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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下台元首-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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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制度，充实社会资本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进行税制改革。
对防卫问题，他主张贯彻专守防卫、非核三原则及文官控制制度，不做威胁他国的军事大国。1988年2月22日，他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强调，不做军事大国是日本的国策，并在访问朝鲜和中国时重申这一原则。与此同时，他强调，坚持日美安保体制和综合安全保障的重要性；遵循防卫费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规定，从质的方面提高防卫力量。舆论认为，竹下内阁不像中曾根内阁那样锋芒毕露，给人以鸽派印象。
多对外政策方面，他表示将继承中曾根路线，并起用中曾根派的字野宗佑为外相，特请中曾根筹建“高水平”的和平战略研究机构，为其外交政策出谋划策。但从他上台后提出的外交政策，以及展开频繁的出访活动看，逐渐突现出与中曾根有别的竹下色彩。
首先强调推行和平与诚实的外交。竹下登在《创造向世界开放的文化、经济国家》一文及施政演说中说，要立足于世界，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为世界做出贡献，形成多边而开放的市场，使日本的发展寓于世界繁荣之中。
其次是，他主张以日美友好为基轴，加强与自由世界的连带关系。他强调为确保日本的安全和繁荣，为亚太地区的安全，乃至解决世界范围诸问题，都必须与美国紧密合作。他把缓和当时日趋紧张的日美经济关系作为日本外交的首要任务。因而上台后根据美国的“要求”，为美国挑担子：一是出席东盟首脑会议和访问菲律宾，许诺为创设“东盟、日本开发基金”3年内提供20亿美元；为协助阿基诺政府稳定政局，决定提供800亿日元贷款及用于修路的140亿特别日元贷款。二是1988年1月访问美国，并作出了一系列许诺：修改旨在增加驻日美军经费的特别协定。②关于向美国开放12种农产品市场问题，原则上接受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建议。③同意美企业参加特定公共事业等。三是1988年2月25日赴南朝鲜，参加卢泰愚的总统就职仪式，并与卢泰愚举行了会谈。就增进双方的合作关系，共同促进汉城奥运会的顺利召开、成立21世纪委员会设想，贸易逆差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特别是，对卢泰愚要求为其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改善关系“搭桥”问题，竹下表示了想积极起中间人作用的热情。
第三、重视亚洲政策。1982年竹下曾强调“亚洲重点主义”为其一贯主张，日本应在亚洲发挥巨大作用。竹下登上台后强调，在以日美协调为基轴的同时，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以增进与韩国、中国、东盟等邻国的关系为主要课题，积极进行经济合作。他说日本的“故乡”基点是亚洲。将来，亚太地区国家的政府首脑以平等的地位齐聚一堂，举行太平洋国家首脑会议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四、对苏强调一贯的基本方针是，解决北方领土问题而后缔结和约，建立真正相互理解为基础的稳定关系，并继续根据这一方针，努力打开日苏关系僵局，树立友好睦邻关系。
第五、竹下登的对华态度具有适应形势变化的特点。从历史上看，他曾追随“敌视中国”的佐藤荣作派，但在田中角荣势力上升，发展中日关系已是大势所趋时，他加入了田中派，并积极支持田中恢复中日邦交的方针。此后，他3次参加自民党及政府代表团访华。在中日经济合作问题上，竹下内阁态度较积极。然而，竹下在中日之间的敏感问题上，态度不够明朗。例如，关于侵华战争问题，他说：“对战争本身，我想因理解不同而有种种评价，有的认为是侵略战争，有的认为是偶发事件。”又如关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表示不管以正式还是非正式身分，都不出席该神社将于1988年4月举行的春季例行大祭。对沿袭前首相中曾根1985年8月15日的正式参拜问题，表示将视中国的反应和国内的动向再做最后决定。但他解释参加“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的动机时，他说是以朴素的感情，去追悼战死者及祈祷和平。再如对光华寮问题，1987年10月，他在自民党右翼政客组织“国家基本问题同志会”召开的会议上说：“日中联合声明是日中关系的根本，”但不论对光华寅或对防卫费突破1％的问题，日本都要采取该说的就说，求得对方谅解的态度。“他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3次表态，均反复强调”三权分立“，谋求”中方理解“，由双方努力解决等主张。
1988年春天，内阁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发表了日本“不曾侵略中国”，“芦沟桥事件是偶然的”等歪曲历史的谈话，竹下对此并不以为然。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要日本政府对奥野的言论作出明确的回答。竹下首相为此召集多次国会会议，在会上他对此事既不肯谈他对侵略定义的见解，也不肯触及天皇的战争罪责。中国政府严正指出：日本政府对奥野的言论和行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将会直接损害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造成不良后果。
日本国民对政府不珍视日中友谊的言论表示不满。竹下首相自感无言以答。5月13日，国土厅长官奥野在国内外双重舆论的压力下向首相提出辞呈，竹下虽留恋旧情，但也不得不同意奥野辞职，任命早稻田大学同窗学友海英勇接任。
奥野的辞职使政府的基础受到了一定损伤。竹下登首相自奥野辞职后，竭力设法挽回不良影响。正当他企图巩固政权，欲展宏图之际，1988年爆发了日本产业公司“里库路特公司”贿赂政界、财界和新闻界的特大贿赂案。这一丑闻使竹下登从高山之巅掉进了万丈深渊。
6。8“里案”的结局
里案逐渐曝光，水落石出以后，人们无不感到欣慰。然而，与人们的期待相反，东京地方检察厅的调查结论却令人大失所望。
5月29日，检察厅宣布侦察工作结束，并决定向法院起诉17人，其中国会议员仅2名，其余免予起诉。6月12日，法务大臣谷川和穗和法务省刑事局局长根来泰周在众院预算委员会上就此作了说明，认为：1984年12月里库路特公司向76人转让该公司尚未上市的股票，其中包括3名国会议员，但此次转让离股票正式上市还有1年零10个月，不能认定该股票一定能带来经济利益，故不能构成行贿受贿罪；1986年9月至10月该公司又向79人转让即将上市的股票，其中包括13名国会议员，但除藤波孝生、池田克也外，其余人接受股票转让与其职权范围无必然联系，不能证明其中存在等价交换关系，因此不能认为是行贿受贿；至于政治捐款，除被起诉的4名议员秘书外，尚未发现其他人违反《政治资金限制法》。
旧本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在法律上无明确规定时，有罪也不定罪。检察部门和司法当局往往利用这种法律条文上的模糊性和漏洞，为那些大权在握的政治家、官僚的渎职行为开脱罪责。例如，在日本的《公务员法》和《政治资金限制法》上，对“政治资金”无明确界定，因此法院往往把贿金认定为政治资金，变有罪为无罪；在《政治资金限制法》上，对政治捐款虽有一定限额，但是漏洞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个人向政党或政治资金团体捐款超过1万日元就要申报，但向一般政治团体（自民党议员和各派阀都有此类专以集资为目的的团体）捐款，其申报基数为100万日元；至于近几年来泛滥成灾的所谓“政治宴会”，纯属集资活动，但在该法上无一限制性规定。除以上法制上的疏漏外，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也使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渐趋失灵，司法部门偏袒或姑息政治家渎职行为的现象屡见不鲜，至于检察当局就更易受行政权力的操纵。从日本战后发生的“煤矿国家管理法”案（1947年）、“造船”案（1954年）、洛克希德案（1976年）等大案的查处看，即便是行贿者和涉嫌政府官员受到某种处罚，除涉嫌政治家田中角荣等少数人外，多数人受到包庇，或判无罪。里案的案情更有特殊性，一是股票的转让与交易，无论是在《商法》、《所得税法》，还是在《政治资金限制法》上，都无严格限制，有空可钻；二是尽管有16位国会议员接受了里库路特公司的股票转让，并通过转让获得利益，但里库路特公司的行贿是着眼于未来，放长线钓大鱼，因而在多数情况下，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的钱权交易尚未见之以果，不好找到具体罪证。这就更容易使以权谋私的政治家们金蝉脱壳，溜之大吉。
但是，法制上的疏漏不能为政治家职业道德上的腐败行为提供辩护，广大国民对自民党政治的不信任也不能因此而烟消云散。因此，当东京地方检察厅宣布侦察工作结束时，广大日本国民的期待化为泡影，留在他们心中的只是失望和愤慨。日本社会党等在野党纷纷发表谈话，表示强烈不满，认为检察厅的行动“雷声大，雨点斜，”虎头蛇尾“，”对政治家的读职行为追究不彻底“，”放走了首恶，草草收场。
7月23日，日本举行了每隔3年一次的参院选举，广大国民迎来了利用手中的投票权回敬执政党的机会。不出人们所料，在这次选举中，社会党旗开得胜，执政的自民党惨遭失败。选举结果，自民党30多年来在参院一直占据过半数席位的优势没有了，社会党等在野党席位的总数超过了自民党。
参院选举结果给政局带来了动荡，6月2日刚刚取代竹下上台的字野宗佑首相，因自民党在选举中失利而引咎辞职，字野政权仅存两个月就不打自倒。风雨交加的自民党政权又不得不“换马”，由自民党内小派首领海部俊树出任新首相，这是1989年第3个自民党政权。
1989年在日本是改朝换代的年份，裕仁天皇过世，明仁天皇继位，年号由昭和改为平成、“平成”一词来源于中国《史记》“五帝本纪”中“内成外平”以及《书经》“大禹谟”中“地平天成”等语句，意在希望国内外和平安定。不幸，这个平成元年竟成了多事之秋，民怨沸腾，政局动荡，执政的自民党受到冲击和重创。原因何在？里库路特案件或许能告诉我们。
第7章魂归异域的专制君主
——巴列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当时的伊朗国王礼萨·汗虽然宣布伊朗保持中立，但明显倾向希特勒德国。1941年，盟军进入伊朗，决定将礼萨·汗驱逐出境。在盟军的压力下，1941年9目16日上午9点多一点儿，当时的伊朗首相福鲁吉在众议院向主体议员宣读礼萨·汗的文告：“朕，伊朗国王，遵奉上帝和国家的旨意，在此庄严宣告引退，并让位给我的爱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继……”。9点30分，这个文告被众议院批准。10点多钟，礼萨·汗把他的长子巴列维叫到他的身旁，满怀深情地说：“如果你能够及时地宣誓就任国王，这是当务之急，你一定要竭尽全力，保住伊朗孔雀宝座。他们会千方百计地要把你从国王宝座上撵走。所以，你就得要有耐心，并且善于审时度势，看风转舵。这次战争总会结束的。兰战争真的结束时，你一定要仍然是伊朗国王。到了那时候，你就有扬眉吐气的一天。”下午3点15分，巴列维在众议院宣誓就任国王：“腾，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伊朗国王，在上帝和祖国面前，谨向祖国和宪法宣誓效忠。”15年前，他父亲也就是在这里宣读过这样的誓词。
21乡的新国王巴列维宣誓就任国王后立即急匆匆地赶回王宫，去拜见被迫逊位的父亲。巴列维赶到王宫时，他父亲礼萨·汗已在10分钟前离开了王宫。踏上了流亡的征途。从此，巴列维再也没有见到他的父亲，两年多以后，即1944年3月，礼萨·汗在流亡地毛里求斯岛死去，魂归异域。
礼萨·汗去世36年以后，他的继承人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也与其父遭到了同样的命运：逃亡异域，丧命异邦。
父、子两代国王，殊途同归，生命的结局竟然如此相象，耐人寻味，令人感叹。
7。1继位前的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1919年10月26日出生，在他出生前后的二、三十年间，伊朗的形势是这样的：伊朗的前身波斯正处在土崩瓦解的形势之下。（波斯1936年更名为伊朗）古代波斯帝国国势强盛，版图极大，曾从希腊、埃及和高加索一直延伸到印度河流域，如今只剩下一小片国土，而且，领土面积还在逐年缩小俄国人已抢走高加索和阿塞拜疆，英国人霸占波斯湾，阿富汗脱离波斯帝国而独立。
当时，整个波斯帝国的统治者是恺加王朝。这个王朝在波斯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只是徒有其名而已，他们力所能及的统治，仅仅限于德黑兰及其近郊地区。而其他大部分地区则是土匪横行、盗贼蜂起，有些人甚至公开叛乱。除了严重的内患以外，波斯帝国当时还忍受着痛苦的外辱：土耳其人、俄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纷至沓来，剥削压榨波斯帝国。在此波斯帝国苟延残喘、危在旦夕之际，悄加王朝的王室成员却自暴自弃、竭尽全力用他们唯一的兴趣——寻欢作乐在加速恺加王朝的复亡。从1890年到1926年这30多年间先后在位的恺加王朝的国王是：纳斯尔—艾丁，穆萨法—艾丁，穆罕默德·阿里和索尔坦·艾哈迈德即悄加王朝的末代国王。
纳斯尔—艾丁国王几乎把所有时光浪掷在欧洲各地。他是欧洲大陆上所有温泉疗养地、赌场和夜总会的座上客。他挥金如土，每当御库里的钱被他花得囊空如洗时，他就出卖国家主权换取金钱供他挥霍。他先后拱手送给英国人的租让权就有：修建铁路、开采除珍贵金属以外的所有矿物、开发森林和未开垦的土地，掌管二十五年内的关税收入等等。这样一来，波斯帝国更加积贫积弱。1896年，纳斯尔—艾丁国王遇刺身亡。他的儿子穆萨法—艾丁国王登基继位后，亦步亦趋地效法他父王的榜样，更变本加厉地卖国求荣、肆意挥霍。1906年，穆萨法—艾丁国王去世，穆罕默德·阿里国王继位，他的统治比起他的前任国王来说并无丝毫进步。这时波斯整个国家处于一种变乱纷扰的状态之中，骚乱与日俱增。
而在此时，英、俄两国趁火打劫，着手瓜分波斯。1907年8月，《英俄协定》签字，两国划分了各自在波斯的势力范围：俄国人攫取北部，英国人侵占南部，波斯帝国只剩下中间一条带状统治区域，波斯国王越来越控制不了局势，1908年秋天，大批叛乱分子进入德黑兰，国王穆罕默德·阿里逃往俄国，另立他的十二岁的儿子索尔坦·艾哈迈德为波斯国王，支撑摇摇欲坠的恺加王朝。就是在这样混乱的形势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来到了人间。
1919年10月26日，礼萨·汗的继配、高加索一军士之女塔吉—奥尔—穆丽克在德黑兰一所独一无二的医院里，生下了一男一女的双胞胎：阿什拉芙和穆罕默德·礼萨，阿什拉芙比穆罕默德·礼萨早出生几分钟，是姐姐。穆罕默德·礼萨还有一位姐姐，比他大两岁，叫沙慕思，也是塔吉—奥尔—穆丽克所生。当时，巴列维的父亲礼萨·汗还不是国王，而是恺加王朝哥萨克骑兵旅的一名上尉，他正在波斯北方打仗。当他得知妻子生了个儿子后，立即兴冲冲地赶回首都德黑兰，去看望他的妻子和儿女。中年得子，礼萨·汗异常高兴。
礼萨·汗出身卑微，自幼丧父，他从小和母亲过着贫困不堪的生活。从5岁起，他便给人赶毛驴。礼萨·汗虽说年纪小，个头却生得挺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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