佐克罗阿米诺托家里，他接触了一些促使他政治觉醒的人们，尤其是结识了东印度共产党（1942年改名为印尼共产党）的创始人，其中有荷兰人亨德利克·史尼佛利特（史尼佛利特后来用马林这个名字担任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和他的副手阿道夫·巴尔斯以及瑟马恩、慕梭、阿利敏等人。
苏哈托从佐克罗阿米诺托那里学到不少东西：善于把各类人物团结起来以及雄辩的口才。1917年他参加了青年组织“特里·科罗·达尔摩”，1918年这个组织改名为爪哇青年会。他开始给《印地使者》报写稿，迈入新闻界，1921年，苏哈托从苏腊巴亚荷兰中学毕业，进入万隆工学院。在这里，他扩大了他与万隆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的接触。他在这里认识了荷印混血种领袖埃内斯特·多威士·德克尔及其同盟者集普多博士等人。
1926年在他学徒阶段结束时，他已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了。1926年苏哈托从万隆工学院毕业，获得工程师学位。毕业后他在克萨特里亚专科学校担任教员，但因他在教学中富有煽动性而被解聘。此后，他和万隆工学院的同学安瓦里合办了一个建筑工程师事务所。在这期间，他创立了研究总会。
他的家成为政治活动的中心。
1927年，苏哈托创立了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协会，并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这一组织此后改名为印民民族党。
1929年12月9日，他举行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集会被捕入狱，被判4年徒刑，1931年12月31日，他被释放。他从狱中出来后立即投入印尼民族主义运动。1932年10月，苏哈托加入印尼党，并被选为主席。不久，苏哈托再次被捕流放。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占领了印尼。苏哈托利用日本人赶走荷兰殖民者，争取民族独立。1945年日本投降。8月17日，他宣布印尼独立。并提出了建国五项原则：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民主、社会繁荣和信仰神。从此团结各派力量，共同对付荷兰殖民者的卷土重来。
1950年8月14日，印尼通过了临时宪法，15日，苏哈托正式宣布印尼为共和国。1963年5月1日，印尼政府收回了西伊里安。为了团结各派力量，苏哈托提出了“纳沙贡”学说，声称他的内阁将代表印尼革命的主要思潮：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长期以来，在苏哈托、陆军和印尼共产党之间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苏哈托始终处于权力中心地位，起着平衡作用。1965年由苏哈托的病危引发了共产党人的政变和陆军苏哈托势力的反扑，最后导致了苏哈托总统的垮台。
1。7充满魅力的革命家
苏哈托总统，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领导人。苏哈托长得英俊动人，对此他颇为自我欣赏，他过分自信到了傲慢的程度。他的出现能象魔术般地振奋群众。苏哈托对政治充满了激情。他喜欢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他的演说能使人激动、兴奋不已。一次，他在演说中说：“我被革命迷住了，完全被它融化了。它那浪漫主义色彩使我发狂，使我着魔……几乎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里，革命在兴起，革命的火焰熊熊，革命的雷声隆颅…来吧，兄弟姐妹们，把那熊熊烈火煽得更旺吧，让我们大家都变成木头，投入革命的烈火吧！”
苏哈托在数千群众参加的大会上讲话。他讲了不到半个小时，群众都听迷了，最后他象念经似地不断喊着：“默迪卡！”
这是印尼革命的战斗口号，意思是：自由、尊严、独立。群众也一次又一次地喊着“默迪卡”来回答他，全场激动得发狂，令人难以置信。苏哈托的激动心情是显而易见的。他满面红光，洋洋得意。
30年代，苏哈托不断遭到荷兰人的监禁和流放，这一经历使他对殖民主义的仇恨始终难以消除。即使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已经独立之后，他仍继续他对前殖民主义的革命，努力赶走荷兰殖民者，收复西伊里安。他成功地领导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但在独立之后他的革命却带来了灾难。因为他只会破坏，不注意建设。他是一个革命家。他把革命变成了宗教，革命成了目的而不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在苏哈托执政后期，国内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然而他仍热衷于政治运动。口号代替了深思熟虑的行动纲领，从而忽视了国内建设。
苏哈托表里如一，身上毫无矫柔造作之气。他对人民群众有着磁铁般的吸引力。群众的激情是他生活的养料，就象食粮和水一样重要。革命燃起激情，引导人民无止境地革命。
看过《赫鲁晓夫回忆录》的人都知道，印度尼西亚刚开始向苏联要求援助时，苏哈托一开口就要求赫鲁晓夫资助建设一座巨型体育馆。了解苏哈托的人对此并不感到惊讶，而这位苏联领导人却迷惑不解，他原以为苏哈托会要食品或者武器的。但苏哈托要的是他能不断举行群众大会的地方。著名的史纳延体育馆是苏联人在60年代初贷款并提供技术人员援建的庞大的综合体育馆的一部分。
苏哈托在史纳延体育馆曾举行过多次群众集会、阅兵典礼。在这里出现过军乐、旗帜和激动的人群。苏哈托在这里多次呼风唤雨，操纵群众，鼓舞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为他狂热地高呼：朋加诺万岁！苏哈托万岁！体育馆的墙壁上装饰着“打倒‘尼哥林’！”“美帝国主义见鬼去！”“粉碎马来西亚／等巨幅标语。墙上贴有革命巨人的招贴画，他们突出的大眼睛，肌肉发达的四肢，吓坏人的表情，足以使观众激动不已。
一小撮标有美元符号的怯懦的帝国主义鼠辈们，看起来很容易被漫画巨人踏倒在地。每次召开会议，都有迎接伟大革命领袖的美丽的宾尼加栋卡依加姑娘组成的鲜花队。（“宾尼加栋卡依加”的字面意思是“殊途同归”，也是印尼国徽上的字。宾尼加栋卡依加姑娘是一群从全国各地挑选出来的穿戴地方服饰的漂亮少女。苏哈托很喜欢这种特殊的仪仗队。）主席台上挂有总统的巨幅肖像。苏哈托曾在这里享受凯旋和胜利的欢乐。
苏哈托是一位不卑不亢的人，毫无许多小国领导人会见大国代表时的那种卑躬屈膝的态度。他没有任何自卑感。相反，他给人的印象是：他觉得自己与对方不仅是平等的，而且还更优越。他英语说得很好。他所住的宫殿里到处摆设着印度尼西亚贵重的艺术珍品，还可以看到许多漂亮的女人。
然而，苏哈托喜欢简朴的东西。在他的盥洗室里，既有现代化的淋浴设备，也有老式的水桶。他喜欢用水桶洗澡。尽管他过着较奢侈的生活，但却与本国最穷苦的老百姓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喜欢在车队经过的路线上停下来同人们握手交谈。他定期到农村去走走，和群众在一起，夜里就睡在破烂不堪的农舍里。印度尼西亚人在乡村看到自己的总统一点儿也不惊奇。一次，当他送别一位到茂物来拜访他的外国大使时，大使的眼光停留在仙的直升飞机上。“你有没有乘过直升飞机？”苏哈托问。大使说：“没有。”于是，苏哈托带着他登机作了一次短途飞行。当俯瞰着下面的农庄、田舍时，苏哈托决定作一次意外的降落。降落后，一群带着惊异眼光的当地居民围了上来。他和他们握手交谈，和他们谈笑，最后率领他们集体唱歌，歌声传遍田间野洼，没有保安人员在常在同他的力量源泉人民群众重温故旧一个多小时后，他和他的一行又登上直升飞机，回去处理日常公务去了。
苏哈托喜欢出国访问，每次他都彬彬有礼，笑容可掬。他常穿着一套黄褐色制服，头戴穆斯林小圆帽，手拿象牙镶嵌的轻便手杖，显得精神抖擞，仪表堂堂。他常越过警戒线同男人握手，同儿童交谈，还亲吻妇女，被吻的许多妇女都高兴得尖叫起来。这一举动使警卫人员大为恐慌，但群众却非常高兴。
苏哈托在生活上也比较放纵。一次，他去突尼斯访问。据突尼斯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回忆说：“我记得很清楚，”他说，“苏哈托访问我国时，我们有许许多多重要问题要谈，而他向我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要‘一个女人’。”苏哈托至少结了6次婚。在他执政期间，关于他在性行为方面的本领和性欲有种种谣传和故事。
苏哈托有一个重要的纲领：摆脱殖民统治。他围绕这一点提出自己的主张。实现这一目标之后，他的统治给印度尼西亚人民带来了灾难。但是他仍能抓住人心，一方面是由于“默迪卡”这一口号所产生的激情：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个人生气勃勃、磁铁般地吸引着人民；还因为他那趾高气扬的态度正符合人民崇拜英雄的心理。
尽管印尼是一个富饶美丽的岛国，但苏哈托领导下的人民却很贫困。他向人民提供的不是物质繁荣和财富，而仅仅是精神上的幻想，为了纪念1945年8月17日印尼从荷兰获得独立，他发表了长达5100页的经济计划，但只是一纸空文，从未付诸实施。他能粉碎一个旧制度，却不能集中注意力进行建设。原料是有的，印尼的人口不算少，自然资源也比任何东南亚国家丰富，只是缺乏正确的政策。苏哈托暂时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使他们不注意自己的问题，但他从来着手去解决这些问题。
苏哈托任总统职位接近尾声的几年，倒是他最明显地坚持了原则的几年。他完全可以谴责印尼共产党以拯救自己，他可以回顾茉莉芬事件，说他们奉行了过时的策略，是“人民的敌人”。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以解脱自己。并且他拒绝否定共产主义在他一贯寻求的一致精神中的地位。真是令人钦佩。
1。8失去月光的日子
由于苏哈托以及临时人民协商会议没有明确剥夺苏哈托的总统头衔，没有强迫他迁出国家宫，因此苏哈托仍在首都的国家宫中邀请“私人宾客”，前往医院探视；日战友，以及参观名胜古迹。这是他最喜欢的消遣。然而这使新秩序的人们感到极为不满。1967年5月6日，代总统宣布关于进一步处理朋加诺的第62号决定书，不准他再使用国家元首、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等头衔。禁止苏哈托开挂总统旗帜，但准许他“在接受政府正式邀请参加国家节日时”，照旧穿上他心爱的制服并佩带所有缓带和勋章。金丝鸟笼般的茂物行宫留作苏哈托的官邸。苏哈托感到寂寞无聊，为了给单调的生活增加一点娱乐，便在茂物行宫举行多次文艺表演会。在表演会上他对朋友和来宾发表演说。而这一点却激怒了苏哈托将军。他担心这种表演会会发展成为“旧秩序”人物的政治集会。尤其是苏哈托于1967年6月6日在雅加达的宫中举行诞辰宴会，使苏哈托感到很不舒服，因为苏哈托的演说总是那么富有激情，富有煽动性。苏哈托的态度强硬起来。
1967年年中，国内紧张局势再度加剧。民族党的强硬派认为曙光已经出现。民族党机关报《平民火炬报》刊登了前总统的一幅巨照，并写上“朋加诺万岁！”为他祝寿。
这时陆军势力再次强硬起来。1967年7月7日，4个爪哇军区的司令官同陆军战略司令部司令、陆军伞兵团团长一起，在中爪哇日惹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这个“日惹誓言”提出了6项要求。这些司令官强烈要求，对那些企图恢复“旧秩序领袖苏哈托博士”的权力的人，必须采取严厉措施。这样，民族党在各个地方和各区的支部被冻结、“停止活动”、“暂时禁止活动”或者“完全禁止活动”。
7月19日，最高检查官苏吉·亚尔托少将宣布：若干高级军官和文官企图策划在7月底发动暴动，使前总统苏哈托重新掌权，因此应对他们采取行动。第二天，大雅加达军区参谋长谈到在首都逮捕了14人，在各省的清洗工作也逐步展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在中爪哇和东爪哇，军区司令官命令把仍然挂在办公室、公共场所和会议厅的前总统苏哈托肖像取下，换上“神鹰国徽”或者代总统的肖像；大雅加达军区司令颁布一项命令，“工程师苏哈托博士”没有得到雅加达军事当局的批准，不得进入首都。苏哈托在此之后实际上被软禁在茂物行宫，他的朋友和敌人都无法接近他。清洗工作大规模进行。仅在中爪哇帝波尼哥罗军区，就有1000多名军官和现役军人被认为有拥护前总统倾向而被清洗。这些人被迫退伍。
在国庆前夕发生的“藏旗事件”是一个小小的插曲。1967年国庆节即将到来，独立宫的工作人员在准备国庆典礼的工作中，到处寻找1945年8月17日印尼宣布独立时升起的第一面红白色国旗。这面旗被称为“国家宝旗”。它由苏哈托的妻子法妈娃梯夫人缝制。1945年以后，每年8月17日印尼国庆，都要升起这面国旗以示庆祝。现在这面国旗失踪了。装“国家宝旗”的箱子钥匙由前总统带到茂物行宫去了。最后，苏哈托交出了钥匙，但是官员们打开箱子时，里面却是空的。
苏哈托新秩序的强硬派要求用武力强迫苏哈托交出国旗。而代总统苏哈托以印度尼西亚人的方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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