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华侨史话-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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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旧金山的奠基者。到达较荒芜的旧金山后，华人便运土填海、建深水码头、筑房屋仓库，为建设旧金山贡献力量。最初，华人商店大都开设在萨克拉门托街，后来逐步发展到都板街及朴次茅斯广场。到1853年，华埠范围南起萨克拉门托街，北至杰克逊街，东起卡尼街，西到斯托克顿街。这里有华人开设的杂货店、药材铺、餐馆等74间，成为当时规模最大、华人最集中的华埠。1877年由南至北发展至七个街区、东西有三个街区。1892年华埠商店增至674间。从1890年起，该华埠虽然逐渐萧条，特别是1906年大地震中，几乎被夷为平地，但从1908年起又开始复苏。

旧金山重建后，面貌为之一新。当时美国基督教科学杂志发表的《三藩市华埠写真》一文中，描写了当时华埠的概貌：

“新华埠市容，不甚雅观，沿街全系铺户，间有餐馆或咖啡室一二所；街道窄狭，行人挤拥，孩童则嬉戏于污秽楼梯之下……然华埠中最悦目者，厥惟古玩、顾绣、瓷器、茶具、皮箱、及雕刻精细之象牙与古铜器具，颇足引起游客之兴趣。

华埠之中，杂货店门前吊以草绳者，或姜或果，或草药，或腊鸭咸鱼。店内暗翳之处，则有屠夫，或切肉，或打算盘。其伙伴，至多只有一人能说英语，其余则否，与新客无异。间有改穿西装者，惟多数人仍足穿布鞋，头戴黑色便帽。华人虽久居美国，仍不同化，一若生活在广州市者然。彼辈远适异域，挟固有文化习俗以俱来，而不愿放弃，以故虽在外国，自成风俗。华人处此环境，有历二十年至四十年者。街道两旁，铺户之楼上，乃住眷之所，一家数口同住一房，或分住数房，所住地方之宽狭，非以人数为标准，但以贫富而悬殊；埠中某些住区，则透露最穷苦之状者有云。总而言之，华埠内之生活状态，乃新旧交替东西混乱之结果。”①

以上文章以简洁的笔法，叙述了当时旧金山华埠市容、店铺、文化习俗以及贫富悬殊等等情况，反映了当时旧金山华埠的真实面貌。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旧金山华埠更有大的发展，华人团体筹建的会所、富丽堂皇的具有民族形式的楼房拔地而起。到1940年，旧金山华侨、华人总数已增加到20000多名。除各种商店、餐馆外，还有戏院、电影院、古玩工艺店、医院、邮电局、银行、轮船公司和铁路公司的办事处以及书店、报馆、印刷所等等，已建成一套完整的生活体系。

拉丁美洲地区的秘鲁利马，也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华埠。19世纪下半叶，秘鲁契约华工契约期满并获得一定自由以后，部分华人陆续流入城市，或作雇工、或作小商小贩。其中有许多华人进入了利马，在利马的秘鲁财政部和意大利公园附近的加邦街、爱育街和巴鲁卢街一带，逐渐形成了秘鲁最大的华埠，即利马华埠。华人在秘鲁利马华埠内开设商店、餐馆和旅店等等，从事各种商业活动。后来，秘鲁华侨团体的领导机构中华通惠总局和八大会馆，亦设在这里。住在此华埠内的绝大部分是广东人，故华埠内通用粤语。从该华埠的建筑形式到居民习惯，都具有中国民族特式。旅游者置身利马华埠，犹如在中国一般。

加拿大较早的华埠是维多利亚华埠。维多利亚是在加拿大西海岸的一个港口。加拿大出现“淘金热”后，维多利亚成为华人赴加拿大产金区的第一个落脚点，也就成为加拿大第一个出现华埠的城市。最初，由美国来的华商在约翰逊街和考伦街开设商店，以后逐渐扩展到赫洛德街、政府街和道格里斯街。建筑太平洋铁路时期，华埠内有1000—3000人，占全市人口的1/3。在该埠菲斯加德街南端设有中华会馆和华侨公立学校。在19世纪，维多利亚华埠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华人社会的中枢，各种华人团体最先在这里设立，并一度成为华侨团体的总部所在地。进入20世纪以后，维多利亚华埠的规模略逊于多伦多，但在加拿大华埠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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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转引自刘伯骥：《美国华侨史》续编，第3—4页，台北市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印行。

第三节　早期的华侨组织

美洲侨团组织产生很早，几乎随华侨进入美洲的同时产生。一城组织侨团，各城仿效，很快遍及北美，后又发展到整个美洲。美洲侨团种类繁多。有以按姓氏关系建立的侨团，有以原籍地区组织的侨团，有以政治原则结合的政党派别，亦有以职业组织的各种会社。其数量之多，简直难以统计，至今还没有见到有关美洲侨团组织任何完整可靠的数据。

美洲侨团组织产生如此之早，发展速度如此之快，既有其历史原因，也有其现实原因。从历史上探究，中国属于封建社会，向来宗族和地域观念较强，长期存在着反映地域观念的会馆和同乡会组织，反映宗族观念的宗亲会组织，同时，亦存在着各种反清的秘密会党；从现实原因看，远离祖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面对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歧视和迫害，腐败的清政府又不愿或无力保护华侨，迫使他们组织起来，团结互助，反对迫害，以求得生存的权利。

从美洲侨团建立的先后来说，美国最早，加拿大其次，拉丁美洲最后。早在1849年，原籍广东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四县侨民就在美国旧金山成立了“四邑会馆”，这是美国，也是美洲的第一个华侨组织。“四邑会馆”一成立，其他会馆亦应运而生，并很快发展到美国北部、东部的华人聚居区内。到1863年，加拿大华侨在巴克维尔成立洪门组织“洪顺堂”，这是加拿大第一个华侨团体。自此以后，加拿大其他华侨组织亦不断出现。拉丁美洲出现侨团组织最晚，最早的华侨组织是在1867年古巴华人钟熙等人在哈瓦那建立的“结义堂”。到1893年，拉丁美洲几乎所有华人聚居的主要城镇都建立了会馆和堂号。

整个美洲的华侨组织，无论是美国和加拿大，还是拉丁美洲，因为这些华侨都是从中国特别是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地区去的，所以这些侨团的组织原则、作用乃至名称都几乎一样。这样，就为我们研究美洲名目繁多的美洲侨团组织提供了有利条件。

美洲侨团组织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种是姓氏组织的宗亲会社。受中国人宗族观念影响很深的美洲华侨，虽不同宗，只要姓氏相同，就被认同，就亲密起来。这些同乡同宗族的华人周末相聚、相互投靠、贫病相扶，互相传递消息。久而久之，便构成同姓团体，例如黄姓的“江夏堂”、李姓的“陇西堂”、余姓的“风采堂”，等等。在此基础上，姓氏相同、人数较多的华侨建立了相当规模的单姓制公所，例如黄姓的“云山公所”、李姓的“李敦宗公所”、余姓的“武溪公所”等等。同时，那些姓氏相同、人数较少的华侨则联合起来建立联姓制“堂号”或“公所”，例如陈、胡、袁的“至德堂”，后改为“至考笃亲公所”；蔡、胡、周的“至考堂”，后改为“至德三德公所”。这些以姓氏为基础组织的宗亲社会，实际上是美洲华侨中较原始的基层华侨组织。

另一种是同乡会性质的地区华侨组织。早期加拿大华侨多为广东“四邑”人，往往一村一乡的人相约一同工作，在工作和生活中相互帮助，从而组成地区性基层组织——房口（由三五个人自愿组成）。加拿大华侨后来又以县为单位组成为善堂，而以几个县联合组成为“公司”或“会馆”。例如广东南海、番禺和顺德组成的“三邑会馆”，广东台山、新会、开平和恩平组成的“四邑会馆”等等。从1849—1876年，美洲华侨组织的发源地旧金山先后共建立了七大会馆。这些会馆曾吸收了所有美国的华侨，并成为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的带有普遍性、地区性的华侨组织。组织会馆的目的，是帮助华侨寻找工作、抵御敌对势力的侵犯、为属下侨民排忧解难、提供慈善和福利设施、解决华侨之间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纠纷。在众多会馆的基础上，美洲各国又成立全国统一性的华侨组织，一般称之为“中华会馆”。代表全国华侨处理对外事务及全国性的重大侨务事宜。不过，美洲各国建立中华会馆的时间并不一致，有早有迟，相差甚远。美国早在1853年当四邑、阳和、三邑、人和四大会馆成立后，即在旧金山联合组成中华会馆，作为代表全美华侨的正式组织。墨西哥则到1918年才在墨西卡利市成立了中华会馆。拉丁美洲国家除采用“中华会馆”的名称外，在秘鲁则称为“中华通惠总局”、委内瑞拉则称为“民惠总局”，等等。其名称相异，而实质是一样的。

在美洲，还有以不同的政见组织起来的华侨政党组织。从时间上来说，致公堂（三合会或中国共济会）是所有堂号中最老和最富于政治色彩的堂号，实际上是个政治组织。致公堂原是清末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称作“天地会”（或三合会）的反清复明的群众组织，曾与北上的太平军遥相呼应，打击清军。太平军失败后，天地会遭到镇压，于是其中一部分人便移入美国和加拿大。1907年美国致公堂属下的华侨达72819人，总部设在旧金山，各地设有分支机构。1946年，在上海召开了海内外洪门组织代表大会，决议建党，从此美洲致公堂改称为致公党。该党在拉丁美洲许多国家设立总支，在一国的若干地区设立分支机构。除致公党外，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也开始在古巴、秘鲁等美洲国家建立总支或支部，其下属还有若干分支机构。

除此之外，美洲还有以职业类别建立起来的华侨组织，例如美国的华侨商会和种种同业会；有华裔组织的华人组织，例如同源会；有以性别组织的华人组织，例如妇女会等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华侨会社等发展的总趋势是，按照姓氏、乡籍组织起来的华侨会社日益趋向衰落，有的如“龙冈公所”已停止活动了。而那些全国性的统一的华侨组织则日趋发展。此外，其他一些华侨组织亦随着不同的需要，正在不断地产生、发展，例如协会或联谊会等。

第五章　美洲华侨地位的变化

从大批华工踏上美洲土地时起，华侨就遭受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歧视，排华事件不断发生。随着挖矿和筑路工程的结束，其排华运动的规模愈来愈大，性质也愈来愈严重。从少数白人种族主义者挑起排华事端发展到政府制定排华法案，从个别排华事件发展到全国性的排华运动，从驱逐发展到大规模杀害。然而，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美洲各国政府逐步取消了排华法案，排华运动逐渐停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洲华侨社会出现了新的变化，华侨在各侨居国的经济、教育、文化事业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节　从排华到废除排华法案

拉丁美洲地区的契约华工，其地位类似奴隶，劳动和生活之苦自不待说，其性命亦操纵在主人的手里。古巴契约华工每日劳动达12小时以上，有的甚至长达18—20小时，可谓是：“日未出而起，夜过半而眠。”1921年，国民党《外交部公报》第四卷第七号、第八号曾清楚地记载了古巴华工的真实生活：“猪仔衣食又菲薄不堪，衣则短褐敝褛、食则粗粟大蕉，终日操作于骄阳之下，汗流遍体，而迫于监工之淫威不敢稍懒，盖偶失其欢，鞭挞随之，甚或置于死地。”①契约华工到古巴时大都年轻力壮，“但经过八年奴役幸存下来的只占25％”②。可见拉丁美洲种植园主对契约华工的苛刻剥削与残酷压迫的程度。当时清廷腐败、国力衰微，政府自身不保，根本无力问津这些“海外孤儿”的生死。

如上所述，华工出国的外部原因是为了满足侨居国开矿、筑路、挖运河等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侨居国的企业主、种植园主和店主作为对付本国工人不断要求增加工资的一种手段。正因为这样，必然会存在着排华的潜在危险：即一旦矿源衰竭、铁路和运河已经开通，华工便会面临大量失业的可能性，并同侨居国的白人工人发生尖锐的矛盾。这样排华现象就会随之产生，而且会日益严重。

一般而言，侨居国对华工和华侨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以前为第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侨居国对华工普遍抱着欢迎的态度，尽管当时个别地区出现反对华工的言论和现象，但只是个别问题。早期华工，特别在开挖金矿和筑铁路期间，受到了各侨居国的普遍欢迎。正如罗伯特·温在他的《对西北太平洋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华人的反应》一书中所说：“（铁路）工程显得如此急需，各个集团和各个地区都争相在本地区修筑一条铁路。只要曾经修过铁路的，哪怕魔鬼他们也欢迎。白人劳动力的供不应求实在太明显了，以致连最狂热的反华分子也对雇佣华人干这种活毫无怨尤了。”以勤劳、刻苦著称的华工有时还受到侨居国政府给予的特殊荣誉。例如，在1850年，旧金山的华工曾被邀请参加泰勒总统的隆重葬礼。1852年，旧金山的华工还被邀请参加庆祝华盛顿生日大会。正如一位费城人（居住于旧金山）所描写的那样：“今天的庆祝会各国侨民都参加了。法国人、西班牙人、希伯来人的队伍走过之后，大约两百名中国人打着‘旧金山的中国青年’的旗号出现在观众眼前。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中国官员（按指商人）和乐队，后面就是本市最为勤劳刻苦、奉公守法的居民的代表。”③这位费城人反映了早期华工受到美洲政府官员和群众欢迎的心态，也充分揭示了早期华工“勤劳刻苦、奉公守法”的优良品质。但在盛赞华工的同时，美国个别地区亦不时发生排华现象。早在184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金矿区的都鲁尼县，就有一群白人把英国公司的60名华工从营地赶走，掀起排华事端。自此以后，旧金山的华埠便经常遭到袭击和围攻。华盛顿州塔科马和西雅图的排华暴行亦先后发生，对当地华侨进行围攻和枪杀。据统计，1855年被杀害的华侨有32人。到1862年华侨被杀者达88人，这些人据说都是被白人杀害的，其中11人是被依法宣誓任职征收淘金执照税的官吏所杀。然而，只有两名杀人凶手被法院判定有罪，并处以绞刑。一般说来，这些白人罪犯都受到了美国司法机关的包庇，有许多人杀了华侨或是议而不决，不了了之；或是重罪轻判，很不公平。所以，杀害华侨的事件在美国屡见不鲜。据1856年沙斯塔县《共和报》报道，在过去五年之中，就有数以百计的华侨被杀害。屠杀华侨事件，几乎天天可见！

进入19世纪70年代，美洲各国随着不同地区的不断开发，美国和加拿大横贯全国铁路的开通，以及各国移民的不断入境，劳动力逐渐出现表面过剩的现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洲各国特别是美国，在国会、以及各种报刊上出现了连篇累牍的反华言论，什么中国移民促使白人工人工资下降，什么华工有吸毒、偷盗等恶习，不易被教化，什么华工不讲究卫生习惯，容易造成流行病产生及传播等等，诸如此类的反华工言论，严重地损害了华工在侨居国的形象。正是在反对华工的各种舆论的影响下，各地排华运动达到一个高潮，美国先后出现了无故屠杀手无寸铁的华侨的惨案。1871年10月，在洛杉矶有墨西哥人、黑人杂居的一条街上，一名白人突然死亡，其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