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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兵制-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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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镇戍军由驻牧在草原上的蒙古军和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原南宋军队）构成。蒙古军和探马赤军以骑兵为主，汉军和新附军以步兵为主。另外还有炮军和水军。
蒙古军仍然保持着有战事传檄集合，平时散归各部的习惯。千户组织还是蒙古军的基本组织形式。南宋灭亡后，参战的探马赤军除部分被编入侍卫亲军组织外，都被元朝分派到山东、河南、陕西、四川军事要地屯驻。探马赤军人的家属也陆续从草原迁往中原驻地。从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开始，元陆续设置了山东河北、河南淮北、陕西、四川四个蒙古军都万户府，立司于濮州（今山东鄄城北）、洛阳、凤翔和成都，分掌探马赤军。四个都万户府所属探马赤军的总人数，大约在五万人至八万人之间。
忽必烈即位后，为灭宋统一中国，又从中原地区签军近20万人，补充汉军。全国统一后，元将收降来的新附军与汉军混编在一起，掺入部分色目军人，分布在各行省戍守，设立了近百个万户府、元帅府分管这些军队。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也编组了由当地民族组成的军队，如辽东有高丽军、女真军，云南有寸白军，湖广有土军、黎兵、洞兵，福建有畲〔she奢〕军，吐蕃有吐蕃军等等。这些民族兵由在当地设置的万户府、元帅府等机构兼管，负责维持地方治安。
元朝还有一种专门用来随大军出征掳掠财物的军队，称为“答拉罕军”或“乾讨虏军”，政府不给粮饷，也不入兵籍，实际上是无籍军，一般多由无赖侥幸之徒组成。
（6）元朝的兵役制度
元朝的兵役制度和蒙古国时期的兵役制度基本相同。蒙古各部仍实行成年男子皆兵的制度，其他民族则实行征兵制基础上的世兵制——军户制度。元朝共有探马赤军户（也称蒙古军户）、汉军军户和新附军军户三种军户。
汉军军户的签发是以民户的财产和劳动力为依据的，一般从中户中签发，一经签发便为军户。由于各军户财产和人丁情况不一样，于是元朝政府又制定了正、贴户制。根据军户的不同情况，以两三户或四五户合出军一人，出人当兵的军户称正军户，又称军头；其他不出人的军户则出钱资助，称为贴军户。如果正军户没有当兵的合适人丁，便由有丁的贴军户顶替，原正军户改为出钱资助。但当正军户有了合适的人丁时，便要继续承担出军的义务。
探马赤军户和新附军户不实行几户合出一兵的制度。但探马赤军户原来的驱口（奴隶）被释放为民后，必须出钱资助旧主人，从而实际成为旧主人的贴军户。新附军户没有贴军户。
军户履行服兵役的义务，必须以“正身”（本人）应役，不能逃避或以他人代役。如军人在出征或出戍时逃亡，要到原籍勾取他的兄弟子侄来顶替。军人阵亡或病死，军户可以享受“存恤”的待遇。
军户的武器装备，探马赤军仍和蒙古国时期一样自备。汉军军人服役期间，武器和冬夏军装及口粮由政府发给，其他装备和开支则由自己负担。正军户、贴军户凑齐出征、出戍军人的费用后，定期送到军中，称为“封椿钱”（又称封装钱）。新附军人的装备完全由政府负担，家属还可以得到政府发给的四斗米、一斤盐。作为对军户服兵役的补偿，元朝在赋役方面，对军户实行豁免和优待。
军户制度使兵役负担集中到一部分人身上，加上军官的剥削和压迫，使军户的负担过重，往往导致军户的破产和逃亡。特别是元朝中期以后，军户制带来的问题更为严重。不过，在元朝建立过程中，这一制度对保证元军稳定的兵员和减轻国家军费负担，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
（7）元朝军队的后勤建设
元朝十分重视军队的后勤建设，对武器的生产和管理、军粮的保证制定了一整套制度。
在武器的生产和管理方面，元朝设立了军器监专门管理各种兵器的生产、贮存和发放。元朝规定，武器只能由政府组织生产，任何人不得私自制造武器，汉人和南人还不准私藏武器。汉军和新附军只有在作战或出戍时才发给武器，平时则收藏在仓库，统一管理。
为解决军粮供应问题，元朝继承了以往各代采取过的军屯制。军屯地域从边疆到内地，遍及全国，腹里地区屯田尤为众多。军屯由屯田万户府、千户所管理，各级屯田官均由军官担任。屯田军主要是年老体弱、不堪征戍的蒙古、色目士兵和汉兵。军屯所用耕牛、农具和种子，多由国家供给，少数由屯田军自备。屯田所得除供军食外，还有一部分充当各级军官的俸禄。军屯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和保证军粮供应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军屯官吏对屯田军的压迫和剥削，军屯的经济效益不高，因此，到元朝中期，屯田制开始逐渐废弛。
另外，由于元朝是以强大骑兵夺取天下，所以在统一后十分重视马政建设。除在大都周围和漠南、漠北草原上设置了大批国家牧场养马外，还根据需要从民间强制征调马匹以供军用。但强制征马往往遭到人民的反对，激起尖锐的社会矛盾。
（8）军事职官制度
蒙古国和元朝，都实行军官世袭制。蒙古千户长、百户长等职，由子孙袭任；探马赤军和汉军军官战死，子孙袭其原职，病死则子孙降二级袭职。承袭者子孙必须满20岁，并按规定进行武艺和文化考核。原来，承袭者可以是儿子，也可以是兄弟子侄。由于承袭顺序不清楚，经常发生争执。仁宗时明确规定，必须由嫡长子承袭，其次是嫡长孙。这是第一顺序。如果没有嫡长子孙或嫡长子孙不够承袭年龄，则改由第二顺序，即庶子和兄弟、侄等承袭。嫡长子孙到年龄后，第二顺序承袭者要将职位交回他们手中。
实行世袭制的同时，元军中还实行军官迁转法，一般是三年一升迁，出征时则论功行赏。探马赤军军官升迁后，原职位由其弟侄儿男继任。汉军军官升迁后，原职位由他人继任。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71年）规定军官的品级、各军府设军官的人数以及军官所持符牌的标准。万户府、千户所分成上、中、下三等，百户所分为上下两等。侍卫亲军各卫指挥使司与上万户府等级相同。万户府设达鲁花赤、万户、副万户、镇抚；侍卫亲军各卫设都指挥使、副使（有的卫也设达鲁花赤）；千户所设达鲁花赤、千户、副千户、弹压；百户所设百户。草原上的蒙古军仍保持过去的千户长、百户长等职务。
元朝通过发放符牌证明军官的身份。符与牌是同一概念。当时分虎头金牌、平金牌、平银牌三等，又称虎符、金符和银符。按规定，万户佩虎符，千户佩金符，百户佩银符。虎符又有三珠、二珠、一珠的区别。三珠虎符最高，只有上万户府达鲁花赤、万户以上的掌军者才能发给。符牌由朝廷颁发。军官升迁或去职后，符牌必须交回。除符牌外，各级军官还有印章。
（9）元朝的军事通讯设施
元朝在全国各地设置了完善的驿站（蒙古语称站赤）。驿站以大都为中心，遍布全国各地。据元代官修的《经世大典》记载，除岭北和吐蕃的驿站外，全国有驿站1400多处。管理驿站的官员是提领、副使及百户，在站中服役的称站户。站户也是单列户籍，与民户分治，世代相传，父子相继。全国有站户近30万，与军户数相当。由此可见元朝对军事通讯的重视。
根据地区和交通工具的不同，驿站分马站、车站、船站、牛站等，边远地区有的还设狗站和骆驼站。一般来说，陆路以马站为主，水路以船站为主。各站都备有交通工具和粮食、肉食，供往来信使使用。此外，还设有急递铺，专门传递紧急文书。
元朝发达完备的驿站，保证了朝廷军令、政令的及时传递。但由于站役繁重，站户负担过重，引起站户逃亡，加剧了社会矛盾，这也是导致元末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
第七章 明朝和清朝前期兵制
第一节 明朝兵制
元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元朝的统治，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在此基础上重建了汉族的封建政权，于1368年在南京建立明朝。明成祖（公元1402—1424年在位）时迁都北京。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明朝灭亡。
（1）军事领导体制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仿照宋元的枢密院制度，在中央设大都督府作为最高军事机构。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在废丞相制、升格六部的同时，又把大都督府分为左、右、前、后、中五军都督府，每府设左右都督和都督同知各一人，都督佥事若干人。五军都督府的主要职责是分领在京各卫所和在外各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卫军。各都督府互不相属，都只与兵部联系。五军都督府与兵部分掌兵权。“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春明梦余录·兵部》）两个机构互相牵制，便于皇帝操纵和控制。到明朝中后期，兵部尚书或侍郎有时可直接掌握京营训练，五军都督府渐成虚设。
明朝地方军事长官，最初是都指挥使。如有征战，则由中央派都督府官或公、侯、伯为总兵官，事毕还任。后来因边境多事，原来临时派遣的总兵官遂留下镇守，成为定设官员。内地的军事要地也逐渐设总兵官镇守，都指挥使成为总兵官的下属。明中叶以后，为加强对武将的控制，又派文臣到各总兵官处整理文书，参与机要。明初即开始设置的巡抚、总督两职逐渐成为常设官员。巡抚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但往往加有提督军务或赞理军务、参赞军务的名义。总督更拥有“总督文武，自总兵、巡抚而下皆听其节制”（《明通鉴》卷三二）的大权，成为地方最高军事政治长官。
（2）军队的编制
明朝军队的编制是卫所制。明朝的军卫法规定，一郡设所，连郡设卫。大抵以5600人为一卫，1120人为一千户所，112人为一百户所，50人为一总旗，10人为一小旗。一卫辖五个千户所，一个千户所辖10个百户所，一个百户所辖两个总旗，每个总旗设五个小旗。全国军队均按此编制编入卫所，由小旗、总旗、百户、千户、卫指挥使逐级率领。
卫所军的最早来源，有跟随朱元璋建国的从征兵，有元朝及各割据势力的归附兵，有由罪徒组成的“恩军”，还有从平民中征调的“垛集军”。所谓“垛集”，是以三户民户为一垛集单位、一户为正户，出一丁充军役，另两户为贴户。正军死，由贴户丁补。
（3）兵役制度
明朝的兵役制度，前期以世兵制为主，后期以募兵制为主。
为保证卫所的稳定兵员，明朝继承了元朝的军户制度，规定卫所军士和武官全部世袭。军户由都督府管辖，享受免除一丁差徭的优待。若军户逃亡或全家死绝，由政府派员到其原籍勾取亲族或贴户顶替，称为“勾军”或“清军”。由于军户和士兵的生活非常困难，特别是士兵的衣食都无法保障，因而常有士兵逃亡，自明中叶起，逃亡士兵日渐增多，导致世兵制逐渐走向崩溃。于是，明政府不得不实行募兵制。
募兵曾是朱元璋起兵时扩充军队的一个重要手段。明初也断断续续采用过，但规模不大，而且没有成为征集兵员的一种制度。明景泰年间，由于边境形势紧张，募兵开始实行。
募来的士兵不入军籍，不世袭，也不必终身服役，人身依附关系较卫所兵弱，待遇也比卫所兵高。一人应募，可以养活一家。
募兵以营为单位编组训练，由具体负责招募的将领统帅出征，兵将之间都比较了解，因此战斗力比卫所兵强得多。这样，募来的兵逐渐成为军队的主力，承担主要作战任务。著名的戚家军、俞家军都是招募来的，在抗倭战争中建立了卓著功勋。而卫所军则只负责守备和屯驻。
（4）京军与地方军
京军是驻守京师的部队，主要成分是京营。据《明史》记载，洪武年间，京营有48卫，20多万人。迁都北京后，京营扩大到72卫。同时，还建立了五军营、三千营以及世界上最早专习枪炮的火器部队——神机营。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总称京军三大营，由皇帝派内臣提督各营。平时，五军营练习营阵，三千营负责巡逻，神机营专掌火器，战时则随驾亲征。
京军中除京营外，还有两支亲军。一支是侍卫上直军，洪武时有锦衣、旗衣、旗手、金吾、府军、虎贲等12卫，后增至22卫，职责是侍卫皇帝，由亲军指挥使司管辖。另一支是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建立的腾骧、武骧、左右卫等四卫军，隶属御马监。
明代京营制度，后来经过多次改革。正统十八年（公元1449年）土木之变，明军50万人被瓦剌军全部歼灭，京营精锐丧失殆尽。明英宗朱祁镇被蒙古瓦剌部俘虏，北京危在旦夕。当时任兵部尚书的于谦指挥明军，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战后，于谦建议朝廷进行改革。于谦认为三大营各有总兵官，互不统辖，号令不一，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因此必须改革。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从三大营中选出精壮军士10万人，分五营团练。第二年，又增选五万人，分10营团练，每营1。5万人。10营设总兵官一人，受兵部尚书节制。未编入团营的军士仍留在三大营训练，称为“老家”或“老营”。通过改革，京军有了统一指挥，战斗力也有所提高。但是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被瓦剌部放回的英宗复辟，于谦被英宗杀害，团营也被取消。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团营又被恢复，选精壮军士14万，分营团练，称为“选锋”，余军仍称“老家”。嘉靖年间，又恢复三大营建制，只将三千营改称神枢营，设总督京营戎政（武臣）和协理京营戎政（文臣）统辖。
明朝的地方军包括在京外的卫所军、边兵和民兵。卫所军配置于各军事重镇。边兵是防御北方蒙古骑兵的戍守部队，配置于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九个军镇，这九个军镇史称“九边”①。民兵是军籍之外，由官府佥点，用以维持地方治安的武装，内地称民壮、义勇或乡兵、机兵、快手，西北边地称土兵。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苗兵、狼兵等土司兵，由不同行业和阶层组建的矿兵、盐兵、僧兵（少林兵、五台兵）等，也属地方军。遇有战争，地方军常应召出征，战争结束后仍回原地。
（5）屯田制
为解决军队的粮饷，明代继承了前代广泛实行过的屯田制。
屯田分军屯和商屯两种。军屯始于明初。明朝建立不久，朱元璋即下令军士屯田自给，要求卫所军卒，一部分负责戍守，一部分从事屯垦。屯守士兵的比例因地区和土地肥瘠程度而异，前后数经变化。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规定，“凡卫所冲要都会及王府护卫，军士以十之五屯田，余卫所以十之四”（《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四）。洪武二十五年又规定，全国卫所以7/10屯种，3/10守城。后来逐渐形成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的定制。每军卒给田15亩到50亩。国家发给农具、耕牛和种子，屯田军卒则要向国家缴纳税粮，叫作“屯田籽粒”。税粮的数量开始是每亩交一斗，明成祖时定为一斗二升。明初各卫所屯田总数达89万余顷，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国家得屯田籽粒2345万余石，而当年官民田税粮是3129万石，总计全国税粮5475万余石，屯田籽粒占总税粮的43％，可见明初军屯收效之大。
商屯是商人在边地雇人屯田。明朝政府为解决边防线上的军粮供应，规定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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