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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点世界名人-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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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都具备,只有少数有天赋的人即哲学家才具备。因此,他肯定地说:除非由哲学家当统治者,或者让统治者具有哲学家的智慧和精神,否则国家是难以治理好的。这种所谓“哲学王”的思想即是他理想国的支柱。
《理想国》涉及柏拉图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伦理、教育、文艺、政治等内容,主要是探讨理想国家的问题。他认为,国家就是放大了的个人,个人就是缩小了的国家。人有三种品德:智慧、勇敢和节制。国家也应有三等人:一是有智慧之德的统治者;二是有勇敢之德的卫国者;三是有节制之德的供养者。前两个等级拥有权力但不可拥有私产,第三等级有私产但不可有权力。他认为这三个等级就如同人体中的上中下三个部分,协调一致而无矛盾,只有各就其位,各谋其事,在上者治国有方,在下者不犯上作乱,就达到了正义,就犹如在一首完美的乐曲中达到了高度和谐。
其实,柏拉图心中至善的城邦,不过是空想的乌托邦。他认为:理想的国家纵然还不能真实存在,但它却是唯一真实的国家,现存各类国家都应向它看齐,即使不能完全相同,也应争取相似。这就是柏拉图对他的理想国家所持的态度。柏拉图在文艺、美学等方面,也有成套的理论主张。他的“对话”妙趣横生、想象丰富,依此他完全有资格被列入古代文学大师之列。然而,他却起劲地贬低和非难文学家及诗人,他认为,一切文艺家的作品,归根结底是模仿别人的仿制品。
最博学的人亚里士多德
在两千多年前雅典城外的一所学院里,经常有位身穿长袍的学者,带领着一群弟子,在浓阴覆盖的大道上漫步。他踱着方步,边走边讲;学生们也踱着方步,跟着老师亦步亦趋,静静地听着,默默地思考着,有时又会跑到前面拦住老师,和老师进行热烈的辩论。他们的神情是那么的逍遥自在,以致当时有许多人称他们为逍遥学派。这位学者就是亚里士多德,被誉为古代西方世界最博学的人。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生于希腊北方色雷斯的斯塔吉拉城,他的父亲是马其顿王阿明塔二世的御医,亚里士多德也经常出入于马其顿王室。17岁时去了雅典的柏拉图学园,成为柏拉图的学生,学习达12年之久。后来又担任学园的教师,直到公元前347年柏拉图死后,才离开那里,到小亚细亚一带讲学。公元前343年,他与国王的养女皮蒂亚斯结婚,并被聘为马其顿太子亚历山大的教师。这以后,亚里士多德在雅典的里克昂附近创办了一所学校,从事教育和科研活动。而后12年中,他把学院建成当时探讨各门类问题特别是生物学和历史学方面问题的中心。而他自己的大部分著作,也是在学院中完成的。
亚历山大死后,雅典人就反叛起来了,并且攻击亚历山大的朋友,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亚里士多德被判以不敬神的罪。但是他不像苏格拉底,他迁到了雅典以北的哈尔基斯,以避免受刑。第二年(公元前322年)他就死去了。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是古代知识的集大成者。他研究和讲授的内容涉及当时知识的一切领域。他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他创立了形式逻辑学,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对科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亚里士多德是位孜孜不倦的寻求科学、追求真理的伟大思想家。他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他广博而雄厚的知识,在全面考察和批判总结以往哲学成就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成为古希腊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也使古希腊哲学发展到了高峰。
亚里士多德首先是个伟大的哲学家,他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但却抛弃了他的老师所持的唯心主义观点。他批判柏拉图的唯心主义的理念论,主要指出了一般不能离开个别而存在,事物的本质,即“形式”在事物之内。他提出四因说,认为具体的事物是由四种原因而构成,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在具体事物中没有无质料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质料。质料与形式结合的过程,就是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运动。这一理论表现出他的自发的辩证思想。但他又认为,“形式”是积极能动的因素,并提出有一个没有质料的形式作为一切事物的最后目的和运动的最终原因,这就是“第一推动力”,从而倒向了唯心主义。他主张认识的对象是外在的事物,强调感觉在认识中的重要性,思维依赖于感觉。这里紧密地接近了唯物主义。但他又认为,理性的知识是“高贵的”知识,纯思辩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是人生最高的理想,理性的发展是教育的最终目的。这一理论表现出自发的辩证法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把科学分为:
(1)理论的科学(数学、自然科学和后来被称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哲学);
(2)实践的科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战略学和修饰学);
(3)创造的科学(诗学)。
它对所有以上的学科几乎都进行过研究并有独到见解,他是形式逻辑学的奠基人,他力图把思维形式和存在联系起来,并按照客观实际来阐明逻辑的范畴。他被马克思誉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特别是他的著作《工具论》、《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诗学》等,对后来的哲学和科学的发展影响颇深。还可以说,在希腊科学史上,亚里士多德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因为他是最后提出一个整个世界体系的人。亚里士多德的教学思想主要散见于其《政治学》和《伦理学》中。
亚里士多德对后来的整个西方思想有巨大的影响。在古代和中世纪期间,他的著作被译成拉丁语、叙利亚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法语、希伯来语、德语和英语。后来的希腊作家都研究他的作品,赞美他的作品。他的著作对伊斯兰教哲学有着重大的影响。在许多世纪中,他的作品一直统治着欧洲思想界。阿维罗伊斯(1126—1198年,阿拉伯医生、哲学家,生于西班牙哥多华,曾注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也许是所有阿拉伯哲学家中最著名的哲学家,他努力把伊斯兰教神学和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加以综合。中世纪最有影响的犹太教思想家麦孟尼底也为犹太教做了类似的综合。但是这类著作中最著名的是基督教学者托马斯·阿奎那的伟大著作《神学大全》。受亚里士多德深刻影响的中世纪学者多不胜举。
人们对亚里士多德的羡慕如此之深,以致于在中世纪末期到了近乎崇拜偶像的地步,他的作品已不再是一盏指路的明灯,而是成了一件禁止人们进一步探索知识的紧身衣。亚里士多德喜欢进行独立观察和思索,无疑他不会赞成后世人对他的作品所做的崇拜。
天使博士托马斯·阿奎那
13世纪中叶,在著名的巴黎大学有一位年轻的神学教授,因沉默、温顺,人送外号“哑牛”。但他才华横溢,年纪轻轻已崭露头角,一些有名望的学者很赏识这位年轻人,阿尔伯特就曾断言:“哑牛”之声必将闻名于世。”果然,“哑牛”后来成了中世纪最有名的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他就是意大利人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中世纪基督教经院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托马斯·阿奎那出身于意大利的一个贵族家庭,青年时代就成为了多明我修会会士,曾先后在那不勒斯大学和巴黎大学就学,跟随亚里士多德学者大阿尔伯特学习,深深为之折服。这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自1257年开始,他在巴黎大学教授神学,用10年时间专心从事教学和著作活动,并被罗马教廷任命为神学顾问与讲师。
其时基督教会正统神学家们,如安瑟伦之类,惯于采用柏拉图的先验论哲学来阐述神学教义。面对日益兴起的唯名论哲学和阿威罗依主义,这种思想体系已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托马斯的著作一改前人做法。他首先肯定神学是一门学问,这就是说,神不仅是信仰的对象,而且也可以成为理智把握的对象。接着,托马斯在肯定传统启示神观念的同时,又强调了自然神学的必要性,而他本人更注意对自然神学问题的研究。托马斯的著作广泛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范畴和逻辑方法,重新论证了基督教的信仰,使之成为一个全新的体系。托马斯对基督教思想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托马斯·阿奎那成功地将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融合在一起,建立起了庞大的经院哲学体系。他一生著有18部巨著,其中包括集基督教思想之大成的《神学大全》和《哲学大全》、《论存在和本质》、《反异教大全》等。
托马斯·阿奎那的全部理论都是为天主教信条服务的。他明确提出哲学必须为神学服务,之后,又为上帝存在这一神学最高信条作了哲学的论证,认为应通过上帝的创造物来认识上帝的存在,利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目的论的唯心主义思想推论出万物创造者的上帝的存在。
在所著《神学大全》一书中,他认为宇宙秩序是按等级的阶梯来安排的,从非生物体开始,逐级上升到人、圣徒、天使,最高是上帝,每一个较低的等级都有高一级的目的,并力图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整个体系都倾向于上帝,上帝是宇宙的最终目的。所有知识必须为神学服务,如果知识不以证知上帝为目的,任何知识都是罪恶。托马斯的神学直至现在还支配天主教会的思想体系。19世纪末,罗马教廷宣布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为天主教会的最高哲学权威。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还流行所谓新托马斯主义,竭力使科学从属于宗教,理性从属于信仰。
托马斯·阿奎那还极力鼓吹教会的权力至高无上,认为如同神高于人,灵魂高于肉体一样,教会高于世俗的国家。教皇是基督的代理人,政权应由他掌握,国家必须服从教会,国王必须顺从教皇。他还极力维护封建君主的统治权力,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政治形式,并说,没有一个统治者控制和指导民众,社会就会解体。
托马斯·阿奎那从灵魂不死的观点出发,大力宣扬“来世幸福”,认为尘世生活的幸福并非最高幸福,最高幸福是对上帝的静观,从而使灵魂得救。这只有在来世,在彼岸世界才能做到,因而为争取现实生活的幸福而进行斗争就是恶就是犯罪,最大的犯罪行为是异端或异教行为。对一切异教徒均应活活烧死,“将他们从世界上消灭掉”。
托马斯·阿奎那包罗万象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产生后,受到了一些正统神学家的攻击。他去世3年后,巴黎各神学大师曾谴责了219条命题,其中有12条是托马斯的观点。在中世纪,这是最严厉的谴责。
但是,教会在他生前甚至就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和极高的声誉,称他为最光荣的“天使博士”。他的学说很快成为西欧中世纪思想领域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学说。1323年教皇追封他为“圣徒”,1567年他又被命名为“教义师”。1879年,罗马教皇利奥十三颁布教谕,规定以托马斯主义为天主教的官方神学和哲学。在本世纪中,新托马斯主义在西方思想界中十分活跃。
近代政治学之父马基雅维利
今天,我们的世界仍然笼罩在一个500多年前的佛罗伦萨人的阴影下。他是第一个,也是最为详尽地把冷冰冰的政治思维介绍给我们这个世界的人。他的名字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剧作家。它又是近代西方政治学的奠基人,历史哲学的开拓者之一。
马基雅维利1469年出生于意大利半岛的佛罗伦萨。他的家族曾长期是佛罗伦萨的望族,但他出生时已经没落了,家境贫寒。依靠父母的家庭熏陶和指导,马基雅维利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少年时代就大量地阅读了西塞罗、贺拉斯、李维等人的著作,通过自学精通了深奥的拉丁文,培养了一种独立思考、崇尚自由的气质。
受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参加了佛罗伦萨的共和革命。1498年,被任命为佛罗伦萨的第二国务秘书。此后多年的政治生涯,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验,并且在时势的起落中,为人类留下了一部政治学巨著——《君王论》。
马基雅维利赞美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他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主张结束意大利在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他认为,当时处于人性堕落、国家分裂、社会动乱状况的意大利,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惟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他痛感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君主来拯救意大利。于是,他极力称颂当时的阴谋家瓦伦丁诺公爵切萨雷·博贾的欺骗、阴谋、暗杀和其他暴力手段,希望君主效法他,以各种手段达到正确的目的。他的这些主张,比较全面地展现在《君王论》一书中。
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类愚不可及,总有填不满的欲望、膨胀的野心;总是受利害关系的左右,趋利避害,自私自利。因此,利他主义和公道都是不存在的,人们偶尔行善只是一种伪装,是为了赢得名声和利益。他认为,人都是“忘恩负义、心怀二志、弄虚作假、伪装好人、见死不救和利欲熏心的”;即使最优秀的人也容易腐化堕落,因为作恶事更有利于自己,讲假话更能取悦于别人。人民有屈从权力的天性,君主需要的是残酷,而不是爱。人应当在野兽中选择狮子和狐狸,像狮子那样残忍,像狐狸那样狡诈。君主不妨对行恶习以为常,不要因为残酷的行为受人指责而烦恼;慈悲心是危险的,人类的爱足以灭国。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
马基雅维利还指出,受人敬爱不如被人惧怕。一个君主被人惧怕比起被人爱来,更为安全些。但他有时又有必要让人民相信自己是“集美德于一身的人”。也就是说,统治者在公开场合应表现出爱民如子和仁慈宽厚的样子。惩罚人的事应让其他人去干,最后还可嫁祸于人,找替罪羊,以避免自己受到国民的谴责。奖赏别人的事应当亲自出面,以免让下属行私惠。给人恩惠要一点点地来,让他有盼望。给人打击要一下致其于死地,不让他有报复的可能。君主平常应当不露声色,对凡事装作懵懂无知,避免让下属了解自己。但对下属自己心中要了如指掌,随时操纵他,并且动用杀罚大权。
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应当绝对地控制武器精良和素质优秀的军队。在他看来,任何人只要有自己的装备精良的军队,就会发现无论时势如何骤转,他自己总是处于有利的地位。君主为了保持权力的自主性,绝不可相信任何人。不可对别人吐露真心,不可指望别人对你诚实,更不可把命运系于别人身上。君主要经得起孤独的煎熬。对君主来说,最危险的人,莫过于意气相投的人。所以,应当怀疑一切人,组织耳目对之暗中监视,网罗党羽排除异己,设置职权相互牵制。总之,为保住君主的地位,采取一切手段都是允许的。
马基雅维利的这一系列政治主张、政治权术思想被后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长期以来,马基雅维利主义都是邪恶的代名词,备受人们的攻击和唾骂。在西方,马基雅维利主义被认为是旁门左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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