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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事战争通史-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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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争 晋秦争霸战争
春秋中期,晋为独霸中原,阻止秦东进图霸而进行的重要战争。
秦是西周初年赢姓氏族,迁至西垂(今甘肃天水南),以游牧经济为主的一个分支,后成为周室附庸。周平王元年(前770年),秦襄公因护送平王东迁有功,被平王封为诸侯,并将已被戎狄占据的岐及其以西的周室土地赐秦。秦正式建国。文公时(前765年—前716年),秦击败据岐之戎,收抚未随平王东迁之“周余民”,大力发展农业及畜牧业,国势逐渐壮大。至穆公时,秦已建立一支由战车、步兵、骑兵三兵种组成的军队,兵力达10万,并先后征服荡社、邦戎、冀戎、小虢及彭戏氏等,控制了西垂至华山间整个渭水流域,成为西方大国。秦穆公雄心勃勃,不甘局处关中一隅,急欲争霸中原。桃林、崤函是晋、秦两国向外发展必经的战略要地。秦穆公继位第一年(前659年)即率军进攻茅津之戎(今山西平陆一带),企图控制该地。因该地北有虞国、南有虢国,暂无力长期占据,遂于取胜后撤回。
晋献公在奉攻茅津后不久,即“假途灭虢”(参见晋假途灭虢之战),一举兼并虢、虞两国。控制了茅津渡口及桃林、崤函,抢先占领了这一战略要地。献公死后,晋国内乱,公子夷吾逃秦。他深知穆公有控制桃林等地之企图,愿献虢略(今河南灵宝)至华山间“河外五城”以换取秦对其争位的支持。在秦协助其返晋为惠公后,他背约不肯将该地拱手送秦。穆公曾谋划杀夷吾另扶重耳为君,因事泄未果。
周襄王七年(前645年),秦发兵攻晋,在韩原(今山西河津、万荣间)击败晋军,俘惠公,迫其以太子为质,并割河西八城予秦,乃释其返国,致秦疆域扩展至黄河西岸。晋惠公死时,晋太子圉由秦私逃返国继位为怀公。秦穆公接晋公子重耳来秦,准备助其与怀公争位以控制晋国。重耳投其所好,表示拥护穆公东进中原称霸,如能助其返国为君,当使晋以秦封国之位追随秦后。穆公遂以“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韩非子·十过》)护送重耳回国为君,即晋文公。文公流亡”年,经多识广,才智出众,争霸雄心较穆公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肯真正奉秦为霸主,但又尽力维持晋秦联盟,采取措施使秦不仅不成为晋争霸中原之阻力,且使其成为助力。当周王出现权力危机向秦、晋求援时,晋文公坚决拒绝秦军参与勤王,高举尊王旗帜独自出兵平定了王子带之乱。为此获得了南进中原的另一战略要地——南阳(今河南沁阳以南,温县、孟县地区,参见,并在中原诸侯中提高了威望。为巩固秦晋联盟,晋出兵支持秦攻取楚附庸鄀(参见秦攻鄀之战),使穆公认为晋拥护秦国争霸,而真实意图则在诱导秦南进攻楚,以利于晋在中原与楚争霸。
城濮之战后,穆公感到晋秦联合结果只利于晋,遂在二十二年(前630年)与晋联合攻郑时背晋而与郑盟。文公从战略全局着眼,立即由郑撤军并继续与秦结好,以避免在晋楚争霸战争中陷入两面受敌之不利境地。郑是中原各国中位置适中且农业、商业经济均较发达的国家,为大国争夺之焦点。不论晋、楚或秦,欲称霸中原必先控制郑国。穆公在背晋盟郑时,已预有安排,以协助郑国加强防务为名,留部分兵力于郑都新郑。
二十四年,晋文公、郑文公先后去世。秦乘两国新丧之机,于次年派遣大军潜越晋桃林、崤函,远程奔袭郑都。因途遇郑商人弦高犒师,以为郑已有防备,遂灭晋边邑小国滑(今河南偃师南)撤军。晋先轸等认为秦系晋争霸中原之潜在敌人,双方战争在所难免。为挫败秦东进中原之战略企图,消除隐患,晋军联合姜戎于崤山(今河南陕县东)设伏,全歼秦军(参见崤之战)。晋秦联盟破裂。
崤之战后,秦立即将其在攻鄀之战中所俘楚将斗克释放,与楚结好,共同抗晋。秦晋双方展开了长期的争霸战争。二十七年,秦派军开始攻晋。晋襄公亲率主力迎战,在彭衙(今陕西白水北)附近击败秦军后(参见彭衙之战),即率宋、陈、郑联军反击,攻占彭衙及汪(今陕西澄城)。二十八年,秦穆公集中兵力亲自统帅攻晋,渡过黄河,攻占王官(今山西闻喜南)(参见王官之战)及鄙(今山西临猗西南)。晋军为避免决战,坚守城池,拒不出战。秦军遂转由茅津渡河,进至崤山,积土立封(标志),“发丧哭之三日”(《史记·秦本纪》)。
此役,秦军虽获胜,并深入晋腹地,但并未与晋主力决战。秦孤军深入,难以长期立足,只得经桃林返国。秦穆公有鉴于此,为进一步扩大疆域、充实军力,暂将主要战略方向转至西方,尽灭绵诸(今甘肃天水)及犭原(今甘肃陇西东)等西戎各国,“辟地千里”(《新序·善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史记·李斯列传》)。此后,秦再将进攻矛头转回东方,继续对晋作战。但规模均不大,互有胜负。
周顷王四年(前615年),秦康公集中兵力攻晋,曾连续攻占羁马(今山西永济南)及瑕(今河南灵宝西),企图夺取桃林、崤山,控制东进中原的战略走廊,但均被晋军击退,未达目的(参见河曲之战)。晋在战后立即增加驻瑕兵力,并在桃林建筑城塞,以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与防守能力。由于晋更加牢固地控制了桃林与崤山等战略要地,又有号召诸侯的威望及实力.能联合多国军队与秦作战,所以秦军始终被阻于关中,未能将势力伸入中原。
周定王十三年(前594年),秦乘晋与赤狄、潞氏作战之机,曾发兵攻至河东之箕、郜(均在今山西蒲县附近),但在晋军反击下,败于辅氏(今陕西大荔东)(参见辅氏之战)。周简王八年(公元前578年),秦再次努力,准备联合狄、楚共同攻晋。晋得知后,先发制人,厉公亲率主力及齐、鲁、宋、卫、郑、曹、邾、滕联军攻秦,深入关中,在麻隧(今陕西泾阳北)击败秦军后撤回(参见麻隧之战)。
周灵王十年(公元前562年),秦乘晋主力在郑,后方空虚之机,以援郑为名,发兵进至河曲,在栎(今山西永济西南黄河东岸)击败晋军。晋为报栎之役,于灵王十三年率鲁、齐、宋、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及郑等国联军攻秦,进至木或林(今陕西咸阳北),后因内部矛盾撤军。此后,双方未再交战。晋在城濮之战后,有可能继续给予楚打击,使其无力北进。因秦晋联盟破裂,晋长期致力于对秦作战,致使楚得以乘机扩展疆域,增强实力,发展到“问鼎中原”,晋均无法集中力量与之决战,因而始终未能实现其独霸中原的企图。
点评:晋、秦对地理形势在战争中的作用有所认识,均力图控制桃林、崤山。由此可看出,先占战略要地者可在战略形势上居于优势,为后来《孙子兵法》“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的战略理论,提供了实践依据。
中国战争 晋卿争权之战
周敬王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公元前497年—前496年),晋国卿族之间于国内(今山西、河北、河南一带)进行的争权夺利的作战。
春秋中期以后,晋国公室衰微,政权下移。赵、韩、魏、知、范及中行氏六卿主政,屡为把持权力而起争端。晋定公十五年(周敬王二十三年)六月,赵氏发生内讧,宗主赵鞅囚禁同族赵午,随后杀之。赵午之子赵稷与家臣涉宾据其封邑邯郸(今河北邯郸)反叛。赵鞅派司马籍秦率军围攻邯郸。七月,与赵午有姻亲关系的范吉射(士吉射)、荀寅(中行寅)二卿士攻打赵鞅。赵鞅战败,退守其封邑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范氏、中行氏遂围攻晋阳。十一月,韩简子(不信)、魏襄子(曼多)、知文子(荀跞)奉晋定公之命起兵,攻范氏、中行氏。二氏兵败,荀寅、范吉射逃奔朝歌(今河南淇县)。十二月,赵鞅自晋阳入晋都新田(今山西侯马西),与定公及韩氏、魏氏结盟。次年春,赵氏又与知氏结盟。夏,晋军围朝歌。二氏族党率狄族军袭新田。晋军释朝歌之围救援新田,狄军败走。随后,晋军败范氏、中行氏军于潞(今山西潞城东北),再败范氏军和前来支援的郑军于百泉(今河南辉县西北)。赵、韩、魏、知四氏与中行及范氏因争权而引起的内战,暂时停止。
中国战争 晋卫郑等攻宋之战
周简王元年(公元前585年),晋、卫、郑三国及伊洛、陆浑、蛮氏之戎的联军进攻宋国(今河南东部一带)的作战。
周定王十九年(前588年)、二十年,位于中原腹地的郑国连续两次发兵侵占其东南邻国许国(今河南许昌东)的土地。当时,郑、许两国均依附于楚国。故许灵公率先赴楚,状告郑伯,并在楚共王面前与郑悼公争讼获胜。恼羞成怒的郑悼公归国后,决定投靠楚之宿敌晋国,派郑公子偃赴晋求和。晋景公即遣大夫赵同与郑悼公在晋地垂棘(今山西潞城北)举行盟会,两国正式媾和。冬,致力于重振昔日霸业的晋景公因郑归顺晋,遂召集齐、鲁、宋、郑、卫、曹、邾、杞八国国君在郑邑虫牢(今河南封丘北)盟会,借以维持晋在争霸中的地位。会后不久,晋景公欲再会渚侯,遂遣使通告宋、郑等国。当时,晋、楚两强势均力敌。宋共公深恐诸侯再度会盟会激怒楚国,祸及宋国,遂以内乱为由,回绝了晋国的邀请。晋景公对宋此举极为恼火,遂于次年(即周简王元年)春,命大夫伯宗、夏阳说领兵会同卫、郑两国及伊洛、陆浑、蛮氏之戎的军队进攻宋国。联军入末后,遭到宋军顽强抵抗,无功而返。
中国战争 晋文公图霸中原之战
周襄王十七年至二十一年(公元前636—前632年),在晋楚争霸战争中,晋文公为夺取对中原地区的控制权而进行的战争。
春秋中期,齐桓公死后,齐国因内乱失去继续称霸的实力。中原诸侯亦随之陷入群龙无首之境。实力强大的楚国乘机向黄河流域扩展势力,相继控制了郑、陈、随、鲁、蔡、曹、卫、许等中小诸侯国,并击败企图称霸的宋国,大有入主中原之势(参见《泓水之战)。当时,除楚国外,东方的齐国、西方的秦国和北方的晋国是几个实力较强的国家。但,齐已无争霸之力;而秦偏处西陲,方致力于向西拓展势力,无暇它顾。因此,只有晋国能担当起阻止楚国称霸中原的重任。晋历经晋武公父子的苦心经营,兼并了今山西中、南部诸国,扩充了实力,又占据了今陕、晋、豫之间的三角地带,从而走出封闭的地域,奠定丁参与中原政治、军事活动的基础。十七年,流亡在外19年.备尝险阻艰辛的晋公子重耳归国继位,结束了群公子争位的混乱局面(参见晋重耳争位之战)。晋文公任用有才干的赵衰、狐偃、先轸等人,确立了对内修明政治、富国强兵,对外尊崇王室、联络齐秦、抑制荆楚的争霸方针。为此,晋文公改变世卿制,设立由国君任命卿士的制度,广招贤能之上,削弱公族权力,开农田,兴水利,轻赋敛,奖农商,使晋出现厂“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局面。十八年春,晋文公亲自领兵勤王,平定周王子带之乱(参见晋平周王子带之乱),使晋在诸侯中威望大增,并因此从周襄王那里得到具有战略意义的阳樊、温、原、攒茅四邑。同年秋,晋发兵南下助秦攻打楚之附庸鄀国,借以对秦表示友好,并诱导其南下抗楚,可谓一举两得。对于东方的齐国,因晋、齐之间有楚之与国卫国相隔,故仅可在政治上相互呼应。晋之迅速崛起,使宋国于十九年秋叛楚从晋,致使晋、楚两国在该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楚庄王于二十年冬亲率楚、郑、蔡、许等国联军围攻宋都商丘,企图征服宋国,进而定霸中原。宋成公遣使赴晋求援。晋文公听从大臣建议,决定以此为契机,打击楚国的势力,独霸中原。为此,晋文公将二军扩建为三军,选拔良将,积极备战。自二十一年初至同年四月,晋文公亲率晋军运用联齐、秦,和曹、卫的外交策略及避敌锋芒、诱其深入的后发制人战略,在城濮决战中重创楚军,取得争霸中原的决定性胜利(参见城濮之战)。五月,晋文公召集齐、宋、鲁、蔡、郑、卫、莒、陈等国之君在郑国践土邑(今河南原阳西南)举行盟会。周襄王亦亲莅践士劳师,册封晋文公为侯伯,统御诸侯。
点评:此战,晋文公知人善任、广招贤士并作做出了一系列富国强兵之策。并且听从大臣建议,善抓战机,沉重地打击了楚国的势力,独霸中原。至此,晋文公在继位四年后,终于登上中原霸主的宝座。楚国的势力被迫暂时退回淮水以南地区。
中国战争 楚攻吴鸠兹衡山之战
周灵王二年(公元前570年),楚令尹子重率军进攻吴国鸠兹(今安徽芜湖东南)、衡山(今安徽当涂东北)的作战。
吴国是西周时周太王之子太伯、伯雍创建的小国。春秋中晚期,吴发展成为长江下游地区实力最强的国家。当时,中原北方的晋国与江汉流域强国楚国为争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权,正展开激烈的较量。为削弱楚国,周简王二年(前584年),晋景公遣逃亡在晋的楚大夫申公巫臣赴吴,游说吴王寿梦联晋抗楚,并传授吴军使用战车及排兵布阵之法。晋之建议与吴王西向夺取楚势力范围的企图不谋而合。此后,吴通过一连串的武力征讨,将原归附于楚的东方蛮夷纳入其控制之下。吴因此国力大增,并开始了与中原各国的密切交往。周灵王二年春,为遏制吴势力西进,楚共王遣令尹子重率精兵东进攻吴,取其西部鸠兹邑,进至衡山。随后,子重命大夫邓廖率精锐车兵300人、步兵3000人向吴纵深挺进。吴军设伏截击,大败邓廖军。邓廖被俘,其属下除车兵80人、步兵300人逃生外,余皆被歼。不久,吴发兵西进攻楚,进行报复,取楚东部重邑驾(今安徽无为境)。
中国战争 笠泽之战
周敬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78年),在吴越争霸战争中,越军在笠泽(又作囿,今江苏吴江一带)击败吴军的一次著名江河进攻作战。
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率军在夫椒大败越军。越王勾践被迫请和,臣服于吴。此后,夫差恃胜而骄,急欲称霸中原,连年对外征战,对越不加戒备。勾践则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积聚力量,伺机灭吴。三十八年,勾践乘夫差率师北上与诸侯会盟于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之机,发兵攻袭吴都吴。四十二年,越又乘吴连年天灾、兵疲民饥、军队分散的有利时机,再次举兵攻吴。三月,勾践率军5万进至笠泽江南岸。夫差闻讯,仓猝起兵至江北抵御。两军夹江对阵。越王勾践先从左、右两军中抽部分兵力为左、右句卒,于黄昏时进至上、下游五里处,夜半渡江,战鼓齐鸣,进行佯攻。夫差误认为越左、右两军渡江夹击吴军,慌忙命左右上、下两军迎战。勾践乘机率三军主力,掩旗息鼓,潜涉渡江,出其不意地向吴中军发起突然袭击。吴中军大乱败退。其上、下两军不及回救,亦随之溃逃。越军乘胜猛追,再战于没(今苏州南郊外),三战于郊
点评:笠泽之战是吴越争霸战争中具有关镀意义的战略决战,它使吴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惨重打击,其主力精锐几乎全军覆灭,从此一路不振,再也无力抗街越国的进攻。越国方面则因这次战役的全胜而确立了对吴国的绝对战略优势,其灭吴称霸已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了。笠泽之战中国历史上较早的一次江河进攻作战,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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