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的佛缘-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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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以流放交州（今越南北部）了结。裴寂这个人是唐高祖李渊太原起兵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唐王朝建立后，他位居三公，但只因法雅和尚的供词牵连到他，即被罢官免职，后终遭流放。

　　　　生活在深宫中的武则天，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了解到了太宗皇帝对佛教的基本态度。她觉得，太宗皇帝可能有些过于紧张了吧。崇信佛教是一回事，利用佛教搞阴谋是另一回事。如果没有佛教，自己怎么能度过这深宫中的漫漫长夜呢？当然，她也觉得，像自己这样对佛教的崇信，每日诵经拜佛，为自己的未来或来世祈福，寻找内心的慰藉，根本不是太宗皇帝所关注的。

　　　　因为太宗皇帝所思虑的是国家和社稷，佛教是太宗皇帝巩固统治的工具。这也正是自己的悲哀所在。

　　　　自己的悲哀就是不自觉地与佛教结缘。

　　　　为什么要用佛教来宽慰自己寂寞的心灵呢？为什么自己要在佛教中寻求心灵的归宿呢？什么是自己应该得到的归宿？难道仅仅就是佛教吗？

　　　　带着这些疑问，武则天想了许多、许多……。

　　　　她发现，解决这些疑团的答案是明确的，这就是命定，无法摆脱的命定。可能是佛教讲的业报吧。她顺着这条线索思考，觉得是自己前世因缘造成的，无法摆脱，也不可能摆脱，这不仅仅是自己的悲哀，可能是人生的悲哀。

　　　　她还是继续了解和领悟太宗皇帝对佛教的一系列举动。

　　　　武则天清楚地了解到，太宗皇帝对佛教的防范，采取了抬高道教以抗衡佛教的策略。为此，太宗皇帝诏命高士廉等人以当时官爵高下作等级，编修了一部《氏族志》，该《志》以李姓冠首，并且明确宣称李唐王朝的皇帝与道教始祖李聃（老子）同出一源，是一个共同的祖先。这样，既抬高了李唐皇帝的地位和身份，又找到了抗衡佛教的有力工具。早在唐高祖武德年间，高祖皇帝即下诏定三教先后，决定先老、次儒、末释的基本政策。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也就是武则天入宫的那一年，太宗皇帝又下诏说：“佛教神变之理多方，报应之缘非一。洎乎近世，崇信滋深。人冀当年之福，家惧来生之祸。所以，为众妙之先，而诸夏之教翻居佛乘之后。今天下已定，宜有解张。”太宗皇帝想把佛教放在应该放的地位。不久，他又下诏说：“道教之祖，乃帝室之先系。今后凡供斋时，道士女冠（道姑）皆应在僧尼之前；今后凡讲经论法，皆以道士女冠为先，僧尼居后。”太宗皇帝的诏令说的很明白，道教的始祖和我皇帝是一个祖先，所以道先佛后。此诏令下后，佛教中的一些和尚非常不服气，如智实、法琳、法常、慧净等，直接向太宗皇帝上陈佛教应在道教之先的理由，并且面见太宗皇帝据理力争。太宗皇帝并没有更改，而是令人宣敕严诫，再次申明道先佛后不可更改。这些和尚只好饮气而还，唯有智实和尚不屈，长跪不起，太宗皇帝令杖责放还。

　　　　其中的法琳和尚饮气而还后，认真思索了一番。觉得道先佛后的理由不就是皇帝和老子是同一祖先吗？他马上博引旁证，撰写了一篇名叫《辩证论》的文章，对李姓远祖作了一番考证，他的一管秃笔居然写出了两个李字！据法琳考证，李姓远祖有两个系统，一是代北（今山西雁门一带）李，一是陇西（今甘肃陇山以西）李。代北李与当朝皇帝是同一祖先，陇西李才是老子的后裔。当朝皇帝与老子没有血缘关系。所以，太宗皇帝也就没有必要把道教放在佛教之先。法琳的《辩证论》出笼后，被人奏闻于太宗皇帝。太宗皇帝闻听后勃然大怒，下诏诘问法琳，并斥责法琳说：“你这个和尚广引形似之言，备陈不逊之喻，诽谤和诋毁我的祖先，罪大不赦！”于是就把法琳和尚抓了起来，欲杀头问罪。太宗皇帝对法琳说：“你在自己写的一部书里说过，念观音菩萨可以刀枪不入，我现在给你七天时间，让你天天念观音，到第七日临刑时，看看观音能不能使你活命！”七天后，太宗皇帝使人问法琳：“现在已经是第七天了，就要杀你的头，你的观音念得怎样？”法琳和尚回答说：“七天以来，我并未念观音，只是在念皇帝陛下。”太宗皇帝听了之后又使人问法琳：“叫你念观音，你为什么不念观音而念陛下呢？”法琳和尚回答说：“皇帝陛下就是当今观音菩萨！”太宗皇帝听后，大为欢喜，于是就赦免法琳一死，而改为流放。后法琳和尚终死于流放途中。

　　　　此事发生在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武则天已在皇宫之中，并耳濡目睹了此事。

　　　　武则天觉得，太宗皇帝在处理这件事上，似乎有点太不近人情，对佛门释子的忠心也应该有所觉察吧！武则天的感觉并没有错。

　　　　次年，太宗皇帝亲自去长安名刹宏福寺进香，召集了佛教的五名高僧大德，一起聊天，充满了亲切和热烈的气氛。这是太宗皇帝为了缓和自己与佛教紧张关系的举动，武则天看得非常清楚。太宗皇帝对这些高僧大德们说：“老君是朕的先祖，尊祖重亲是有生之本，所以朕才使道先佛后。你们可能对此大有怨恨，这种心情朕是能理解的。”这几位大德高僧连忙回答说：“陛下尊重祖宗，是天下人学习和效法的榜样，我们怎么敢有什么怨恨呢？”太宗皇帝又进一步解释说：“我大唐王朝自立朝以来，实际上并没有大行修造道观，而是把修建佛寺作为重点。朕本人对佛教也是颇有好感的，只不过是那些道士和宗师学习的是朕祖先之教，所以应该在前。今天是李姓当国，老子之教就必须在先；假若是释迦牟尼佛祖今天来这里当国，那当然是佛教在先。这便是朕的态度。不说出来恐怕你们也很难知道。”

　　　　太宗皇帝为了防范佛教可谓费尽心机，他软硬兼施，先来硬的，后来软的，两种手段齐施并用，自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武则天从其中看出了帝王统治之术。

　　　　太宗皇帝在抬高道教地位抗衡佛教的同时，并没有放松对道教的防范。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道士秦英、韦灵符挟左道而得到太子李承乾的宠幸，太宗皇帝得知后大怒，把秦英、韦灵符等人全部抓起来杀头问罪，连坐被杀头的人也有不少，还严厉地斥责太子，要太子以此为戒。可以看出，太宗皇帝抬高道教只是为了平衡道佛二教的势力，并不是怂恿和放任道教，在太宗皇帝的心目中，道教的发展也不能干扰他正常的统治秩序。此后不久，太子李承乾觉得自己已经失宠，便与手下人联合起来结成死党，企图谋杀太宗皇帝。事情败露后，被太宗皇帝废为庶人，并使与太子谋反的高祖皇帝的堂侄汉王李元昌自尽，斩杀了大臣侯君集。同时，又降争夺太子嫡位的魏王李泰为东莱郡王，再立晋王李治为太子。

　　　　这一年，武则天已经20岁了。太子李治刚满16岁。历史的发展已经给武则天将来的命运安排了客观前提。

　　　　太宗皇帝防范佛道二教的方针和策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他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他要彻底解决佛教与传统儒家伦常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早在东晋成帝时（公元326年至342年在位），儒家和佛教就出家僧尼要不要礼敬皇帝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后来又发生了出家僧尼要不要礼敬父母的争论。长期以来，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太宗皇帝即位后，曾经对大臣们说：“佛祖释迦牟尼设立佛教，根本上说是为了行善事。怎么能使出家僧尼妄自尊崇而坐受父母之拜呢？所以，要彻底解决这件事，要使出家僧尼礼敬父母，礼敬帝王！”不久，太宗皇帝便特地下诏，要求出家僧尼遵守儒家的伦常，必须礼敬帝王和父母。按照佛教仪规，凡出家为僧尼后，即与家庭、父母及亲人断绝了一切关系，连本人的姓名也抛弃了；一旦出家，即成了佛教所谓佛、法、僧三宝之人，是信众崇拜的对象。这与中国传统伦理纲常相悖，引起了中土士人的极力反对。因此，历史上曾有人指出：“父子之敬，君臣之序，百代不废。佛教矫形骸（指僧尼出家毁发剃头等），违常务，易礼典，弃名教（指纲常名教），这些正是人们的忧患之处。无论是佛教僧尼，还是一般民众，都是华夏诸朝的臣民，哪里有臣民不礼拜帝王和父母的呢？”这说明，佛教僧尼不礼敬帝王和父母的行为，是历朝统治者所关注和要解决的问题。太宗皇帝以帝王的身份，要求佛教僧尼孝敬父母礼敬皇帝，要求僧尼们在这一点上遵守正统的儒家名教纲常。诏令下后，佛教中的一些僧尼不服，但慑于王权威力，只好按诏令行事，不敢有所触犯。

　　　　在太宗皇帝的观念中，朝廷制定的法律，对任何人都适应，即使是佛教僧尼犯法，他也下令要一样依照世俗法律处罚。在这件事情上，太宗皇帝的态度相当坚决。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高僧玄琬病逝，他在临死前给太宗皇帝留下遗表一份，表中要求太宗皇帝不要使僧尼犯法与老百姓一样对待，请依佛教的僧律处罚。这个玄琬与太宗皇帝的关系非同一般，曾多次被召入宫中为长孙皇后等六宫妃嫔写经祈福，而他死后的惟一愿望就是请太宗皇帝高抬贵手，恩准僧尼犯罪依僧律处罚，不要再用朝廷颁布的世俗法律制裁。

　　　　武则天在宫中了解了太宗皇帝对佛教的心态和采取的一系列手段，经过思考，她好象突然领悟了一样，她觉得自己终于明白了太宗皇帝的根本用意和目的。

　　　　她觉得，太宗皇帝所谓道先佛后的政策，实际上是兼容并包。太宗皇帝是想通过帝王的权力来平衡三教，无论是提倡道教儒教，还是防范道教佛教，目的都是为了使儒释道三教形成合力，为自己的统治服务。

　　　　武则天从其中深刻地领悟到了帝王的伟大和帝王的威严，她也微妙地发现佛教被驯服之后，会变成帝王的一张牌，一张可以随时听用的牌。

　　　　武则天在宫中生活了几年之后，她成熟了许多。她不再在意能否得到太宗皇帝的恩幸，不再为自己年轻的生命逐渐耗过而寂寞苦闷。她觉得自己每日诵经拜佛是一种非常可悲的行为，是逃避现实的愚蠢之举，因为自己想从佛教中得到些安慰，来抚愈自己寂寞的心灵。但是拜佛也罢，写经也罢，是无法脱离这个现实生活的。自己的生命之路才刚刚开始，必须正视现实，勇敢面对现实，要有作为，要为自己寻找生命之道新的起点。她还觉得，自己这些新的想法，与信不信佛并没有直接关系，佛法也不是讲要正精进即不断地努力进取吗？

　　　　大约在她20岁左右，她开始为自己设计新的生命之道。她抓住每一次接近太宗皇帝的机会，但又不在太宗皇帝眼前特意地表现自己，她想更多地了解太宗皇帝的心思，特别是想知道太宗皇帝为什么多年来一直对自己很冷漠，也就是想知道自己一直遭受冷漠的真正原因。

　　　　她发现太宗皇帝是一个非常看重门第的人。这是自己未能得宠的直接原因。大约从东汉开始，大官僚依靠政治经济特权，逐渐形成了大姓豪族；魏晋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选用官员首先看是否出身这些大姓豪族，非大姓豪族不选；到了唐代，虽然开始实行科举考试这种取才制度，但大姓豪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局面并未得到彻底改变，以此为中心的门第观念依然在一些人头脑中占据重要地位。主宰唐王朝的李姓皇帝，虽然不是高门大族出身，但他们声称与老子是同一祖先，足以说明他们在门第上的看法。他们不是反对门第，而是想法来补救自己门第不高的先天缺陷。到了太宗皇帝当朝之后，曾下令编一新的门第谱序之书《氏族志》，太宗皇帝明确要求，必须以目前官爵高下为标准来编。这样，李姓当然是第一位，另外收录了三品以上官吏的姓氏和渊源。《氏族志》完成后，共收录293姓，1651家。然而在这如此多被收录的门第中，却没有武士彟的家族。这就是说，在太宗皇帝和编修者的眼中，武士彟不过是一个商人出身的新贵族，不仅和世代为高官的门阀大族相去甚远，而且与当朝当大官的寒门出身者也不能相提并论。武则天觉得这还不是问题的所在。因为她发现，太宗皇帝的门第观念不只局限于政治格局，而且特别看重与皇家联姻及皇家子孙的血统问题。他在给太子选妃嫔时，特别要有关人员务必选高门大族，并明确讲：“我不想使我的子孙出生于微贱的女人之身。”武则天从此得出了一个结论：自己未得恩幸和宠爱，不是自己的容貌不行，而是太宗皇帝担心一旦自己身怀皇子，就违背了太宗皇帝关于皇子皇孙血统的立场。

　　　　这是太宗皇帝对她出身寒微的某种程度的轻视。武则天也曾想过，自己父亲家族的社会地位太低，母亲杨氏应该说是出身高门大族，怎么这就没有被太宗皇帝注意到呢？武则天很快就发现，这又牵扯到太宗皇帝心中的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母亲杨氏是亡隋的宗室，杨氏家族很久以来也是名门望族，有很深的社会根基，应该说这个家族符合太宗皇帝关于门第的观念。可是，这个家族是前一王朝的皇族，对此，尽管太宗皇帝对隋室的杨氏子孙未有明显的排斥，杨氏子孙中有的人还被任命为高官，但其中有个度，即杨氏族人不得拜相；同时，太宗皇帝对杨氏子孙们都特意作了安排，以防不测。武则天感到，自己身上那点隋室血统的存在，肯定会受到太宗皇帝的特别警惕，这种警惕的程度可能不强，但在防微杜渐的意识支配下，必然会对自己产生不利的影响。

　　　　在审视了各种客观原因之后，武则天便开始从自身寻找不得宠的原因。武则天发现，自己自幼形成的强悍刚烈的性格，并不受太宗皇帝的欣赏。太宗皇帝有一匹名叫狮子骢的马，无人能够制服。一次她在宫中侍奉时，就向太宗皇帝建议说：“卑妾能够制服这匹马，但需要三样东西，一是铁鞭，二是铁锤，三是匕首。马不听话，先用铁鞭抽；再不听话，就用铁锤砸；还不听话，就用匕首刺。这样，它还能不驯服吗？”太宗皇帝听了武则天上述一番话后，只是褒奖了她几句，并未使人按她的建议去做。武则天觉得，这件事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性格，只引起太宗皇帝暂时的兴趣，反而使他对自己强悍刚烈的性格产生了另一种想法。她逐渐才发现，太宗皇帝需要的是能与他本人产生性格互补的阴柔女子，并不喜欢像自己这种性格强悍刚烈独断专行的女人，自己在太宗皇帝面前张扬这种性格，换来了太宗皇帝的几句称赞，但在根本上犯了太宗皇帝的大忌。

　　　　从14岁到20多岁，看来武则天的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将要在寂寞和无聊中消失，这是她多么不甘心的啊！她继续在为自己奋斗，太宗皇帝的媚娘只要有机会，就会牢牢地抓住不放。她知道，自己为太宗皇帝驯服狮子骢的建议太残忍了，又充满了杀机。这种残忍和杀机，绝不该用女人的头脑去想，也绝不该在女人的手中发生。但自己却想了，也说了，结果还没有最终到来，这一点她非常清楚，她等待着最终结果的到来，并做好了抗争和挣扎的准备。

　　　　贞观末年一件大事的发生，使她预感到最终结果将要降临到自己头上了。她几乎陷入了灭顶之灾。

　　　　当时不止一天在大白天里看见太白星，这是凶兆，朝廷掌管星宿占卜的太史对这一凶兆作了具体解释，指出这是“女主昌”的征兆。“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