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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评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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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激情的唱叹，构成音节的跌宕。这就是严复对诗歌创作的看法。
在散文方面，严复沿承了从孔子以来儒家一派正统的观点。他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引用了“修辞之诚”、“辞达而已”、“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话，认为“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72］以此为依据，他提出越是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则越易于“达”，用近世通俗的文字，作到“达”反而比较困难。他用文言来进行翻译的缘由亦在此。
严复以汉代古文翻译西书，虽然赢得了旧学根柢不错的人的理解，但不易为一班青年知识分子所阅读。梁启超对此颇有意见。1902年，严复翻译的《原富》问世后，梁启超一方面加以推荐，称许他“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一方面也指出这部译著，“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效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梁启超当时并未提出要废文言，倡白话，但他认为“文界之宜革命久矣。……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僮受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有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练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73］
严复对梁启超的批评持抵触的态度。他认为通俗的文字，决不能翻译西方艰深的理论著作。他说：“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意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74］其次，他认为西方并不存在“文界革命”。他说：“且文界何革命之与有？持欧洲晚近之文萃，以当古者较，其所进者在理想耳，在学术耳，其情感之高妙，且不能比肩于古人，至于律令体裁，直谓之无微之异可也”。再次，如依梁氏之说，“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最后，他翻译的“学理邃赜之书”，读者对象不是学僮，而是多读中国古书的人。
严复推崇古典文言，反对通俗白话，他本着这种观点反对新文学运动，对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亦持贬议。他在致学生熊纯如的信中说：
北京大学陈、胡诸教员主张言白合一，在京久已闻之，彼之为此，意谓西国然也。不知西国为此，乃以语言合之文字，而彼则反是，以文字合之语言。今夫文字语言之所以为优美者，以其名辞富有，著之手口，有以导达要妙精深之理想，状写奇异美丽之物态耳。如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梅圣俞云：“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又沈隐侯云：“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今试问欲为此者，书于文言求之乎？抑于白话求之乎？诗之善述情者，无若杜子美之《北征》；能状物者，无若韩吏部之《南山》。设用白话，则高者不过《水浒》、《红楼梦》。下者书同戏曲中簧皮之脚本。就令以此教育易于普及，而斡弃周鼎，宝此糠匏，正无如退化何耳。［75］
严复轻视语体文写成的文学作品，说明他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宋元以降词曲、小说兴起的背景，并没有全面、深刻的了解。所以他轻视白话文学的历史地位，坚持以屈、宋、李、杜之诗，马、班、韩、柳之文，才真正是文学中的典范之作这种正统的文学观。这也就无怪乎他认为新文学是一种退化现象。
就严复的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而言，主要是在散文方面。他从1895年在《直报》上发表第一篇政论文《论世变之亟》开始，到逝世为止，26年中共发表了96篇文章。体裁大都是政论文，其余大都是碑传序跋一类记叙体，有一两篇赋体祭文。文章内容涉及全球大事、社会古今、中西学术，书报评介直到名人行状、办学章程等，无所不及。此外，严复给亲友学生所写的大量书信，也可视为随感录式的简札体散文。
严复的散文在当时被归为桐城派。他本人与清末桐城派的主要代表吴汝纶关系十分密切，他们两人书信往来，切磋译书，吴汝纶还为《天演论》和《原富》两书作序，对严译推崇备至。吴称誉《天演论》“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76］“追幽凿险，扶摘奥赜，真足达难显之情，今世盖无能与我公上下追逐者也。”［77］而严复对吴汝纶也很尊重，他以钦敬的口气对吴说：“复于文章一道，心知好之，虽甘食耆色之殷，殆无以过。不幸晚学无师，致过壮无成。虽蒙先生奖诱拂拭，而如精力既衰何，假令早遘十年，岂止如此？”［78］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严复常语：“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图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郎后，吴京卿一人而已。”［79］1903年初，吴汝纶病故。这时严复正想将已译完《群学肄言》一书寄给吴汝纶，请他作序，闻此噩耗，严复哀恸不已。在该书《译余赘语》中说：“呜呼！惠施去而庄周忘质，伯牙死而钟期绝弦，自今以往，世复有能序吾书者乎！”
吴汝纶在晚期桐城派作家中居于坛主地位，以其资历深望，为《天演论》作序，对该书的风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桐城派到清末已是强弩之末，在文学理论上并没有什么建树。吴汝纶虽然思想开明，为了保住桐城派的阵地，他也力主把《古文辞类纂》列为学校必修课，并极为赞誉严复和林纾用古文来传播西学。按照桐城派文学的“家法”，写作须“清通、质实、雅驯”，富有“神气”。如果抛开桐城派末流把这些规范变成僵死的教条而阻碍新兴文学运动的发展这一点不谈，作为散文艺术的一般要求，这些主张确有其一定的美学价值。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与这些审美取向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严复的译文尽量“化俗为雅”，甚至“与其伤洁，毋宁失真”。严复的文章，较之他的译文，并不刻意求雅，而是自由舒放得多。虽然在写作技巧上他吸收了桐城派严整峻洁、音节铿锵的特长，但他还是保持了自己的个性和特长。严复散文最大的特色是以理胜、以情胜。在说理上，他运用西学逻辑推理之法，演绎、归纳，论据翔实，鞭辟入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特别是当他热情洋溢介绍科学、疾痛惨怛地指陈积弊、慷慨激昂地呼吁救亡时，他就很难做到心平气和，也顾不得讲究什么“气清体洁”、“清淡简朴”的桐城规矩了。试看《救亡决论》中的一段分析中国积弱不振原因的文字：
“昨者，有友相遇，慨然曰：‘华风之敝，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呜呼！岂不信哉！岂不信我！今者，吾欲与之为微词，则恐不足发聋而振聩；吾欲大声疾呼，又恐骇俗而惊人。虽然，时局到今，吾宁负发狂之名，决不能喔咿儒儿，更蹈作伪无耻之故辙。今日请明目张胆为诸公一言道破可乎？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80］
清晰的思想、强烈的感情、铿锵的语言，若如以石击水，激烈地冲撞着读者的心灵，使人悚然、憬然、奋然。可以说，严复的议论文，以其内容之博大、思想之新颖、推理之科学，决非同时期其他桐城派作家可以比肩，他已在许多方面突破桐城派的文章格局。
对于严复的议论文，章太炎在《与人论文书》里批评道：“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虽饬，气体比于制举，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在《社会通诠商兑》里还说：
“就实论之，严氏固略知小学而于周秦两汉唐宋儒先之文史，能得其句读矣。然相其文质，于声音节奏之间，扰未离于贴括。申夭之态，回复之辞，载飞载鸣，情状可见，盖俯仰于桐城之道左而未趋其庭庑者也”。［81］章氏这段批评是从政治立场指责严复反对民族革命。不过，在此他却道出了严复议论文的主要特征：它并不像桐城派那么温柔敦厚，那样简雅含蓄，而是笔端常带感情，通过反复的强调及有力的节奏给人以艺术感染。而这正是严文的长处所在。
严复的诗歌作品主要结集在《愈懋堂诗集》里，他老年也自称为愈懋老人。懋就是野，愈野即愈鄙的意思。他在《与《外交报》主人书》一文中说：“今吾国之所最患者，非愚乎？非贫乎？非弱乎？则径而言之，凡事之可以愈此愚、疗此贫、起此弱者皆可为。而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82］这就是说，严复认定愈愚为救国之急务，所以他启称为愈懋老人，把自己的诗集取名为《愈懋堂诗集》。
严复创作的诗歌，以七言古、近体较多。题材有纪事、题咏、唱和、感赋、教子、赠徒、寄友、挽逝、论艺等。诗中充满了对家国身世的感喟，多带一种失落感，调子比较低沉，是其一生坎坷境遇的反映。
严复的诗，一般说来，语言朴实无华，抒情比较真挚，不做作，不浮夸，这是其长处，如《哭林晚翠》一首：
相见及长别，都来几昼昏，池荷清逭暑，丛桂远招魂。投分欣倾盖，湛冤痛复盆。不成扶突弱，直是构恩怨。忆昨皇临极，殷忧国民屯，侧身收杞梓，列群贡玛АＦ裎阶嗜翰撸勺镙裕瞥苫埃鲆鸭扒鬃稹ｃ幸乒睾粞慷鳎饲榉紧怫ぃ煲庥肫础＃�83］
但严复作诗往往偏重议论，喜欢用典，有些作品意境不深。他的一些纪事、游记诗，平铺直叙，较少余味。只要不过分讲求喻理、论事，而任凭感情的自然抒发，他的笔下就会出现清隽可颂的佳作。如《和寄朝鲜金泽荣》、《书愤，次伯远韵》、《再题惜别图》、《赠英华》、《痛中述怀》等就属于这一类。
清末诗坛出现了同光体派，它对严复的诗歌创作有一定影响。
“同光派”的代表人物是陈三立、沈曾植、陈衍、郑孝胥等，他们提倡学习宋诗，做诗讲求学力，比较重事理，不大讲意境，文字上追求古奥，反对“浅俗”。“同光派’，与以黄遵宪为代表的“诗界革命”派分庭抗礼，各自都组织了“诗社”。从严复的艮记里，我们可以发现他曾多次参加“同光社”的“修楔”活动的记录。严复和他们凑在一堆，可能除了和诗抒情，沟通感情外，还有其某种情趣的一致。陈衍在《石遗室诗话》里这样谈及严复：“几道劬学，老而弥笃。每与余言诗，虚心翕受，粥粥若无能者。”陈衍的话语可能有自夸之嫌，但他当时的诗名很大，严复对他表现得比较谦虚完全有可能。严复在古典诗歌中最喜欢王安石的作品，留有《《王荆公诗》评语》一书。他认为，王安石所处的北宋积弱之时与清末情形相似，王安石变法图强的精神和救世泽民的心胸，反映在诗歌上，不是一般“曲学陋儒”所能理喻。王安石的诗是政治家、思想家的诗，而不像苏东坡、黄庭坚那种“诗人之诗”。他评论王诗的重点不在诗艺，而在于“学术本源”。这种看法与“同光派”提出的“学人诗”，“诗人与学人合一”的主张不谋而合。
比较严复创作的诗歌与散文，无论从内容的深度、广度和社会影响来看，都是文胜于诗。他的诗风和文风比较接近，朴素简洁，注重论事和修辞，不尚夸张，笔锋常带感情。但因过于偏重事理，逻辑自然相对严谨，这就拘束了艺术形象的表现，故其文之长反为其诗之短。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文学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时期。长久以来，学术界对于严复在这一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认识不足，一般宥于文体论的层面，更多地强调严译名著的古文文学价值。而从理论上对严复在整个近代文学观念变革，以及在传统文学向近代文学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却欠缺应有的估价。出现这一情况，与近人对严复的评价有极大的关系，如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读了严复《天演论》这部文笔雅驯的译稿后，喜出望外，大有“刘先生之得荆州”之慨，遂为《天演论》作序，盛推严复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的译文。如果说吴汝纶对严复译文的推崇，有借严译扩大桐城古文影响之用意的话，那么后来胡适对严复的文学评价，则主要是从文学史的视角出发，他认为“严复译的书，……在原文本有文学的价值，他的译本，在古文学史也应该占一个很高的地位。”［84］可见，吴、胡两人的评价视角互有区别，但他们评价的文本是一致的，即他们都只以严译为讨论对象，肯定严译在传统文学中的价值。
对严复的文学评价局限于严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严复本人的身份。应当承认，严复首先是一位启蒙思想家，而不是一位专门性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他虽对文学问题时有议论，但他在这方面的见解不如他介绍进化论和西方学术著作那样，能够走在历史的前列。严复对文学的基本态度是“为艺术而艺术”，这与他讲究功利的实用主义观点自然发生了冲突，故他认为文学无用，这种对文学功能的贬抑态度与黄遵宪、梁启超等人的文学可以改造社会的理论主张形成鲜明对比。
在文学趣味上，严复崇雅反俗。他以文笔渊雅的古文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固然有将西方哲学这副难咽的“苦药”，饰以古雅的糖衣使泥古而自尊的士大夫乐于吞咽之良苦用心，但它与“修辞立诚”、“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儒家传统文学观念的渊源关系亦不可否认。正是从这种文学观念出发，严复反对白话文，对新文学运动持抵制态度。
然而，严复对中国文学观念的更新和近代文学发展，并不在他自己所持的文学观，而在于他为近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支点——进化论。正是借助进化论这一思想武器，中国文学找到了自身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突破口，而这一切，也是注重思想革新而忽视文学革新的严复所始料不及的。
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中西文化激烈冲撞，古典文学的生存与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魏源领风气之先，倡导文学的创新，提出文学创作要尊心、尊情、尊自然，呼唤文学改革的风雷；但他们限于诸种条件的限制，却提不出具体的文学改革方案。经世派掀起的爱国文学浪潮，虽为文学带来了一线生机，毕竟无法冲破层层迷雾。直至戊戌变法前夕，文学界依旧保持传统的格局，没有多大变化。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诗骚并溯，尊重古训的深重旧习，压抑了文学的创新机制，使得文学在创新与复古的怪圈内转来转去。《儿女英雄传》、《品花宝鉴》、《花月痕》等小说欲将明清以来的小说推向极至，但画虎不成反类犬，渐入狭邪。曾国藩的诗文创作虽矫正了前期桐城派的空疏之病，带来了桐城派文学的一度中兴，但又为古文创作增加了许多禁忌和偶像。宋诗派决意冲破“诗必盛唐”之定见，转而膜拜宋人诗法，寓义理于诗情，结果导致诗的异化。常州词派力图改变词为“艳科”的形象，但他们在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传统诗话引导下，把词变成了一曲旧时代的挽歌。迈入近代后的中国文学，仍旧在古典文学的框架内运转。
中国文学从古典向近代演变，肇始于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发动的文学革新运动。而究其发生、发展，严复确有功焉。戊戌变法期间，维新志士为推动政治变革和思想启蒙，主张以文学启迪民众，实行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戏剧革命。指导这场文学革新运动的理论基础是严复宣传的进化论。文学革新运动是以“小说界革命”为发韧的。而“小说界革命”
的倡导者正是严复。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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