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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事战争通史-第2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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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取胜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可期而不可必的风暴上，结果是风未至而兵已败。第三是冒险决战，全军覆没。战史上因主帅胸无全局，迁就眼前事变，由消极防御变为冒险决战的事例时有发生。郑军的作战方针本来是以澎湖为重点设防固守，刘国轩本人也不愿主动出击，而是指望海上风暴会使清军不战而败。既然如此，那末就应该充分利用防御工事，保存有生力量，避免与清军决战。刘国轩见不及此，当施琅发起总攻时，亦率全部海上兵力迎战，终于全军覆没。
在澎湖海战中，清军之所以取胜，除战船装备精良，将士作战勇敢之外，也是与作战指挥的正确分不开的。清军水师统帅施琅“治军严整，通阵法，尤善水战，谙海中风候”（《清史稿·施琅传》），因此在指挥上有许多独到之处。在渡海时间上，他一反在东北风季节渡海的传统，选在西南风始发的六月中旬。有人间这是什么原故，琅曰：“北风日夜猛，今攻澎湖，未能一战克，风起舟散，将何以战？夏至前后二十余日，风微，夜尤静，可聚泊大洋，观衅而功，不过七日，举之必矣。”（同上）这种选择曾经遭到姚启圣等人的强烈反对，但施琅始终不为所动。实战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它保障了清军水师在发起总攻前的安全锚泊。在渡海航路上，以往从大陆到台湾，都从金、厦出航，而施琅又一反惯例，把出航点选在靠南的铜山岛。因为水师从铜山出航后可利用西南风，直取澎湖以南郑军未设防的诸岛屿，以作为前进基地，然后向北转入澎湖海域，这样便始终处于顺风顺流的有利阵位。实战证明，这种选择是正确的，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在战术上，集中兵力，速战速决。澎湖海域六月多风，深谙海情的施琅是知道的，在初战小挫之后，便立即抓紧再战准备，并不失时机地发起总攻。施琅除分兵二路，从东、西两个方向进行佯动和箝制以外，在主攻方向上集中了56艘主力战船，并以五船合攻一船，逐次歼灭了郑军主力，而清军水师却无一船损失，这在海战史上是不多见的。
施琅不仅是一员智勇双全的战将，而且是一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澎湖海战结束后，他对郑军官兵无论是归顺的，还是被俘的，一律采取优待政策；对澎湖居民，除多方抚慰之外，还宣告免除3年徭税差役，以利休养生息。所有这些，对安定台湾的民心士气，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对台湾郑氏集团的上层人物，开展了政治攻势，把重点放在郑军的统帅刘国轩身上，使台湾可不战而下。施琅在率领清军进入台湾时，严申纪律，严禁骚扰，严禁犒师，买卖公平，减租四成，并且不念杀父杀弟之仇，亲到郑成功祠告祭，情深意笃，言辞恳切。通过这些措施，迅速地安定了人心，维护了社会秩序。
施琅的重大功绩，还在于他一贯坚持台湾必须保留在中国版图之内。郑氏集团归顺清朝以后，朝中出现了关于台湾弃留问题的争论。内阁大学士李光地认为“应弃”，“空其地，任夷人居之而纳款通贡，即为贺（荷）兰所有亦听之。”（《榕村语录续集》卷十一），甚至连康熙帝也一度错误地认为：“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十二）施琅力排众议，坚决主张保留台湾。他说：“台湾地方，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纡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在经济上，“台湾野沃土膏，物产利博……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他还驳斥了把台湾让给荷兰的谬论，指出荷兰若重返台湾，“必合伙窃窥边场，迫近门庭。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据此，施琅得出结论，台湾“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必永固边圉”。他大声疾呼：台湾“断断乎不可弃。”（施琅：《恭陈台湾弃留疏》）他的意见终于被康熙帝采纳。施琅积极主张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并率兵攻取澎湖，进军台湾，以后又竭力坚持将台湾纳入中国版图，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创建了不朽的功绩。
中国战争 清统一的战争
清顺治元年（1644年）至康熙三年（1664年），清军攻灭农民军和南明军，统一全国的战争。
顺治元年四月，清摄政王多尔衮率清军于山海关击败大顺军（参见山海关之战），五月，占领北京城。九月，顺治帝福临由盛京（今沈阳）迁至北京，十月初一日，清朝正式定都北京。这时，清朝控制的兵力共20余万，控制的地区仅为辽东和京畿附近。而与清军并存的，尚有三方势力：南京的南明弘光政权，豫陕的李自成大顺政权，以及四川的张献忠农民军，其兵力均超过清军，且占据着南方及西北全部。这种四方相争的格局，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叉，异常激烈。清摄政王多尔衮审时度势，采取了一系列团结汉族知识分子、故明官将的战略性措施，如为崇祯帝发丧、开展尊孔活动、任用故明官将、整饬军纪、减轻徭赋等等，并为清军制定了稳固京畿，先收西北，后定东南的战略方针，即集中兵力，先于巩固北京周边地区的同时，向西北进攻威胁最大的李自成大顺农民军；将其攻灭后，以广大北方为依托，向东南进攻南明，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李自成大顺军于山海关战败后，被迫撤离北京，退往豫、陕，以西安为都，组织山西、河南、陕西、湖北各地大顺军抗清作战。顺治元年十月，多尔衮命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兵3万余，经山西入陕；命豫亲王定国大将军多铎率兵2万余，由河南趋陕，两路合攻西安（参见清灭大顺之战）。十二月，多铎部从孟津渡过黄河，连破洛阳、灵宝等地，进逼潼关。大顺军于潼关设重兵防守，力图拒清军于关外。清军在潼关连战十余日，后调来红衣大炮攻关。二年正月，攻占潼关（参见潼关之战），直指西安。此时，阿济格部亦已由山西渡过黄河，攻占绥德、延安等地。为脱离腹背受敌的危局，李自成主动放弃西安，率部退入豫陕鄂三省交界的商洛地区，继续抗清。清廷见大势已定，便抽调多铎部转兵东南，命阿济格部继续追击大顺军。五月，李自成行至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被地主武装杀害，大顺政权亡。清军相继攻占豫、陕、鄂。大顺军余部在李过、郝摇旗、高夫人等率领下，后与南明联合继续抗清。大顺军占领北京后，腐集在江南的明朝官僚于五月间扶植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拥兵数十万。朱由崧命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督师扬州，总兵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高杰分守江北，企图保住半壁河山，与清朝分南北而治。然而，弘光政权建立伊始便陷入激烈的党争，同室操戈，无暇防务。唯有史可法忠于职守，积极备战。二年正月，多铎由西安转兵东南，进攻弘光政权（参见清灭南明弘光政权之战）。三月，清军攻占归德（今河南商丘）；四月，分兵进攻徐州、亳州（今安徽亳县），兵锋直指两淮。明督师史可法于扬州指挥军民拚死抵抗，坚守l0天，后城破被杀（参见扬州之战）。此后，清军几乎未遇抵抗。五月，清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在芜湖（今属安徽）俘获朱由崧，弘光政权亡。由于清廷强制推行“薤发”政策，江南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剃发斗争，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多尔衮先后调兵24万，镇压了江阴号称40万军的反抗；旋又三次屠杀上海嘉定抗清民众，史称“嘉定三屠”。不久，清廷改变政策，在分兵掠地的同时，派兵部尚书洪承畴经略江南，以汉治汉，实施摺抚，方安定了江南局势。
当清军占领北京，开始向大顺军进攻时，张献忠于当年十一月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控制四川，威胁陕、鄂。二年十一月，江南已定，多尔衮命驻西安的内大臣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并派固山额真巴颜等率部相助，由陕西往攻大西政权（参见清灭大西之战）。该部清军在汉中地区遭到大西军拦阻，进川未果。三年（1646年）正月，清廷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击败汉中农民军，于十一月入川（参见豪格平川陕之战）。张献忠率众数十万北进西充，豪格命鳌拜、准塔等为先锋，自率主力随后，于二十七日黎明追及大西军，张献忠被射杀。接着，清军分兵出击，连破大西军营130余处，杀伤数万人，占领四川。大西政权亡，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等率领，转入云、贵地区继续抗清。
弘光政权被消灭后，明唐王朱聿键于二年闰六月在福州称帝，改元隆武；鲁王朱以海称监国于绍兴。浙、闽地区抗清斗争日益高涨。三年二月，清廷命博洛为征南大将军，率部进攻浙、闽。五月，清军至杭州，陈兵钱塘江上。朱以海沿江设防连绵数百里。六月，清军渡江，占领绍兴，朱以海逃亡海上，鲁王政权亡（参见清灭南明鲁王政权之战）。清军占领浙江大部。八月，博洛兵分两路，由衢州（今浙江衢县）、广信（今江西上饶）进攻福建（参见博洛平福建之战）。操纵隆武政权的郑芝龙秘密降清，撤除入闽关口仙霞岭（今属浙江）之防守。博洛部长驱而入，二十八日攻占汀州（今福建长汀），俘杀朱聿键，隆武政权亡（参见清灭南明隆武政权之战）。九月，清军占领福州，分兵抚定全闽。
隆武政权灭亡后，当年十一月，广东建立了两个南明政权：唐王朱聿？称监国于广州，年号绍武；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继位，年号永历。二者互争帝统，相煎火并。此时清廷已命孔有德为平南大将军，率部进攻湖广（参见孔有德平湖南之战）和两广。命佟养甲、李成栋领兵由闽南攻广东。十一月，李成栋攻占潮州（今广东潮安）、惠州，十二月占领广州，朱聿？自缢身死。绍武政权亡。时大顺军余部李过、郝摇旗等及大西军余部孙可望、李定国等，先后与南明联合抗清，军势大振，与清军在赣、湘、两广地区展开拉锯战。激战四年，清军孔有德部攻占广西，尚可喜部重占两广地区。这时，孙可望，李定国率大西军余部两路出师，进攻湖广、四川，数月内拓地数千里，迫定南王孔有德自尽（参见桂林之战），又阵斩敬谨亲王尼堪（参见衡州之战），局势为之一变。十年五月，洪承畴受命经略湖广、云、贵等省，制定了严防重镇，互为犄角，先安湖广，后平云贵的方略，基本上停止了大规模的攻势作战。双方相峙近四年，后孙可望与李定国内讧，孙可望于十四年九月战败降清。清军乘南明内乱，人心未定之机，发动大规模进攻。十五年四月攻占贵阳，随定贵州全省（参见清平贵州之战）。九月，清信郡王铎尼奉命至贵州主持西征军务，分北、南、中三路向云南进攻（参见清平云南之战）：北路由吴三桂率领，自遵义经七星关；南路由卓布泰率领，自乎浪（今都匀）经安隆所；中路由铎尼亲率，自平越经关岭铁索桥。十六年正月初三，三路会师占领昆明，永历帝逃往缅甸。十七年八月，清廷以内大臣爱星阿为定西将军，统兵往云南，会同吴三桂等部追击永历帝。十八年九月，清军分两路，右路由爱星阿、吴三桂率兵5万出陇川、勐卯（今瑞丽）；左路由马宁、王辅臣率兵2万出姚关。十二月，吴三桂部至缅甸境，索获朱由榔，班师昆明。永历政权亡（参见清灭南明绍武、永历政权之战）。
在东南沿海，永历政权的另一支柱郑成功部，以福建金门、厦门为基地，先后三次北伐，屡与清军作战，互有胜负（参见郑成功抗清之战）。此时亦进军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参见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建立抗清基地，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成功之孙郑克塽率部降清（参见清收复台湾之战）。
南明永历政权灭亡后，以大顺军余部为主体的反清武装夔东十三家军仍继续抗清。建有以湖北兴山县茅麓山为中心、占有20余县、拥兵20余万的抗清基地。康熙元年（1662年）九月，清廷命李国英、董学礼、王一正等率部对十三家军实行三面夹击。十三家军多次反攻，企图突围，皆未成功。至二年冬，基地缩小，处境困难。十二月，刘体纯兵败自缢，郝摇旗、袁宗弟被俘杀，许多将领降清。三年初，清廷调兵20万，包围李来亨部于茅麓山。八月初五，李来亨粮尽矢绝，全家自焚，部众溃散。至此，夔东十三家军被消灭。
点评：这场战争历时20年，多尔衮雄才大略、多谋善断，入关后先消灭对其危协较大的大顺、大西政权，对于南明诸政权不急于攻打，反而对任何政权都加以承任，让其自相残杀，坐收渔利，当时机成熟后，再将其一一击灭，可谓事半功倍。作战中多尔衮善于集中使用兵力，特别是大量使用投降的原明军明将，将清军的骑兵优势与降清明军的火器和步兵结合起来，基本上保持了在战争中的优势，并能及时调整政策，缓和民族矛盾，从而以劣势兵力逐个消灭了敌对势力，基本上统一全国，巩固了清政权。
中国战争 清再征金川之战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九月至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清军对大、小金川土司的战争。
自乾隆十四年（1749年）清军第一次用兵大金川土司（参见清平大金川之战）后，大金川军事实力并未受大挫。数年后，继任土司郎卡抢夺周边土司领地，致使四邻不安。三十一年（1766年），乾隆帝诏令川陕总督阿尔泰，组织金川地区9土司合攻大金川。阿尔泰不思兴兵，暗许郎卡退还占地，授安抚司印。之后，郎卡嫁女与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子僧格桑（后为小金川土司），与绰斯甲土司联姻，称霸一方。郎卡子索诺木继土司后，于三十六年诱杀革布什咱土官，小金川土司僧格桑亦进攻鄂克什、明正土司。清军往护鄂克什，僧格桑与清军交战。当年九月，乾隆帝处死阿尔泰，任命桂林为川陕总督，命定边右副将军温福率黔兵3000，由云南星驰四川，指挥清军进攻小金川。三十七年春，清廷调集3万清军，兵分两路，温福由汶川（今四川汶川南）出东路，桂林由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出南路，往攻小金川。清军进兵初始顺利，南路军收复被小金川抢占之革布什咱土司地，东路清军攻克资里、阿喀等地。五月，桂林派部将薛琮率兵3000，深入至墨垄沟。小金川兵见清军孤军深入，乘机截其归路猛攻。薛琮所部被消灭大部仅200余人归。清廷以参赞大臣阿桂取代桂林，统领南路清军。十一月，南路清军夜渡激流，连夺险隘；十二月，抵僧格桑官寨美诺。时僧格桑已投奔大金川，索诺木拒交僧格桑，公开与小金川合兵对抗清军，十二月，清廷以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丰伸额为副将军，进攻大金川。温福一路以舒常为参赞大臣，由控喀山进攻卡撒；阿桂一路以南兰察为参赞大臣，由纳围、纳札木进攻，以上两路合攻噶尔崖。丰伸额一路以哈国兴为参赞大臣，由绰斯甲进攻勒乌围。温福采取逐个攻碉，步步推进，并修筑数以千计的碉卡，以碉逼碉的办法。结果，清军2万，多用于防守碉卡，作战数月，未有进展。三十八年（1773年）春，温福驻营于木果木，派四川提督董天弼屯守小金川之底木达，准备进攻昔岭。六月，金川兵袭董天弼营，清军大败，董天弼阵亡；随后直扑木果木，温福战死，所部大败。南路清军由阿桂率领，从容退至翁古尔垄，脱离险境。木果木之败，使小金川之地重新失去。东路清军溃不成军。阿桂奏请增兵，清廷先后调京师健锐营、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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