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没有女性-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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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批准了我的请求。把我编入了鲍里索夫一二五近卫航空轰炸机团。
“我把女儿留给了婆婆，可她不久就去世了。我丈人有个姐姐，她收养了我女儿。战后我复员回家时，她说什么也不肯把女儿还给我。她数落了我一番，说是，你不应该有女儿，既然你抛弃了她去打仗。母亲怎会抛弃自己的孩子呢，况且又是这么小的孩子？我从战场上回来，我女儿已经七岁了，我离开时她才三岁。我们重逢时，女儿已是个大孩子了。不过，她长得很瘦小，吃不饱，睡不好。附近有一所医院，她常常到那所医院去，为伤员表演节目，跳舞，医院的人就给她点面包吃。这是她后来告诉我的……她们过得太苦了。”
“您觉得自己有过错吗？”
“没有过错……我在前线常常想她，做梦都看到她，想她想得好苦啊。但我并不埋怨孩子她姑姑。我尽量体谅她。她很爱自己的弟弟，我丈夫是个强壮、英俊的男人，真不相信他这样的人会被打死了。所以，她不愿意把弟弟留下的骨肉交出来。她是那样一种女人，在她们心目中，家庭、孩子——这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不论是轰炸，还是扫射，她只有一个念头：今天怎么给这孩子洗澡呢？我不能责备她……”
“那么，她愿意体谅您吗！您也非常难过啊。”
“不。她说，我是个狠心的女人，甚至不配做女人。我哭了又哭，扪心自问：也许我真象她说的那样，是铁石心肠的女人？可是在我身上一点儿也找不到这种狠心肠。要知道，在战争中我们吃了那么多苦头，失去家庭、房屋，自己的孩子。把孩子留在家里的有很多人，又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做。我们背着降落伞坐等上级的命令。男人抽烟，玩牌。我们呢，在起飞信号弹升起前，还坐着缝头巾，我们，还是女人啊。您瞧这张相片，这是我们的领航员。她想寄照片回家，于是我们有人找出一块头巾，替她扎上，为了不让肩章露出来，我们还用被单遮住她的军上装，好象她穿的是连衣裙……就这样拍了照。这是她最珍爱的照片……
“我们非常渴望做个地地道道的女人，——做个好母亲……”
一次又一次的会见，一个接一个的故事。讲的是母亲和儿子，讲的是战争在他们之间形成了多么难以填补的鸿沟。
……秋雨绵绵，别列兹诺中心区每条大街小巷都雨水泛溢。在汽车站上别人告诉我说，我要去的地方只要走十五分钟，可是我足足走了一个多钟头才到达。我不得不绕过一个涨满的小湖、—家冒着团团烟雾的小工厂，以及两大垛挂着湿晶晶草屑的新饲草。
柳鲍芙·扎哈洛夫娜·诺维克的房子很大，象农民家庭那样隔成两个厢房，，我们坐在朝阳的一间屋子里，沙发上面挂着几幅全家照，还挂着一块白色棉垫，上面别看军功章—一“每逢五月九日前夕，我都把它们取下来擦得铮铮亮。”
一只小猫爬到女主人膝盖上，讨好地献媚。主人家的母牛拱开院门，男主人赶紧出去把它赶回圈里。狗把铁链碰得晔哗响……
我是来请她谈战争的。可是柳鲍芙·扎哈洛夫娜没有料到我来，因此毫无准备。不过，从前的事儿她全记得——“都在我心里装着呢”。
卫生指导员柳鲍芙·扎哈洛夫娜·诺维克说：
“有一次我们向敌人发起进攻，有个伤员动脉出血不止，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般情景——血象喷泉一样。我要跑去喊医生，可是伤员对我大喝了一声：‘你要到哪儿去？哪儿去？还不快用皮带扎上！’这时我才反应过来……”
接着她几乎贴着我耳朵说起悄悄话来：
“您走后，我丈夫会骂我的。他不喜欢别人谈这些。他没上过战场，是个年轻人，年龄此我小。战后呀，我瞧着什么都怜悯……拧小公鸡脑袋时，我怜悯，宰公猪时，公猪嚎叫我也怜悯，瘸腿的猫啦狗啦，我都怜悯。我把什么都收养下来……不知怎么，见到别人受苦我也受不了。我在医院工作时，病人都很喜欢我，说我心肠好。”
柳鲍芙·扎哈洛夫娜塞给我一些苹果，让我带着路上吃：
“苹果我是从来不卖的，无论苹果，还是野果，都不卖。我把它们都分给别人，全分给别人……”
在许多人家里，我常常是同时记下两个故事——母亲的和已经成年的女儿（在战争那时，她还是个小娃娃）的故事。儿童的记忆往往能从一个完全料想不到的侧面揭示出事件的意义。下面这个故事说的是明斯克女地下工作者，后来的法国抵抗运动参加者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卡希契金娜和她的女儿娜塔莎——现在叫娜塔利亚·康斯坦丁诺夫娜。
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说：
“战前我是个儿科医生，整天接触孩子，跟孩子们打交道……可是战争开始了，我参加了地下工作。我当时二十三岁。
“我们的一些同志被捕了，一连几天我们都提心吊胆地等着：他们会不会暴露其他人？我在大街上走，看见敌人已经在给他们准备绞索了。我们不能哭，也不能有一秒钟的迟疑，因为到处都是密探，这些被捕的同志和你在一起工作，建立了亲密友谊……而且你很清楚，同样的命运可能明天也在等待你。
“盖世太保把我抓走时，我知道面临的是什么，我明白、预感到了一切。敌人用皮靴、鞭子来拷打我。我算是见识了什么叫法西斯的‘修指甲术’。他们把我的两只手卡在桌子上，用一种刑具把针插进我的指甲里……把所有的指甲都插进了针。这简直比下地狱还痛苦。我立刻昏了过去。我都记不住当时的情景了，但我知道那痛苦实在太可怕，后来我怎么也无法回想起来。他们还用圆木来撕扯我的身子。可能我记得不确切，说得不对茬口了。我只记得一点：这边和那边各摆一根圆木，把我放在中间……这是个什么刑具呀，我都能听到自己骨头断裂的嘎嘎声……这样折磨我多长时间？我也记不得了。他们还把我放在电椅上拷问。从那时起我就一点儿都碰不得电器。我记得他们是怎样把我推到电椅上去的……我现在连电熨斗都不敢用。我—辈子都落下了这块病。要是熨衣服，我就觉得全身都仿佛通了电。凡是与电有关的事，我一件也干不得。也许，战后应该建立一种心理内科学吧？我不知道。反正我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她哭了起来）。
“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大哭。当时我已经不会哭了，我被打得皮开肉绽，肌肉都翻了出来。敌人判处我绞刑，我被押解到死牢里，里面还关着两名妇女。知道吗，我们一滴眼泪都没有，毫不慌张，因为我们早都知道，既然干地下工作，必然会有什么命运在等待我们，所以我们十分镇定从容。我们在一块儿谈论诗歌，回忆自己喜爱的歌剧。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安娜·卡列尼娜……我们故意不去想我们的孩子，那是不敢想。我们笑着，互相鼓励，就这样过了两天半……
“第三天早晨，我被叫了出去。我们互相道别、亲吻，但没流眼泪，也不觉得恐惧。显然我已多少习惯了死的念头，连恐惧感都没有了。只不过还有些空虚感。我已经什么人都不想了……
“我们被关在囚车里，我记不清车走了多久，要知道我这是在与人生永别啊！汽车停下来了，我们一共是二十个人。原来到了党卫军集中营。我们被折磨得太厉害了，连下车的气力都没有了。我们被扔下车来，就象扔死狗一样。德军指挥官命令我们爬到板棚去，我们在地上一步一爬，他还用皮鞭抽打我们，地上留下了斑斑血迹。别看到集中营板棚才三百多米，可我们却无能为力！然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我们看到：囚犯们在那儿被分成两群。敌人没理会左边的人群，而逼着右边的人群脱光衣服，并把衣服扔到箱子里。谁要是有假牙，也被拔下来，扔到另—个箱子里。然后把他们推到毒气车里。这一切都是当着我们的面进行的……在一个板棚跟前，站着一个女人，她还在抱着孩子喂奶。唉，您是知道的……旁边就是军犬，警备队，他们立在那儿一动不动，象柱子似的。这妇女是最后一个了……警备队长见到这谁也不去碰那妇女的场面，便亲自跑过去，一把抓过这孩子，照准一个管道阀门就摔了下去，您想想……（她又哭起来）对不起，我现在接着往下讲……这孩子的血和脑浆溅了一墙。接下来，他便亲自动手杀人了。他扑到这女人跟前，开始剥下她身上的衣服，突然他发现她嘴里有几颗金牙，于是抓起一件铁器，使劲朝她口中砸去……把金牙血淋淋地掏了出来……
“所有这些，当然您在书里读到过。战争在你们看来是可怕的，而我们，却是亲眼目睹者。我到现在也不明白，　当时目睹这一切的人和做出这一切的人居然没有发疯……至于那法西斯军官，从精神病理学的观点看，还算是个正常人，而不是疯子。
“……接下去，敌人每天押着我们去干活。有一次，我们刚刚下了汽车，我突然听到—个声音：‘妈妈！妈妈！’我抬头一看：达莎大婶站在那边，我的小女儿从人行道上跑了过来。她们偶然到马路上来，看见了我。女儿飞快地跑着，一下子扑到我怀里来。您想想，边上就是狼狗，它们受过专门训练，专往人身上扑。可是这回，连一条狼狗都没有动。平时要是有谁过来，它们早就扑上来撕你衣服了，这是它们的纪律。可是这回它们全都一动不动。女儿扑到我身上来，我没有哭，只是说：‘好女儿，娜塔申卡，我很快就会回家的，别哭。我明天就回家……’警备队和狼狗都站在旁边，可是谁也没碰她一下……
“这件事情以后，敌人不押我们外出干活了，又把我们运回了集中营。大家本来准备趁这天干活时掩护我逃出去，结果打乱了计划……’娜塔莎说：
“我五岁那会儿根本不懂诗歌，可是达莎姑姑非要教我祈祷不可。我就成天为爸爸妈妈祷告，保佑他们活下来。这种。生怕失去妈妈的恐惧心理，我保留至今。我现在每天早晨都要给妈妈挂电话，我必须跟她说上两句话：‘你感觉怎么样？好吗？’‘嗯，很好……’我这才把电话听筒搁下，开始自己的一天。”
“天天如此吗？”
“要是我没打电话，或者妈妈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会一整天心神不定，慌得两只手都不知放在哪儿才好。晚上睡觉之前，我还要打电话给她。虽然我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我仍然每天要亲耳听听妈妈的声音，哪怕是一两句话。”
“您常常到妈妈那儿去吗？”
“每天都去，如果我不在医院值班的话。我是儿科精神病医生。跟妈妈一样，我当上了大夫。我丈夫无法理解我为什么总是慌里慌张，早先他还委屈过、嫉妒过，现在他认可了。他看到，这并不是什么怪癖，而是我不得不如此。
“我从小就渴望当医生，但我不能当外科医生。我例不怕见血，而是怕给活人动刀。因为那总使我联想到我在战争期见的所见所闻：那些伤口，还有被狼狗活活撕碎了的人……我们在大学里上实习课，这对我实在是极大的困难……”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三日，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卡希契金娜被装进女囚专列运往英吉利海峡边上的克罗泽集中营为法西斯干苦役。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社纪念日那天，法国人组织了越狱。她逃了出去，参加了“马基”（二次大战时法国抵抗运动游击队．——译者注）。
“那些日子留给我的纪念，是受伤的脊椎和一枚法国‘战斗十字勋章’。我经历的事情太多了，以致于战后什么都不愿意去回忆。所以有很多细节忘记了。几十年来，我反复强迫自己：‘忘掉它！忘掉它！’“只有一件事我不愿忘掉，那就是从法国回来，踏上祖国土地上的第一站……我们当时全都跳出了车厢，吻着土地，把泥土捧在怀里……”
过了几天，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突然打电话给我：
“我刚刚回到家里。我找到那个地方去了……什么地方？就是当年党卫军集中营所在地。这么多年，我连往那个方向看—看都害怕，如果偶尔必须到那片地区去，我就远远地绕着走……自从我们上次交谈以后——当时您问，现在那个地方究竟怎样了，我也暗暗想：‘那儿现在是什么样了？’我在那里就象喝醉了酒似地，游荡徘徊。一切的一切都想起来了：哪儿是过去的板棚，哪儿是过去的澡堂，哪儿是吊死人的绞架……如果您愿意，我可以和您一起再去一趟。那儿离地区中心不远，乘有轨或无轨电车都可以到……”
于是，我们一块儿来到了当年的希洛卡雅大街。我看到了许多新建的公寓楼房，还有某设计院的长方形小楼房，一切都显得很平常，很普通，练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站在这里却流出了眼泪：
“这儿的一切都是在白骨上建起来的呵，就在这下面躺着成千上万的人，我连他们的模样都记得……”
后来我又得知，当年这座集中营的囚徒们曾经找到明斯克执委会，请求把集中营原址列为永久性纪念地，要竖纪念碑。要是在我们过去呆过的地方没有纪念物，谁能在这种土地上健康成长？我们应该记住这一切。
“在明斯克还应当为无名的地下工作者竖立纪念碑，因为地下工作者大都是隐姓埋名的。不能因为他们死时没留姓名而被我们遗忘。”
只要这位受到战争伤害的妇女还健在，她的回忆便是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桥梁。但她还想知道，明天将会怎么样。
在另一位明斯克女地下工作者的心中，保留着她对战争的一笔细帐。她叫娜杰日达·维肯吉耶夫娜·哈特琴科。她对我讲：
“我带着儿子在街上走，到处躺着死人一一躺在马路这边和那边。我在给儿子讲童话小红帽的故事，而周围全是死人。当时我们离开了难民群，到我母亲那儿去。我拿儿子没办法：他老是爬到床底下去，在那儿一坐就是好几天。他那年五岁，又不能放他到街上去……
“我跟他在一块儿吃了一年多苦头。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他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住在地下室里，有时候能看到街上走过的大皮靴。有一次他不知为什么从床底下爬出来。但一看到窗外有一双大皮靴，就突然尖叫起来……后来我才明白，法西斯曾用皮靴踢过他……
“不过，这些现象在他身上很快消失了。有一次他在院子里和孩子们玩，晚上回到家里，他突然抬头问我，“‘妈妈，爸爸——是什么？’
“我给他解释：
“‘爸爸是面孔白白的美男子，在军队里打仗。’“明斯克解放那天，坦克最先浩浩荡荡开进城来。我儿子哭着跑回家来：
“‘没有我爸爸！那些人全是黑面孔，没有白面孔……’“那正是七月份，坦克手们全是年轻小伙子，面孔晒得黑黝黝的。
“我丈夫从战场上回来时已成了残废，而且不再是一个年轻人，变成了老头。我真是有苦说不出：儿子已经认定，父亲是白面孔，美男子，可是回来的却是个老头，一个病人。儿子好长时间不承认他是父亲。我只好想法让他们父子俩彼此亲近起来。
“丈夫下班回家经常很晚，我就问他：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季玛急坏了：我的好爸爸到哪儿去了？’“他打了六年仗（还参加过对日战争），是跟儿子生疏了。
“每次我给儿子买了东西，总要对他说：‘这是爸爸给你买的，他惦记着你……’“后来他们有交情了。当父亲的有很多故事要讲给儿子听……”
把父亲还给儿子，再把儿子还给父亲——为能做到这一点，一个女人耗费了多少精力心血啊！她首先要考虑怎　样安排战后的生活，管好家，促使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