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战争通史-第50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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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地说，范蠡的军事思想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战备，为克敌制胜创造必要的条件。

　　　　“慎战”与“备战”并重的战争观，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历史上绝大多数军事思想家，都十分强调做好战备，以待不虞的重要性。在这一问题上，范蠡的认识没有例外。他认为从事战争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既包括政治、经济因素，也包含军队实力状况；“兵之要在于人，人之要在于谷，故民众，则主安；谷多，则兵强。王而备此二者，然后可以图之也。”（《越绝书…枕中》）并进而指出：“古之圣君莫不习战用兵，然行陈队伍军鼓之事，吉凶决在其工”（《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其基本原则就是，高度重视，充分准备，措施得力，以应万变。用范蠡他自己的话来说，即“审备则可战。审备慎守，以待不虞，备设守固，必可应难”（《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

　　　　第二，“随时以行”的攻守原则

　　　　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它的整体性与融合性。历史上思想家在进行理性思辨活动时，其逻辑起点通常植根于“天人合人”的宇宙构成模式，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与圆融，注重以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全面认识和宏观把握问题。反映在军事斗争领域，即是以“天道”推论“人道”，以“政事”推论“兵事”。

　　　　这一点在范蠡的军事思想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在他的哲学观念中，“天道”与“人道”是和谐一致的。他认为，“天道”的属性是“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国语…越语下》，以下引文凡不注出处者，均出此篇）。因此，人们在从事社会活动时，也应当因循自然，顺应天时，“自若以处，以度天下”。这一思想引进到军事斗争领域，就是所谓的“随时以行”。这里所说的“时”，是指时机，也可引申为战机。“随时”，就是依据时机是否有利、战机是否成熟来决定作战行动展开与否，既不超前，也不滞后，这也叫做“守时”，“随时以行，是谓守时”。

　　　　范蠡的“随时”、“守时”原理落实到具体的攻守行动中，实质上包含有两层基本意思：第一是指“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意谓当有利的时机还没有出现，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切不可主动发起进攻，而应采取积极防御，等待时机，以求克敌制胜：“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按师整兵，待其坏败，随而袭之”（《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他严肃指出在时机不成熟情况下盲目对敌进攻．那就会“逆于天而不和于人”，这就叫做“强孛”，“强孛者不祥”，必然招致惨重的失败，“王若行之，将妨于国家，靡王躬身”。第二层意思是指“得时无怠，时不再来”。这是要求战争指导者善于捕捉战机，一旦遇到有利的时机，就要适时地转防御为进攻，而绝不能犹豫不决，贻误战机，纵敌遗患。他说：“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不及。”即应该以最快的速度去进攻敌人，实现自己后发制人的作战目的。他指出，如果错过了有利的时机，就会给自己带来诸多不利，留下祸患，“得时不成”，“反受其殃”。

　　　　范蠡“随时而行”的攻守指导原则，在吴越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高明的运用。当越国尚处于被动弱小的劣势地位之时，范蠡多次谏阻越王勾践主动攻吴的计划，反复用“事无间，时无反，则抚民保教以须之”的道理说服勾践采取持久防御的策略，在削弱敌人力量的同时积聚自己的实力，为实现敌我优劣态势的转换，发起最后的反攻创造条件。而当吴国实力衰微，有隙可乘之机出现之时，则当机立断辅佐勾践及时发动灭吴之战，打得对手措手不及，全线崩溃。并坚决实施连续进攻，扩大战果，顺利攻占吴都姑苏（今江苏苏州），赢得最后的胜利。

　　　　第三，“变易主客”的实力运用方针

　　　　所谓“主客”，是中国古代兵学的一对重要范畴。“主”，通常是指战争中在自己的土地上实施防御的一方；“客”，则通常是指战争中进入他国境内实施进攻的一方。根据战场形势选择适宜的主客位置，或反客为主，或变主为客，是从事作战指导中的重要命题，也是军事家夺取战争主动权，克敌制胜的基本保证。兵书《李卫公问对》之所以在后世受到广泛的推崇，被视为古典兵学宝库中的瑰宝，原因之一，是其作者在“变易主客”方面有精辟深刻的阐述，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称的那样：“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

　　　　理解了“主客”关系的丰富内涵，那么我们对范蠡有关“变易主客”的实力运用方针的价值也就容易认识和把握了。应该说，这一方针在范蠡的军事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积极意义。

　　　　概括地说，与《孙子兵法》中提倡进攻速胜的战略指导略有不同的是，范蠡在战略指导上更侧重于持久防御，强调为主而不轻率为客。这当然是同越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战略劣势地位的特殊形势有关。

　　　　范蠡注重于为主之道，反复阐述“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的必要性。为此，他积极主张持久防御，避敌锋芒，防止出现过早决战的被动不利局面，指出“彼来从我，固守勿与”，做到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屈求伸，以主应客。

　　　　但是范蠡的高明卓越之处，在于他的持久防御并非是消极无为的举措，而是积极能动的作为。换句话说，它仅仅是手段而绝非是目的。其最终的目标还是“变易主客”，即适时由战略防御的“主”的地位转为战略进攻的“客”的地位，先主而后客，殄灭以为期。而实现“变易主客”的关键，就在于通过各种积极的手段，转化双方的优劣态势，剥夺敌人有利的条件，暗中增强己方的实力，从而摆脱被动，立于主动的地位。这用范蠡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这种以暂时的退守换取最后的攻取的战略指导，乃是高超英明的实力运用方针，是范蠡军事思想中的优秀内核，它对于中国古代积极防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第四，“因情用兵”的致胜之道

　　　　“因敌而制胜”、“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兵法…虚实篇》），是作战指导思想的精髓，也是古往今来战争指导者所孜孜以求的用兵理想境界。作为春秋时期屈指可数的军事家，范蠡在这方面与兵圣孙子实有相通之处，同样以因情用兵为指导战争活动的最高原则。

　　　　在范蠡那里，因情用兵乃是“天道”运行规律在军事斗争领域的衍化，是“天道”作用于“兵事”的必有之义。范蠡认为，“天道”的运行是“赢缩转化”的，即所谓“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世间万事万物同样也处于不断变化、循环往复过程之中。这就要求人们善于相因，“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这一基本原则同样也可应用于军事斗争。他为此而指出：“因而成之，是故战胜而不报，取地而不返，兵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而名声章明”。这里所说的“因”，就是因情用兵，因敌制胜，也即根据战争的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来决定作战行动。在这一原则指导之下，后发制人和先发制入的内在关系乃是辩证的、相辅相成的。后发制人固然占据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排斥一定条件下的先发制人。善于用兵打仗的人，在作战指导上，后发制人和先发制人方针的不同应用，都必须随时随地，灵活机宜加以处置。在实行后发制人的原则时，要取法于阴象，即沉着应付，不动声色，持重待机；而在先发制人时，则要取法于阳象，即雷厉风行，迅猛进攻，所向披靡！对此，范蠡本人曾作过深刻系统的论述：“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

　　　　从范蠡“因”情用兵的理性认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范蠡的思想既渊源脱胎于《老子》，但又发展丰富了《老子》。《老子》一书在讲进退、刚柔、强弱、先后时，总是无条件地强调退、柔、弱、后的一面，提倡所谓的“不敢进寸而退尺”（《老子…六十九章》），而一味否定进、刚、强、先这一面。范蠡则不同，他避免了机械化、简单化对待倾向，主张量敌用兵，灵活机动，或进或退，或刚或柔，或先或后。他的这一认识，比较《老子》而言，无疑是要辩证全面深刻得多了。

　　　　综上所述，范蠡的军事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鲜明的特色，其所揭示的许多基本军事原则，已上升为抽象的哲学理论，包含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对这份珍贵的军事文化遗产进行总结，乃是面对现实、走向未来的需要。

兵书战策　＇杂＇“大不攻小，强不侮弱”——墨家军事思想的特色与意义

　　　　墨家学派在先秦时期与儒家学派同称为显学。《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孟子…滕文公下》也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可见其在当时影响之大。因此，其包含有丰富的军事理性认识乃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其主要内容，一是“非攻”，二是“救守”，前者集中体现了墨家的战争观念，后者则是墨家作战指导思想的具体表现和基本特征。

　　　　一

　　　　探讨墨家的战争观，首先应从其整个学说的体系特征与价值取向角度切入，因为只有真正理解了墨家学说的宗旨与本质属性，才能够找到其军事观念的逻辑起点，并对其进行比较正确的定位。

　　　　如果说儒家学说以道德理想主义为本位，法家学说以追求极端功利为基本旨趣，那么墨家则是侧重于在道德和功利之间寻找平衡，而以功利为出发点。章太炎先生认为：“墨子之学，以兼爱、尚同为本。兼爱、尚同则不得不尚贤。至于节用，其旨专在俭约，则所以达兼爱之路也。节葬、非乐，皆由节用来。要之，皆尚俭之法耳”（《国学讲演录…诸子略说》）。此说可谓中的。可见墨家的基本立场，是“兼相爱，交相利”，凡事均从是否有利或功利大小的视角进行评估，决定取舍。即判断一切政治设施的优劣得失，在于看它是否对人们（尤其是一般民众）有实际利益：“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中》）。这一点，其他诸子学派以及后世人们均是具有共识的，荀况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指出墨家的基本特征为“强本而节用”；都看到了墨家崇尚功利的主旨所在。

　　　　由此可知，以功利的原则为衡尺，考量军事问题乃是墨家战争观念的逻辑起点。在墨家看来，当时最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非战争莫属，因此汲汲于提倡“非攻”。而战争这种天下“巨害”的发生并累世延续，则是由于人们互不相爱，在短暂、虚幻的“小利”面前丧失本性，忘却“大利”所在的缘故，因此致力于主张“兼爱”。但如果统治者陷于贪小利而忘大利的思维误区而不返，我行我素，穷兵黩武，那么，被侵凌的一方也就只好用武力对付武力，捍卫自己的利益了，因此讲求城守防御，形成了《备城门》诸篇系统的防御思想。正如俞樾所言：“（墨子）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墨子间诂…序》）。

　　　　墨家学派战争观念的核心内容是“非攻”理论。《墨子》一书对当时的战争多有抨击，无情贬斥：“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认定其基本性质是非正义的，而非正义的判断依据，乃是有害无利，不合“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的根本要求。

　　　　第一，从历史史实考察，战争是凶事，是灾祸，无功利而多祸害，理应加以摈弃。第二，从现实状况考察，战争给双方民众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给社会物质财富造成巨大的损失，与利益无涉，与祸害相伴，。必须加以反对。第三，致力于将“义”落实到“利”的实处。从义与不义的高度，论证当时战争的非正义性也即非有利性，为否定战争寻找进一步的理论根据。第四，通过对利害关系的权衡，论证好战大国从事战争活动的得不偿失，以进一步肯定“非攻”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参见本书“先秦诸子军事思想异同比较”一节相关论述）

　　　　墨家战争观念以“功利”为逻辑起点，殆无疑义。“利”象一根红线，贯穿于其整个军事思想的方方面面，成为联系其所有重要命题与范畴的精神纽带。它力主“非攻”，提倡“兼爱”，主张通过兼相爱来消弥战乱，“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认为兼爱可以去乱，可以止战，兼爱是非攻的道德伦理基础，非攻是兼爱的客观自然结果，而将两者沟通和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交相利”。由于战争的发生直接渊源于统治者的私欲，《墨子》便把止战的希望寄托于统治者自身的明理知利，要求“王公大人”们为天下着想，为民众着想，也为自身利益着想而停止攻伐征战：“今欲为仁义，求为上士，尚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非攻之为说，而将不可不察者，此也”（《墨子…非攻下》）。这里，“利”也是主宰一切的钤辖。当然，墨家也觉得，那些王公大人大多政治眼光短视，不知道自己之利与“天下之利”、“民众之利”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不会把“天下之利”和“民众之利”放在适当的位置，而必然汲汲于征战，于是转而求助于“天志”、鬼神，指出行“天赏之，鬼富之，人誉之”（同上）的结果。强调攻战作为不义之行，必受到天、鬼的惩罚。墨家提倡“天诛”，宣扬天赏天罚，目的是想借助天意、鬼神，警告诫谕好战黩武的统治者，使其改弦更张，这尽管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但是以“利”为标尺判断是非，衡量得失的做法同样没有任何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注意和把握“功利”在墨家学说中的主导地位，是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评价其兵学观念的一把钥匙。

　　　　墨家的战争观念是有双重性质的。一方面墨家以“利”为准鹄，充分揭露统治者好战与掠夺的本性，使得人们能够比较清醒地认识统治者贪得无厌的面目，指出统治者攻伐之举貌似合“利”实则悖“利”的愚妄性，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针砭作用。同时，以“非攻”为核心的战争观念也反映了广大民众对和平与安宁的渴求，要求结束战乱，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良好愿望，反映了墨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的主体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具有进步性与合理性。但在另一方面，墨家否定所有以强攻弱的战争，没有能认识到当时的兼并战争乃是走向统一的必由之路，是暂时的丧失“小利”而换取永久的赢得“大利”，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这表明，墨家的主观愿望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相背悖的，并不能真正摆脱战争的痛苦。可见，墨子的“利益”观存在着暂时、局部、短视的缺陷，不过是“道之一隅”，缺乏最大的圆融性与超越性。庄子尝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